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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华盛顿到莫斯科要坐十个小时的飞机，阿尔弗雷德也没有像大多数经历这样飞行的旅客一样选择睡一觉，事实上他连自己专机上宽大舒服的座椅都很少坐，而是走走站站，像喝醉了酒般迈着飘飘然的步伐。美好的时代就要来了，他对自己说，给两个玻璃杯里都倒上颜色纯净的香槟，左手碰右手，干杯，把两杯酒分别一饮而尽。
他没法喝太多，很遗憾，在下飞机之前他得整理好自己，不能喝醉，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高兴。阿尔弗雷德时不时把目光探出机窗，深蓝色的大西洋一望无际，从今以后，海洋是蓝色的，天空是蓝色的，陆地也是蓝色的——从英国沿海到西伯利亚，整个世界都将落入他的掌中。
飞机真正开始颠簸、准备落地的时候阿尔弗雷德觉得这趟旅程真是太快了，就像所有轻松的周末时光一样转瞬即逝。他最终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整理了一番，对着镜子露出一个真诚得恰到好处的表情，两秒后，它转变为逐渐扩大的微笑。
“久违了，伊万·布拉金斯基。”
当他真正和新任国家意识体见上面时阿尔弗雷德有些恍惚，眼前白发紫眸的俄罗斯人看起来一如以往，谁能想到上一次见他还是几十年前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阿尔弗雷德亲自飞到苏联来考察投资环境，那时候伊利亚还是个孩子，他是1905年人，而伊万在他面前显露出了不错的商业考量和嗅觉，毕竟这番手段承袭自曾经的沙皇俄国。然而不到五年，他听说对方死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维埃亲自动的手。如今时过境迁，他复活了，伊利亚却死了。
房间里窗户开着，在莫斯科十二月的寒风中伊万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刚复活的国家意识，血管里都像流着熔岩。他低头俯视棺木中平躺的伊利亚，对方脸色苍白，双手被放置成交叠在胸前的姿势，他手腕、脖颈和脚踝上已经转为淤青和紫黑色瘀血的勒痕遮掩在布料下。几个小时前红旗降下，毫无疑问他已经死了，谁也救不回来，就算还留着一口气，在异国他乡又能做什么呢？伊万对来访的美国人露出一个微笑：“琼斯先生，您真是难得准时。”
阿尔弗雷德毫不动怒，他哀伤的口气足以以假乱真：“既然我准时来了，想必你也是遵守约定的吧。”
“当然。”伊万给向伊利亚走来的阿尔弗雷德侧身让开空间，用月光一样冰凉的目光注视着抱起他的阿尔弗雷德，无论生前怎样健壮有力，死去的人都只能像个物件一样任人摆弄。他目送阿尔弗雷德出了房间、登上飞机，当活着的麻烦带着死了的麻烦离开视野的那一刻，伊万·布拉金斯基才轻轻呼出一口气，近乎神经质地摩挲着颈上横贯整个喉咙的伤口，对自己说：“还没完呢。”
空军一号上足有近四百平方米的空间，阿尔弗雷德抱着冰一样冷的伊利亚，把他扔在准备好的担架上，慢悠悠地跟在开始忙碌的医护人员后面看着他被接上各种仪器。阿尔弗雷德对医学一知半解，但心电图还是看得懂的，那条线平直得像是海面，很久才波动一下。他问：“怎么样，是不是死了？”
护士回答：“生命体征已经很微弱，只能暂时用药物维持着他这种状态，然而如果想要恢复到神志清醒的程度，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不，这样正好。”阿尔弗雷德的蓝眼睛肆无忌惮地在苏联人脸上扫视，确信他那张曾经英俊而危险的脸庞已经蒙上死亡的阴影，“先用药把他的命吊着，这段时间半死不活就够了，至于之后——要是他醒不过来，你们就把我花在他身上的钱摞成一叠，用来打我的耳光。”
他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接着，笑得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甚至，笑出声来。在忙碌穿梭的医护人员和志得意满的美利坚意识体中间，已经冰冷的伊利亚·布拉金斯基，静静地平躺着。
当空军一号还在茫茫海洋上飞行时，莫斯科也到了就寝时间，尽管今夜很多人无心入睡，也有人选择与世长辞，伊万·布拉金斯基还是按部就班地洗漱，侧卧在床上，抚摸着柔软的枕头。死过一次才知道生命的珍贵，几个月前哪怕是呼吸都让他欣喜若狂，所以这场胜利绝不能被夺走。闭上眼睛之前，他预想了无数种脑海中的情况，最终他重新摩挲自己喉上的伤疤，低声说：“别怕，该死的是他。”
入睡的过程如同意识缓慢地沉进海里，随着呼吸浮浮沉沉，但只要黑暗足够漫长，总会沉到底的。在触底的那一瞬间轻微的碰撞唤醒了伊万，他睁开眼睛。果不其然，伊利亚已经在“脑海”中了。
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这场景真实得让人怀疑自己只是在餐桌上小憩了片刻，如今回到的才是现实。伊万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这是1927年他死去前他们曾共同居住过的公寓。
伊万微笑起来：“你这么念旧么，以至于在幻想中还死抱着过去不撒手？”
伊利亚抬起他锐利的赤红双眼盯着伊万，摇头：“脑海是从你的记忆中读取的。”
伊万挑了挑眉，伊利亚接着说：“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构建场景，甚至在‘脑海’中维持形体也不容易——你把我送出国土了对吧。”
身体不在本土的话，精神力会有相应程度的削弱，这对于伊万来说很重要，他正在面临一场逃避、更不能失败的战斗。
“猜得真准。”伊万快活地说，随手把玩着桌上的钢笔，“你昏迷的时候，美国人给我发消息说要把你带走，语气真是情真意切，你们俩是早就搞到一起去了？”
“他？”伊利亚略一思忖，眉头皱紧了，这下，如果被伊万逐出脑海的话，灵魂就只能在自己的身体里苏醒，美国人一定准备好了撬出情报的一切。他冷冷地说：“无论他向你许诺什么，都不要相信，你会后悔这个决定的。”
“嗯嗯，你说得对。”伊万单手托着下巴，“起码他说要给我们投资是真的来了，而你说我们会一起建成社会主义，然后新的上司一句话你就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脑袋砍了下来。”
“你颠倒是非的本事还是一如既往。”伊利亚保持着冷静，“是谁勾结水兵，是谁跟农民宣传，想把他们带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你在1917年就有背叛的前科，弗拉基米尔不杀你不过是他容忍你，而我们已经忍耐得够久了。”
“既然这样，那你现在又有什么好说的？”伊万一把将钢笔扫落在地上，“你这副样子不也是因为人民对你忍无可忍！”
“他们怎能代表人民！？”伊利亚不自觉地提高了声调，“那四个月里我可还没有死，还感觉得到你到底给我用了多少镇静剂！你果然永远都只会用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你们自己的领导人选择了我。”伊万抓住自己胸前的布料前倾，目光像是冰原上的北极狼那样阴冷，要把伊利亚的心脏挖出来，“现在你说他们不能代表人民？你是想说苏联引以为傲的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了对吧！”
