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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隆隆的响声和周围的震动把托里斯从小憩中惊醒，耳边传来匈牙利语、俄语和英语交替的飞机广播，播报着飞机已经降落到了布达佩斯费里海吉国际机场。他从椅背上直起身，用冰凉的手心贴了贴自己的眼睛，缓解这段航程带来的眩晕。托里斯很不喜欢出远门，特别是急出差，因为他总是很容易晕机。好在这回并不是出差，没有公务在身能比较悠闲一些。
准确地说，他将公务丢在了办公室里，没有告诉任何上司和同事，逃上了这架飞往布达佩斯的客机。
飞机停止了滑行，周围的乘客陆续站起身来收拾行李。托里斯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轻得过头的手提箱，里面只胡乱塞了一套换洗衣服，没有任何文件和书本，甚至没有洗漱用具。这趟在维尔纽斯中转的航班上，多是来匈牙利旅游的西欧人或者刚从西欧旅游回来的匈牙利人，从苏联来的乘客估计只有他一个。匈牙利人不去苏联旅游，他们对比自己更无趣的国家毫无欲望。
托里斯迈着黏着的步子和人流一起走下飞机，迅速地在航站楼里迷路了。这座机场和他上次访匈的时候大不一样，构造也变了，装修也变了，还增多了许多的英文路牌。今年匈牙利政府放开旅游管制以来，出国旅游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整个匈牙利的旅游业也发展了起来，为此他们还翻新了机场。他懊恼地在一点也不熟悉的航站楼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终于找到了一个咨询处，在他走过去之前，被人从后面猛地一把揪住了领子，险些朝后跌倒。他回过头，看见了菲利克斯的脸。
波兰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领口开到了胸前，脖子上挂着两条夸张的金属项链，牛仔裤上人为地剌了几个大破口，一头乱糟糟的金发在脑后随意地扎了一个更乱的低马尾。这副模样能轻易混进摇滚音乐会的年轻人之中。
相比之下，托里斯则沉闷得过头了，目测年龄得比菲利克斯老上至少十岁，普通的衬衫和普通的深色风衣，左胸口还有党徽的别针扎出来的小洞，像生怕人不知道他有一份编制工作的市政厅新文员。
“我没想到你会来接机的。”托里斯说，菲利克斯从来不是喜欢等人的类型。
“怎么说也是我邀请你来的，肯定得展现待客之礼吧？”
“可这是匈牙利，怎么能叫你的待客之礼呢？”
菲利克斯翻了个白眼，拽着他在航站楼里熟练地兜兜转转，好不容易走出了机场大楼。他一眼看见了一辆小轿车，说是伊丽莎白的，远远地朝那边打了个招呼。但车窗摇了下来，他们看见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脸不情愿的基尔伯特。“伊莎抽不开身，她让我来接你们。”
托里斯先坐进了后座，菲利克斯一屁股坐在了他旁边，没憋住从牙缝里漏出了笑声，托里斯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定是在盘算着喊基尔伯特一声“普鲁士王冠领地同志”。
很显然基尔伯特也想到了，咬牙切齿地挤出一个微笑，“波兰同志，再笑待会别怪我把你甩进多瑙河里去。”
“你扯呢？从这到圣伊什特万教堂又不用过河。”
“我可以为了你绕路。”
“要不绕到波罗的海吧？”
基尔伯特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把音响调到了最大声。不知道什么电台正在放着轻快的匈牙利歌曲，调子是前几年开始流行的类型，被老一辈认为太过小布尔乔亚，但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音乐成功地堵住了菲利克斯的嘴，波兰人跟着歌哼起来，托里斯把头转向外面，在贴了挡光膜的车窗上看着他模模糊糊的倒影跟着音乐摇头晃脑。
