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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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夏约宫的全貌。
它没有我构想中的宏大奇伟，反倒更类似于一座大而无当的行宫，空有着一副恢弘的气魄却苦于无处施展，于是便寄望于铜、于水、于拿破仑、于人文史中死去的木乃伊、于绿色的生机、于艳丽的法兰西国旗。它庞大，像是要用自身的一股子结构主义的气度，来海纳一整个欧罗巴的情梦、云雨、莺莺燕燕；炮仗、营火、还有枪林弹雨——它坐镇着巴黎同时也解构着巴黎。到巴黎去，五九年以来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总是这样说，说巴黎有着现代社会最崇高的坚定和动摇，伟大的矛盾在巴黎诞生。我想他们恐怕没法想象九三年的巴黎，但我可以，我的脑先我一步打破了现代物理学的桎梏，我看着市政厅的时候也看得到巴黎与她自身雄辩的模样；我站在塞纳河畔的时候也看得到巴黎杀死她自己的模样；我看见巴黎死而后生、新的矛盾也应运而生的模样。
我走在喷泉池边的石板路上，我想将铺路的石逐一擎起，再镶回，我想与地基的泥土辩论九三的风和三二的雨，但我只是走，提防着不被兀起的石缝驳倒地走。我想到圆明园，我想到破碎的牢门，我想到锈穿的镣铐，我想到那座在自相矛盾中轰然解体的红色堡垒，她杀死了自己，像曾经许许多多次的巴黎一样。我想掀开天安门通红的面纱一窥共产主义的娇容——我想知道万重山外，相似的矛盾是怎样击败了自身，我想在胸腔重现红色巴黎的美。
我踏过一株草、一捧灰、一座蚁筑的穴，我绕过违背了自然主义信条地搜刮着铁塔能量的前广场，沿着阿尔贝德曼大街旁边的花丛小路走进一个充斥着窃窃私语的地下室阶梯，终于我走到了电影博物馆的大门前。
我轻巧地飞身翻过栅栏，冲想要递纸条给我的一位少年挤了挤眼，门票是留给人民的，于是我奔向我和“朋友们”的温柔乡。我坐在第一排，双脚岔开，手掌贴地，此刻我便拥有一座殿堂，肢根盘错地。我不信那些狂热分子所谓离荧幕越近就能越早接收到电影的理论，但我享受前排靠近地面回归泥土的原始感，就好像我与电影、我与放映厅、我与整座电影资料馆共享着这座堡垒。银幕上在放一部波兰实验短片，低廉的木偶穿着白色的蕾丝短裙在纸盒屋里跳舞，带着广告画里滑稽化的梦露式妆容和神情，刺眼的光斑在晃动的画框里从一个角跳到另一个角。我听到有人在问导演的名字，旁边的人大声回答说谁知道呢，青年人特有的燥热声音混着放映机持续不断的美妙噪声在闷热潮湿的放映厅里流窜发酵，像是夏天冰块融化的奶油气泡水，浑浊不清，沸反盈天。我不知道片名，我也不喜欢表现主义，我仰着头盯着荧幕一眨眼都不肯眨，心中充斥着玫瑰骑士风韵的圆舞曲，锣鼓冲天，熙熙攘攘。
和大多数学联的学生一样，我是在这里认识ABC和他们的领袖的。
甫到巴黎，我住在绿色墙皮剥落一地的学生公寓里。我有一台唱片机，但没有电话，这个年头里说话还不是必须的交流手段，说话只能让人们吵架，然后再也不说话。
我把柯索的《汽油》打印出来贴在床头，我在写一个剧本，电影剧本。写作之余我去索邦上课，哲学课，数学课，还有画画课，我和索邦的学生们一起参加嬉皮音乐会，他们从越战唱到做爱，从垮掉派的诗歌唱到做爱，他们为阿尔及尔唱着爱之夏，最后却滚到床上不停做爱。我想要写《白日美人》那样的剧本，但少一些政治隐喻，也少一些关于性的探索——当性自由成为潮流，那还是真正的自由吗？那是一场排秩序性的混乱，一场非二元论与自我碰撞的大膨胀：人人做爱，人人自危，我不要这样的自由。我几乎每天都去电影资料馆，巴黎的年轻人没有人不去电影资料馆的，而他们并不在乎看的是什么，他们在放映厅门外高声讨论是“安德烈*”还是“谢尔盖*”，是“埃里克*”还是“克劳德*”，人人手里都拿着一本《电影手册》。他们用“你”互相称呼，没有人是“您”，人人都应当是同志。门口的阶梯上堆满了朗格鲁瓦馆长被撤职闭馆期间堆积的烟头、传单、撕碎的杂志和一些花花绿绿的包装纸，流浪汉会收集它们然后舔食里面残余的迷幻剂。
这是四月份一天，太阳刚刚落山的夏约宫电影资料馆门口，笼罩着巴黎初夏傍晚特有的跳脱与沉闷，像一团濒死的海草一样盘踞在欧洲大陆上，散发出厚重的快乐气味。一个学生正站在花坛上高声读诗：
“把地面掘深些！这边的 另一边的，唱啊！奏乐啊！
他拿起腰刀，挥舞着它。他的眼睛是蓝的。
把铁锹挖深些！这边的，另一边的，继续奏舞曲啊！*”
读到这里他停下来，环顾着周围聚集过来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这是谁呢？是谁穿着上个世代留下来的灯芯绒夹克和格子衫，有着德州的农场小子一样的皮肤和意大利少年的身材，口袋里却时时刻刻装着书呢？是弗以伊，他是文学院高年级的学生，有一双灵巧的手。他读保罗·策兰的同时从不放弃解放受压迫民族的愿望，但他确实读保罗·策兰，这使得他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青年学生——拥有知识、拥有思想，同时也拥有举棋不定的自相矛盾。他举起手中的册子继续读：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喝，喝，