“和你勾结在一起的叛徒有什么资格？”伊利亚原本平放在桌上的双手攥紧了，“他们只是趁民众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欺骗了人们！叛徒！！”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伊万露出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你知道三月份公投结果是七成人赞成保留你，但是今晚你的红旗已经掉下来了！你猜莫斯科发生了什么？”
伊利亚的冷汗打湿了额发，然而他确实迫切地需要这个情报，只能硬着头皮被对方引导话题：“……什么？”
“什么也没发生。”伊万摊开双手，“那些赞成保留你的人无动于衷！人们为什么不拿起枪保卫他们的国家呢？难道他们不爱你吗？伊廖沙哥——哥——你当真以为自己对得起人民吗？”
他恶劣地拖长了音，提醒他曾经对自己做过什么。伊利亚当然读得懂他的暗讽，曾经伊万才是年长的那一个。伊利亚脸上褪去血色。他想要找到一个理由反驳伊万，或是试图推理和分析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然而，倘若这不是真的，自己的身体又怎会流落到异国他乡呢。
他似乎被什么东西呛了一下，捂着嘴开始咳嗽起来。咳完，才听见伊万阴恻恻地说：“我猜，你捂着嘴咳嗽不是因为公德心吧？”
自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他就多了咳血的毛病，伊利亚刚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手心，忽然反应过来脑海中不是现实。伊万盯着他微微颤抖的右手，冷酷地说：“你早该死了，伊利亚。”他甚至不想称呼他的全名，也许他和1917年的斯捷潘一样，认为眼前的人不配冠上布拉金斯基的名号。
伊利亚深呼吸几次平复气息：“倘若当年是你继任国家意识，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
“国家意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伊万站了起来，椅子向后翻倒砸出一声刺耳的响声，他几乎喜形于色，“你一边宣称自己是国家意识，一边信仰马克思？他倘若见过你，要么把你杀了，要么把自己的书烧了！”
伊利亚仰头看他，从那双发亮的紫色眼睛里看到了狂热的欣喜。他很想也站起来，然而恐惧就在伊万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渗入骨髓，阴森森、凉丝丝的，这就是数十年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需轻轻挑断那根发丝，他就万劫不复。听命于政府的知识分子想尽办法为他的存在编造合理性，给理论建设添砖加瓦，如果不是十月革命时已经有许多人目睹了他的存在，或许领导人直接把他藏起来更便利安全。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怀疑、议论，许多人因此被捕，只因为他们说——“按照我们的信仰，国家意识根本不该存在。”哪怕这句怀疑他自己已经思忖过千百遍，可是就算是为了那些相信着他的人，他也得作为国家意识一天天活下去。
他知道自己要完了，在八一九被复活的伊万突袭、被反绑双手双脚勒死埋葬之时他没有这样恐惧，因为倘若精神足够坚韧，完全可以在脑海中驱逐对方的灵魂，把新的身体据为己有，据说王耀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涅槃重生的。当年斯捷潘险些就成功了，他活了一千三百年，积累下的经验和话术远非他能比肩。然而红军们用鲜血和生命说服了他——苏德战场上，在伊利亚体内潜伏和斗争二十多年之久的他用伊利亚的视角看到了一切，看到了人们为保卫这个红色国家而前仆后继，然后他说：“当人民为你而死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国家意识了。哪怕以后万般悔恨……你也得为他们活下去。”
然后斯捷潘真正死了，失去躯体的灵魂只能随风而逝，他曾经鄙夷沙皇俄国，然而他自己却比对方更快地走到了这一步。
伊万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眼眶里慢慢盈满晶莹的泪水，伊利亚狠狠眨了几下眼：“但是……卡尔没有错。”
他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矛盾：要么是马克思错了，要么是自己错了；信仰和自我，只能二选一，再无两全之法。
“弗拉基米尔……也没有错！”扼制哽咽似乎已经耗光了他的力气，他得虚张声势地把话喊出来，从伊万的角度看去，他曾经钢铁一般笔直的脊背塌下去，甚至微微佝偻起来，看起来像是趴在桌上，他的话语断断续续，“只是我……我弄错了什么——国家到最后都会消亡！我只是……一个怪物，人们暂时需要我、相信我，总有一天这些都会消失，可是那时候——他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
“对啊，你不是国家意识。”伊万用愉快的口气说，“那现在，你还待在我的脑海里干什么呢？”
他伸手掐住伊利亚的脖子，下一秒，他就崩塌一般消失了，伊万像是捏住一块薄冰，不知道他是折断在自己手里，还是融化在自己手里。也许是融化吧，因为伊万收回手的时候，虎口处还有几滴晶亮的水珠，不可一世的苏维埃，掉下的眼泪和常人也并没有什么分别。
他甩甩手，缓缓退出了脑海。
苏联解体余波还在持续而长久地影响着世界，伊万跃跃欲试，王耀试图稳住国内，阿尔弗雷德把当事人丢在医院里不闻不问，在白宫一连几个月忙得抽不开身，直到在接到医生的电话前，他还盘算着不急审他，等他忙完这阵可以慢慢对付，然而医生告诉他：“布拉金斯基先生失忆了。”
阿尔弗雷德停顿两秒。
“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他记不记得自己是谁，还是忘了某些特定的东西？他是不是受打击过大把解体这事忘了？”阿尔弗雷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瞬间他遗憾于那些珍贵的情报被他扔到棺材里去了，下一瞬间，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医护人员的结论是：“简明地说，他似乎失去了关于自我认知的全盘记忆，根据现有的观察推测，他的记忆停留在1922年。对您，以及其他国家意识体只有基础的印象，并且面对陌生的环境表现得很不安，如果要知道更为准确和深入的情况，建议您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好极了。”阿尔弗雷德一把摘下自己的眼镜，“告诉他我下午就去看他！”
尽管对自家的医护人员业务能力十分自信，但当他真正走进病房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才完全确信伊利亚真的失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神情出现在苏维埃的脸上——茫然，不安，警惕，但是全然不危险。他盯着阿尔弗雷德的、和往常并无二致的赤红色眼睛都因为这副表情而柔和了许多，伊利亚藏在身后的右手攥着被单，问阿尔弗雷德：“您是他们说会来看我的人么？”