托里斯有将近二十年没见过这样的菲利克斯了。从1971年，不，从1970年年底开始，格但斯克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人起义被镇压后。那距离路德维希在华沙下跪只过去了几天，他们还没准备好迎接新的外交形势，就传来了波兰北部城市暴动的消息。伊万把托里斯喊去，告诉他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征询他的意见。涉及波兰的事务时，伊万都会下意识地征询他的意见，就像在1956年他也征询了他的意见。
这次托里斯果断地表示了反对。有两年前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恶劣国际影响在前，现在贸然介入他国，即使是华约国家的内政，也会让他们好不容易取得的与美国、西德的外交进展大打折扣。而从波兰的民族情感角度讲，波兰人最不需要的就是苏联人的帮助。
从伊万的表情看，他在问托里斯之前也下了一样的结论。但他还是严肃地问他在这个决定上是否掺杂了私心。托里斯拒绝回答。
最终，哥穆尔卡调动波兰人民军镇压了起义，这给菲利克斯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在短短十多年前，哥穆尔卡对他来说是工人权益的象征，是波兰人所信任的国内派，菲利克斯也因此坚定地站在他的那边。但十多年后面临同样的困境时，他还是选择了请求苏联介入和武装镇压。这让菲利克斯如何释怀呢？
他的心绪似乎也就和哥穆尔卡一起抱病，而后逝去了。当然，他没有像捷克人那样直接旷会，也没有像以前对伊万有意见时那样阴阳怪气或和谁针锋相对，外表看来毫无变化，最大的不同只是左耳垂上多了一个耳洞。但托里斯能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异样，每当菲利克斯对政局感到怅然若失，他就会变得平静。菲利克斯习惯于用平静掩盖消沉。但此时没有人能帮他分担了。
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托里斯并不清楚直到什么时候出现了变化的苗头，因为从大约十年前起他便一直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焦头烂额，无论是整个苏联的还是他自己的，他没有精力或有意避免关心其他国家的事情。伊万确实有和他提过两句波兰的工会运动和战时状态，但他也已经很长时间不想和伊万说话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电话唐突地打到了维尔纽斯的办公室里，菲利克斯邀请他去布达佩斯玩，参观两天后的圣伊什特万一世逝世950周年纪念活动。
这场圣伊什特万的逝世纪念活动足够盛大，是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全国规模的宗教活动，得到了教皇保禄二世的重视，华沙大主教约瑟夫·格林普也将代表教皇出席，菲利克斯便因此以官方身份受到了邀请。然后伊丽莎白邀请了基尔伯特，菲利克斯邀请了托里斯。
“我还问了萨克森，但就在接我电话之前他刚答应替基尔伯特顶班。”菲利克斯抱怨，“基尔伯特说他是在为连年的玩忽职守赎罪。”
在电话里，菲利克斯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轻松，和他印象中里那种消沉和平静判若两人。
这是不是几十年来菲利克斯和他的第一通不涉及任何公事的私人联络？以前菲利克斯也偶尔会这样，在他最忙、最焦虑的时候勒令他放下一切去玩。托里斯无法理解这种态度，大部分时候他会拒绝，因为落下的工作总要弥补，不是他就是别人，他并不喜欢做不负责任的事。
但这次托里斯答应了。
哔哔地两声喇叭，基尔伯特烦躁地锤了一下汽车方向盘。托里斯看了一眼前车窗，他们堵在了一条大街上，这是一条非常宽敞的双向车道，但还是被拥挤的车流塞得水泄不通。许多游客模样的人在路边探头探脑，也有在散步或通勤的本地人，特别是许多打扮得过于前卫的年轻人，在街上跑来跑去和接吻。
“前面是国家博物馆，每次开到这里都会塞。”基尔伯特解释道，“游客都喜欢看博物馆。我不懂博物馆有什么好看的。”
“一个记日记的人如是说道。”菲利克斯笑着说，基尔伯特猛地按了一下喇叭表示对他的咒骂。
