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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湾，小名叫梅梅。我不喜欢这个小名，听起来很无趣。我是中国人，也叫做台湾人。我对这个不大在意。听说当年爸妈结婚时，因为妈妈家一个亲戚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被警总找去谈过话，所以很讨厌国民党，也就顺着把我取名为湾。当然后来国民党变成正派一点的角色了，不过我讲的故事是在那之前很久。
我爸妈都是台湾本地人，听说外公那一辈还算是日本人。我对日本人说不上讨厌也说不上喜欢，后来问到外公他也这么觉得。但他很反感国民党，这倒是一点也不含糊。他说台湾光复那会儿他也兴奋着哪，谁知来的国军一个个破破烂烂衣衫褴褛，再过几年又听说丢了大陆跑台湾来了。本来就够泄气了，谁知来了以后国民党还实行高压政策，外公说他看见好些人被抓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开始记事后不久就跟着爸妈从云林到台北住了。台北跟云林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里有很多“外省人”。我记得那时候电视上大人物的讲话腔调总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大概受这个影响，我的闽南语到现在也不怎么好。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附近会有一个卖馒头的外省人。后来想来，听口音似乎是山东的。我觉得台湾应该没有吃馒头的习惯，但想想可能台北外省人多，所以也卖得出去。他一开始只卖实心馒头，后来也卖些包子花卷之类的。我小时候不爱吃饭，总要弄些新奇，所以我妈有时也会帮我买两个馒头。
大一点的时候我看了一本百科书，突然对大陆很有兴趣，所以有时我也会自己去买馒头。那人推着有些旧的自行车（后来是摩托车），后座放了很大的篮子。那个人个子不高，很瘦，头发有点长，随便束成一个马尾。算起来，起码有50岁了，但可能因为瘦，所以显得年轻一些。我去得多了，他会朝我笑，眼睛温柔地眯起，有时也会招呼我：小姑娘，来啦。他说话又很柔和的儿化音，我模仿很久也没那么炉火纯青。
有一次突然下雨，他到我们家屋檐下避雨。我很兴奋地打开门，把原本平静地靠在墙上的他吓了一跳。但他随即又笑了笑，问我是不是要买馒头。我点点头，接过馒头再递过去两个硬币。他又眯起眼笑着问，馒头都好吃吗？
我点头。他做的包子馒头都很好吃，爸妈吃了以后都喜欢上了。
特别是那个大菜包，最好吃。我补充。
我看见他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接着他俯下身来，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拍了两下。
“我有一个妹妹，她也爱吃大菜包。”他说。“我当年走的时候，她也就你这般大……可惜走得太急，没能多做几个留给她。”
我小心翼翼地抬头，看见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充满一种我尚且不明白的情绪。
“好想回家看看，他们都怎样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书上还写着“反攻大陆”。据说一开始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当然现在不提了，讲起来也当是笑话。
以前我以为外省人都是大官，都喜欢欺负台湾人。后来我才发现，更多的外省人都是最普通的士兵，到台湾以后也没把这里当家，一心等着回去。这些人也蛮可怜的，除了打仗就不会干什么了，落到后来只能干些苦力。
我和那人也熟络起来。他告诉我，他叫王耀，他妹妹叫春燕，比他小了十多岁。他家在山东，打完两年抗战就回家种田不打算再当兵了，但后来还是在临了的时候被抓壮丁拉到台湾。
他还给我看他的“战士授田证”，上面指定山东一个什么村里他有多少亩田。我清晰地记得上面有他年轻时的照片，非常清秀。
我说你还想着回去拿这田？他却沉默了好久，慢吞吞地把东西收到胸口的口袋中。
最后他说，我总是要回家的吧。
可是啊，他已经离家快40年了。
我家附近就是荣民医院。每次我坐公车经过这一站都会很头痛。一帮操着各省口音的老头嗓门又大又爱占座。有一次一个老头特别不礼貌地飞奔过去占座，还占了两个，我不禁冒出火来。他招呼着同伴过来，我转头一看，竟是王耀。他好像也有些惊讶，随即便说那个位置你坐吧；说完还是笑了。这下轮到我不好意思。