“我是。”阿尔弗雷德快步走上前去拥抱他，感觉到怀中的躯体比之前温热了许多，但仍然比一般人凉。这个拥抱持续了很久，在阿尔弗雷德收敛好表情松开他的时候，感觉到伊利亚的身体绷紧而且僵硬，然而并没动手推开他。
曾有无数作家为阿尔弗雷德的眼睛写下诗句，也有无数演员夸赞他天赋异禀，如今他觉得自己动用了全部的耐心、全部的天赋，试图在自己那双湛蓝的眼睛里注入无限深情：“如果我们拥有全部的自由，我就发誓永远和你在一起了……哪怕现在只有一半，也是好的。”
伊利亚似乎并不是很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失去的记忆可以重新培植，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死里逃生的苏联人完全忘了自己是谁，他的记忆停滞在1922年12月30日。他记得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得弗拉基米尔、约瑟夫和列夫，人们可能更熟悉他们另外的一些名字：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伊利亚对自己的印象只是“我是他们重视的人”，然而既然青史留名的人们围绕在他身边，阿尔弗雷德就不可能告诉他他只是个普通人。
看完发来的诊断报告后，阿尔弗雷德在纸上把先前写的潦草字母完全涂画成黑块，扔进烟灰缸烧掉。先前的计划不得不终止没有关系，完全的谎言反而很难架构，依托于真实的故事更动人。他推开书房门时伊利亚正在客厅里皱着眉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阿尔弗雷德这套公寓里的书架上多半都是各色小说，他从中选了一本看起来最接近俄罗斯的，然而作者在古拉格的经历让他掩卷深思。
“嘿，伊廖沙。”阿尔弗雷德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伊利亚显然不适应美国人的社交距离，往旁边挪了挪。他问：“报告出来了？”
阿尔弗雷德从善如流：“出来了，你自己想起了什么吗？”
“我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伊利亚的语调有些不确定，当铁一般冷峻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时，不愿相信的人就会用这种语气描述它。阿尔弗雷德点头鼓励他：“对，你是苏维埃，我是阿尔弗雷德·F·琼斯，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你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是，但就如你不只是苏维埃，你还是伊利亚·布拉金斯基一样，我也不只是美利坚。”阿尔弗雷德柔声说，“我希望你能用名字称呼我。”
“我们是敌人。”伊利亚平静地说，阿尔弗雷德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小说中读到了史料，不过他原本也没打算隐瞒这么基础的事实，“我们曾经是，但现在不是了。”
“因为苏联解体了？”
“不，我们并不一直是敌人，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在易北河喝得酩酊大醉，你还给了我军装上的扣子做纪念……但你现在都不记得了。关于你的国家，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我们作为意识体无权干涉人民的选择。”
“我想那其中有你的一份功劳。”
“我的确与你为敌，但在瓜分地球上我们两个是作恶多端的同案犯，我只是想获得更多，并没有希望你死。事实上，八十年代我为你的稳定几乎操碎了心。”阿尔弗雷德坦诚地说。
“那我为什么而死？”伊利亚的问题很尖锐，“——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布拉金斯基害了我么。”
“没有，你死后他才继任国家意识，一个大国只会自行分崩离析，从外界攻击是打不碎的。你曾经在烈火中保卫斯大林格勒，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里坚守，在莫斯科红场上阅兵把德国人打回柏林，强如纳粹也没能打败你，但是后来事情变了。”
“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伊利亚在记忆中寻找着这两个地名，未果。
“也就是察里津和圣彼得堡。你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个人，很多时候没有前例可循，会走些弯路。”阿尔弗雷德说，“可能，现在还不到时候。”
伊利亚陷入了沉思之中，良久，他问：“我为什么会在美国？”
“你真的把一切都忘了，伊万以为你已经死了，是我把你带来的，当今的医疗技术不同往日了。”阿尔弗雷德微微叹息垂下眼眸，他放在沙发上的手往伊利亚的方向移了移，但小心地没有碰到他，“全世界都在萧条的时候你看起来那么意气风发，我当时就想……这也太帅了；后来打二战，我坐船到摩尔曼斯克去给你送物资，给你塞糖吃你说不要，最后临走前我看到你还是偷偷吃了；还有我们已经冷战之后，签了航天合作的协议，我们俩坐着飞船上天在太空里对接，当着两家宇航员的面跳舞，最后还是打了起来……”阿尔弗雷德说着说着笑了起来，伊利亚想象不到他描述的那些场景，只能保持沉默。在灵魂深处，关于自我的记忆都被防御机制压抑和抹除，这些话语明明是自己曾经的经历，听起来却如此陌生。
阿尔弗雷德重新抬起头来，展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不过没关系，重新认识一遍吧。你不觉得，我们天生一对吗？”
他说对了，不管是失忆前锋芒毕露的苏维埃意识体，还是如今跟以前相比几乎可以算是温和的伊利亚·布拉金斯基，都很迷人——意思是，阿尔弗雷德几乎觉得自己要假戏真做了。谎言的诀窍在于九真一假，他跟伊利亚讲述的那些事情的的确确发生过，只不过这些微妙的暧昧原本掩在历史的洪流中什么也留不下，现在却意外地派上了用场。大量的细节和场景能使人信服，亦或许，只是因为在这异国他乡伊利亚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依靠。
那场政治地震的余波渐渐缓和，阿尔弗雷德的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秘书总会从不知道何处拿出做不完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仍然会抽出时间带伊利亚去华盛顿各个适合观光的地方逛逛。阿尔弗雷德和伊利亚在平行于倒影池的新步道上散步，在榆树林阴下从林肯纪念堂走到二战纪念碑。国家意识都是很好的导游，如果他们足够重视那位游客的话，可以对每一处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做详细又不失条理的介绍，不妙的地方是，大概其他的导游不会因为过于思念那些逝去的伟人而哽咽起来。
“呃……你还好吗？”伊利亚试图询问说着说着转过身去的阿尔弗雷德，后者一只手把眼镜摘了下来，另一只手草草地擦了擦眼泪。他似乎不愿让伊利亚看到自己脆弱的这一面，不肯回头，只是带着鼻音说：“我没事。”
伊利亚轻轻抚摸他的后背试图安抚他，与此同时，一个细微的念头从心底爬了上来：为什么我……会忘了自己的历史呢？
