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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仪
《新唐书》言太平先天二年谋害李隆基：“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先天二年，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等谋废太子，使元楷、慈举羽林兵入武德殿杀太子，怀贞、羲、至忠举兵南衙为应。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读之诧异。先天元年，李旦已传位李隆基，为何先天二年仍呼为太子？然而旧史确实不言李隆基即位，而是谨慎地描述为“传位”、“居武德殿”。《旧唐书》玄宗纪：“上始居武德殿视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自决之。”又《旧唐书》睿宗纪：“八月庚子，帝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可见李隆基并未得到完整的皇帝权力。那么太极宫是否并存两个皇帝？
李隆基并不真心认为自己当时处于皇帝之位。开元十三年，李隆基东封泰山，《旧唐书》礼仪志录玉牒之文：“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中宗绍复，继体不足。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周易系辞》言大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李唐用此义，如《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夫大德曰生，资二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而递昌……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又《旧唐书》礼仪志：“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则李隆基采用的解释是：有≥1人号称皇帝时，只有1人处于君位，其他人处于臣位；但处于臣位者也不妨号称皇帝。这一名实分离的解释很好地糊弄了多人称帝事实与政治哲学的分歧。面对神明时，李隆基不敢提前自称皇帝；面对臣民，李隆基就把先天元年也算了进来，如《旧唐书》礼仪志：“玄宗制《纪太山铭》，御书勒于山顶石壁之上。其辞曰：“朕宅帝位，十有四载……””
旧书又有玄宗正位之说。《旧唐书》礼仪志：“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又《旧》王毛仲传：“自玄宗先天正位后，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间四人至开府。”又《旧》周利贞传：“时湜为中书令，与仆射刘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岭表，讽利贞杀之……无何，玄宗正位，利贞与薛季昶、宋之问同赐死于桂州驿。”而据《周易》涣卦：“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则正位指君位。《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春秋释例》曰：“嗣子之位定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遭丧继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於策以表之……隐、庄、闵、僖，虽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礼……国史固无所书，非行其礼而不书於文也。文公、成公，先君之丧未葬而书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继嗣之正……虽逾年行即位之礼，名通于国内，必须既葬卒哭乃免丧，古之制也。”又《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违先君。”《春秋左传正义》桓公：“遭丧继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因书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礼也……今桓虽实篡立……而用常礼，自同於遭丧继位者，亦既实即其位。国史依实书之。”则正位者，先君既葬，嗣君正月改元告庙，行即位之礼，建官命臣，大致包括这一揽子内容。正月改元即位，常礼也，不行即位之礼，虽为君亦不书即位；若非正月即位而实有即位之礼，当月亦书即位，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李世民于八月非正常即位，亦遵正月改元之礼，高宗、中宗亦然；八月改元先天，并非李唐旧例。
李唐即位旧例，据《旧》太宗纪：“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又《通典》引《元陵仪注》：“将复于太极殿内……迁大行皇帝于床……嗣皇帝以下舒草荐焉……其告丧之礼：使至所在，集州县官及僧道、将吏、百姓等于州府门外，并素服……告云：‘上天降祸，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弃万国。’……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遗诏。’遂宣，讫……使者又告：‘皇帝伏准遗诏，以今月某日即位。’”则不待进玺告庙南郊之类的仪式，先依遗诏为准。非柩前即位参考《旧》肃宗纪：“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位于灵武。礼毕，冕等跪进曰：“……臣稽首上千万岁寿。”群臣舞蹈称万岁……即日奏其事于上皇。是日，御灵武南门，下制曰：“……乃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敬崇徽号，上尊圣皇曰上皇天帝，所司择日昭告上帝……可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加两阶、赐两转，三品已上赐爵一级。””亦当有群臣稽首、南面下制、改元大赦、拜官赐爵、昭告上帝等流程；其后李隆基回京，则有授符宝（即符玺），据《通鉴考异》引《实录》：“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传国宝。礼毕，册上加尊号。上上言让曰：“伏奉圣旨，赐臣典册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授传国宝符、受命宝符各一。””对比前后例，李隆基的即位流程有很大空缺。据玄宗纪：“七月壬午，制曰：“皇太子基有大功于天地……委之监国，已移岁年……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择日授册。”
李隆基显然并未御承天门楼下制、昭告上帝，亦未赐勋爵，天子符玺很可能仍在李旦处。只是李旦言授册，但授册并非即位之礼，参考《魏书》礼志：“世宗崩于式乾殿……光等请肃宗止哭，立于东序。于忠、元昭扶肃宗西面哭十数声，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进玺绶，肃宗跽受，服皇帝兗冕服，御太极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阶，夜直群官于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有太尉奉策进玺绶，而无授册之说；唐人所谓授册者，尊授卑也，如《通典》引开元礼皇后受册：“尚宫称：“有制。”尚仪赞皇后再拜，尚宫宣册讫，尚仪又赞皇后再拜。尚宫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琮玺绶以次授皇后，皇后以授司宝讫，尚仪赞皇后升座。”又皇太子受册：“太尉称：“有诏。”左庶子赞皇太子再拜，皇太子再拜。太尉宣册讫，左庶子又赞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左庶子进诣太尉前受册，退授皇太子，皇太子受以授掌书。司徒又次取玺绶进，东面授太尉，左庶子进太尉前，受，退授皇太子，皇太子受以授掌书讫。”又公主受册：“北面称：“有制。”司言赞公主再拜。尚仪执册跪读讫，退复位，以册进授公主。公主受册以授司言讫。”皇后controversially与皇帝礼同一体，故“奉册”而“授”，太子公主则“授”；但三者都要再拜受册，故无皇帝受册之礼，受命于天也。李旦所谓有司择日授册，实质或许只是册皇太子plus。又册者，本告神之祝文，如《尚书》：“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通典》引晋人论：“东晋元帝为琅琊王，将即极位告庙，王导书问贺循云：“……今进玺当云何？”循答曰：“即位大事，谒于太祖。故晋文朝于武宫，汉文谒于高庙也。”太常问：“今封建诸王，为告庙不？若告，庙册与告诸王同异？”博士孙毓议：“今封建诸王，裂土树藩，为册告庙，篆书竹册，执册以祝，讫，藏于庙。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通典》引开元礼皇帝加元服谒太庙：“读祝文曰：“……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献祖宣帝、祖妣某氏：敬遵常典，礼加元服……”讫，兴，太尉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燔祝版。”则祝版是前代告庙之册，不藏而燔；唐人授册则前代告王之册也。李唐柩前即位无告册，但以遗诏告天下；武则天册立李旦为皇帝，连《新唐书》都不书即位。李旦册李隆基的灵感大概来源于武则天，李隆基又册肃宗，试图将授册合理化；可见创伤如何在代际投射。总之，前代即位以传玺绶为准；李唐以遗诏为准，无遗诏亦当以传玺绶为准；无玺绶则有群臣稽首、南面下制、改元大赦、拜官赐爵、告庙南郊一揽子即位通用流程。李隆基可能只完成改元大赦、告庙。
