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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夜，北京的领导们秉烛夜谈，商讨是否应该效仿苏联同志的做法，让王耀从此隐姓埋名、只与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而毛泽东思虑再三，否定了这个做法，他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力排众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让王耀亮相：
“苏联人坚持说红色阵营没有国家意识，西方那边是骗人的。我看未必，他们在骗我们大家。苏联是个政治概念嘛，一开始不是只有四个国家吗，后来陆陆续续加了那么多原先没有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意识自然难向人民解释。我们呢，除了近代被外人割去许多土地，收回来一些，没有扩张，也没有扩张的打算。我看，我们就对外称王耀同志是我们国土的化身，跟大地跟人民有很深切的感情，让人民有个看得见的东西去拥护，你我都会死的，王耀同志不会。跟大家说，尽管他和我们国家之间具体的联系还没有弄清楚，但也可以激励大家去研究去发现嘛。古时候，大家不是认为下雨是龙王在施法吗？现在也弄明白了，只要王耀同志一直活着，中国人民一直前进，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拘泥于教条，事实怎么样，我们就修正我们自己的看法。王耀同志是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躲开国民政府的监视，断断续续跟着我们的，这可是做不了假的。我们欺骗民众，还能管理好这个国家吗？”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朱德登上城楼，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电钮按动五星红旗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在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前，毛泽东按照预订计划向全国人民宣布了王耀的存在与新生，尤其强调了现在的王耀和大清时的国家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雷动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先前宣布建国时一样热烈。王耀和他们一起，面对着重整的山河、沸腾的人民，满面红光地检阅人民军队。
虽然国际局势紧张敏感，开国大典的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但苏联友人还是要请来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四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乘火车前来北京，王耀在中南海见他们时，仔仔细细扫视了两遍，没有苏联。
他跟苏联素未谋面，但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应。王耀见到柯克兰、琼斯、本田菊第一眼，便知他们是自己的同类。上司的话能使普通民众信服，然而按照他千百年来的经验，苏联也一定存在，只是，他们谁也没见过。多么可惜，王耀想见他，不光是想见见那隔着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援助的友人，更重要的是，一个知晓国内海量情报的人却拥有鲜明的性格——这就是国家意识，王耀有把握在见过他一面之后省去民意调查或外交磋商的大量人力物力，因为他会见其他国家意识时往往满载而归。
持有同样想法的不止他一个，阿尔弗雷德向自己发誓他会找到苏联，虽然他对苏联意识体一无所知。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有没有父名、外表如何、苏联人把他藏在哪里，他收到了很多不同并且相互矛盾的情报。有人说他追随列宁而把自己的父名定为弗拉基米罗维奇；有人说他综合了苏联境内所有民族的长相，凭借这张脸他能在所有东欧国家畅通无阻；有人说他叫伊戈尔、叫奥列格、叫伊万；有人说他姓乌里扬诺夫、姓朱加什维利、姓勃朗施坦；有人说他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这些信息通过秘密渠道向华盛顿涌来，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阿尔弗雷德唯一能确定的一点是：苏联意识体一定存在。他相信外星人，相信鬼魂，自然也相信一个笃信唯物主义的国家同样存在国家意识。