托里斯重新把转向窗外，菲利克斯在他的眼前啪地一声打了个响指，他才意识到自己或许从刚才开始都板着一张过分忧虑的脸。
“还晕机吗？我记得伊莎的车上有薄荷糖。你那边。”他说，一边倾身到他面前的座位夹层里翻找起来。
托里斯按住了他的手，“不，不是晕机，我在想……”
“嗯？”
菲利克斯回过头来，两个人的脸一下凑得非常近。一样的绿眼睛撞在一起，近到目光几乎无法对焦。金色的碎发贴在菲利克斯的额头上，眼角还有没擦干的一点点泪痕，大概是睡觉醒来没来得及洗脸——菲利克斯经常从床上一跳起来就直接出门。
他张了张嘴，一下不知道说什么。
基尔伯特猛地踩了一脚刹车，他们受惯性驱使往前一撞，菲利克斯捂着额头转去看他。
“你们两个。”他说，“不要在我的后座做爱。”
基尔伯特娴熟地把车倒进了树荫底下一个刁钻的停车位里，熄了火，他们拉开车门跳下去。
圣伊什特万教堂，这座灰绿色的、高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耸立在狭窄的广场的正中央，从正面放眼望去能一直看到多瑙河。教堂的大门看起来是封锁了，基尔伯特带他们绕到了教堂的后方，从一个员工通道走进去。托里斯有至少四十多年没进过教堂，因为伊万并不鼓励他们对宗教表示任何亲近态度。但在此之前他也有六百年的基督徒历史，因此在踏进门时还是下意识地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他瞟了一眼菲利克斯，没想到他竟然毫无表示，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还在哼着刚才车上放着的最后一首歌。
昏暗的室内一盏电灯也没开，只有从窗户穿进来的日光和挂在墙上莹莹闪烁着火苗的烛台照亮了教堂内部，圣伊什特万的画像、圣伊什特万的雕塑、圣伊什特万的彩色玻璃窗，由镀金的装潢簇拥着，从墙壁一路攀上天顶，看起来完全就是工业时代以前的模样。在他们走进来的正对面的管风琴底下，伊丽莎白正和几个穿着教士服的人说着些什么，大概是在沟通明天纪念活动的具体事宜。
一声招呼从后面传来，托里斯回过头，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他们的手上拿着三个冰淇淋、一卷馅饼、几根烤肉肠，还拎着两个纸袋子。他硬着头皮跟他们打了个招呼，预备接受他们的冷眼。他并没有忘记今年，甚至正好明天，就是多瑙河行动的整整二十年，估计他们来布达佩斯就是来散心的。怎么多瑙河行动正好和圣伊什特万的逝世日期是同一天？
出乎托里斯意料的是，他们相当友善地向他问好，没有任何敌意。捷克还从袋子里掏出了一块东西递给他，点点油渍从牛皮纸上渗出来。他打开一看，是一大块烤得金黄的果仁馅饼。菲利克斯嫉妒地嚎叫了一声，也伸手向他的姐姐讨要，但被拒绝。托里斯只好掰了一半给他。
他们在最远的一排长椅上坐下，像花栗鼠一样啃食着世俗的食物，等待他们的东道主结束正事，从下午一直等到了太阳下山。他们一会东扯西扯，一会抬头或者环顾四周评价着恢弘的教堂内饰，一会一个人靠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睡着了。布达佩斯的夏末温度正好，教堂里则更加昏暗阴凉，引人犯困，在教堂里的时光总是能给人带来宁静。
但托里斯坐立难安，隔一会就问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事，每次都被回答在这里等匈牙利就够了。他还是想去做点什么，甚至忍不住想问其他人难道没有要忙的事吗？菲利克斯让他不要这么心急，度假就该有度假的样子。
到了微弱的日光沉到多瑙河下，伊丽莎白才忙完跑过来，佩特拉从纸袋里掏出最后一块糖霜卷饼，已经冷得硬邦邦的了。她为让他们等待太久而抱歉，保证接下来的晚上让他们在布达佩斯尽兴。北面的自由广场有苏维埃战争纪念碑，东面的国家歌剧院有裴多菲的《老虎和鬣狗》演出，西面过了多瑙河有布达佩斯城堡，南面的公园广场则有一场小型的草地音乐会。
菲利克斯高声否决了纪念碑，基尔伯特不喜欢戏剧，佩特拉和安德雷说对她的城堡足够熟悉。而他们都对草地音乐会兴致满满。托里斯有些不知所措地站起来跟在后面，菲利克斯退后两步到他旁边，揽过他的肩膀。