初春来临的时候他也没忘了华盛顿的樱花节，这里樱花的花期大约在复活节前后，很多人认为这是最美的季节。盛放的樱花在暖融融的春风中摇曳，雪片一样轻盈，云彩一样柔和，粉红与嫩绿点缀起来，美得像一场年少的盛梦。阿尔弗雷德带着伊利亚步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时有脸色红润的孩子从他们身后跑过、相互追逐，“真漂亮。”伊利亚双手插在口袋里说，不知是对枝头繁盛的花朵，还是对街上活泼的孩童。
“这些樱花是1912年Yukio Ozaki送给我们的，他说代本田菊显示友好与和平。”阿尔弗雷德折下一小枝最为花团锦簇的把玩，“后来你也知道，事情总是变得很快。”
他不等伊利亚回答就接着说：“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俩虽然冷战了很久，但那都是过去为了国家利益。尽管你可能不太愿意听，但毕竟你现在已经不是国家意识了。”
“我知道。”伊利亚回答得很快，“人总要面对现实的。”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拥有一半的自由了。”阿尔弗雷德把花枝递给他，“也许可以试着不那么……嗯……敌对。”
他下意识接了过去：“给我的？”
“当然。”阿尔弗雷德笑笑，“如果说当年本田把这些花树送来是为了和平，那么现在，我也想把和平的意愿传达给你。我想，送给你的花，不要有价钱。”
“多谢。”伊利亚低头凝视粉白色的娇嫩花朵，他虽然只剩十七年的记忆，但幼时曾偶然看到过关于这种花的文化，日本人认为它象征着武士道绚烂而短暂的美学，即使短促，然而热烈。
1992年的圣诞节阿尔弗雷德原本担心他会身体不适，他独立后的第一个七月亚瑟·柯克兰足足吐了一个礼拜的血，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他甚至在写着火鸡、布丁、曲奇、圣诞树和花环之类圣诞物品的购物清单下添上了毛巾和抱枕，家里原本也有不少，只是他还怕不够。但伊利亚似乎没有出现这样的症状——不吐血，不虚弱，也不怕冷，他甚至还能在阳台堆一个小小的雪人，虽然阿尔弗雷德确定它不是自己，那东西怎么看怎么像列宁。
在傍晚他看起来不是特别开心，但阿尔弗雷德充分理解，这毕竟是他的忌日。不如说这让他喜出望外，他原本预备在平安夜和圣诞节这难得的假期把时间全都花在照料病人身上。于是如今，他得以和伊利亚坐在装饰得足以让圣诞老人以为这是自己家的房子里，共进圣诞晚餐，欣赏他因食物而变得欣喜的神情并且自鸣得意。要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搞革命（即使不搞革命），就必须得牺牲自己的菜谱，万幸的是，如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那优越多了。
平日里阿尔弗雷德忙于工作的时候伊利亚一般都窝在家里看书，不出门的原因有二：一是他的英语很糟糕，倘若是失忆前还好些，现在他的英语和人沟通很费力，再加上他的记忆停滞在1922年和如今差了快一个世纪，倘若是读书，那还好些；二是他没有钱，如果开口要的话阿尔弗雷德多半会给些，但他的自尊不允许自己这么做——医疗费用、定期心理诊疗的费用和目前的食宿，都是阿尔弗雷德给他提供的，想必开支不小，倘若再开口要，他光是想想就发窘。
于是他的活动多半就是看书，试图唤醒自己不知为何消失的历史记忆。书房里除了占据绝大多数空间的小说，还有英国人、波兰人和美国人撰写的历史，他时常为书中的内容震惊，然而翔实的史料和照片等等各种证据让他不得不信服。乌克兰大饥荒、卡廷森林惨案、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这么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乌克兰人饿殍枕藉，波兰人死无葬身，而为他英勇赴死的人们得不到一个有保障的晚年。一个过去的自己就这么侵袭进了伊利亚的心灵，有些书籍他看几页，就把书本合上凝视着自己的双手，好像上面沾满了层层叠叠的血迹似的：“你……那时候究竟在干什么啊……？”
有时他不得不停止阅读在房间里走几圈，久久注视窗外平复郁结的心情。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一无所知地幸福着，正如同所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残酷苦楚的人们一样，纯粹地、天真地快乐和悲伤着。从残酷中走出来尚且艰难如泥沼自救，背负着那份残酷历史的人，又如何呢？
“就因为软弱，你把这些全都忘了吗？”他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感到太阳穴一阵一阵地胀痛，他死死抓住栏杆，像要握住什么已经不可挽回的东西，“你忘了，能忘的干干净净，那些活着的人又如何？你凭什么比他们更幸福！？”
他听见开门的声音，阿尔弗雷德问：“午饭还没吃呢，怎么跑到阳台上去了？”
伊利亚转过头去，在他开口的瞬间眼泪就很快地掉了下来：“我以前……是个怎样的人？”
阿尔弗雷德没有回答，他凑过去舔掉对方脸上的泪痕，一边拽开领带：“现在，张嘴好吗？”
伊利亚的脊梁是坚硬的，口腔却很柔软；伊利亚的眼泪是冰凉的，胸口却很温暖。阿尔弗雷德在他泡在浴缸里的时间里匆匆准备好午饭，抚平肩膀上被他抓皱的布料，便看见穿着浴袍的伊利亚从卫生间里出来，颇有点不好意思地把目光从他锁骨的痕迹上移开：“来吃饭吧。”
世界是无比广阔的，哪怕人们有时候狭隘得不能彼此容忍，大部分人仍然是互不相干地生活着。在美国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时，遭受了政治地震的俄罗斯人正在苦苦挣扎。苏联解体当晚有殉道者吞枪离世，伊万原本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他发现伊利亚虽然输掉了“脑海”中的战斗长辞于世，他临终前的叮嘱却并没有说谎：当年倘若是他继任国家意识，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他死了太久，1927年的经验已经不适合当今——核武器、计算机、人造卫星，无数新鲜事物涌现出来，每一个都对当下的国际局势至关重要。苏联分崩离析之后独联体的力量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筹码的棋局是下不下去的。
他越存着对人民天生的关切，就背着越沉重的负担，讽刺的是，把他用阴损的政治手段复活的领导人，却毫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寡头崛起，国民财富外流，许多人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财富贬值得换不到足以果腹的黑面包。于是一切都被卖掉：企业员工卖掉国民劳动，高级人才卖掉矜贵和骄傲；女性卖掉身体；老兵卖掉自己青春血汗换来的荣誉。在又一个和上司不欢而散的傍晚，伊万·布拉金斯基疲惫地打开家门，发现门上大大方方地粘着一个窃听器。
他把它拔下来，试图把这些最新科技弄明白。不一会伊万就发现了：它并没有在窃听自己，而是储存着一段音频。
“……如果你要问的话，我得说，约瑟夫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好。”
开头几个音节刚出来，他就听出这是谁的嗓音了。伊万抿紧了嘴唇，他确实掉以轻心了，这段时间的执政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当今和往昔是截然不同的，医疗技术的进步快得超乎他的想象。
