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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夏天的时候，我在波茨坦的郊区认识了一个金发的女人，她没有告诉我她的姓氏，只说自己叫莱昂娜。这不是一个德语词汇，我回去翻查字典才知道这是英语Lion的变体，我知道的狮子写作Löwe。它们唯一相同都是以L开头，听上去和Rei相近。我和她的相遇时间并不美好，在法国实行凡尔赛条约开始，我的国家陷入了混乱与低迷。大人抽烟、咳嗽，吸入的煤炭比我喝的水还多，我以为他们会咳出新的、黑漆漆的钻石。母亲是一人将我带大，她说我的父亲去了战场，去了远方。母亲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中年人的模样，介于年老与强壮之间；她的黄色头发像是枯草，但我知道她过去也和我一样年轻的、金灿灿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女性有种莫名的好感——我习惯向她们透露可怜兮兮且又满怀期待的目光，观察她们每一个人。在不久前，士兵送来了父亲的遗物。是一把猎枪。这个男人在我的童年缺席，直到如今我也被蒙蔽上了“叛国贼”的称号。我不明白父辈的恩怨为什么会牵扯到孩子身上，为什么我会被贾利亚德家的小儿子鄙视、咒骂，我的朋友反复地离开我、重新认识我。属于父辈的疲惫出现在我的身上，导致我开始厌学、讨厌生活、憎恨故乡。那天我没有去学校，因为感冒的反胃，我跑了几步便摔倒在地，不争气地抱臂哭泣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区域，没有认识的人。然后，一个闻上去汗津津的女人过来，用毛巾将我抱起。她问我，小家伙你怎么了。我抬头，打量这个女人——金发的头发，宛如马的鬃毛似的，她的眼睛与我相似，也是金色的。她很健壮，与普通女性相比，骨架略大，目测是178厘米出头的样子。这时候我才165厘米，还差她一个头，不过我知道我会很快赶上来。在十四岁的孩子里，我不算高，胡弗家的孩子比我高很多，但他没有我强壮。我的母亲十分在意我的健康，她希望将我养成父亲的模样。我回答那个女人，说：“我迷路了。”她笑的声音很清脆，短暂，像我家的钟，到点时会发出并不长的声音，以至于延伸不到我的耳里。她将我带回了她的公寓，上楼时，说，“帮我拿一下”，递过来了一桶煤。我提着沉甸甸的钻石上楼，她端过来一杯牛奶，叫我喝下去，随后用有皂香的毛巾擦干净我的脸。
“搬了煤的你更脏了。”她去烧水。
我待在原地，不知道干嘛。等了一会，她过来说，“把衣服脱了，别让泥巴粘在你的膝盖上。”我照做，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她过来，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把内裤脱了。”我不知道我在害羞什么，因为她不是我的母亲，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你只能算我的孩子。”她这样安慰我，用海绵擦拭有泥巴或者煤印的地方。在这之前，我沉默不语，观察四周。这间公寓很简洁，基本的生活用品，唯一值得看的是我正在泡的浴缸与床对面的书柜。浴缸与公寓朴素的环境格格不入，我会以为她是在巴黎条约后去法国买的，不过她不会活这么久，算是经济萧条时期重金收购的。她的书架巨大、没有灰尘，我看见熟悉的名字——尼采、黑格尔、席勒、卢梭，还有《浮士德》和其他的，拉丁语、法语。太好了，我想到，她不喜欢莎士比亚，我也不喜欢。橄榄绿的窗帘很久不会脏，拖到地上踩几脚也是。在这旁边摆了花瓶，花不知道是什么，我只能说出几个普遍的蕨类植物名字；看样子，应该是野菊花之类的。她很爱干净，把房间打扫得井井有序，杯子是杯子，沙发是沙发，贴身的内衣晾在窗户外，我看几眼不禁脸红地沉进水里，只露一双和她相似的眼睛。她问我，怎么了，于是我告诉她名字，莱纳·布朗。她也告诉了我，不过不详细。她叫莱昂娜.B。B可以是很多姓氏的开头，Ballack、Bucker、Bierhoff、Bayer和Braun。这个名字带来的神秘性过来，让我忍不住地掀开窗帘偷窥——怎么样的女性？坚毅的女性，手臂修长的女性，乳房丰满的女性，汗津津的女性，喜欢阅读的女性。我没有注意到我们两人的相像，就同我的母亲与我的相貌接近一般。等她给我洗好后，我穿上衣服，她走过来，帮我系鞋带。那是很好看的蝴蝶结，我只知道芬格尔家的女孩会用这种手法系东西。这样沉稳、温柔而又坚强的女性让我陷进去，不得不比较我们两人的相同之处：椭圆形的指甲、细长且上挑的眉毛、较高的颧骨、短的小舌音。这些和我母亲一样。