他们在踏进伊丽莎白广场之前，就已经听到从公园里传来的声音，在小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只够几个人站立的临时舞台，周围的草地上、草地外的水泥地上三两零星地坐着或站着许多人，每一首他们都听得认真而起劲，还有人随着音乐跳起简单的舞，一曲结束后他们都报以欢呼和掌声。托里斯惊讶地发现，这场音乐会没有固定的节目单，由一个个观众凑成了演员。
台上奏唱的歌有的是匈牙利语，有的是英语，有的温和而缓慢，有的激烈而急促，但无一例外都是摇滚歌曲，风格比基尔伯特白天在电台里播的要鲜明得多。摇滚乐是西方的毒药，是和平演变的危险工具，他们总是被这样告知，并被要求严肃对待如此不健康的音乐，他们都这样，在苏联和在东欧一样，摇滚乐是不能公开演出的，就像宗教不能公开活动一样。但是现在匈牙利人却公开在公园里演唱摇滚乐，在教堂里纪念圣伊什特万一世。
他们有时候会听负责情报的爱德华聊起西方人怎样议论他们，西方人说匈牙利是“共产党阵营中最欢乐的兵营”，从七十年代开始，伊丽莎白似乎脱离了整个东欧的苦闷，她的改革灵巧近乎圆滑，活跃又不激进，让莫斯科也无法指摘。她的人民看起来比他们的都幸福得多。
从匈牙利出差回来的伊万也抱怨过，好像是东欧人而不是他们打赢了德国人似的。但是他只是抱怨，他从来不会思考。
佩特拉和安德雷跑到了舞台的最前面，听得入迷，伊丽莎白拉着基尔伯特盘腿坐在草地的边缘，趴在他耳边给他介绍每一首歌的来历。菲利克斯也抓着托里斯给他讲，但在托里斯听来每一首都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于是菲利克斯拽着他一起躺在草坪上，什么也不说，把摇滚歌曲当成背景音乐，躺在布达佩斯的夜空下。菲利克斯惬意地合上眼睛，偶尔跟着哼两句。
很快，托里斯又焦虑了。
他鲜有这种大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在维尔纽斯或莫斯科，永远有一个接着一个的任务或烦恼等着他。他并不是不会劳逸结合，但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像他们这样无忧无虑。波兰和匈牙利看起来最轻松，捷克和斯洛伐克其次，民主德国最严肃；但都比他要活泼得多。
在他因为忙碌而没有留意的时候，东欧已经变成和苏联完全不同的样子了。
突然，菲利克斯一下从草坪上弹了起来。托里斯跟着坐身，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舞台的方向。站在台上的是几个穿着皮衣的年轻人，吉他和电钢琴流出了一串连绵低音，曲调不但低沉，甚至略显怪异。漫长的前奏合着鼓声和䥽声，迟迟没有人开腔。和菲利克斯一样打起精神的还有坐在舞台前面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菲利克斯显得兴致勃勃，在他的身边站了起来，拍拍自己身上的草屑。“机会难得，来跳舞吧。”
他不由分说地拉着托里斯站了起来，小跑到草坪中心一块因为有积水而没人聚坐的空地。除了他们之外，也一直有人把歌曲当作配乐跳着简单的交谊舞，他们并不显得太突兀。托里斯伸出两只手准备扶上他的肩膀时，菲利克斯在他面前笔挺地立直，踮起脚跟，一只手曲在腰后，另一只手往旁边伸开来。
托里斯惊愕，“这种音乐怎么跳玛祖卡——”
菲利克斯并没有回答，顺着歌中的下一个敲击声朝斜前方迈开了腿。托里斯只好仓促接过他的手，配合着他的步伐，合着一点也不搭的音乐在软糯的草地上跳了起来。
这种感觉相当怪异，这不是玛祖卡的舞曲，节拍和速度都毫无相近之处；这也不是用来跳舞的服装，袖口过紧而裤管过松，跳起来缺乏玛祖卡应有的美感。但仍然，他们的舞步默契得像是排演过许多次，在连贯的扫弦时迈步，在鼓点上踢腿和起跳，而在琴声加重时原地旋转。
这种集体舞在欧洲风靡起来的时候他和菲利克斯已经分开了，但在那之前他们已经跳过了不知多少次。他们有时候在宴会上领舞，有时只是毫不讲究地随意在瓦维尔宫无人的空地上起舞，作为生活的简单调剂。