他之所以这么锲而不舍地寻找对方，是因为苏联人对外宣传的口径是国家意识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从根本上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冲突了，它是唯心的，人民的意识、政体的变更怎能凭空创造物质？光凭意识怎能创造一副类似人类的身躯？
冷战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人攻击他，攻击阿尔弗雷德·F·琼斯在大众面前展现的种种神力不过是拙劣的魔术把戏，是邪恶的美帝国主义欺骗国际、欺骗本国民众的罪证。他们试图论证阿尔弗雷德和王耀是同类，他只是美洲不是美国，只受飓风、地震和板块碰撞的影响，应该数万年数十万年才发生变化，而不应该大肆宣传自己的天命所归把手伸到人类世界里来。在那个国际间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传统媒体的年代，阿尔弗雷德没法在对方控制的舆论平台里摧毁苏联人那些固执的盲信。然而，如果被他发现了秘密潜伏在某地的苏联意识体的证据，可想而知，对方的精神支柱只要他屈指一弹，就能土崩瓦解。
秘密搜寻的触角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伸到东德、伸到每一个红色阵营的国家，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来，然而可信度却掺了数不清的水分，似乎每个苏联人都信了领导班子的那一套，坚信国家意识不存在，然而间谍从旁的角度旁敲侧击搜寻可能有用的信息时，每个人眼中的苏联又截然不同。
国家意识怎么会不存在呢，无非是人们没法正确认识他们罢了。还是大清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曾经听王耀这个最年长的意识体提过，几千年来人们除了一些浅显的东西之外，对国家意识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进展。因为有资格接触国家意识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掩盖着这些秘密，随着他们的与世长辞，对国家的研究进度重新归零。然而，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论，难免会陷入不可知论中，这对苏联人来说又是一个困境。在他们从理论上打满补丁之前，苏联只有被藏起来。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阿尔弗雷德也想不耐烦地对他们的政委嚷嚷：把苏联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别说阿尔弗雷德的愿望苏联人不会满足，就算是王耀的愿望，苏联友人也不可能满足。王耀和代表团聊天时有意无意提到他们有无“俄罗斯大地的化身”，观察这种身份的苏联人是否知情，然而一无所获。更败兴的是，苏联摄影师和中共领导人相互配合拍出的彩色胶片，竟在开国大典结束后的几天内，因翠明湖宾馆房间失火而全部损毁了，勉强抢救出来的几卷已经残碎不堪，不可能再用了。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难受得“啊”了一声，沉默了好几分钟没有说话，几个年轻人在宾馆门前跺脚失声痛哭。他们乘坐火车回国之后，斯大林严厉斥责了他们。当日工作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宅，桌上放着一张便条，伊利亚已经在地下室里等着了。
他想起来今天是周四，正是伊利亚来访的日子。伊利亚正在测量自己本周的身高体重，斯大林步入地下室时，他发现上司的脸色不对。
“怎么了？”伊利亚问。
他把摄影师的冒失告知了伊利亚，略微有些不忍——因为伊利亚期待了王耀的开国大典很久，只是他不能亲自前往。伊利亚听到胶片全部损毁，脸色骤变，脱口而出：“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
他坐立不安，在斯大林调试仪器的时候走来走去，在上司没看到的时候往墙上使劲捶了一拳。“好了。”斯大林说，于是他们接着测试了血压、心率和体温，心率过快。