我回家后没有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而是当成一种炫耀的资本，讲给同龄人听。贝尔托特透露出羡慕的眼光，波尔克拉着我的衣领说我是骗子，马赛尔说那位女性真是善良。这是好事，因为我逐渐成为同龄人的中心，他们不得不听我说话，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讲清楚。过了一周，我在同一个时期去找她。我敲了她的门，又问公寓的其他人。“先生，你知道住在顶楼的那个小姐吗？”“你是指莱昂娜·布朗？她还在工作，应该很快回来。”我很聪明，去帮她把煤搬上来，又烧了水。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她看见了坐在门口的我，惊喜地呼喊：“莱纳！”那时候我还会因为我们有相近的名字与同样的姓氏窃喜，也因为她不会把我当成父亲与波兰走廊的居民而快乐。我像热爱母亲一样热爱她，亲昵又随性。谈起莱昂娜，我眼里放光，对这个接受我的自私的女人很是喜欢。她习惯性地帮我清洗身子，坐进浴缸，亲吻起我的脸，不做别的。我在童年的日子，母亲也这样做。她捧着我的脸，问，“你怎么了？”湿润的、滚烫的液体从我眼眶里钻出去，我意识到自己哭了。于是，我从无声的哭泣到毫无形象的嚎哭。我不敢在家哭泣，母亲会伤心，会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失望。我也不敢在外面哭泣，波尔克会嘲笑我，说我是鼻涕虫和旁边国家那些大舌音蛤蟆的混合体。我不知道他在映射什么，也许我的父亲是一个说不来小舌音的人吧。莱昂娜没有问我哭的理由，而是抱住我，将我的脸送到胸脯前，慢慢地、轻柔地拍我的背。
回家后，母亲问我去哪里看，我扯了个慌，说是个贝尔托特去西边玩了。她又问了我，功课做完了吗。我说做完了，熟读十多遍叶芝的诗。来莱昂娜公寓，我被她从浴缸里捞起来，她给我穿好了衣服，然后说躺下。我们在那张单人床上一起看诗，她读得很慢，时不时卡壳，我教她阅读，把我的课本读完了，她那些看不懂的书也读了一点。之后，我去了很多很多次，她将阳光收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不清楚她防备什么，可能是怕自己突然消失掉。
在第二个夏天，我去找莱昂娜。可以说这个冬季我无比怀念她的温度、她说话的语调、她的唇纹、她颤动得像蝴蝶翅膀的睫毛。我想告诉她，我的寒假生活，我的朋友们，我的家人，我在工厂看见的事情。煤炭送进锅炉里，变成了蒸汽和岩浆。工厂的噪音很大，时常使我耳鸣，这时候我会捂住耳朵，念熟记的诗，然后开始想象，进入宽广而又璀璨，金色的海。手传来了火山流动的声音，熔岩顺着纹理躺于我和莱昂娜的手上。她握住我的手，放在沉甸甸的胸脯上。她告诉我，她叫莱昂娜·布朗。我说自己知道，他们告诉我了。她举起手，捂住我的耳朵，让我听声音。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感到了寂静。我们两人之间有一条比任何压迫都要可怕的代沟，深不见底。这个直觉最好的验证在于我再也找不到莱昂娜了。我去问了公寓的邻居，他们说莱昂娜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是巴伐利亚，也许是巴登，总之不在勃兰登堡。我突然明白两个人有多遥远，想起在她的床上阅读的诗，便觉得恶心。彼时，我已经十六岁，身形拔高，已经超越了她。母亲见到我，会说多么的像父亲。我无法理解她的选择，因为一个孩子像祂的父母来说是变相的噩梦。我又想起她的金发，想起和年轻时的母亲一般的身形，难免愧疚地捂住双耳，叹息。
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得到了她的消息——也是一把作为遗物的猎枪。她去了柏林，离波茨坦并不远，但我没有选择去那里，而是改为了法兰克福。她从一个电车售票员变成了餐厅服务员，在年龄和现实的压迫下，选择了自杀。那把猎枪是她的作案工具。我突然幻想，枪口是如何堵着上颚，抵住咽喉，她有多么绝望，有多难过。但母庸置疑的是，她选择了离开我……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告别了熟悉的人。战争来得很快，我应该去当兵的，但这样的自私却又仁慈的战士应该不会被需要。贝尔托特知道了我的卧室新挂了一把猎枪，问：“谁的？”莱昂娜的。他表现得很震惊，因为我所描绘的莱昂娜是无比坚毅的，她比任何人都热爱生活。我说：“她是自杀。”也许我的父亲也是选择的自杀。贝尔托特没有任何反应，取而代之的是我讨厌的喧嚣的沉默。他也没有安慰我，则是告诉了他们开始行动，进行了伦敦轰炸。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是叫我离开城市，去往乡下。但是我不想离开，像莱昂娜·布朗一般背井离乡，从此不再回来。这种情感是其他人理解不了的，我的母亲也放弃劝说我，改成了纵有我自生自灭。只有我的表妹贾碧有时会来，我跟她说了一些莱昂娜的故事，她也喜欢起这个女性。这时候，门铃响了，我又收到了莱昂娜的东西。这是她的遗书，但作为遗书也未免太过冗长、繁琐、具有文学性。
我在剩下的时间里去理解她的文字，清秀且慌张的字迹组成茫茫文章，如此悲凉的事物表现得匆忙、抑悒。六年的时间漫长而又单调，这段日子里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做。莱昂娜以一种放纵且神经衰弱的状态去世，关于她那段日子受到什么，我一概不知。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她不会让我陷入疲惫又无力的生活，我也不会让她在我身上看见爱情。我以一种天真烂漫的姿态去认识这个女性，讨论的东西多是美好的，平静、双方依恋的幸福模样终究不是爱情。莱昂娜也许是意识到这点，决定离开波茨坦。但她又留恋不舍，所以去了柏林。六年对于我来说太漫长，无法去理解一个人，想必对于我母亲亦然是这种，她对于父亲的爱是浓烈的、单方面的，不在乎他的意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