托里斯有非常长的时间没有跳过玛祖卡了，他的脚记得比他还更清楚，他的舞伴大概也一样。菲利克斯扶着他的腰轻松地抬起腿翻了个半个跟头，几步后换作他按着菲利克斯的肩膀跳起来在空中踢高了腿。他们抱着对方的腰在沉重的电子音中迈着轻快的步伐，将舞步的空间控制在一块窄小的草皮上，而不打扰到周围听歌的人。舞蹈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通常都不是难事，在舞台上下腰比在火炮中穿梭要容易得多。
菲利克斯顺着一个转音抱着他的腰转了个圈，落地的时候，台上的人终于开口了。
歌词听起来像捷克语，男低音在变化多端的曲调中扑向他们。和前面的歌曲不同，这位主唱的演唱是如此阴郁，近乎情绪化的宣泄，比前几首更让他警觉——他迅速下了判断，这绝不是什么适合在公众演出中演唱的音乐。
“你知道歌词在说什么吗？”菲利克斯察觉到了他的表情，问。
“听不懂，但大概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他笑了笑，“确实，就是你想的那种类型。”
在下一个单脚转圈后，菲利克斯一只手抱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了他抻开的手臂的手肘，靠近过来，让两人的胸膛贴在了一起，头往前倾去贴在他的耳边，如此之近，温热的气息扫过了他的耳廓。熟悉的声音顺着台上的歌词一起传进他的耳朵。
“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
害怕党员，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
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艺术；
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
托里斯皱紧了眉头，他似乎知道菲利克斯想干什么了。他想要推开他，但对方将他抓得足够紧，手从他的肩膀上滑落到了腰间，另一只手则伸长与他的手掌扣在一起，金属戒指硌得他的虎口生痒。
台上的鼓声愈发沉闷，几个咬牙切齿的重音几乎像是战鼓。菲利克斯歪着头贴在他耳边，继续说：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
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
他们害怕明天；
他们害怕未来。”
托里斯几次想停下，但都被菲利克斯拽着继续。他迎着菲利克斯轻快的步伐，在草地上不经思考地继续迈着舞步，他们抱着对方的腰在原地转了两个圈。菲利克斯拉他踢着腿做了一个起跳，在他的脚尖落地时借力翻了个翻。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
鼓声变轻，歌声变重，像粘稠的阴雨天，低气压和令人焦躁的高温，钢琴突然弹出了几个不自然的高音，然后又如断电般滑下。
“他们怎么连摇滚乐都害怕？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那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
最后一个音符在演唱者的最后一声重音中落下，观众给予了这一个节目异常热烈的掌声，还有前面少有节目享有的尖叫和口哨。看来至少有一半的人听过这首歌，并且知道它的来历。台上的演出者一再地鞠躬，用英语解释说他们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客，鼓起勇气跑上来唱了，很惊喜能获得他们的喜欢。观众之间再次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有人用英语大声地回应，感谢他们了不起的演出。
菲利克斯的步伐戛然而止，托里斯才发现他引着自己跳到了高灯的光路中。恍如白昼的亮光从他们的侧面照过来，将空中的灰尘照亮半边，连同菲利克斯和他的半边脸。他们的影子顺着灯光一直落到了舞台前，在观众们的面前陡然多出了两团黑影。有几个人朝他们看过来，托里斯才反应过来他们仍然保持着拥舞的动作，脸上倏地发烫，挣开了菲利克斯的手跑到了灯光照不到的暗处。