“如果说我仅剩的记忆中的他，他给我实干但沉默的印象，这并不坏，但弗拉基米尔曾对我说他是‘只会做辣菜的厨师’，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上了最高领导人，还把列夫、米哈伊尔他们都赶尽杀绝。党内民主被他破坏殆尽，他抛弃了思想斗争，使用大规模的行政镇压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他的人，这一切已经造成了专横和恐怖，这是我不能接受和容忍的。的确，在他的领导下十年完成了工业化，反法/西/斯取得了胜利，然而应该看到，如果没有此前的大清洗运动，如果他早期没有参与瓜分波兰，放任德三做大，或许红军早期不会如此失利。许多在我的记忆中留有印象的开国元勋名誉尽失，被秘密枪决，对待同志这样粗暴和滥用权力的态度，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总书记身上的。”
“明智的地方么？当然有的，但正因此，人们忽视了民主的破坏，忽视了权力的制衡与反专制，体制将难以稳定下去。如果因为一只脚太强健，人就适应了单脚跳步，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虽然我是俄罗斯人，但我并不认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伤痛就是无关紧要的，不应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应拘泥于一国的形势。然而，约瑟夫之后的行径，他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他对于暴力的热衷和近乎炫耀的使用，能算是真正的领袖么？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么？我……我很怀疑这一点，更加令人恐惧的是，在他在世时，没有人怀疑过对他这样极端的个人崇拜。”
伊万听到这里啪一下关掉了窃听器，他站起来，夕阳正拉扯着最后一丝光线坠入地平线，确切地说，它在去往地球的另一端。紫黑色的天幕垂下来，街道上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他呼出一口长长的气，吐出的白雾在夜色中消散，手掌又不自觉地覆上自己围巾下的伤疤：“……不要死啊。”
“死了的话，就再也没法开口说话了。”
应当如何生，应当如何死，许多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命运安排，逃脱命运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无稽之谈，然而国家意识就是由大多数人塑造出来的一种生命、一副心灵。哪怕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已经从这副重担中艰难地解放出来，他的生命仍然与地球那端的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独善其身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意识的心永远动荡。
他在华盛顿，不仅热切地阅读关于过往历史的著作，并且积极地关注当下的时事政治，他这样向阿尔弗雷德解释：“我毕竟是个俄罗斯人，况且，不管怎么说，万尼亚还是我哥哥，我和他的关系并没有差到那个地步。”
如果他的记忆停留在1922年，那么1921年三月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确实大大改善了雪国兄弟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再是“白匪”和“赤匪”的领袖，而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合作者。至于年长关系颠倒，那已经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阿尔弗雷德对他关注时政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并且暗暗窃喜于伊利亚对当下时政的几乎所有看法，都顺着他铺设和预想的轨道前进。
这听起来很没意思，因为只要他问，听完了开头，几乎就能猜中伊利亚接下来要说什么。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种把苏维埃牢牢掌控的快感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底搏动，在早晨，它是柔软却不容抗拒的早安吻；在午间，它是意料之中的时事讨论；在夜晚，它是把对方的腰牢牢揽在自己怀里的手臂。
如果阿尔弗雷德回想起这段平静无波的日子，也许能从中多少窥见些蛛丝马迹，但人们总是在洪水到来之后才发觉堤坝的年久失修。当伊利亚对银河号事件发表意见时，阿尔弗雷德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纽约时报也抨击他的做法，但他知道这些反对意见都来自“自己人”，并不会真的对他造成什么威胁。但很快气氛变得更加不友好起来：伊利亚指责他出尔反尔，一再染指第三方货物，肆意破坏国际贸易规则。阿尔弗雷德心生不悦，甩过去硬邦邦一句：“我有我的立场，我代表的是华盛顿的意志。”
“如果这就是华盛顿所希望的，那还真是我高看你了。”
伊利亚失忆以来从不会这么跟他说话，也不该如此。阿尔弗雷德隐隐不安起来，心里开始升起烦躁：“你就那么袒护王耀？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是一个生于不义的国家。”伊利亚的红眸此时冷冰冰的，重又泛起他熟悉的危险光芒，“你才是。”
思想不是最锋利的武器，但却是最危险的，因为事实一旦确定便永远存在。伊利亚曾经以为倘若人民抛弃了他，那就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让伊万·布拉金斯基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当他无意间闯入一个旧货市场，在摊位上发现了他再熟悉不过的勋章样式时，一种惶恐顷刻间袭击了他。
一级卫国战争勋章颁发了三十二万枚，二级卫国战争勋章颁发了九十五万枚，除此之外，还有红旗勋章、劳动英雄奖章、英勇勋章、切尔诺贝利勋章，然而就在这么一个旧货摊上，各种样式让人眼花缭乱，连伊利亚自己，都因为失去记忆而无法认全。很多勋章甚至还有配套的奖章套和证件材料，这样更能卖出高价。当摊主询问他要不要买回去收藏时，尽管伊利亚·布拉金斯基的英语仍然不太熟练，他还是在寥寥几语后就从摊主随意的口气中明白：那些曾以为能、也应当永远留存的荣光，已经随着他的死去而被偷走、被抢夺，流落各地了。如今，伊万根本保护不了曾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一切的人们，也没法给人民带来稳定安全的生活。所以，他真的是更好的选择么？
