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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新京市的当天，天正下着小雪。尽管已是四月，春天看起来还未完全到来。此处是满洲国。不到半世纪之前，这里这还被俄国人用铁路控制着，日俄战争后被一系列条约划分给了日本。现在，日本称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但是从东港到新京市，处处是岗哨与关卡。帝国的影子在这片土地无处不在。
我来是要见一位极特殊的人物。得到采访许可的过程无比坎坷：尽管我身上携带着法国政府的文牒，还是在过关时受到日本人的重重盘问。他们最后将我安置在大和宾馆，采访日期则被安排在四天后。我身为记者，对时间或访谈内容没有任何决策权。
“这是照章行事，请您谅解。”面对质疑，负责接待我的官员，成濑（只有姓；他们没费心将他的名字告诉我），如此回应。
在等待采访日到来之前，我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在城中闲逛。到第五天，我终于获允面见我的采访对象。一辆车将我接去一座端庄优美、富有东方风情的小宫殿，接着我被领进会客厅。刚踏进会客厅，我就闻到茉莉花香，很快注意到厅内摆有几盆茉莉，在温室里都提前开放了。很快，我见到了那位年轻人。
他有着一张中性的东方脸孔，看上去过于年少，甚至可以称得上稚嫩，但其举止利落而妥帖，表明他是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成年人，或至少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握手时我不得不稍微弯下腰。抬起头，我直面的是一双没有光芒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位少年脸上看见这样的眼睛。
“波耶尔先生。”
他讲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这令我相当惊讶，鉴于英语既非满洲国的官方语言也非本地人的日常用语。松手后，我真心夸赞了他。而他牵了下嘴角，看不出是否高兴。“谢谢。监护人非常重视对我的‘国际化’教育。”
简单寒暄过后，我们在圆桌两边落座。成濑站到一侧，日本卫兵守在我们的背后和门口。“从哪里开始？”他坐定，拂了下长衫下摆，问我。
“一般我们会请受访者从童年开始回忆。当然，您可以选择任意您习惯的方式。”我回答。
这个问题不在采访提纲上。眼角的余光中，成濑已经开始坐立难安，仿佛下一秒就要冲过来打断还没开始的谈话，但我心意坚定。我想让这场访谈以它该有的模样进行，不论它会以什么方式结束。
“童年。”他将这个词含在舌尖，然后缓缓吐出，像是观赏它在半空中盘旋。
我拔开笔帽。
“我不记得童年是什么样子。”
他告诉我，他对于从前的记忆非常短。大体而言，他有一位老师，一位兄长，但他们都很少出现在他面前。从记忆比较清晰的时候起，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是：做功课，接见各式各样的人，旁听会议，然后继续做功课直到管家来提醒睡觉，作为一天的结束。他的监护人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都是他的兄长派来的，教他礼仪、知识、一切他在世上立足用得上的东西。而有时，另一批人——属于他老师的那批，会将他接去远离城市的一幢宅邸。他会换上另一套衣服，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学习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我问。
他扬起嘴角，回答与问题完全不相干：“我的老师是一个幽灵。”
一动不动地，我等他对这句暗喻作出解释。然而他已经将视线飘远。“兄长很少出面阻止，不过他不希望我太频繁与老师会面。”
“为什么，他不是你的老师吗？”
“名义上……不，他确实是。但我想，这里有些以我的年纪还不能理解的原因。”
“长辈总是令我们感到无力。”我说。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确实如此。”
接着我们聊了些其他话题，有些牵扯到略微敏感的神经，被他很快带过；有些则无关痛痒。我向他提起来这里的大路上所见的那些建筑。它们多数由大理石砌成，线条硬朗，却有着东方风格的屋顶，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家坐落在市区内的公园，尽管被冰雪覆盖，仍看得出设计精巧、景色秀丽。