菲利克斯走到他旁边搭上他的肩膀，“感觉怎么样？”
“不好听。”
他哈哈大笑，“确实，这首歌本来就很难唱，他们还唱跑调了。”
托里斯没说话，把他的手臂推开，低头拉扯了一下刚刚被他握皱的衣服，在草地上擦了一下自己在舞步中沾到泥泞的皮鞋。
菲利克斯挑了挑眉。“你生气了。”
“我没有。”托里斯否认。
“为什么？因为我说那些？”
托里斯张了张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他并不是听不得菲利克斯说的东西。他不像伊万那样精神过敏，视摇滚乐为西方人操纵的阴谋，挑衅、敌意与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觉得他被捉弄了。菲利克斯将他邀请来到这里嘲笑他，用东欧人引以为豪的政治讽喻撩拨苏联人沉闷的神经，看着他的窘迫和无措沾沾自喜。
但他很难说有多委屈，你不能要求反抗者与压迫者的一部分共情。他只是郁闷罢了。
他转身刚想离开，听见了身后传来菲利克斯的笑声。他回过头去，波兰人夸张地捂着肚子笑弯了腰，甚至笑出了眼泪，像是板着严肃的脸憋了太久，终于再也忍不住。他有些懊恼地问他在笑什么。
“立陶宛啊立陶宛，苏维埃立陶宛，托里斯·罗利纳提斯。”
菲利克斯往前跨了一步握住了他的手腕，托里斯往后退，不小心撞到了一旁的灯架子，整个草地上亮白的灯光跟着晃起来。他赶紧站稳，菲利克斯便乘机逼近了他的脸。
波兰人站在草地的明暗交界处，散乱出来的碎发被恰到好处的柔和余光照亮，像是太阳的线条或鸟类的羽毛。
“你害怕我吗？你害怕我？你害怕匈牙利？你害怕民主德国？你害怕捷克斯洛伐克？你害怕工人、教堂、党员和艺术？你害怕摇滚乐？”
“我怎么会……”
“那，”菲利克斯说，“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他们’？”
“我……”
他在反应过来之前，菲利克斯吻了上来。
这个吻浅得惊人，一点不像菲利克斯的风格。菲利克斯是霸道的、冲动的、激烈的，从他在政治上行事的习性到私下里与人亲近的习性。但现在他只是浅浅地啄着他的唇角，气息也浅浅地打在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一点情感的意味，简单得像说话或呼吸。托里斯于是也浅浅地回应了，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舌尖与齿缝轻轻地磕碰。好像以前每一次他们在无忧无虑的午后，跳完一支简单的舞后兴致所至，不以其后的情事为目的的随意亲吻。
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无忧无虑的时候，但矛盾和焦虑似乎总能在这样的接触中和解。他和菲利克斯的默契总是超出他的想象，他们的舞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思虑。在下飞机之前，甚至一直到刚才，托里斯想了一万次他要如何与菲利克斯交流。他们的心跳似乎出现了参差，从立波边境线变成苏波边境线的隔阂，他是苏维埃俄罗斯的亲信和右手，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每次处理波兰问题时询问的对象，是苏联，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
但是一切都化进了这个浅得过头的吻中，他们的呼吸频率齐平了。
反抗者与压迫者的一部分无法共情，但反抗者与反抗者能够共情。
如今，托里斯的心情已经与三十二年前迥异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他的连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将近一百万人发起了游行，要求脱离苏维埃。伊万找他去问责，他这次并没有作忠诚的宣言。那之后他一直待在维尔纽斯，很少再回莫斯科去。莫斯科已经不再是苏联的莫斯科，而只是俄罗斯的莫斯科。