他想起自己那套在来美国之前穿着的旧军服，上面佩戴了很多勋章。伊利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穿着军服、佩戴整齐死去，疑问如同鬼魂，一旦出现便纠缠不休：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死去，不知道自己怎样活过，也不知道阿尔弗雷德为何要把自己带来美国。但，那些勋章派上了用场。尽管因为没有配套的证件没法卖到最高的价钱，然而，他所拥有的勋章已经足够了——如果他没有失忆的话，就会知道国家每颁发一种新样式的勋章，就会在他那里留存一枚。
他有了一些钱，这些钱被用来买书。阿尔弗雷德的书房里的确有很多书，然而，整个书房里没有一本俄国人写的历史书，而就算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作者的描述也会大相径庭。
很快伊利亚发现，而在本国作家的笔下，他曾是一个生于光荣的国家，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苦难和荣耀。美国人渲染切尔诺贝利的泄露造成普里皮亚季整个城市被废弃，却刻意淡化当时苏联政府的正确行动和基层的英雄事迹；英国人明示暗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对英法一再绥靖绝口不提。世界从来就不是年少时他所期待的那样正义，他自己不是，世上也没有什么人是，但他自己也没有失忆后曾以为的那样不堪，为了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挣扎着活下去，让人民活得幸福，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他死后伊万继承了他的国家，而王耀接过了他的火炬。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尽管这希望现在还很弱小，然而他的上司曾经在无比困苦的情况下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点火星如今燃遍了东方的大地，或许总有一天，燎原之火，可以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你是觉得我一直在骗你？”阿尔弗雷德不悦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中来。
“怎么会呢。”伊利亚不动声色地说，“你只是说了一部分的事实而已，这完全够了。”
“这么说你自己根本也搞不明白，你就为了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怀疑我？”
“如果不是我读过了铁幕那一侧的历史，我的家人们眼中的过去。我可能还要不知道多久才能怀疑我被你灌输的那些东西。”
“你们的书报审查制度就不是灌输吗，你现在看到的是真实？不，是当局的粉饰太平！当年你们在粮食数据上造了多少假，你大概已经全都忘了？”
“重要的是，我已经这么认为了。”伊利亚斩钉截铁，“而共产党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你坚信的道路已经失败了，你不觉得这话很讽刺吗。”阿尔弗雷德的语气尖锐起来，“现在我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如果不是我你已经死了。”
“如果你想要一个因为你的身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你可以去找本田菊。”伊利亚话中的不友好已经上升到一个危险的浓度，“但我从来不是他那种人。”
“啊，真不错，你是非要觉得我恶贯满盈了？”阿尔弗雷德拉扯出一个假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能为所欲为么？亲爱的，那是因为你失败了，不然正义的你当然会阻止我的。”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今后可以为所欲为的话，你早晚也会死。”伊利亚咬了咬自己的舌尖，一字一句地说，“喔，用你的话来说，那叫做自由。”
“可在此之前是你先撑不住了，如今我只是在享受自己应得的胜利。”一种被冒犯的感觉让阿尔弗雷德的声调不自觉拔高了，“我动动手指关掉GPS就能让王耀的船在海上孤立无援，他无辜又怎么样？我可以随便在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迟到，让整个欧洲干等着。你们活在我的国际秩序下，用着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当然也要站在我的阴影里。”他上前一步逼视着伊利亚抓住他的手腕。“如今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伊利亚定定地迎着他的目光，睫毛都不颤动一下，“如果你坚持的话，半个世纪，不……甚至不用三十年……”
他什么时候产生了这种想法？
他在阿尔弗雷德眼中似乎又变回了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苏维埃，失控感让阿尔弗雷德焦躁起来，当伊利亚试图挥开他的时候他反手一拳锤了下去，这似乎是冷战五十年养成的习惯，本能似的让他根本来不及思考。然后，意料之外地听到肩骨发出断裂的脆响，伊利亚往后摔了下去，他似乎如梦初醒，才意识到现在伊利亚的身躯对于国家意识来说几乎是瓷一样脆弱。
苏联人仰躺在地板上，左手丝毫动弹不得，右手抓着自己的衣角，已经疼得眉目扭曲。他嘶地吸了口冷气，嘴角抽了两下挣扎着拉起一个浸着冷汗的微笑：“和我想的……嘶，一模一样……”
阿尔弗雷德看到他疼成这样方有些不忍，刚蹲下，听到伊利亚低低地笑了一下，无比清晰地慢慢说：“你空有力量，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它……”
自从阿尔弗雷德把他带到美国来，从未见过伊利亚眼里有如此笃定的光，他孤身流落到半世纪后的异国他乡，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深信不疑，包括阿尔弗雷德自己。他伸去要扶伊利亚的手顿住了，一个沉寂许久的历史事实忽然浮上心头：这才是他认识的苏维埃，那股令人心悸的力量无关红场上的钢铁洪流，苏维埃一开始，就是一群奋起反抗的人们、一段一针见血的言辞、一点颠扑不破的真理。八十年代的苏联反而说不出这么一番话来，那时他们沉迷于权力博弈，阿尔弗雷德不会告诉那时的伊利亚他简直和斯捷潘·布拉金斯基如出一辙，因为后者从来为苏维埃所不齿。然而如今在异国他乡，在这已经分崩离析过一次的身体里——忽然迸发出这股可畏的力量。
他夺门而出，直到已经走出家门站在街道上时，他才反应过来，拨通秘书的电话：“去给他叫个医生。”
丹尼尔·雷明顿才来得及反应过来“他”是指谁时，电话就被挂断了。他只得一边拨打着专用医护的电话，一边动身赶往阿尔弗雷德常住的那套公寓。当他从敞开的大门跑进去时，看到了一个正在慢慢往房子里走、似乎想要拿什么东西的俄罗斯人。
“你们到得真快……”伊利亚带着一点点因疼痛而难以维持的礼貌微笑对他说。丹尼尔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力地垂着。
他把伊利亚带上救护车，直到对方对车上过于齐全和昂贵的医疗器械表露出疑惑时，年轻人才意识到，他是拖着肩骨骨折的身体自己从二楼书房起来，用左手拨通急救电话，然后下楼站在门口等待救护车的。
丹尼尔帮他取消了另一辆救护车，在他挂断电话的时候，听见前苏联意识体对护士说：“您好……能给我一条毛巾吗？”
