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罗马往事
/Chris Emilio Hughes
“…罗马学派最初的核心其实是从六个年轻人开始的。Enrico Fermi，人称「原子教皇」。木讷寡言，却拥有最好的物理直觉。Mark Zuckerberg，有「红衣主教」诨名的博物学者——他严苛尖锐的态度像极了以刻薄著称的泡利。Eduardo Saverin，学派最年轻的领导者，却没有任何的傲气；平易近人，才华横溢。Dustin Moskovitz，喜爱鲑鱼的机械天才，团队里永远的开心果。Chris Hughes，数学家，语言学家。战时许多大学线（Varsity Line）上的学生所痴迷的每日邮报解密板块，就出自于他的手笔。最后便是Ettore Majorana，羞怯内向却才气逼人的数学家。是的，比起物理学家，我认为他更像是一个与数字打交道的顽童。他们在20世纪初创立了与玻恩的哥廷根、索末菲的莱比锡、玻尔的哥本哈根以及卢瑟福的卡文迪许齐名的意大利物理学派，却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渐行渐远。
而要说起这个学派的分崩离析，究其本源，还是应该提起1927年的夏天。在兰谢尔与泽维尔以他们对于量子力学的杰出贡献摘得诺贝尔桂冠的季节，扎克伯格与萨维林之间第一次出现难以弥和的矛盾：那篇非常著名的论文，《数论与密码学》。
之后的种种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Raven M. McCoy-Xavier 《创生之柱》，CHAP.7
1980年春天，我的腰伤复发，搬至新泽西疗养。人到晚年，身体又不算爽利，只好长久地卧病在床。与寂静为伴，消磨那些所过之处仿佛能听得见声音的时光。
于如此的落寞苦痛之中，我不免回忆当年。适逢其时，小Lehnsherr先生带着学生们从加州理工来访。除去学术交流之外，更捎来了Raven Xavier——战时的核工程师，彼时如日中天的作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讯息，邀请我为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学派写一篇文章，作为所著之书再版时的前言。《创生之柱》。我读过她，当然。早在她还是本样书，尚未流通于整个西方科学界时。Raven出生于威彻斯特的一个大家族，于文学上的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又有扎实的科学背景，为法兰西学院与镭学所工作，坚守沦陷时期的巴黎直到战争结束。若是一定要有一个人为战前与战时的学界立传，舍她其谁。只可惜初版时，我的丈夫身体欠佳。我四处奔走，无暇他顾。事后想来，还是留有一点难言的遗憾。因此当Pietro向我再次提起此事，我想不到一个拒绝的理由。
“太好了，Chris。”他站起身来与我握手，笑道，“如此一来我也能跟长辈们交差。多谢你了。”
Pietro，Pietro。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三十几年前的诺贝尔晚宴上，彼时方及而立的英俊青年而今鬓边也半是霜雪摇曳，酷似他父亲的绿眼睛里却仍旧闪烁着快活的少年气息，将他衬得很是年轻。而那些站在他身后悄悄打量我的学生们青春正盛，灵气逼人。与那些昔日来来往往的年轻科学家们何其相似——那些还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单纯的灵魂。
他们一进来便看见我挂在门厅前的旧照片。已经很有些年份，边角略微泛黄，还被Dustin的小孙子撕破了一隅，裂缝恰巧开在Mark别扭的新西装上——我们刻薄寡恩的红衣主教抿着嘴唇，满面不耐；目光飘向同样没有直视镜头的Eduardo和Ettore。前者一身庄重的正装，站在一边与Charles Xavier攀谈；后者则保持着一贯的游离，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人生大事。
那是1927年，量子世界的格局被两个青年人完全颠覆。我和我旧日的伙伴们搭着一趟摇摇晃晃的铁皮列车，从罗马一路颠簸，经由哥廷根，最终到达斯德哥尔摩。那时我才刚刚加入他们之中不久，于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听Enrico和Eduardo讨论，间或夹杂Mark辛辣的讥讽。在座的同龄人之中只有沉默寡言的Ettore与我同病相怜——他当时还是个工程系学生，一年后在众人的极力撺掇下转至物理专业学习。但他的数学天赋明显在我们之上——因为就连以计算速度快而著称的Enrico后来都甘拜下风。是以我推定他沉默的缘由与我有本质性的区别。
火车刚驶过哥廷根，Dustin终于肯起身去餐车吃饭，回来时不知听到了什么趣事，一路咯咯傻笑，手里还捧着一杯已经凉掉的咖啡——大概是Eduardo拜托他接回来的。而Mark几乎在看到他的第一时间便露出了一个嘲弄的表情，点了点墙上的挂钟。倒是当事人一语不发，只是微笑着将那只一次性纸杯接过来，十分随意地放在大家公用的、乱七八糟的桌子上。