因此李隆基并未行即位之礼。《旧唐书》多取唐人所撰国史和实录，尚且不书李隆基即位，则实无之。《新唐书》、《通鉴》书李隆基即位，参考两书言李隆基为太子，是取李旦制立太子之日（丁未）而非李隆基受册之日（己巳），其中有22日之差，可见两书在此并不重视礼仪流程。当然，考虑到唐人遵礼的平均水平，若李隆基有即位之实，书即位亦无妨，问题在于李隆基既无即位之礼，更无正位之实。正位又指方位，太极宫正位为太极殿，李隆基所居武德殿非正也。《旧》李建成传：“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又《旧》李泰传：“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则武德殿是皇子可居之侧殿，且地处嫌疑，李隆基居此卑于李旦明矣。先天元年，李隆基并未即位，改元、居殿非正，又不得任命大臣，如果太极宫内只有一个正位皇帝，那显然是李旦而非李隆基。先天二年政变后，李旦居百福殿，李隆基居太极殿且获得完整的皇帝权力，并御承天门楼下制、大赦、拜官赐爵，故曰正位。
李旦自称太上皇帝，其实质当是皇帝而非太上皇。《旧唐书》言李渊传位李世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刘邦尊其父为太上皇，则太上皇非皇帝明矣，李旦若真心内禅，当自称太上皇。太上皇帝则掌权，但仍可避居别宫以尊皇帝。《魏书》显祖纪：“册命太子曰：“……今使太保、建安王陆馛，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致位于尔躬……”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国之大事咸以闻。”又高祖纪：“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则拓跋弘虽自称太上皇帝，但不居正殿，又拓跋宏行即位之礼，故《魏书》以拓跋宏为正位，太上皇帝事迹录入拓跋宏纪。《北齐书》武成纪：“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大赦，改元为天统元年，百官进级降罪各有差……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始将传政，使内参乘子尚乘驿送诏书于邺。”北齐以邺宫为正，但皇帝常居晋阳宫；高湛并无传位之实，至少有传玺绶之礼，故《北齐书》太上皇帝事迹亦录入后主纪。《周书》静帝纪：“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居正阳宫。”又宣帝纪：“诏曰：“皇太子衍……朕今传位于衍……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有二十四旒……皇帝衍称正阳宫。”皇帝冕十二旒，宣帝二十四旒，又令静帝居别宫，又不传玺绶，是既无传位之礼又无传位之实，故天元皇帝事迹仍录本纪。然而静帝从虚假传位计算自己当皇帝的时间：“诏曰：“朕祗承洪业，二载于兹……””对比李隆基先天二年：“上御承天门楼，下制曰：“朕承累圣之洪休……遂以孟秋，允升储贰；旋承内禅，继体宸居……恭临亿兆，二载于兹。””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旧唐书》将李隆基先天二年政变之前的礼仪活动录入睿宗纪，从太子之例。李旦传位李隆基的灵感大概来源于高湛和天元，从不行即位之礼和令李隆基居武德殿来看，实质更近于天元。
以上从礼仪证明先天元年的皇帝是李旦而非李隆基。亦可找到较直观的证据。如《旧》刘幽求传：“先天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乃令暐密奏玄宗曰：“殿下若不早谋，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则李隆基在先天元年、八月庚戌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之后，仍被称为殿下。又《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于灯下踏歌三日夜。”《旧唐书》亦录观灯事，如严挺之传：“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微臣窃惟陛下应天顺人……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圣朝。”上纳其言而止。”而睿宗纪：“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初，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其实延喜门观灯之皇帝亦是李旦，严挺之只谏李旦一人。且李旦喜欢通宵观灯，延和元年即有“上观乐于安福门，以烛继昼，经日乃止。”李隆基则喜欢“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则李旦在先天二年仍被称为陛下、皇帝。又《通鉴考异》引《太上皇实录》：“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黑山道，并州长史薛讷节度内发四万兵于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总管解琬节度内发二万兵赴单于道。太子既亲征，诸军一事以上并取处分，按以军法从事。”此事当发生于七月壬午李旦下制传位之后，八月甲辰改元先天之前，故有皇太子亲征一说，详细分析见第三节。总之，李隆基在先天二年政变之前肯定无皇帝之实，又在下诏传位之后仍被称为皇太子，在改元先天后仍被称为殿下。据《新唐书》玄宗纪：“五年……命史官月奏所行事。”考虑到李隆基对史官的干涉力度，这里暂不猜测先天二年政变前，李隆基是一直被称为太子，还是短暂地称过皇帝，还是在某个时间点后称皇帝；姑且视为一种太子—皇帝叠加态。
以下分析李隆基从太子到皇帝的过渡或叠加状态。
二、阵营
《旧唐书》写太平公主专权状，“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此论有掩人耳目的嫌疑。至先天二年六月郭元振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宰相七人为：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 and 魏知古、中书令萧至忠 and 崔湜、中书侍郎陆象先、兵部尚书郭元振。其中由太平荐引者有崔湜、陆象先及萧至忠，阿附太平者有窦怀贞，岑羲亦似与太平牵连。（《旧》陆象先传：“太平公主将引中书侍郎崔湜知政事，湜固让象先……主遽言于睿宗，乃并拜焉。”《旧》萧至忠传：“时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潜遣间使申意，求入为京职……即纳其请。”《旧》窦怀贞传：“韦庶人败，左迁濠州司马……以附会太平公主，累拜侍中。”《新》陆象先传：“时象先与萧至忠、岑羲等坐为主所进，将同诛，玄宗遽召免之。”《旧》刘幽求传：“乃令暐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羲，俱是太平公主进用……”）但这五人并不能一概归为太平公主党。先天二年的七位宰相，岑羲、崔湜、萧至忠、窦怀贞或多或少都效忠李旦；李旦信任郭元振、陆象先，格外信任魏知古，这三人实际上都效忠李隆基。李旦和太平自以为掌控局势，却未能除尽明里暗里的李隆基党，以致七月生变。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皆外饰忠鲠，内藏谄媚……阿附太平公主。”可见崔湜、萧至忠、岑羲在表面上都效忠李旦而非太平。而与他们并列的薛稷，则是李旦最信任的心腹。据《旧唐书》薛稷传：“睿宗在籓，留意于小学，稷于是特见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及践祚，累拜中书侍郎，与苏颋等对掌制诰。俄与中书侍郎崔日用参知政事……以翊赞睿宗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又据职官志：“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入禁中书诏者，自然是皇帝信任的文士。薛稷与太平没有牵连，最确凿地效忠李旦。萧至忠、岑羲的记录虽不如薛稷纯正，却也可以证明他们支持李旦当皇帝，而不是太平。
萧至忠、岑羲在中宗朝的名声都不错，都曾在李重俊事件保护李旦和太平。萧至忠前后依附武三思、安乐公主拜相，但在韦后得势时，他更支持中宗。（《旧》萧至忠传：“时宗楚客、纪处讷潜怀奸计，自树朋党……至忠处于其间，颇存正道，时议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诸宰相中，至忠最怜我。””）且萧至忠在拜相后，上疏劝中宗削减冗官，暗指安乐公主等人制造的斜封官，可见此人抱有儒家理想，不会因依附公主得官而支持公主。岑羲在睿宗朝复为宰相后，借修国史的机会对李旦示忠，李旦也大加褒赏。（《旧》岑羲传：“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及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赏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仍下制书褒美之。”）由于太平名义上无权阅读《实录》，岑羲如此示忠的对象不太可能包括太平。
崔湜、窦怀贞的名声在中宗朝就不太好听了，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但他们投靠李旦的程度至少不低于投靠太平。崔湜先投李隆基，又投太平，（《旧》崔湜传：“睿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俄为太平公主所引，复迁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在东宫，数幸其第，恩意甚密。”）而与薛稷同列睿宗时书诏之任，可见他对李旦也有相当的依附表示。由于太平多次谋划废太子，若只依附太平，崔湜不可能与太子“恩意甚密”。只有“外饰忠鲠”，在李旦、太平、李隆基共议朝政时期，（《通鉴》：“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崔湜才能打着忠于李旦的旗号，在太平和李隆基间周旋。况且崔湜在流放半路被赐死，舆论冤之，说明崔湜并没有公开参与太平的废太子活动。（《旧》崔湜：“俄而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追湜赐死。初，湜与张说有隙，说时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窦怀贞则有公然谄媚李旦的记录。（《旧》窦怀贞传：“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创立两观，料功甚多，时议皆以为不可。唯怀贞赞成其事，躬自监役。”）
以上证明，先天二年的七位宰相中，岑羲、崔湜、萧至忠、窦怀贞应当被归为李旦—太平党，而非单纯的公主党。以下证明，魏知古、陆象先、郭元振得到了李旦的信任，却暗中效忠李隆基。