护士从盒子里拿了一条，正要帮他擦拭额上冷汗时，他自己用左手接了过去，随意一卷咬住了它。
“多谢。”他含混不清地说，然后想起毛巾暂时拿下来重新道谢了一遍。护士重新拿了一条毛巾，轻轻擦拭掉他的冷汗，柔声说：“您已经很勇敢了。”
伊利亚怔了一下，而后眼里流动起一点晶亮的光，他用力眨了眨眼，光消失在他赤色的双眼里：“谢谢。”
丹尼尔注意到，在路程的前半段他不以为意的一些抽气和低低的痛呼就此变得轻而含混。真是争强好胜的人啊，他在心里说，过去他只在电视上见过这位前苏联意识体，苏联解体后他只知道对方和自己的祖国住在一起，而如今他在对对方升起一些敬意的同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揣测那些已经被反复揣测过的问题：为什么他会呆在美国？
这个疑问没有能得到解答，因为他之后再也没见过伊利亚。在过去的两年间，他曾帮忙跑腿送生活物资给阿尔弗雷德，有时出来拿这些东西的是伊利亚。但在这次事件之后他需要送的东西少了一半，一些诸如手风琴和列宁雕像之类的东西也消失在清单里，他要做的只是用加工食品填满冰箱，但同时也多了帮琼斯打扫客厅和卧室之类的任务。虽然工作量没有很大的变化，但丹尼尔觉得房屋主人的生活似乎在朝着某种“正轨”转变，阿尔弗雷德过上了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式生活：电影、派对、垃圾食品就能填满他的下班时间，可真正的“美式”难道不是自由和离经叛道、不是敢于和无论属于哪种身份的心上人住在一起么？
阿尔弗雷德对自己说，既然他要走，并且再也不可能变成两年前那个伊利亚，那强行抓住他就没意思了。他被秘书通知伊利亚在手术室里时的确打了个车赶来，但在后者出来之前又匆匆离开。他嘱咐丹尼尔说如果伊利亚问起，就说他突然被上司叫走了，然而当时候他询问丹尼尔时，年轻人看上去非常为他难过地说：“布拉金斯基先生没有向我询问您的事情。”
伊利亚得到医生许可出院时大概是自己回的家，那时阿尔弗雷德在白宫忙得抽不开身，当终于加完班、他被丹尼尔叫醒准备下车时，他看见房子里漆黑一片，一盏灯也没有。
今天理应是他出院的日子。阿尔弗雷德揉着发疼的太阳穴回忆，他开门，听到身后的车开走了，他忽然很想大喊一声让秘书把车开回来，最好把车灯调亮，但他顿了两秒，于是小车已经离开。阿尔弗雷德转动钥匙，步入静悄悄的黑暗中。
这间房子的变化很小，无非是少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几件衣服、两条毯子，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如果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不那么节约，他原本可以把这些东西也抛下。对于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来说，世间种种不过身外之物，过去的那两年，大概更是情非得已、不堪回首。
非法移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身份，拖着一只小行李箱离开家的伊利亚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没法找任何正规的工作，虽然他也不符合那些工作的招聘要求；他也没法住条件稍微好那么一点的旅馆，伴着隔壁房间的鼾声或是吵闹声入眠是时常的事。不过这一切他毫不在意，在他人生的前十七年里他睡过战壕，吃过混着泥土的面包，干过为贵族不耻的活儿，苏维埃本来就是从那些双手脏兮兮的人们心中诞生的，他从不介意混迹于他们之中，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美国人。
辗转的途中他受过很多人的帮助，在小餐馆里帮厨时他被热油烫了手臂，泡了几分钟凉水就又挽起袖子干活，给顾客里一位兼职护士看见了，拉着他抹烫伤膏；在码头搬货时他扭伤了腰，一起做工的黑人兄弟帮他付了旅馆的床费；又一个圣诞节他独自拖着行李箱在街上乱转，只为找一家不要求证件的便宜旅馆，忽然就被小女孩抓住衣袖递过来一颗糖，说：“祝你圣诞过得愉快！”
人间冷漠的人很多，但热心的人和他们一样多。伊利亚在外面每多度过一个夜晚，这一个念头就越深切地浸入他的心里：世上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们而写的，所有的歌曲都是为人们而唱的，所有的画作、所有的节日，只有人民才给它们赋予了意义。当他在异国他乡的小床上蜷缩着入眠时，也会想起故乡的人们，那些样貌、语言和思想都和这里迥乎不同，却使他倍感亲切的俄罗斯人。
有一回，还真让他碰见一个。当他在超市里听到熟悉的俄语时，伊利亚猛地把目光从货架上移开，说：“Ты тоже русский？”
他请这位看上去同样窘迫的同胞喝了一杯，在酒馆里他从对方醉醺醺的话里了解到：苏联解体之后他不得不到美国来谋生，有能力跑的人都跑了，留在俄罗斯的不过是别国没人要的人，或是那些已经为祖国奉献了一切，已经燃烧到再也不能燃烧的人。
他们轻轻碰了碰杯，把廉价的苦酒都一饮而尽。
大多数时候伊利亚只能给予别人一些微小的善意，向别人慷慨解囊则是暂时性的，这主要在他刚卖出一枚新的勋章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他原本应该惋惜或者悲伤的，但他那些关于过往的记忆全都烟消云散，他的记忆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过完了他们完整的一生，只有他自己是被遗忘在大地上的幽灵。于是伊利亚只有一遍遍自言自语：我已经不是苏维埃了。
最后仅剩一枚红旗勋章他还舍不得卖掉，它颁发于1918年，这是他唯一留存在记忆中的勋章：列宁亲手帮他佩戴上，怜爱地抚摸他的头。那时他还年幼，眼睛明亮、理想远大。
把所有东西都卖完之后光靠打黑工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没有钱，伊利亚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夜里下起了大雨，他抓起毯子跑到商店的前檐底下躲雨，然而连人带物淋得透湿，夜里寒气一阵一阵，他缩在角落冻得直发抖，恍然觉得自己像是发起烧来。这大雨的夜里居然有人在街上，还往他的方向走来，来人撑着伞，问：“您需要帮助吗？”
尽管深夜被人带到旅馆实在太诡异，但倘若再呆在街上多半会冻出病来。伊利亚泡在放满热水的浴缸里，出门时防身的匕首就放在右手小指边，不过在他洗完澡后出浴室，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人似乎只是用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钱帮他开了个房间，然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面朝着房门、把握着匕首的左手放在枕头底下睡着了，也许是先前受了寒，后半夜昏昏沉沉地发起烧来，怪梦一个接一个，待到撑开沉重的眼皮，竟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侧卧在汽车的后座上，车子还在行驶着。
伊利亚猛然坐起，听到他醒来的副驾驶位转过头来：“你醒了，需要食物吗？”