“是西公园吧？”他说，脸上的笑意扩大了。“设计者与那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建筑是同一批人。”
据他说，那是一批从日本来的建筑工程师，各怀理想远离故乡、奔赴大陆。他们之中有一两位还身兼他的监护人的职责（这令我更加好奇这位少年究竟是什么身份），不过比起监护人，他们更接近于顾问，总在不断询问他的习惯、征求他的想法。当然，他们也肩负祖国的使命，因此矛盾频频产生。“就拿西公园来说，其实曾有人反对花这么大片的土地来改建公园，但沟江先生坚持这对新京市市民乃至满洲国而言都是必要的。两方争执不休，闹了很久。”他说。
他口中的“沟江先生”是指沟江五月，满洲国国都建设局的计画科长技正，即城市规划总工程师。
“但公园还是建成了。”
“是，终于还是建成了。”
公园落成的那个春天，他与设计师们一同在公园里开了场带有庆祝性质的赏花会。还有他的老师，念叨着“真想不通那小子干嘛做这种事”，居然也出现在赏花会上——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对了，那天最后还拍了照。我还留着。”
这张黑白照片的拍摄地点大概是新落成的公园内某处。背景是草地和盛开的樱花，远处依稀可见亭台的尖角；中央是几名西装革履的东亚男子，个个面带微笑，背手或双手叉腰，簇拥在唯一坐着的少年身后。他看起来比现在还小一些，脸庞柔软而苍白，身穿深色马褂，坐在高背椅上。他的膝上还盖着毯子，似乎是拍照人怕他着凉而为他添上的。
视线右移，我注意到一个不和谐之处，忍不住指出：“这只笼子是怎么出现的？”
少年左手边的小桌上有一只金丝雀笼。
听了我的问题，少年似笑非笑，“或许是谁带去的吧，抱歉，我记不清了。”那副神情，好像他在讲一件属于别人的事。
接着他稍微挨过来，指着照片上的人，为我讲解：这位是阮先生，国都建设局局长；这位是结城先生，这位是近藤先生，这位不打领带的先生就是沟江先生。讲完后他拿起照片。我等着他将其收回，没想到他将照片递向我。
“这张照片您留着吧。”
我愣了。“这……我可以吗？”
“请务必收下，这是对您个人的谢意，”他又露出那种神情来。“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试图了解过我。”
接过照片，我向他郑重道谢。道谢时我毫无来由地想到女儿。她还在大陆另一端，正在念小学，豁着门牙，在听见我回家开门时会一边尖叫一边从餐厅冲过来扑进我怀里。她身上没有任何一点与我面前的少年相似。抬起头，我看见他正垂着眼，看不出在想什么。
“有时，我也会想，这世上说不定哪里会另有一个属于我的地方。”
他突然这么说道。
就在这时成濑终于横插进来，打断谈话：“采访时间已经结束，波耶尔先生。少爷该回房休息了。”我低头看了眼腕表，胸中涌起怒火——访谈开始还不到半小时！但我的采访对象已经撑着扶手慢悠悠地起身，没有半句怨言，一脸平静，看上去已经对这种手段粗暴的干涉习以为常。“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波耶尔先生。”
他这么说了，那我除了跟着他站起来别无他法。“非常感谢。与您交谈十分愉快。”握着他的手，我说。
那只手很冰凉，不像健康人的手。
“这边也是，感激不尽。我很期待与您的下次相见。”他微笑道。
几名卫兵一声不响地靠过来。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终于要公开表明对我的排斥，然而他们接近的并不是我，是我的采访对象。不论如何，催促的信号都极其显见。“最后一个问题，”在少年快要转身时，我赶忙对他开口。“对不起，我应该怎样在报道中称呼您？”
他转回身，露出惊讶的神色，看着我。唯有在这一刻，他看上去终于像个普通少年。“您不知道？”
“他们告诉我你是这座城市所保护的对象，只告诉了我这个。”我说。
他微微偏头，想了一会儿。
“关玉春。我作为人的名字。”
然后，他就在卫兵的簇拥下，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回国后我请教对中文有所研究的朋友，得知“关玉春”这个名字可能出自一首非常古老的诗，原句大意是，“春天永远无法抵达国家边境。”这场访谈的报告我花费了比通常多两倍的时间才完成，如期寄给编辑部，但刊载事宜从此再无后续，稿件也不知所踪。两个月后，我携家人离开故居，奔赴里昂。我再也没有踏足过满洲国，也没有听说或见过我曾经的受访者，唯有那张他赠与我的旧照片还夹在我的笔记本里。后来，战争打响，这张照片也在流亡生活中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