Enrico瞟他一眼，悄悄将自己那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物理书垫在咖啡杯下。那时候我们的学派领袖还未发福，下巴的线条尖锐曲折，双颊深深凹陷在浅棕色的皮肤里，看起来精瘦而康健。“Enrico的脸可不是一个连续可微的解析函数。”有一次Eduardo曾这样调侃道。
那一天的斯德哥尔摩下着小雨，天气异常寒冷。街上行人往来，皆裹着厚厚的冬衣，步履匆匆。Mark却仿佛无知无觉一般，只带了晚宴上规定的燕尾服——他本来连这个都不想穿，但科尔比诺好说歹说，总算是劝服了这个举止乖张的叛逆者，却忘记了往他箱子里塞一件御寒的衣物。
“我一点也不觉得冷，”Eduardo看起来有些担忧，这换来Mark一个无所谓的眼神，“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我是雪松而你们是…”
他想了想。
“…橡皮树。”
Mark Zuckerberg曾是一个博物学者，知识储备多且繁杂，时不时就要拿出来噎别人几句，尤其是Eduardo——他的守护者、照顾者，伟大的鸡妈妈。但奇怪的是，他们彼时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出于Mark好友寥寥的考虑，我得说这并不寻常。如今再回看，Eduardo算是十分温柔的人，或许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这个长相俊秀又聪慧不凡的青年来自皮亚琴察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家中有两个亲兄弟，因此并没有所谓继承家业的压力。他十七岁时孤身一人来到罗马求学。最初修读的是通用科学——与Enrico未来的夫人Laura同班，大二被科尔比诺选中挑进物理系读书后，如鱼得水般地迅速成长起来。他对数字敏感。即便没有留在学界，想必也将在他父母的那个世界里成就一番伟业。用Dustin Moskovitz的话来说，Eduardo是走到哪里都将发光发热的存在——却又不似天上的太阳般遥远又灼人。他更像是一朵盛放的玫瑰。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后来的一切才更让旁人唏嘘不已。
都说哥本哈根学派以建立并完善量子力学而著称，并在20年代末达到了它的巅峰，此话不假。相比而言，罗马大约是大器晚成的代名词。当微观世界的帷幕被Charles Xavier与Erik Lehnsherr联手拨开一角时，他们都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凭借着脑海里经年累月的思考所得，在某个瞬间灵光乍现，以二人之力，震慑了当时的欧洲大陆——仿佛先知摩西，徒手劈开整片红海。同处一个时代，我们直到30年代中期才做出一些可观的成果。但就是这些当时被视作nuance的发现，十数年后化作两朵代表着灾厄的蘑菇云，结束了那场毁天灭地的战争。
——裂变。原子核像是从高空落下的水滴，砸在岩石的表面一分为二，释放出的一部分中子又激发出更多的水滴。指数式的循环往复，直到那一滴水最终变成山呼海啸的灭顶之灾。
最初涉足这个领域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他们在1933年末宣告了人工放射现象的存在。这对科学家用α粒子轰击各式各样的原子，促使它们衰变。但氦核自身的限制让它在大质量原子的周围失去了作用。Enrico听说之后立即想到了替代品——中子。电荷量为零，又十分之“轻”的粒子。一旦确定了目标，Ettore很快作出一份数量级层面的分析。但一切都要由实验说话。
问题首先出在设备上。事涉核物理，我们学了十几年的光谱学便几乎再无用武之地了——能探测到衰变产物的仪器才是急需的。在那个年代，盖革计数器还很稀缺，属于奢侈品。而或许能够帮忙的Mark正在荷兰访问艾伦菲斯特的实验室，鞭长莫及。其次是中子源。放射性元素当时是管制品，千金难求。于是五个一穷二白的年轻人陷入了里拉带来的困窘之中。屋漏偏逢连夜雨，Eduardo那段时间与他的父亲闹得很不愉快。他的自尊心并不允许他向家里低头。而期货走势低迷，他的投资亦不如往常一般顺风顺水——事后回想，金融市场上蔓延的恐慌，似乎比一切的一切都更为鲜明地昭示着一场灾难的临近。可我们在象牙塔中逡巡，几近浑然不觉。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公共卫生部物理实验室主任切萨雷·特拉巴基教授伸出了援手，为我们提供了足量的放射性物质——一克镭。利用它，Enrico成功激活了氟。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Mark远在荷兰，收到电报的第一时间便向埃伦费斯特告假，搭乘最快一班的火车赶回了罗马。Eduardo则设法采购了几种稀缺、却并不算十分贵重的元素，为我们贡献了宝贵的对照组。