……”
“策兰会支持我们反对越战吗？”一个声音从人群中蹿出来，引起女孩子们的哄笑，她们拉住准备离开的男伴打算看完这场好戏。
一个女生把嘴里的烟递给旁边的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回答说：“那你说罗伯斯庇尔能撬开戴高乐的嘴吗？”年轻人们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些情侣慢慢说笑着散开了。这是米西什塔，她带着一顶钟形毡帽，帽子上垂下20年代女伶那样的纱网来，身上却穿着一件磨出深色油迹的旧皮夹克，袖口系着鲜艳的丝巾。这是时下年轻人中最流行的打扮，他们活像一座行走的旧货市场，但她天生就踩在可可香奈儿的髌骨上，时尚永远不能难倒她，她华丽的头颅上刻着与生俱来的刻薄和全拉丁区最令人赞叹的宽容。她身边是若利和博须埃，他们一个正在把刚接过来的烟递给另一个，烟雾迅速弥漫在他们面前，让三个人变成刚刚表演完绝活就在烟雾中消失的神秘艺人。
这时一个中等个头的年轻人从花坛后面走上前来，这人看上去比其他人都要年轻些，有着柔和的面部线条、尖锐肩胛和劈柴一般的脚踝，像是一株花长在了严冬的岬角，这是安灼拉。
“‘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他拍着弗以伊的肩膀说，“语言是我们窥探体系的途径，我们崇尚人文精神的目的是回到人类自身，然后解读它、解放它、而不是反过来去攻击它。”
“阿多诺，”一个站在前排的深棕色头发的学生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策兰，我们读垮掉派的诗，我们看费里尼的电影。我们可不是买票来比赛谁读过的手册多的。”这是古费拉克，他的话音里带着小布尔乔亚式的俏皮与萨特式的端庄，让仍在场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陷入了一种奇特的胶着。
这是本世纪特有的一种忧虑，仿佛青年群体中肆虐的传染病，让念过书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纷纷患病，连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只要是见过街上纷飞的传单和海报，听过沿街卖艺的民谣歌曲，也难以幸免，这种病名叫做自由思想。年轻的病人们经过了一番思考，有一些离开了，有一些留下了，留下来的人汇聚到了方才发言的几个积极分子的身边，他们是公白飞、巴奥雷尔、让-普鲁维尔、和格朗泰尔。这是ABC朋友社的主要成员，他们为了“三二二运动”*的后续活动聚在了特罗卡代罗高台边咖啡馆，却因为害怕碰见老师而逃到了闭馆的资料馆附近，在这里进行着看似简单随意，但好像关乎着宇宙命运的郑重讨论。二月之后的电影资料馆，是学生们和情侣们的天然游乐园。
我离开的时候古费拉克冲我眨了眨眼，祝我能早日写出“让老头子无话可说”的电影，于是我把手指放在太阳穴上敬了个夸张的礼，让自己投入到巴黎的太阳中去，投入到巴黎的街道和巴黎的人民中去。
我离开之后，ABC的朋友们来到特罗卡代罗高台上，继续他们先前没能进行下去的探讨，也许我们没法将他们的会谈称之为“会议”或者“集会”，因为这样的对话实在不是完全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发生的，这可以说是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弊病：跳跃、零散、难以集中。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例外，那就是安灼拉在场的时候。在这群年轻人中，要是有谁能够总是担任起旁观者的角色，置身事外却又寸步不离地见证着学校里、街道上、社团里、政界、工人群体、工会之间的一切大事件的小细节，那一定是安灼拉。
在六八年的这场持续了整个春天的伤风中，大多数参与者都带着一种乌托邦式的随心所欲：学生们所经历的和工人、农民们所经历的，巴黎人民所经历的和法国其他地区的人们所经历的，全都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行动主体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活动场域、不同的斗争方式，而这种差异性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极大地改变事件的面貌，而我们都知道，安灼拉将站在巴黎市政厅的顶楼上，一揽全局地见证这场风暴的全貌。