魏、陆、郭都很有名望，是时人钦服的宰相人选。三人都没有攀附韦后、公主的记录，李旦可以相信他们忠于皇权，李隆基也将发现他们的确效忠某位皇帝。魏知古是李旦的籓邸僚属，李旦对他的信任虽然不及薛稷，但也视为心腹，还派他去观察李隆基，不料此人迅速倒戈，当了双重卧底。（《旧》魏知古传：“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睿宗嘉其切直，寻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宫，又令兼左庶子……窦怀贞等将谋逆也，知古独密奏其事……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屡申启沃，每竭忠诚，奸臣有谋，预奏其兆。””）
陆象先出自南朝世家，“言论高远，雅为时贤所服”，李旦或许期待他继承南朝世家拒绝卷入皇室动乱的作风，做一个安静的花瓶。当时，太平和李旦谋划罢免保护李隆基的宰相韦安石、郭元振、张说，提拔（自认为）不支持李隆基的魏知古、崔湜、岑羲、窦怀贞。陆象先没有投靠任何一方，因崔湜想借他的名声，太平才向李旦推荐了这一中立人选。拜相后，陆象先偶有保护李隆基的言论，太平和李旦也没有产生怀疑而罢免他。事后，陆象先因“保护功”与魏知古并列封爵，可见此人早已倒向李隆基，时人却毫不知情，差点把他当李旦—太平党清算了。（《新》陆象先传：“公主既擅权，宰相争附之，象先未尝往谒。及谋逆，召宰相议，曰：“宁王长，不当废嫡庶。”……对曰：“立以功者，废必以罪。今不闻天子过失，安得废？”主怒，更与窦怀贞等谋，卒诛死。时象先与萧至忠、岑羲等坐为主所进，将同诛，玄宗遽召免之，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保护功，封兗国公，赐封户二百。”《全唐文》加封魏知古陆象先制：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梁国公魏知古，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咸能仓卒之际，志不顾身……知古赐食实封二百户，物二百段。象先封兗国公，食实封二百户，赐物五百段。）
郭元振以出使吐蕃、镇守西北成名，与韦后一党结仇，以至于到睿宗即位才敢入朝。拜相后，他通过了太平发起的忠诚测试。（《旧》宋璟传：“时太平公主谋不利于玄宗，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众皆失色。璟昌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乃与姚崇同奏请令公主就东都。”）当李旦亲自透露废太子的意图，郭元振的表现却没能让李旦和太平满意，因此与韦安石、张说一同罢相。（《旧》韦安石传：“睿宗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安石对曰：“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稷……”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于帘中窃听之，乃构飞语，欲令鞫之，赖郭元振保护获免。”）由于他从未直接支持李隆基，又或许因为在朔方有功劳，先天二年六月，郭元振复为宰相。李隆基攻打承天门时，李旦召唤郭元振护驾，托付自身安危于此人。不料，郭元振乘机挟持李旦，协助李隆基攻破承天楼，在三个卧底中立功最大。（《旧》王琚传：“……以铁骑至承天门。时睿宗闻鼓噪声，召郭元振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顷间，琚等从玄宗至楼上，诛萧至忠、岑义、窦怀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新》郭元振传：“玄宗诛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通鉴考异》引《玄宗实录》：“上诛凶逆，睿宗恐宫中有变，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
若以七位宰相为参考，推测李旦—太平阵营与李隆基阵营在先天二年的实力对比，则明面上是 7∶0，实则为 4∶3，因此李隆基敢于在白天发动政变。李隆基起兵的时机或许出人意料，但李旦迅速进行反击，李隆基是在正面对垒中战胜了李旦——尽管这一胜利绝无可能获得正史的赞颂或详细描述。
三、党争
从李隆基诛韦后到赐死太平，李旦、太平与李隆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激烈竞争，涉及数十位宰相和重要人物的进退，以下分阶段梳理。
Stage 1：李隆基诛韦后～李旦即位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刘幽求、钟绍京等人举事。薛崇简得到爵位，刘幽求、钟绍京名宦不显，依靠李隆基忝居中书，跃升宰相之位，李隆基随后亦拜相。李隆基的两位兄长掌禁军南衙，两位弟弟与李隆基分掌禁军北衙，这一安排最符合李旦的利益。太平—李旦阵营最重要的宰相上官已被李隆基除去，太平和李旦保留了十二位韦后时期宰相以稳定局势。其中七位寻即离开舞台（唐休璟、张仁愿、李峤、韦嗣立、赵彦昭、张锡、裴谈）；两位与李旦有关：韦安石、苏瑰是李旦的籓邸僚属，苏瑰更是唯一公开支持李旦辅政的宰相，颇受礼遇；三位随后成为李旦—太平党，此时都暂遭贬斥。萧至忠当时似未依附太平，未能留在京城，亦最晚复相；崔湜从中宗朝即与上官—太平—李旦阵营有关，不必离开京城。岑羲进退近于崔湜，但在崔湜罢相后，岑羲仍与三位宰相并为山陵使，可见李旦—太平对岑羲的礼遇高于崔湜。（《太平广记》引《景龙文馆记》：“唐上官昭容……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旧》韦安石传：“神龙初……兼相王府长史……睿宗践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俄又历侍中、中书令。”《旧》苏瑰传：“瑰独正色拒之，谓楚客等曰：“遗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韦温大怒，遂削相王辅政而宣行焉……相王即帝位，下诏曰：“……独申谠议，实挫邪谋。况籓邸僚属……可尚书左仆射，余如故。””《旧》萧至忠传：“睿宗即位，景云初，出为晋州刺史，甚有能名。”《旧》崔湜传：“时昭容上官氏屡出外宅，湜托附之……韦庶人临朝，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旧》中宗纪：“皇后亲总庶政……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岑羲传：“睿宗即位，出为陕州刺史，复历刑部、户部二尚书，门下三品。”《旧》睿宗纪：“吏部侍郎崔湜为尚书右丞，罢知政事。甲子，右仆射许国公苏瑰、兵部尚书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右常侍判刑部尚书岑羲并充使册定陵。”）
Stage 2：李旦即位～李隆基监国
李隆基阵营有三人拜相，李旦即位后削减二人。钟绍京不得众心，李旦采用薛稷的计谋，外放此人。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借此收走李隆基的相权和禁军兵权，并将两个掌管宫中车马的职位转交给他的嫡长兄李成器和次兄李成义，又屡加内外高官于李成器，以鼓动人心。禁军南北衙仍由李成义和两位弟弟掌管。太平得到更多封爵官位，权势大增。韦后时期宰相陆续下台，新拜四位宰相：李旦的心腹谋士薛稷、李旦可信任的籓邸僚属姚崇、李隆基的谋士崔日用，以及刚正不阿的名臣宋璟。薛稷旋即挑衅崔日用，双双罢相；薛稷仍居要职，崔日用则被外放，与钟绍京事件相仿，可见李旦和薛稷有计划地翦除李隆基党羽。又新拜李隆基的侍读张说、不附韦后的郭元振为相。（《旧》钟绍京传：“绍京既当朝用事……睿宗纳薛稷之言，乃转为户部尚书，出为蜀州刺史。”《旧》睿宗纪：“殿中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龙武右军、仍押左右厢万骑平王讳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姚崇传：“时玄宗在东宫……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旧》李成义传：“景云元年七月，迁殿中监，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二年，转光禄卿、右金吾卫大将军。”《旧》太平传：“公主频著大勋……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旧》姚崇传：“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旧》薛稷传：“稷又于帝前面折崔日用，递相短长，由是罢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旧》崔日用传：“日用恐祸及己，知玄宗将图义举……密诣籓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为相月余，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寻出为扬州长史。”《旧》张说传：“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此时诸宰相多有名望，李旦又罢免斜封官，展现了励精图治的意图。朝政由李旦、太平、李隆基三人共同决定；李隆基的阵营根基最为薄弱，但凭借功劳和政治天赋得到朝臣支持，李旦—太平对李隆基仍采用安抚和迂回削弱策略。李隆基以追谥李贤和李重俊两位遭迫害的太子、追复中宗朝政变者官爵的方式，尝试修补政变正当性与自身名誉；李旦意识到此举的危险性，但未能完全阻止李隆基的行动。亦由于李旦依靠政变上台，不可能完全否定前代政变的正当性。（《旧》李成器传：“时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时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许之。”《旧》睿宗纪：“追谥雍王贤为章怀太子，庶人重俊曰节愍太子。复敬晖、桓彦范、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官爵。”《旧》韦凑传：“时改葬节愍太子，优诏加谥；又雪李多祚等罪，还其官爵，仍议更加赠官。凑上书曰：“……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拥北军禁旅，上犯宸居……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则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竞为逆，可褒谥乎？……使后代逆臣贼子因而引譬，资以为辞，是开悖乱之门……其李多祚等罪，请从宥免，不谓为雪……”帝然其言。当时执政以制令已行，难于改易，唯多祚等停赠官而已。”）