“保持冷静，同志。”
他深呼吸，说：“把心率放在体温之后测吧。”
在水银温度计出结果时，伊利亚把它从衣服里取出，自己无心去看，而是递给上司：“……算了，拘留他们几个月，放了吧。”
“我会替您操劳这些事的。”他的上司说，“本周有感觉什么异常吗？”
“按照以往的经验推断，应该是胃酸过多造成的胃溃疡。”伊利亚回答，“乌克兰又饥荒了么？还是别的哪里？”
“暂时还是小范围的，但要提防明年。”
上司观察温度计读数，低烧。伊利亚摸摸自己的额头：“我没觉得事情有这么严重。”
“您的数据要拿去和国内报告对比，说不定是您晚上踢被子了。”上司说，“衣服脱了吧。对了，下个月去换新的证件，您别忘记了。”
伊利亚脱到只剩短裤张开双臂站着，他的背上被发现了过敏样的小肿包，同时，小腿外侧多了一块淤青，上司把这些一一记录在他专用的体检报告上，装进“绝密”的档案袋里，这些文件只有最高领导人有资格过目。在他接手国家的数十年里，通过不断的比对和调整，终于摸索出了部分伊利亚身体状况与国内情况的对应规律。
完成了本周的测试后，伊利亚拿着一沓需要计算的数据，秘密地从最高领导人的宅邸里出去了。他平日不能抛头露面，闭门不出时多半时间在帮航天院的人打下手，因为尽管他数学和物理学得再好，也要和几十上百个科研人员一起协作才能完成工程，但他没有这个条件，只能做一些外围的工作。伊利亚也尝试过独立完成一个课题，然而身份使然，他终究不能抛却社会上的种种潜下心去做科研，国家意识的心都是永远动荡的。
他的居所远离居民密集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邻居记住他，于是他回家的方向逆着人流的大潮。莫斯科大街上热闹闹、亮堂堂的，他边走边想起仅仅几年前的莫斯科还因为防空而灯火管制，不过，到了四五年胜利日，灯光、欢笑、泪水、舞蹈都汇成洪流啦……现在，街上的人们又恢复了那种恬静而幸福的神态——吵架冷脸的人不是没有，但在伊利亚看来，那种单纯的、并非难以忘怀的气愤和拌嘴，属于生活中幸福的一种。
人流熙熙攘攘，一对母女、年轻的情侣、老人与孙子、交谈着的同事、分享冰淇淋的姐妹……无数人与他擦肩而过，并不会记住他的脸庞。这正好，如果他们记住了他，如果他们注意了他的存在，为了让这一切幸福免于化为乌有，他只有更退一步闭门不出。他和人们息息相关，可他爱他们的方式就是极力掩盖自己的存在躲得离他们远远的，每五年换一套身份证件以防他过于年轻的脸庞使得出生日期不再有说服力。他看过阿尔弗雷德在好莱坞客串的影片，也期待了很久王耀同志的开国大典。他隔着遥远的国境线凝望他的同类们，可无论是保持着友好关系的王耀，还是针锋相对的阿尔弗雷德，却从未与他真正谋面。
伊利亚回到了自己的小公寓，掏出钥匙开门摸黑开灯，知道从来不会有一盏灯等在这里。他给自己热了杯放糖的牛奶放着，拉开椅子坐下开始计算，这项工作不难，但很繁琐，让他投入进去就忘了时间。等他发觉自己已经困倦得昏昏欲睡时，牛奶已经凉透了。
他打着哈欠一饮而尽，随便冲了冲杯子，一头倒在床上。
晨光熹微时，他便因生物钟自然醒来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直到两周后的一天，在他去排队的路上，零星几个行人还没有什么异样，然而太阳完全露出地平线，天光大亮、人也多起来的时候，忽然有个妇人对着他的方向低声对旁边的人说：“那不是……”
人群很快窃窃私语起来，逐渐感觉到这股诡异气氛的伊利亚皱起眉头，人们的视线隐秘地集中在他身上，让他不安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顾不上买面包了，转身从队伍中拔腿就走，他刚一跑开，人群中的议论就又增长了一股声浪。
“看啊，那不是正在传的斯大林同志的……”
“真的吗……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我听到消息时以为是个姑娘……”
“我原本不愿意相信的……可是您看……”
“斯大林同志究竟怎么回事……他不是一向最反对的吗！”
“小声点……别被……”
早晨的寒风呼呼地把只言片语送进他的耳朵里，伊利亚一开始只是快步走，而后跑了起来。一旦发现了这个异常，他就似乎被街边行人刺痛了，已经习惯不被人注视的他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有些人的目光甚至可以称得上凝视，人们的脖子随着他跑过而转动，像向日葵好奇地追逐太阳，但他只感到毛骨悚然。
他感到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了，棉花吸了水膨胀起来，把他的脖子撑得难受极了。伊利亚一口气跑回了家，做贼似的钻进门里。他跑得气喘吁吁、面红耳赤，砰地一声甩上房门，咔哒落锁，仿佛怕人强行破开门似的背靠在门板上。缓了好一会，他冲向卧室里的那台电话。