“朗格鲁瓦馆长虽然复职了，但没有了津贴，资料馆开门还是没法保证的事，”若利说，“亨利金的回顾展都没有放完，《七重天》我还没有看。”
“《七重天》二月就放完了。”“莱格尔”一边皱眉一边冲他说，“你不能认为你没看过的就是没放过，萨特会来敲你的头。”
若利瘪了瘪嘴，二月的时候他生病在家，错过了整整五天的聚会和闭馆的第一手消息。
“伙计们，”古费拉克说，“被捕的学生还没有放出来，我听说丹尼被约谈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行动。”公白飞说。这位高大的巴黎大学学生带着一顶毛线帽和一副方框眼镜，坚定地宣布着，“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和索邦的都已经开始定计划了，听说传单和报纸已经在印了，大家都不去上课。”
“工会也开始做动员了，”这是爱潘妮，她在街头长大，有着独具一格的洞察力和行动力，“说是要罢工啦。”
“好哇，我们告别课堂，告别工厂，不再固定作息，彻底摆脱对利润的追逐，我们都是嬉皮士，我们跟任何想做爱的人做爱。”这是格朗泰尔，他正站在广场中间轮滑表演者摆的路障中间，踮着脚尖跟自己跳华尔滋，并深深地陶醉其中，像是《不法之徒》里在餐厅中跳起踢踏舞的安娜·卡里娜，“莱格尔”冲他吹了个口哨，他又继续说，“弗朗索瓦正在往戛纳去，而我们却要搞运动，我们怎么做？在戛纳筑起街垒吗？人类没有电影要怎么活过来呢？我们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都贴满《公民凯恩》的照片吗？”
“人的信念是需要强暴的。*”安灼拉说，“史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信念本身就像是虚无缥缈、来去无踪的风，只有经历过暴雨才能让它经得起敲打，要有爆裂的行动助它成长。信念是用革命人士的鲜血浇铸而成的。而你没有信念，我的朋友。”
格朗泰尔固执地在人工路障中间走着，期间几次踩到自己的脚上，险些绊倒，却又奇妙地维持着平衡，他嘟嘟囔囔地说着，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说给这座城市和这场酝酿中的风暴听：
“人人都说要革命，我们都是革命者，可是真的有这样一场革命吗？‘花神’的那些老疯子说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这是最近人们脑子里最常出现的与革命有关的‘主义’，我们不知道其性质的革命统统都是‘社会主义’的。人们说我们是被布尔乔亚的商品社会蒙蔽了眼睛，可是我们又怎么才能睁开眼睛呢？睁开了又往哪儿看呢？操纵着我们还给我们虚假的快乐的大手，究竟是谁伸出来的呢？我们照着一知半解的东方哲学和镇压东欧国家的那种体制去搞一场社会革命，在人心惶惶中到底有多少小孩和老人能够受益，又有多少文化遗产能受到保护呢？除了做梦，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存在呢？我看人们不如做梦，在梦里可以推翻和根除一切官僚资本和权威整体，在梦里鲜花都能变成大炮，梦里可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纪律委员会，没有大学，没有工会，整天播电影，人们就坐在棕榈树底下喝鸡尾酒，还有什么可发愁的呢？”
此时此地，其实有些人早就能窥见这场酝酿着托洛茨基精神的运动浪漫主义面貌下修正派的真实面貌，那正是一种懒散的、乌托邦式的、和动摇的根基。但经过了越战抗议运动、“三二二运动”、朗格鲁瓦馆长被撤职导致的电影人大规模抗议事件，一种自六零年以来就开始冒头的变动的情绪正在这块大陆上酝酿着，他们经过了波普音乐、摇滚乐、性解放、嬉皮运动、避世一代的层层洗礼，此刻像是火山进入了活动期。不拜权威、不信传统的革命岩浆正势不可挡地汹涌着。一种无名的骄傲在学生中间滋长和叫嚣，性的冲动、反抗的冲动、艺术的冲动都拧成了一股化身为造反的冲动，包裹上华贵的外衣，开出结构主义的花朵，感染着工人阶层上上下下刚刚脱离“青年”一代的长者。
但格朗泰尔没有看到的是，年轻人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怀疑的价值，他们把更多的力气投入到“行动”上去，而用剩余的头脑去“思考”，他们先想到的是“反对”一切，而不是反对“什么”。鲜花之力就是这场思潮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一九六七年的五角大楼，在遭到镇压的示威风眼中，一个女孩向一列拿枪的士兵递出鲜花。但现代文明很快又把一部分的嬉皮士变成彻头彻尾的暴动分子，他们用爱和诗歌去反抗消费和官僚主义，他们从暴风中看到和平的本质：
拥抱你的爱人，但不要放下枪杆子。
20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