Stage 3：李隆基监国～宰相洗牌
上一阶段，李旦屡加尊荣于李隆基的嫡长兄，李隆基持续活跃于朝堂且声望日增，两人的矛盾已不可调和。由于太平适时展示了与民争利、不求声望、对皇位并无野心的姿态，又由于李旦不便或不擅长笼络朝臣，李旦非正式地委托太平作为自己的朝外代理人，以应对李隆基可能发起的政变，以及谋划废立太子的政变。（《旧》太平传：“时中宗仁善……公主日益豪横，进达朝士，多至大官，词人后进造其门者，或有贫窘，则遗之金帛，士亦翕然称之。及唐隆元年六月……公主由是滋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旧》薛登传：“景云中……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
太平公然蹲守中书省门外，劝说宰相废太子，令宋璟、姚崇极为不满。又因此时四王并掌禁军，太平散播流言攻击李隆基并非嫡长，宋璟、姚崇密奏李旦，要求外放太平和李成器、除去诸王兵权。李旦同意宋、姚的要求，李隆基趁机收回禁军北衙兵权，并大肆施恩。禁军变动，李旦对宰相流露担忧政变之意，张说提议太子监国，李旦立即欣然下制。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时颇为犹豫，却因张说一言立即令太子监国，说明其言符合李旦的意图和利益。此前，李隆基可以非正式地决定宰相人选，监国制令明确李隆基拥有任命六品以下官员的权力，实则剥夺了李隆基非正式的权力。子曰：“必也正名乎！”亦有此妙用。李旦还将宋、姚密奏告知太平，太平对李隆基施加压力，指责他离间骨肉，或许还指责他结党谋逆，迫使李隆基奏请严惩姚、宋。李隆基的心腹刘幽求亦寻即罢相。诸王外放事亦寝，李守礼、李成义仍掌禁军南衙。（《旧》宋璟传：“时太平公主谋不利于玄宗，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旧》姚崇传：“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通鉴》：“太平公主……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通鉴》：“……乃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旧》李守礼传：“景云二年……转左金吾卫大将军，遥领单于大都护。先天二年，迁司空。”《旧》李成器传：“睿宗践祚……寻迁司徒，其太师、都督并如故。明年，表让司徒，拜太子宾客，兼扬州大都督如故……姚元之、宋璟等请出成器及申王成义为刺史，以绝谋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先天元年八月，进封司空。及玄宗讨平萧至忠、岑羲等，成器又进位太尉，依旧兼扬州大都督。”《全唐文》加宋王成器等三公制：“司空兼扬州大都督上柱国宋王成器、益州大都督兼右卫大将军申王成义、单于大都护兼右金吾卫大将军邠王守礼等……成器可太尉兼扬州大都督，成义可司徒兼并州大都督，守礼可司空……”《旧》王毛仲传：“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赍，号为“唐元功臣”。”《旧》张说传：“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旧》李成器传：“睿宗践祚……时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
李旦—太平以退为进，使李隆基阵营折损宰相，更失去了决定宰相的权力。李隆基则迫使太平出居蒲州，但此事时间不明。当时有传言，姚、宋罢相，太平用事。若太平在姚宋罢相前后出居蒲州，当无太平用事之传闻；又姚宋罢相后，李成器出为刺史事亦寝，太平何以独出蒲州？则太平当在用事之后出居蒲州。李成器亦在同州刺史事寝后兼蒲州刺史。薛登、慕容珣在太平出蒲州时弹劾惠范，说明李隆基阵营在姚、宋罢相后继续攻击太平阵营，或许继续指责太平干涉朝政。四月，李旦下制令李隆基决定宰相，李成器又表让司徒，可见李隆基阵营的权力在四月回升，太平或许在三月四月间出居蒲州。又李旦四月辞皇帝位，李隆基请让位李成器，不许，又请召还太平，许之，则李旦要挟李隆基召还太平明矣，李隆基迫使太平出居蒲州亦明矣。唐史混淆此事，或因李隆基表姚、宋离间骨肉，寻即亲自离间骨肉。（《旧》柳泽传：“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请停中宗朝斜封官数千员。及元之等出为刺史，太平公主又特为之言，有敕总令复旧职。泽上疏谏曰：“陛下初即位时，纳姚元之、宋璟之计，所以咸令黜之。顷日已来，又令叙之……今海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辈……故语曰：“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通鉴》：“甲申，贬元之为申州刺史，璟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寝刺史之命。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为户部尚书。”《通鉴考异》引《统纪》：“监察御史慕容珣奏弹西明寺僧慧范……上以为御史当不避豪贵；见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弹射，在日不言，状涉脽间骨肉，遂贬为密州员外司马。”《旧》薛登传：“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遂与殿中慕容玽奏弹之，反为太平公主所构，出为岐州刺史。”《通鉴》：“四月……宋王成器让司徒，许之，以为太子宾客……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今欲传位太子，何如？”……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
姚崇、宋璟与李隆基本无联系，却极力维护李隆基，李旦意识到朝中清流的倾向，转而笼络勋贵世家，恢复臭名昭著的斜封官。又复拜不敢违逆韦后的韦安石为相。太平回京后，谄媚韦后、诸公主的窦怀贞拜相；上官追复昭容且加褒谥，以贬低李隆基的名誉。李旦—太平劝说韦安石加入废太子谋划，韦安石却断然拒绝，郭元振也为韦安石辩护。当时五位宰相，竟有三位明确或疑似支持李隆基，李旦于是借灾异将他们全部罢免，顺便推卸斜封官之咎。窦怀贞寻即复相，并引入上节所论的崔湜、岑羲、魏知古和陆象先。又令刘幽求复相、加实封以安抚李隆基。（《通鉴》：“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旧》睿宗纪：“五月……韦安石加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窦怀贞为左台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韦安石传：“景云二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时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潜有异图，将引安石预其事，公主屡使子婿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安石对曰：“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太平于帘中窃听之，乃构飞语，欲令鞫之，赖郭元振保护获免。”《通鉴》：“上御承天门，引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宣制，责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并罢政事。”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旧》刘幽求传：“擢拜侍中，降玺书曰：“……朕躬与王公，皆将及于祸难。卿见危思奋，在变能通，翊赞储君，协和义士，殄歼元恶……故加赐卿实封二百户，兼旧七百户……特免卿十死罪，并书诸金铁……””）
Stage 4：宰相洗牌～李旦内禅
上一阶段，李隆基未能赶走太平，又损失了五位宰相，只收回禁军北衙兵权。李隆基的支持者由明转暗，李旦却不再提起废太子事，原因或许包括：李旦仍在与李隆基和太平竞争声望和势力；李旦需要太平和李隆基互相制约；李隆基的地位更加稳固，且掌禁军。（《旧》辛替否传：“上疏陈时政曰：“……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而乃以百万贯钱造无用之观，以受六合之怨……昔陛下为皇太子，在阿韦之时，危亡是惧，常切齿于群凶。今贵为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凶而诛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
这一阶段记事更少，但观老滑头李日知突然频乞骸骨，局势较前两年更为险恶。突厥问题亦有交锋痕迹。李旦即位初同意与突厥可汗默啜和亲；默啜因年老希望促成此事，李旦希望拖延，李隆基则主战。金山公主和亲事据载因李旦传位取消，然而，单是李旦传位仪式不足以改变这一重要外交事件；此前，武则天同意中宗之子与默啜之女和亲，中宗即位后，因默啜撕毁合约才终止和亲。金山公主和亲终止亦与撕毁合约有关。李隆基阵营派禁军北衙将领孙佺去幽州，偷袭突厥的盟友奚、契丹，以收复营州，结果全军覆没。默啜杀死被俘的孙佺，可以猜测，默啜对和亲的态度亦有变。（《旧》李日知传：“景云元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先天元年，转刑部尚书，罢知政事。频乞骸骨，请致仕，许之……妻惊曰：“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旧》突厥传：“长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贺达干，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中宗即位，默啜又寇灵州鸣沙县……中宗下制绝其请婚……睿宗践祚，默啜又遣使请和亲。制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之……俄而睿宗传位，亲竟不成……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通鉴》：“上御安福门，宴突厥杨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刘）幽求荐左羽林将军孙佺代之……以佺为幽州大都督，徙讷为并州长史……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大酺使谓佺曰：“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军何为而来？””《旧》奚传：“景云元年，其首领李大辅遣使贡方物，睿宗嘉之，宴赐甚厚。延和元年，左羽林将军、检校幽州大都督孙俭，率兵十二万以袭其部落……俭及副将周以悌为大辅所擒，送于突厥默啜，并遇害。”）