“这里是伊万·彼德洛维奇·叶夫根尼，请给我接斯大林同志。”他不安地攥住电话线，他目前对外的身份是一名中层文官，但由于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和斯大林经常直接交接工作。对面的接线员回答：“抱歉同志，斯大林同志上午有公务需要处理。”随后他压低声音道：“同志，他大发雷霆，四个人流放，两个人死刑，您最好现在不要找他交接工作。”
他匆匆道谢挂了电话，把房间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他现在不敢出去，伊利亚揉着额头，心乱如麻地回想所听到的只言片语……自己和上司的联络被发现了？可身份明明没有暴露，他被怀疑是上司的私生子？有可能，但也不像……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刻也难以坐下。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闪电般的念头劈开了混沌的脑海——今天是周四，晚上就能单独见到上司弄清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这一整个白天是怎么过的，傍晚的时候，他在衣柜里挑挑选选，力图找出一套最普通而自己又很少穿的衣服来。尽管这很艰难，他还是认真乔装打扮了一番，再按照平时的时间和路径到达上司的地下室去。
伊利亚到的时候上司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下去的第一眼就发现房间里空了很多，平日的医疗检测仪器不知为何全都撤走了，而上司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没等他说些什么上司就先来了一句：“西方人拍到了照片。”
他脸色苍白地问：“……他们不会宣称我是您的私生子吧？”
这太糟糕了，他的上司有过幸福但遗憾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伤寒，而第二任妻子年仅31岁就自杀身亡。他的儿子在卫国战争中被纳粹抓走，但上司为了国家大局没有选择和对方交换战俘。他们怎能用……用这种不着边际的捕风捉影来侮辱一位伟人？
“比那更糟。”上司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尽管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烟味很呛人，伊利亚也没有提出丝毫异议，他只是紧紧地盯着上司的脸庞，听见他说，“呼……他们说你是我的情人。”
他猛站起来，椅子翻倒砸出一声巨响。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
他明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却不知道是自己在说话，道歉仿佛是下意识的，在上司的七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出了这样的事情，伊利亚几乎语无伦次。他的上司镇定许多：“就算是这样……也比被他们发现了你的身份好。”
国家意识之间并不能通过照片判断对方身份，人类的光学技术还没有赋予机械完美复制对方眼神和神态的能力，像素总会失真，而区分国家意识和人类的恰恰就是那些微妙的东西。
“你不要道歉，也不要管，相关人我已经处置了，风言风语也会都压下来。这次我要交代的是，你十二月份务必呆在家里，中国人要来了。”
12月18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大寿，毛泽东借着这次机会出访苏联，这种级别的外交场面意识体是一定要前来的，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王耀打照面。虽然莫斯科是一座六百万人的城市，然而有时人和人的相遇就像一场刺杀，让人猝不及防。
“……我知道了。”
也许是这场风波的影响，上司新安排了一个职员给他定时补充生活物资，因为他这个月可能一出门就会惹来瞩目。对她的说法是伊万·彼德洛维奇·叶夫根尼同志患上了肺病，只有闭门不出。这个姑娘定期给他送来面包、牛奶和伏特加，伊利亚每次戴着口罩对她点一点头就关上门，羞愧让他对人群的目光过敏。
尽管上司的要求是十二月份待在家里，但伊利亚足足三个月都拉着窗帘没有出门一步。为了打发时间，他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做计算工作，草稿纸铺满一桌面，饥饿等于饭点，困倦等于黑夜，时钟上转动的时针分针逐渐失去它的意义，他只有把自己投入到机械的计算中才能短暂地忘却之前的尴尬，忘却自己为何被困于这间小房间中。