在一个暑气初露端倪的仲春夜晚——我清楚地这样记得——实验进行到最后一步。我们几个守在计数器边，望着混乱一片的屏幕面面相觑。92号元素被轰击之后，活动激烈异常；反应产物不止一种，并且很显然：它们都不怎么稳定。似乎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化学平衡。
在我们真正完成这个项目之前，铀核分裂只存在于理论之中，是一行行难懂且并不成熟的算式，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真的能被实现，更没有人想到它所引出的链式反应后来在一定意义上扭转了二战的战局——在大海的另一端，会有一片大陆为此生灵涂炭，几乎变成人间地狱。
1934年夏天，当我们敲定那篇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时，狂喜的我们，学界、乃至整个世界都对那些未来一无所知。
彼时Mark和Eduardo日益尖锐的矛盾才是我们更为忧心的问题。除了向来不食人间烟火的Ettore，仍旧不受任何干扰地伏案工作。他曾坦言，对于朋友们为了一项成果——不论它伟大与否——的归属而闹得不欢而散的事情，他是不能理解的。
是的。1927年，Mark、Eduardo与我和Dustin正式开始一项合作。那是个很大的课题，有关于机械加密与解密。大约那时只有数学系的学生才会关心，却意外地引起了Mark的极大兴趣。如今我们都知道，他在战时供职于布莱切利庄园，领导一个密电小组，参与了英格码的破译。然而追溯回故事的最初，其实只有一个年轻、全凭兴趣行事的的野心家，想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做一些“很酷的事情”——他的原话。可见即便是被大部分史书描摹为“意志坚决、驷马难追”如Mark，也并非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已预见结局。
大文章全凭起手。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刚写了一个开头、兴致正盛时，Mark发现自己对于古典密码中所谓的字母频率分析一无所知，只好寻求帮助——巧之又巧。他在犹太兄弟会认识的朋友Eduardo，正是个中翘楚。他们几乎是一拍即合。如前所述，Eduardo尽管是通用科学系出身，数学天赋却很惊人，对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亦有着长足的兴趣。而我和Dustin则纯粹出于室友情谊，先后加入了这个小集体。最初大家的思路一致，由转子机械的加密原理与局限入手。Mark想要寻找一个“通解”——不仅针对于语言学所能发挥作用的范畴，还有那个看似更简单，却也更庞大、繁杂的二进制世界。这在如今看来仍然是一个过高的目标，我必须承认。而在半世纪前，攻克此类课题无异于摸着石子过河，有分歧是太自然的一件事。可当项目周期一再延长，却迟迟不见成果时，Mark和Eduardo的耐心显然都濒临耗尽。他们在最根本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Eduardo仍旧对古典密码学报有希望。Mark却日益确信，在机械与数字交互的未来，穷举终将无用武之地。我不知道他和Dustin是从何时开始系统性地学习群论，只记得某一年，即便是圣诞假期里还一直在图书馆伏案工作的Wardo——最亲密的时候，Mark曾经这样称呼他。我们的玫瑰男孩一向红润的面庞憔悴地深凹，嘴唇卷起一层干裂的皮，棕色的眼睛里满是血丝。那些被揉成团的计算纸凌乱地堆满了垃圾篓。
而Mark一反常态，对此置之不理。“所以他做这些，有任何成效吗？”他甚至不无尖锐地反问过。当他奇迹般地遇见了他所谓的「灵魂共鸣」——Sean Parker。莱顿大学数学系的助教。天资聪颖，桀骜不驯。
“古典密码就像用蜡封信封。在今天的世界里，可能只会让你觉得复古，但绝对挡不住那些手握激光切割器的现代破解者。”苹果马提尼绿色的水波中，Mark透过摇曳的光影看到了另一番风景，“你想做激光吗，Mark？还是那滴终将腐朽的蜡？”
似乎是为了表达内心的不屑一顾，Parker还故作姿态地眨了眨眼睛。我当时远远看着他们，只觉得此人虽然聪明却十分刻薄做作。但这并不影响Mark对他的言论深以为然。而Eduardo看到的是他的浪荡做派，并对此深恶痛绝。剥去待人接物时的温和，Eduardo事实上也极端固执——与Mark显而易见的个性比起来，往往被众人所忽视。他们围绕着Sean和群论爆发了大大小小的争吵，从就事论事到借题发挥，逐层递进。他们曾是朋友：最好的朋友。这意味着他们知晓彼此的软肋。而当Mark决心以此为饵击杀对方，这份友情便成为一块绝佳的垫脚石。出于保密协议约束，我无法对于这桩悲剧的结局作出更多评价——事实上，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真正存在于历史深处的所谓真相早已被时间模糊，留下的只有个人色彩浓厚的「印象」。于我而言，唯一能够记起的，或许只有我的朋友们为了一个至今仍在快速发展、尚未得到解决的课题争执不休，甚至动摇了友情的根基。