金山公主和亲事件还有一条记载，《通鉴考异》引《太上皇实录》：“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黑山道，并州长史薛讷节度内发四万兵于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总管解琬节度内发二万兵赴单于道。太子既亲征，诸军一事以上并取处分，按以军法从事。”司马光认为颇多可疑处，故不取。然而《太上皇实录》编者刘子玄修史正直，不太可能无中生有，更有可能是后人打乱材料顺序。《通鉴考异》录此条于二月下，然而三月孙佺拜为幽州大都督、薛讷徙为并州长史；又孙佺六月被俘，裴怀古转幽州都督当在六月之后；又言李隆基亲征，则此令当在七月李旦下制传位之后；又先天元年郭元振代解琬为朔方军大总管，则此令可能在八月甲辰改元先天之前，再缩小范围，或许在八月庚子传位之前。则李旦遣李隆基送金山公主可能是发动政变的借口，也有可能是借和亲偷袭突厥，两者都有先例：前者如杨坚遣周千金公主和亲，后者如李世民玩弄薛延陀。又因李隆基主张偷袭突厥盟友而大败，李旦有理由派他去与突厥议和，也有理由派他去补救军事失败；李隆基很有理由不乐意外出军事冒险，因而促使金山公主和亲终止。（《旧》刘子玄传：“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旧》玄宗纪：“七月壬午，制曰：“……皇太子基有大功于天地……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择日授册。””《旧》睿宗纪：“八月庚子，帝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旧》郭元振传：“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始筑定远城。”《旧》解琬传：“景云二年，复为朔方军大总管……寻授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晋州刺史，赐爵济南县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讫，不待报而去。优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未几，吐蕃寇边，复召拜左散骑常侍。”《旧》唐休璟传：“景云元年，又拜特进，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二年，表请致仕。许之。”《隋书》高祖纪：“周氏诸王在籓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旧》铁勒传：“遣其叔父沙钵罗泥敦策斤来请婚……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因征夷男备亲迎之礼。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太宗于是停幸灵州。既而其聘羊马来至，所耗将半。议者以为夷狄不可礼义畜……当须要其备礼，于是下诏绝其婚。既而李思摩数遣兵侵掠之……太宗以其数与思摩交兵，玺书责让之。”）
李隆基遭遇大败后，太平趁机用天象劝李旦废太子，李旦反而决定传位，令李隆基感到意外甚至惊恐。果然，李旦是在玩类似Stage 3太子监国的把戏，剥夺了李隆基决定宰相、禁军将领、都督的权力，又不让李隆基正式即位。李隆基寻即策划政变以图正位。《通鉴考异》言“太上皇录全以为上皇之意”，又引《睿宗实录》：“太子既为太平公主所构，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军国大务并重刑狱，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可见李隆基致力于把李旦改写成太平的傀儡，这是为了解释李隆基为何在传位当月谋划发动禁军，以及掩饰李隆基并无即位之实。密谋泄露，李隆基不得不抛出刘幽求和张暐挡箭。刘幽求的罪名是以疏间亲而非谋逆，说明李隆基阵营即使屡遭大败，仍然可以与李旦—太平阵营抗衡。（《旧》玄宗纪：“延和元年六月，凶党因术人闻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午，制曰：“皇太子基有大功于天地……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择日授册……”上意惶惧，驰见叩头，请所以传位之旨……上始居武德殿视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自决之。”《旧》睿宗纪：“八月庚子，帝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旧》刘幽求传：“先天元年……湜又托附太平公主，将谋逆乱。幽求乃与右羽林将军张暐请以羽林兵诛之，乃令暐密奏玄宗曰：“……臣既职典禁兵，若奉殿下命，当即除翦。”上深以为然。暐又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玄宗大惧，遽列上其状，睿宗下幽求等诏狱，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罪当死。玄宗屡救获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峰州。”）
Stage 5：李旦内禅～李隆基正位
上一阶段，李隆基失去了心腹宰相刘幽求和两位禁军北衙将领，被置于武德殿就近监视。到十一月，李旦又试图遣李隆基外出巡边，且已开始募兵，到次年正月忽然改期八月。《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民。”又《礼记》：“立秋之日……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李隆基大概以此推迟巡边。先天二年七月之前，李隆基没有任何公开活动和参加仪式的记载，正月观灯之皇帝实为李旦。李旦又令皇后亲蚕，而不令李隆基南郊和籍田。（《旧》李泰传：“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见敕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通鉴》：“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正月……皇帝巡边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约八月复集，竟不成行。”《旧》严挺之传：“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微臣窃惟陛下应天顺人……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今陛下恩似薄于众望，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圣朝。”上纳其言而止。”《旧》睿宗纪：“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初，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旧》睿宗纪：“立皇帝妃王氏为皇后……三月辛卯，皇后祀先蚕。”）
李隆基在这一阶段已失去禁军兵权，只有被释奴王毛仲仍可调动少量兵马。若据《旧唐书》，王毛仲主管东宫狩猎，则闲厩马和三百家人都是供李隆基畋猎之用，李旦似未禁止李隆基出猎。协赞政变者还有三位宰相卧底、李隆基的两位弟弟、勋贵、外戚、其他家奴和被释奴。Meanwhile，李旦—太平阵营掌握政事堂、南北禁军，仍需择一吉日袭击李隆基，可谓深思熟虑；李隆基亦掐好前一日抢先政变，颇有童心野趣。据李晋死前所言，李旦—太平是当有某种废太子密谋，是否全如玄宗本纪所载，则不得而知。（《旧》玄宗纪：“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旧》王毛仲传：“毛仲专知东宫驼马鹰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将军，阶三品矣。”《新》百官志：“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通鉴》：“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旧》魏知古传：“先天元年冬，从上畋猎于渭川，因献诗讽……手制褒之。”《旧》潘好礼传：“以好礼兼邠王府司马……后王将鹰犬与家人出猎，好礼闻而遮道请还。”《旧》崔湜传：“及帝将诛萧至忠等，召将托为腹心……及见帝，对问失旨。至忠等既诛，湜坐徙岭外。时新兴王晋亦连坐伏诛，临刑叹曰：“本谋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滥也！””）
次日，李隆基迫使李旦下诏让权，随后杀死太平和李旦—太平党羽，包括与太平并无牵连的李旦心腹薛稷；次月完成权力交接，召回刘幽求，突厥亦闻喜讯，惯例请求和亲。功臣各加官爵，但尚未过年，李隆基就开始清洗功臣了。挟持李旦的郭元振因讲武被流放，劝李隆基起事的刘幽求、张说旋即被罢外放，谋士王琚、崔日用亦寻见疏斥，且削实封。魏知古、陆象先或因素有名望，贬斥较轻。（《旧》玄宗纪：“睿宗明日下诏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旧》薛稷传：“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及窦怀贞伏诛，稷以知其谋，赐死于万年县狱中。”《新》突厥传：“玄宗立，绝和亲。默啜乃遣子杨我支特勒入宿卫，固求昏，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通鉴》：“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杨我支来求昏；丁巳，许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旧》玄宗纪：“十一月……讲武于骊山。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坐亏失军容，配流新州……十二月……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刘幽求为太子少保，罢知政事；紫微令张说为相州刺史……刘幽求为睦州刺史。”《旧》张说传：“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旧》王琚传：“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节巡天兵以北诸军……二年二月回，未及京，便除泽州刺史，削封。”《旧》崔日用传：“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寻出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旧》魏知古传：“其年冬，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事……二年，还京……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旧》陆象先传：“时穷讨至忠等枝党，连累稍众，象先密有申理，全济甚多……其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仍为剑南道按察使。”）