也许因为是不小心趴在桌上睡着，寒冷渗进了他的梦里。一段人们记忆中充满了鲜血和牺牲的残酷时光，就这么重新回到了伊利亚的脑海中。
和大多数人印象中这段岁月的波澜壮阔不同，他大部分时间只有呆在后方。德军凌晨发动闪电战时他从疼痛中惊醒，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就踉踉跄跄地冲出门去，连门都忘了锁。他的报告和前线传来的消息吻合，伊利亚被强制留在莫斯科，因为他每天的体检是判断战局的重要依据。
随着战局的一面倒，他整个左半边身体都开始剧烈地抽搐、发疼，几乎不能行走，甚至不能自己翻身。他在战前的紧张时期甚至幻想过自己亲身去上前线，然而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大局需要都不允许。现在整个国家的苦难一阵阵地传导过来，神经似乎长出了无数根尖刺深深刺进血肉之中，疼痛让他几欲昏迷。几度醒来，空空荡荡的手心让他倍感不安。也许他就是那种天生掌控欲过重的人，总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才能安心，然而他现在连五指都握不住，左手一动，便是一股闪电般的刺痛。
上司显著地更加忙碌起来，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天把他的体检报告送出去，他的身份高度绝密，没有别人能来看他。伊利亚只能不停地问医护人员：“丢掉哪些地方了？死了多少人了？”医护支支吾吾，她们自己也没那么清楚，又怕他忧思过重，往往问题绕了一圈，仍然一无所获。上司偶尔抽时间来看他一小会，对于他的问题回答得很简短，关于下一步的动作，不知是防备隔墙有耳还是觉得他没必要知道，往往只是说：“你不要管。”
“你不用知道。”
“安心养病。”
“你不必问。”
他频繁地听到这些话，后来也就不问了，他的上司也是那种掌控欲过强的人。伊利亚只能不断从身体各处的不同疼痛中分析战局，领土沦陷让他皮下大面积淤青，人口大量死亡让他贫血，军队扩充让他肾上腺素过高，重要基础设施被破坏让他多处骨折……随着德军不断推进，他被提前转移到了叶卡捷琳堡，上司在红场阅兵，受阅部队从红场下去直接投入前线，因为德军离莫斯科只有十公里。
从未亲眼目睹前线的伊利亚只能和所有焦急等待的人一样收听广播，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用右手捂着自己快要撞破胸膛的心脏。莫斯科被敌人包围，心脏麻痹的风险随时笼罩在他的头上。最终德军的不败神话在莫斯科被打破，医护们流着泪，刚抱完这一个，又落到另一个的手臂里，没有欢呼，因为俄罗斯人流了太多的血。人们一时间竟忘了他的存在，伊利亚侧躺在床上望着相互拥抱的人群，想要坐起，两三次尝试却接连失败了。
“俄罗斯虽大，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这句名言风儿一般传遍了全国，携着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消息。大家都支撑起微笑，坚信转折甚至胜利就在不久的将来。然而似乎没有别的什么人发现其中的苦涩——人们为的是俄罗斯而战，并非苏联。
事实上在战争初期政府曾经试图采用过“大部分德国民众是善良的，只不过被法西斯胁迫了，应该和他们里应外合推翻反动政府”的话术，然而后来改用了“为俄罗斯而战”这样简洁、朴素而普及的宣传，因为要明白阶级斗争不容易，爱国主义却是人的本能和天性。
——可我是苏联啊。他不可自持地这样想，翻来覆去地想。
在卫国战争的四年间，他整整卧床了三年半。到最后苏军大规模反攻，一路推往柏林时他能感到一种大病初愈的新鲜感，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曾问上司他能否出去走动，得到的回答是要等到将贝什米特兄弟关押起来之后，并且必须避开盟军其他意识体可能出现的范围。于是他选择了莫斯科，那是他第一次目睹战场的废墟，他走过堆满砖块和瓦砾的街道、抚摸从房屋残骸中突出的凌乱钢筋，踏过散发着腥气的泥土和渗进泥土里的血液，这副景象让他几乎让他难以相信那是他曾居住过的北方重镇。原来不管哪座城市，变成废墟之后的气质都如此相似。
是寒冷把回忆塞进伊利亚的梦里的，同样也是寒冷不忍看他再回忆下去，用那双冰冷的手把他拍打醒了。伊利亚在书桌上睁开眼睛，瑟缩了一下，披上外套后第一反应是去拉开窗帘。夜晚静悄悄的，现在正是凌晨，莫斯科也睡着了，只有零星几点灯光彻夜不息，像是大地上的星星。他面对着黑暗、寂静而辽阔的大地，恍然间觉得自己回到了那些灯火管制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