或许你会问，这不就是一个课题吗？哪有活生生的朋友要来得更加重要呢？Erik Lehnsherr和Charles Xavier在哥本哈根共生的那段时日，至今仍被誉为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中的「黄金十年」——当然，也是哥本哈根的基础物理分支，或是我们都熟知的X学院，的黄金十年。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情比金坚的合伙人并非童话，是的。也许这样听起来是在为自己开脱，可在一切的最初，我们也不过十八九岁。在科学迅速发展的浪潮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今日看来已遥不可及的神迹。是以那并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我年轻的朋友们将它看成是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而幸运的是，现实最终也慷慨地给予我们回报——哪怕它并不完美。如果没有那个课题，科尔比诺不会注意到我们；而相对的，Mark和Eduardo也不会在后来的那么多年里朝夕相处，却几乎形同陌路。
他们的争吵总是在雨天，我记得。罗马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湿润，雨下不停。但在Eduardo背负着一身恐惧从罗马离开的那一年，一场罕见的寒潮袭击了整个南欧。寒风呼啸，万物沉眠。而工人党轰轰烈烈的排犹行动终于惊醒了久居象牙塔深处、几乎不谙世事的他和Enrico——尽管后者本身并不被法案波及，但他的夫人一家都是犹太人。继续留在罗马，恐有性命之忧。在经过一番商榷之后，二人决定，一旦拿到足够的经费便立即启程，前往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难。
对于他们来说，这笔钱到来的快速而及时。
世事奇妙。当Enrico再一次来到斯德哥尔摩时，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站在角落里的旁观者，而是众人目光的聚焦点。Charles从人群中走来，代表玻尔向他道贺——昔日的波动力学创始人如今已经是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之一，面容却依旧如同十一年前那般年轻。他的学生们站在不远处，见状也举起香槟，向Enrico遥遥致意。然而我注意到Erik的欠席，也注意到Charles在面对Eduardo的缺席时表现出了极为克制的担忧。
“Erik正在前往边境线的路上，”走得近了，我听见他对Enrico低声说道，“愿上帝保佑他们。”
这话十分奇怪，简直莫名其妙。我暗自咀嚼之际无意间向不远处投去一瞥，却正好对上Mark的蓝眼睛，视线一触便立即分开。他也是犹太人，家眷早已在过去的几年间陆续离开了意大利。我知道他和Dustin已定好前往伦敦的火车票。万事俱备，只差Eduardo一人，我们便能全身而退。然而，我们都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由于Roberto Saverin——Eduardo的父亲被捕，他前往边境线的行动暴露。哥本哈根并不知晓这一点，仍然授意Erik前往。工人党上台之后，作为曾经服过惩役的德裔犹太人，他数次游走于欧洲各国的边境线间接应同僚。这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任务。Charles、还有那些从美国千里迢迢而来的年轻学生们都在斯德哥尔摩等候他的归期。而我们在等待着Eduardo。等待着我们衣冠楚楚的老朋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晚宴的一角，和我们一起离开那片动荡不安的土地。
可再聚首，已是1945年的冬天。我们隔着考文垂深灰色的墓碑群遥遥相望，觉得应该为这突然的相遇感到欣喜，却只觉恍若隔世。Enrico站在妻子的身边，二人互相搀扶着，已有些老态横生。他的幼子在我们分别时还是个婴儿，转眼便长至他们夫妇的腰间，紧紧牵着姐姐的手。Mark扶着一棵忍冬树，非常平静地与Dustin说着些什么。他们黑色的袖口上还残留着布莱切利庄园的熏香气息。
还有Eduardo。
定格在黑白照片里的，我们的老朋友。
Mark似乎看见了我，他甚至冲我笑了笑。但在那一瞬间我只觉得那眼神悲伤之至，让我险些落下泪来。
这就是罗马学派的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