其后数年，李隆基令姚崇、宋璟次递为相，以惬时望；又令姜皎用事，以满足私心、代理清洗。姜皎与王守一先后上路，李隆基又扫除王毛仲为首的禁军功臣。对于皇室子孙，李隆基又建宅院加以监管，亦不令太子居东宫。李隆基决心不重蹈李旦覆辙，可见先天二年时违礼之甚。（《旧》姜皎传：“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玄宗以皎在籓之旧，皎又有先见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敕曰：“……匪躬则动多规谏，补朕之阙，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谈，嗷嗷妄作，丑正恶直，窃生于谤……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十年，坐漏泄禁中语……中书令张嘉贞希守一意，构成其罪，仍奏请先决杖配流岭外。”《旧》韦岳传：“睿宗时，入为殿中少监，甚承恩顾。及窦怀贞、李晋等伏诛，以岳尝与交往，为姜皎所陷，左迁渠州别驾。”《旧》韦安石传：“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托，安石拒之……监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于是下诏曰：“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等……遂削太上皇辅政之辞，用韦氏临朝之策……安石可沔州别驾，嗣立可岳州别驾，彦昭可袁州别驾，并员外置。””《旧》王毛仲传：“中官构之弥甚，曰：“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玄宗恐其党震惧为乱……左领军大将军耿国公葛福顺，贬壁州员外别驾……右武卫将军成纪侯李守德，贬严州员外别驾……连累者数十人。又诏杀毛仲，及永州而缢之。”《旧》玄宗诸子传：“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
四、操作分析
以下分析政变攻打宫城的旧例，对照检验玄宗本纪所言。《通鉴》言李世民干涉实录：“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朕……欲自观国史……公可撰次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可见玄武门一类事件虽多隐讳，尚非唐史删改的重点；比照旧例，即可推测先天二年事件的原貌。
长安四年冬，武则天寝疾，居洛阳宫，张易之兄弟在宫内。宰相张柬之掌禁军北衙，同谋多为羽林将军，李旦掌禁军南衙。太子居东宫，就近从玄武门出入探望武则天，羽林军亦屯玄武门外。张柬之等人奉太子开玄武门，直引禁军入武则天寝殿兵谏，杀其幸臣。因武则天病卧，张柬之和李旦控制南北禁军，又奉太子开门，故这次政变顺畅无阻。（《旧》桓彦范传：“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易之、昌宗于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宫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旧》袁恕己传：“兼知相王府司马事。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恕己预其谋议，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通鉴》：“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于是收张昌期、同休、昌仪等，皆斩之。”《通典》：“大唐贞观十二年，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又于飞骑中简才力骁捷善射者，号为百骑……龙朔二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武太后临朝，永昌元年，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景龙元年，改千骑为万骑。”《唐六典》：“左、右金吾卫在皇城之东、西；左、右羽林军在玄武门之北……宫城在皇城之北。”）
神龙三年，中宗、韦后在太极宫。李重俊在东宫，同谋遍布禁军南北衙，但几乎没有文臣参谋。李重俊矫诏发北衙禁军，从太极宫北面绕到南面，南出皇城跑到武三思家，精准杀死武三思父子及其党羽，又顺利跑回太极宫。据《唐六典》，太极宫早晨开门流程为：“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冬冬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冬冬声绝，宫殿门开……宫城、皇城钥匙……五更一点出开门，夜漏尽，第二冬冬后二刻而进入……凡宫殿门，夜漏尽，击漏鼓，开。”若矫诏夜出，亦需内外配合：“殿门及城门若有敕夜开，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宣送中书门下。其牙内诸门，城门郎与见直监门将军、郎将各一人俱诣合门覆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对勘符，然后开之。”由于中宗直到攻打宫城时才被惊动，而放李重俊通行的守门者罪未至死，可以猜测，李重俊清晨领兵出皇城，或许打着出猎的旗号，武三思父子并未收到警报，朝臣亦照常入朝。（《旧》李重俊传：“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咤忠义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与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扣閤索之。韦庶人及公主遽拥帝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宿卫者拒之，不得进。帝据槛呼多祚等所将千骑……千骑王欢喜等倒戈，斩多祚及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咤忠义等于楼下，余党遂溃散。重俊既败，率其属百余骑趋肃章门……至雩县西十余里……会日暮憩林下，为左右所杀。”《旧》郑惟忠传：“其诖误守门者并配流，将行，有韦氏党与密奏请尽诛之。中宗令推断，惟忠奏曰：“今大狱始决，人心未宁……”敕令百司议，遂依旧断，所全者甚多。”）
李重俊出皇城后，李千里令南衙禁军分守宫城诸门，不知因为势单力薄还是众人倒戈，宫城南面畅通无阻；宗楚客等宰相拥兵进入太极殿前，关门阻挡；李千里领余众攻打太极殿，不克。李重俊返回皇城后，兵分两路：李重俊从宫城南面的永安门入肃章门，进后宫寻找韦后、安乐和上官；李多祚往玄武门切断后路。中宗等人方惊觉有变，匆忙北逃，登上玄武门楼。李多祚稍后赶到，未能攻破玄武楼，部下倒戈溃散。李重俊闻李多祚败，从肃章门南逃，出宫城、皇城、京城往西，日暮被杀。对比张柬之旧例，李重俊虽绕了一大弯，但禁军南衙被李千里拖住，韦后收到警报的时间亦未比张易之兄弟早太多。其失败之处在于：李重俊并不知道韦后等人的位置，浪费时间寻人；韦后携中宗逃入要冲；李多祚被迫对抗中宗，禁军终究忠于皇权，李重俊不在场，禁军必然倒向中宗。（《旧》李千里传：“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数十人斫右延明门，将杀三思党与宗楚客、纪处讷等。”《通鉴》：“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杨再思、苏瑰、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唐六典》：“宫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门，中曰承天……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有东上、西上二合门，东、西廊，左延明、右延明二门……承天门之西曰广运门、永安门，北入安仁门，又北入肃章门，则宫内也。”《旧》魏元忠传：“太子既斩三思，又率兵诣阙，将请废韦后为庶人，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守门，协令从己。”《旧》李多祚传：“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楼下，冀上问以杀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战。时有宫闱令杨思勖于楼上侍帝，请拒其先锋。多祚子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先军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兵众大沮。”《旧》韦凑传：“凑上书曰：“臣窃见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拥北军禁旅……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门，亲降德音，谕以逆顺，而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停。俄而其党悔非……多祚等伏诛，太子方事逃窜……于时臣任将作少匠，赐通事舍人内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见供奉官等，雨泪谓曰：“几不与卿等见！”””）