我问他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吗，他摆摆手，用老年人的腔调说，不行啦，人老了什么毛病都会有啊。帮他占座的同乡帮他说，打日本的时候嵌了个弹片，拿出来几十年还有后遗症哪。
这时车厢后部一个关中口音的人大声说，老王，还不找个台湾媳妇儿伺候着点儿？家里是不是还藏着发小儿啊？车里笑了一片。
去你的老不正经。王耀朝那人骂了回去。车里又是一阵笑声。家里可只剩下老爹老娘老妹喽。
那个同乡笑着问他，是还念着那个俄国人吧？
但王耀没有回答。
后来我向王耀问起那个俄国人。当然那时候叫苏联，但台湾气氛比较微妙所以我们还是说俄国。王耀一开始不大愿意说，但我总是锲而不舍地问。最后他好像认命了一样地说，那个俄国人，小他五岁。
总不会是你的弟弟吧。我说。
嗯……也可以这么说。王耀有些迟疑。我家有个远房亲戚闯关东的时候去了满洲里，有一次回来带了那个俄国人。那时他也就五六岁，当然我也不大。听说他父母在俄国都是大官，但那时候搞什么运动，他父母担心自身难保就托人把他送给亲戚。亲戚在满洲国带个俄国人也不方便，就一路摸回关内把他带给我们家。
那你们家是大官么？我认真地问。前面说过了，我总以为外省人都有权有势。
怎么可能。他笑得很夸张。我家祖上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儿来的大官。我爹还头疼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哪。要不是亲戚留下一大笔钱并说他父母许诺能来接他的时候会大大酬谢，我爹一定会把他扫地出门。
后来呢？我问。
后来啊。他长叹一声。后来的故事可就长了。
那小东西一开始可烦了。王耀龇着牙说。也不会说几句中文，一天到晚倒是也不哭闹，就眯着眼睛朝你笑，特别瘆人。
我也眯了眼睛朝他笑，不过看上去应该是傻。
我爹娘忙着种地，就把他托给我。我正忙着满村子撒丫儿跑呢，就他把我拖住了。二狗子还笑我，说我没娶媳妇儿倒有儿子了。就算二狗子是我弟兄我也要跟他打一架。
二狗子？我忍笑重复。
王耀对着天空眨巴眼睛，过了一会儿说，他大名儿我好像没记得过。农村孩子都得取个贱名儿，像我小时候就被叫做大妮子。
噗。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很好笑吧。王耀也不恼。我是长子，我娘前面怀了一个男孩没养下来，所以村里人都说得叫个女孩儿名，为了混过阎王爷还得把头发留长扎个小辫儿。这以后我一剪头发就出事儿，也就一直留着了，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能活下来。
那个俄国人叫什么？我问。
伊万。王耀答得很快。姓太长了记不住，但名儿好记。村上小孩也叫他大鼻子，他那鼻子也够大的。
我点头。人种问题嘛。
有段时间我一直嫌他烦，又因为我爹甩不掉他。于是我跟二狗子他们商量，怎么让那小子自己乖乖回家呆着。我忘了是谁提出来让他去跳土台阶。我们村后头有一截土围墙什么的，据说是古时候什么国的围墙，不过那时候也就剩一人高了。男孩比胆量都喜欢去那儿，敢从最高的地方跳下来的就能当孩子王。
我们跟他比划半天他才明白我们的意思，但只是眨巴眼睛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但二狗子坚持要他试试。我们让他跳最矮的一个，但他一个人噌噌地跑到最上面去，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就跳了下来。我们愣了好久，看着他在地上趴了一会儿，然后自己爬起来比划说，我们是一伙儿的了。
喔。我小声惊叹。
王耀大概没有听见，只是继续讲下去。
我被这小家伙吓到了，但回去的路上我还是不停夸他。我在村子里老被当成女孩看待，冒出这么个厉害的小跟班让我倍有面子。
但在半夜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太老实，就起来看他怎么回事。他不停揉着脚踝，让我觉得大事不妙。我点上灯一看，腿上好大一片乌青。但他一声不吭，默默地揉着。
一般这种事我不会告诉我爹——那根本就是讨打。但那孩子那双眼睛看得我良心不安，第二天我还是求爹带他去看大夫。果然，我被揍了一顿，又被锁屋子里一天不准吃饭。这事以前有过所以我没觉得什么，但傍晚爹出门后伊万递过来一馒头。
吃吧，哥哥。这是他来之后说的第一句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