他的衬衫底下是在阿富汗留下的烧伤，他的信箱里塞满了人民的愤懑和怨恨。非正义的战争、无意义的死亡，已经被抛到脑后的豪言壮语，不幸福的人民，功利主义，死水一般的政治。
他们的唇齿分开来，他们对视着，相近却又迥异的目光撞在一起。
“你知道我发生的事才邀请我的。”
菲利克斯不置可否，张开双臂，一把将他搂在了怀里，而他伸手环抱了回去。他们接吻、上床和吵架，唯独很少拥抱，拥抱是太过平淡的东西。四百年的记忆覆盖上一层红色的隔阂，从暗流涌动的敌意转向激烈和挣扎，然后变得过分平淡，如同呼吸，如同心跳。
匈牙利人幸福和自在，捷克斯洛伐克没再记恨他，民主德国不像早些年那样阴郁，波兰也从七十年代的消沉中走了出来，因为他们都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属于自己的东西。
而到了这时，托里斯才突然想起来，他其实也已经找到了，他只是在犹豫，因为紧张和未知而焦虑，在变化的夹缝中呼吸困难。直到菲利克斯的电话将他从那种令人窒息的躁郁中捞出来，投进这场盛大，却又轻松，近乎本能的宴会中。
或许和他跳玛祖卡也是出于此。活了不知多少个百年的国家，穿着二十世纪衬衫和牛仔裤，在大肆纪念圣王逝世的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和着尖锐的摇滚乐跳着已经被写进历史书的民族舞，这是专属于一九八八年、专属于他们的不伦不类。
草地上仍然唱着歌，在短暂的插曲后，仍然是托里斯听不懂的匈牙利语，仍然是那种欢快的、介于爵士与摇滚之间的节奏了。会唱的观众跟着唱了起来，也有人跟着音乐的节拍拍着手。青草和树叶的味道与鼓点一起乘上温热的晚风，和微弱的灯光一起盈满布达佩斯的夜空。
他把头埋进了菲利克斯的肩膀里，任他把自己带进过去的时间。
第二天清晨托里斯被菲利克斯喊醒，坐起身时，腰上的酸痛一下朝他袭来。看来他们昨晚音乐会结束后的叙旧是太过激烈了。托里斯换上了自己带来的唯一一套衣服，照了照镜子，被菲利克斯从背后指摘，仍然是一副老干部模样。
他们赶到了圣伊什特万教堂，一进门就看见穿得严严实实的伊丽莎白，一整套圣伊什特万朝服，甚至头上还焐出了汗。安德雷在帮她整理衣角，基尔伯特在帮她温习接下来一天的行程，佩特拉在旁边对这套搭配品头论足。姗姗来迟的两人向他们问好。
“早上好，匈牙利……不过感觉应该叫您——”托里斯顿了顿，“匈牙利王国同志。”
菲利克斯爆发出一阵大笑。
“你们果然还是做爱了。”基尔伯特冷漠地指指自己的脖子，托里斯尴尬地提了提领子，不用看也知道是昨晚留下的吻痕。
伊丽莎白贴心地在旁边的戏服堆里给他挑了一件很像波兰风格的披风，安德雷给他披上，挡住了他的半个脖子。
“不错，就缺个武器。”菲利克斯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伊莎，你这里应该有一把军刀，我很久以前送你的，那把是托里斯的来着。它还在吗？”
“啊。”伊丽莎白惊叫了一声捂住嘴，“不好意思，被我炼了。”
一会，几个工作人员走进来叫他们的匈牙利同志，准备好接下来一天的活动行程。托里斯很抱歉地说他不得不先赶回去了，不然会落下太多的工作。他们感到惋惜，伊丽莎白要求明年他们务必都要来参加全程。菲利克斯要和伊丽莎白一同出席，只得再托基尔伯特将托里斯送回机场。
托里斯再次晕机了，因而在飞机上再次打起了盹。飞机落到维尔纽斯时，他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哼唱着昨天晚上的歌。
一九八八年迟夏的草地是宴会的前奏，次日的前奏，次年的前奏。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是把历史灌进现实，在世界的边缘舞蹈，在理想与生命的夹缝中歌唱。
不，托里斯并不害怕摇滚乐。如果他害怕摇滚乐，他就是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艺术，害怕党员，害怕所有快乐的时光，害怕波兰，害怕匈牙利，害怕捷克斯洛伐克，害怕民主德国，害怕东欧，害怕莫斯科与西柏林之间的峡谷，世界与世界间的缝隙。
但他也是这夹缝中的一部分，他无法害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