唐隆元年，韦后在太极宫，中宗梓宫在太极殿。经历过李重俊兵谏，韦后谨慎安排防务：征召府兵填补京城宿卫缺口；令亲党掌管禁军南北衙，派人巡查京城；令南衙禁军屯于太极殿前，北衙禁军屯于玄武门内。然而，李隆基早与数位北衙禁军豪杰交结，加上韦后亲党粗暴无能，禁军北衙倒向李隆基—太平—李旦。又有三位卧底：太平公主子卫尉卿薛崇简，掌武器仪仗；苑总监钟绍京，记录人畜出入，且苑南门邻近玄武门；尚衣奉御王崇晔，掌皇帝礼服，可以接近韦后及其傀儡。上官被关在宫内，不能与太平—李隆基互通消息。（《新》兵志：“先天二年诰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多惮劳以规避匿。”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通鉴考异》引《景龙文馆记》：“征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卫，令韦捷、韦濯押当；又令韦锜押羽林军，韦播、高嵩分押左右营万骑，韦元巡六街。”《旧》王毛仲传：“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玄宗在籓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榜棰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通鉴》：“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崇简、苑总监赣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先事诛之。”《旧》职官志：“卫尉寺……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会，则供其羽仪、节钺、金鼓、帷帟、茵席之属……苑总监掌宫苑内馆园池之事……凡给总监及苑内官属，人畜出入，皆为差降之数……尚衣局……奉御掌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新》百官志：“园苑有官马坊，每岁河陇群牧进其良者以供御。”《新》上官传：“节愍诛三思，果索之，始忧惧。及草遗制，即引相王辅政。临淄王兵起，被收。婉儿以诏草示刘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许，遂诛。”）
韦后令北衙禁军屯玄武门内，不严防玄武门出入，将北面防线收缩到白兽—玄德门，南面防线收缩到太极殿前。又因韦后亲党任禁军将军，与前两次政变不同，李隆基选择半夜起事。李隆基和刘幽求潜入苑南，与葛福顺等人接头；葛福顺等人袭击韦后亲党寝帐，以李旦的名义号令禁军北衙攻打白兽门、玄德门，克之。韦后等人察觉有变，挟少帝临太极殿，又令禁军南衙披甲抵挡；葛福顺等克之，杀韦后。《通典》引《元陵仪注》：“既大敛……引梓宫就西间。”可知中宗梓宫在太极殿西间，所谓“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或许正是在梓宫附近，贺娄氏可能希望借用中宗梓宫礼仪性的保护。又飞骑即指羽林兵，韦后再惶惑亦不当自投罗网，就算要冲进乱军突围，也不当丢下内将军贺娄氏和少帝；北衙禁军很有可能闯入了太极殿，有损李旦和李隆基的德望，故其臣子皆不忍言。李隆基与刘幽求随之入太极殿，控制少帝；然后分兵把守宫门，搜捕宫内、京城内的韦后党羽。对比李重俊旧例，李隆基起事难度更高：需要争夺禁军北衙兵权，又与禁军南衙交战。其成功之处在于：韦后没有登上易守难攻的门楼，而寄希望于太极殿和梓宫的威严；李隆基先杀韦后，其党夺气，再分兵搜捕；李隆基可以掌控禁军北衙，众人支持诛韦立相王。（《旧》韦后传：“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万骑……临淄王率薛崇简、钟绍京、刘幽求领万骑及总监，丁未，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璿、韦播及中郎将高崇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及武延秀、安乐公主皆为乱兵所杀。分遣万骑诛其党与……及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旧》武延秀传：“及韦庶人败，延秀与公主在内宅，格战良久，皆斩之。”《旧》玄宗纪：“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钟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于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通鉴》：“晡时，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会钟绍京廨舍……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逮夜，葛福顺、李仙凫皆至隆基所，请号而行……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璿、韦播、高嵩以徇，曰：“今夕当共诛诸韦……立相王以安天下……”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凫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福顺等共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声，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
事后，李隆基通过追谥李重俊修补名誉。然而李重俊称兵禁中，悖礼已甚，李隆基称兵中宗梓宫，大概会让不少人惊骇痛哭。这或许可以解释李隆基为何立即以杀上官、安排刘幽求和钟绍京为相的方式，强硬地与李旦—太平争权，因为他自知失去权力之日必死；也可以解释李成器为何身为嫡长、得到李旦—太平支持却不敢当太子，因为知道李隆基不受礼法约束。（《旧》刘幽求传：“及韦庶人将行篡逆，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是夜所下制敕百余道，皆出于幽求。”《旧》王毛仲传：“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勋，进封平王。以绍京、幽求知政事，署诏敕……其时，梓宫在殡，举城缟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绯，持满铁骑而出。”）
先天二年，李旦在太极殿，李隆基在武德殿。李隆基可通过王毛仲调用闲厩马和三百家人，李旦—太平任命其党羽为禁军北衙将军，令宰相掌禁军南衙。由“中宗景龙元年，改千骑为万骑”，又由李隆基正位十九年才动手清洗北衙禁军，可知李旦—太平不太可能实施彻底清洗；又李隆基屡施恩于北衙禁军，仍当有一定的号召力。当天，李隆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又到玄武门杀死两位羽林将军。据《唐六典》：“承天门之东曰长乐门，北入恭礼门，又北入虔化门……虔化之东曰武德西门，其内有武德殿。”则李隆基从太极宫的中轴线附近公然走到玄武门，当有正当理由，比如与两位弟弟出猎。王毛仲所领兵马当在玄武门外，协助李隆基收复北衙禁军，然后领兵至承天门。据《通鉴》，李隆基先绕去内客省，再绕去朝堂，再上承天门楼，这条路线极为可疑。据《旧》李少良传：“时元载专政……少良怨不见用，乘众怒以抗疏上闻。留少良于禁内客省，少良友人韦颂因至禁门访少良。”又据《旧》德宗纪：“罢右银台门客省岁给廪料万二千斛。自永泰已来，或四方奏计未遣者，或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常数百人，于客省给食。”又李肇《翰林志》：“凡初迁者，中书门下召令，右银台门候旨……出银台门乘马。”又据《唐六典》：“大明宫……紫宸殿……西曰右银台门……上阳宫……次北东上曰玉京门……玉京之西曰客省院、荫殿、翰林院，又西曰上阳宫。”可知上阳宫客省在宫城内，大明宫客省似内外皆有，太极宫是否有客省不得而知，存疑。况且，左散骑常侍贾膺福、中书舍人李猷都没有理由出现在客省，无论内外，他们更应该出现在太极殿附近的中书省——简称内省，据《旧》许敬宗传：“三年，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关于朝堂位置，据《通典》銮驾出宫：“守宫设从驾之官五品以上次于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如常。”可知太极宫朝堂在承天门外，《雍录》引《太极宫图》亦然。又《唐六典》：“御承天门以听政，盖古之外朝也……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盖古之中朝也……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盖古之内朝也。”《旧》本纪亦言“执萧至忠、岑羲于朝，”可能是指中朝，即太极殿。
太极宫朝堂在承天门外，若有内客省则当在承天门内，若实为内省亦当在承天门内。据《旧》王琚传：“以铁骑至承天门。时睿宗闻鼓噪声，召郭元振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顷间，琚等从玄宗至楼上。”李旦关闭承天门，朝堂百官尚不得入，李隆基如何忽而从承天门内跑到门外，又如何从门外迅速爬上承天楼？又据《通鉴考异》引《玄宗实录》：“上诛凶逆，睿宗恐宫中有变，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禁军南衙屯承天门外，李隆基为何偏要绕到门外？对照三个旧例，在宫内“斩关而入”并不困难；南北正门才是防卫最严密处，宫城与外城无异，毕竟是以防御外敌为主。综上，李隆基从玄武门到承天楼的路线最有可能是：穿过内宫南下，入中书省擒贾膺福、李猷，登太极殿斩萧至忠、岑羲，进至承天门。萧、岑不随李旦登楼，可能负责防守太极门；对比贾膺福、李猷并未被当场杀死，可知萧、岑进行了军事抵抗。郭元振可能负责组织南衙禁兵，李旦召其登楼，可能是信任他的军事能力，也可能是预防他倒向李隆基。据《新》郭元振传：“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则承天楼上并无其他宰相。陆象先作为中书侍郎，很有可能与贾膺福、李猷同在中书省，随后跟随李隆基登楼，因此有机会收集投名。魏知古和崔湜当天没有与李隆基互动的记载，可以猜测他们正是“走伏外省”的宰相；窦怀贞大概吓得一路跑出京城，投水自尽。（《通鉴考异》引《太上皇实录》：“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门入，窦怀贞等于南衙举兵应之。今上密知其事，登时勒左右禁兵出北门，召常元楷、李慈，即斩于阙下。还至承天门，执岑羲、萧至忠，斩于朝堂。”《通鉴考异》引《玄宗实录》：“上诛凶逆，睿宗恐宫中有变，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旧》玄宗纪：“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慈于北阙。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萧至忠、岑羲于朝，皆斩之。睿宗明日下诏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新》陆象先传：“时象先与萧至忠、岑羲等坐为主所进，将同诛，玄宗遽召免之……睿宗御承天楼，群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验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诏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顿首谢曰：“赴君之难，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杀行义之人？……””《旧》窦怀贞传：“太平公主逆谋事泄，怀贞惧罪，投水而死。”）
综上，李旦为应对李隆基布置了三道防线，萧至忠、岑羲守太极殿，郭元振所领南衙禁军守承天门楼下，最后凭借城楼的物理优势。然而萧、岑如常元楷、李慈迅速被李隆基斩杀，郭元振卧底令最后两道防线不攻自溃。但李旦是否立即欣然让权呢？恐怕不然。据《新》郭元振传：“玄宗诛太平公主也……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又据《通鉴》：“乙丑，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丁卯，上御承天门楼，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对比诛韦旧例，《通鉴》：“庚子，晡时，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辛巳，隆基出见相王……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赦天下……癸卯，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辞。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则李隆基登楼赦天下晚了两天，封赏功臣晚了两天，群臣接受皇权转移晚了十天。原因或许有二：李隆基阵营的人数对比李旦—太平始终处于劣势；李隆基此举与李重俊无异。韦凑曰：“臣窃见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拥北军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斩关，突禁而入，兵指黄屋，骑腾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门，亲降德音，谕以逆顺，而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停……昔汉成之为太子也，行不敢绝驰道。当周室之衰微也，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王孙满犹以其不卷甲束兵，讥其无礼，知其必败。由是言之，则太子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悖礼已甚矣，况将更甚乎……以其斩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则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竞为逆，可褒谥乎？”韦凑指责李重俊悖逆，群臣又如何看待李隆基？李隆基则决心杜绝“使后代逆臣贼子因而引譬，资以为辞”的可能性：清洗功臣如上节所述；令宦官掌禁军，甚至外出为将，逐渐用宦官取代群臣；效仿武则天禁锢皇室子孙。（《旧》杨思勖传：“从临淄王诛韦氏，遂从王为爪士，累迁右监门卫将军。开元初，安南首领梅玄成叛……诏思勖将兵讨之。”《旧》高力士传：“开元初，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杨则持节讨伐，黎、林则奉使宣传，尹则主书院……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旧》李守礼传：“守礼以父得罪，与睿宗诸子同处于宫中，凡十余年不出庭院。至圣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为相王，许出外邸。睿宗诸子五子皆封郡王，与守礼始居于外。”《旧》玄宗诸子传：“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中书张九龄奏曰：“陛下纂嗣鸿业，将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
《新唐书》言武惠妃构陷太子李瑛：“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旧唐书》言张良娣构陷李倓兄弟：“倓自选骁骑数百卫从，每苍黄颠沛之际，血战在前……遂以广平为元帅，倓典亲军……日为良娣、辅国所构，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畜异志。”肃宗怒，赐倓死……肃宗改容谓泌曰：“倓于艰难时实得气力，无故为下人之所间，欲图害其兄……”泌对曰：“……至今广平言及建宁，则呜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谗口也。”……时广平王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泌因事讽动之。”须知李重俊随意与禁军将领来往，李隆基掌管禁军；此后太子稍有风吹草动，即成谋逆。这种ptsd来源于李隆基乎？李世民乎？
五、杂论
回顾《新唐书》太平传：“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先天二年……谋废太子。”该段的风格与前后文一致，应已经过统一改写，与本纪明显冲突的李隆基称呼问题却被保留下来。当然，考虑到《新唐书纠谬》的丰富材料，新书列传与本纪有异不足为奇。又《新》王琚传：“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张暐为铜鞮令，性豪殖，喜宾客弋猎事，厚奉太子，数集其家。”对比《旧》张暐传：“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暐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及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暐第。”李隆基当称为王时却称为太子，可见《新唐书》在称呼问题上不甚考究，可能仅为行文方便而如此处理。然而旧书、实录、朝野佥载尚有证据表明李隆基在传位后仍被称为太子、李旦仍被称为皇帝，故原材料可能就是如此称呼先天二年的李隆基。可惜宋祁等人已将其改得面目全非，故不足以作为证据。
《旧唐书》可靠性分析。《旧》吴兢传：“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硃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馀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旧》韦述传：“十八年，兼知史官事……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又《旧》柳登传：“柳登……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查新书宰相表可知吴兢于长安三年开始修国史；据本传，吴兢于中宗朝修成《则天实录》，据经籍志，吴兢撰《中宗实录》，又据岑羲传知书成于睿宗朝；据沈传师传：“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则吴兢在官所修六十五卷《国史》至少修完了则天朝纪传；旧书列传四十七已至刘幽求等人，则六十五卷大概已修至玄宗朝纪传。开元十七年，吴兢不明原因被贬斥，联系《新唐书》玄宗纪：“五年……命史官月奏所行事。”则可能与吴兢修史不合李隆基意有关。吴兢在家续修＞十五卷，被指事多纰缪，可能只是不符合李隆基编辑历史的方向罢了；李林甫深知上意，故不令其复居史职。韦述续修吴兢六十五卷，“补遗续阙”，成一百一十二卷，由柳芳修天宝后事不工可知，韦述至少修到天宝后期，故可推测吴兢在官时亦当修到开元时事。综上，《国史》则天、中宗朝纪传当出自吴兢，韦述、柳芳有所增补；睿宗到玄宗早期纪传亦当出自吴兢，但在吴兢贬斥后可能遭到删改。《唐史史料学》引《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考虑到旧书编撰时间远短于新书，而严密胜之，此说可信。故同上述《国史》分析，《旧唐书》中宗朝纪传当较可靠，睿宗到玄宗早期纪传可能遭到删改。但韦述、柳芳都有史学信仰，不太可能完全遵从李隆基之意，故虽删改而有迹可循，如前述内客省与内省、朝堂与朝，玄宗事录睿宗纪之类。又如张暐传：“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不合文法，原句可能为“先天元年，太子居武德殿。”若要不留痕迹，当改成“先天元年，玄宗居武德殿。”或“先天元年，玄宗即位，居武德殿。”史官宁可加字也不改字。
李隆基称呼猜测。七月壬午李旦下制传位，八月庚子李隆基居武德殿，未言授册。八月甲辰改元先天及大赦，如有授册可能在此日，丁巳立皇帝妃王氏为皇后，癸亥刘幽求密谋泄露被贬。十月庚子，李隆基谒太庙，御延喜门，大赦；延喜门为皇城东门，是太子之位，太子出入东宫重明门—延喜门，皇帝出入承天门。据第一节礼仪推论与第三节党争推论，编故事如下：七月壬午李旦下制传位，八月庚子又下一制令李隆基居武德殿，前制让权，后制变相夺权。李旦承诺传位时李隆基可以安排部分官爵，故李隆基配合礼仪流程。李隆基想让刘幽求当中书令，但八月甲辰改元授册传位，刘幽求拜尚书右仆射，反而失去实权，因此李隆基心甚不平，谋划政变。此时，李隆基已受册，可能称为皇帝，但尚未走完礼仪流程，李旦则致力于拖延礼仪流程。李隆基与太平—李旦互通卧底，李隆基提前收到太平收到密谋情报的情报，故“大惧，遽列上其状。”刘幽求被贬，礼仪流程暂停，李隆基可能上表自请逊位，故旧史仍称为太子。李旦优诏不许，派李隆基送金山公主和亲顺便偷袭突厥。李隆基说服李旦—太平派郭元振去朔方，取消和亲事。十月庚子，李隆基完成礼仪流程，但并非即位之礼；天下人知道太极宫有两个皇帝，以李旦为正皇帝。此后，李隆基只能与兄弟、东宫官员、家仆来往，直到两个弟弟决定支持李隆基，完成正位。（《旧》刘幽求传：“转吏部尚书，擢拜侍中……先天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