他与这个面容平凡的男人对视了几秒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倘若说见过，他这样的人在街头似乎一眼就可以扫过一片；倘若说没见过，七年间他总有对这张脸的些许印象。男人说：“按照琼斯先生的吩咐，我们会把您带回去，如果您在外面已经……情况不甚良好的话。”
或许这位特工原本揣测他应该恼怒的，所以在伊利亚只是点了点头，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后他还流露出一点点诧异的神情来。
我只是不想见他。伊利亚小声对自己说，又不是不想念他。
他被带回华盛顿之后也没能第一时间见到阿尔弗雷德，特工们直接把车开去了医院，他的诊疗报告很长，这副身躯新伤叠旧伤，他太过适应非人的自愈和恢复能力，也太过适应疼痛已经与他日夜相伴。以至于竟忘却了自己已成凡人，如今哪怕是不计成本的医疗，也力所不逮。
虚弱感从骨骼深处弥漫上来，像浴缸里满上水那样缓慢地把他整个人浸在里面。他不记得自己解体前是否也是这种感觉，但他的状况实在不太好，也许他又要死了。死，这个本该灼热烫人的词语如今对他来说不再可怕了，燃烧过一次的东西无法再燃烧，无论是人，还是心情。
阿尔弗雷德在他入院的第二天来看了他，带着即将与旧情人告别的、恰到好处的悲伤，伊利亚从他的神情上看出自己的确命不久矣。时隔七年，他们谁也不再提起让他决心离开家的那场肢体冲突，不再提起被王耀视作巨大耻辱的那场事件，不再提起过往半个世纪的爱恨纠葛：他们一个忘了，一个已经不在乎了。于是，再见之时，实在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阿尔弗雷德俯下身来拥抱他，就像他刚刚从解体的濒死状态里醒来的那个拥抱一样，美利坚合众国的怀抱还是那么温暖。几秒之后，伊利亚轻拉他的后领：“好了，琼斯，已经够了。”
他不觉得他们彼此谁欠谁什么，阿尔弗雷德给他提供了食宿医疗，远超常人的生活条件，甚至还短暂地给了他一段温情，但他在外的那些年见到了美国是如何趁火打劫收割苏联的遗产的，他甚至还在网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王耀试图加入WTO那几年，阿尔弗雷德把这些录音匿名上传到了网上，只要年纪稍大，认识苏联意识体声音的人并不在少数，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这些录音的传播无异于舆论界的生化武器，苏联的自我否定击碎了很多人的心理防线，“只有改变社会性质才能与国际接轨”的思潮甚嚣尘上，不知道王耀得为此顶着多大的压力、多费多少心力、在谈判桌下让出多少价码，和自己被迫给他带来的收益而言，阿尔弗雷德付出的只不过是吃剩的面包边。
超额劳动、休息不足和沉疴宿疾足以摧毁一具健康的躯体，而对曾受过致命伤的伊利亚来说，他能活到今天已经出乎医生的意料了，他像所有那些已经跨越否认、愤怒、沮丧的人们一样，开始认真地考虑死后的事情。
他给王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原本也想给阮氏玲、给任永朝他们写去一封，但时间恐怕来不及了，于是他写上“倘若方便的话，希望王耀同志能与其他四位同志分享这些内容”，就毫不犹豫地下笔了。他描述了自己复活后的经历，他在美利坚辗转的生活，描述了社会背面那些无声的撕裂，观察到的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许多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热忱、善良和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的迷茫，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仇恨着一个并不应当仇恨的对象，这不是人民的错——哪怕是他自己，也被蒙蔽了许久。
这封信写了很久，他常常写到一半就扔下笔伏在手臂里失声痛哭起来。请原谅他吧，他醒来时，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少年，他没想过死去；当他真的即将再次死去时，他也只不过是个无亲无故的青年，没走完无比广阔的世界。
在回忆生活时，人们才最害怕死亡。倘若不是他要死了，他还希望能游历完这片大陆，再去拉美、欧洲和中国看看，看看那些正在为幸福奋斗，还将继续为幸福奋斗下去的人们，看看所有那些和他一样怀抱着红色理想的人们，和养育了他们的美丽自然。最想回到俄罗斯，看看他曾经为之付出一切的事业如今……还有没有留下一点残骸。
无论怎样艰难，这封信还是写完了。信件的末尾，他写道：“在如今的美国，知道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仍然是一份殊荣。但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过去高高在上、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幸福深入到最广大人民的生活中去。王耀同志，我不敢对你如今的内政提什么指导意见，我自己已经失去了许多生产生活的记忆和经验，就算还有，也没有这份资格，因为中国人民选择的是自己的道路，但我恳请你不要忘记红色的初心，其他所有的一切，在人民的幸福面前都显得那么虚无缥缈、无足轻重。
我衷心地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人民能够走上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想必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到处都已经飘扬着红色的旗帜了，这样令人神往的理想一从我的脑海中产生，我几乎就再也没法想其他任何事情。不过，我没有看到它实现的那天了，如果俄罗斯再次走上这条道路，也许会有一个崭新的红色意识体来带领俄国人民，他会吸取我的经验教训，比我做得更好……
我从史料中看到，我们曾经吵得很不愉快。虽然如此，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我想你大约已经不那么在意了。这应当是我此生最后一次与你通信，尽管想说的话太多，但无论是生命还是情谊，都有一个尽头的，就此别过。
我非常想念弗拉基米尔和约瑟夫他们，但当我这次醒来，却得知他们已经全都离我而去了。如果不是我们都笃信唯物主义，我本该寄托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死后能再次见到他们。但是，真理的路总是比其他路途更加艰辛，王耀同志，我的路已经走完了，而你还要一直跋涉下去。”
你真诚的，
伊利亚·布拉金斯基
伊利亚把这封信交给照料他的护士，拜托她帮忙寄到北京，为此他把自己唯一留存的那枚红旗勋章当做酬劳给了她：“这是苏俄在1918年颁发的，很珍贵。”他想了想，又说：“可以卖钱。”
2001年9月10日，医生宣告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已经死亡。按照他的遗愿，他本该葬在莫斯科，但伊万.布拉金斯基拒绝了他的入境，阿尔弗雷德决定破格把他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次日，他驱车前往公墓，上午九时许，一声可怖的巨响袭击了他，与此同时，他的心脏传来一阵闷痛。阿尔弗雷德猛地踩下刹车，透过前挡风玻璃，他惊惶地看见浓烟冲上天空，五角大楼的方向燃起熊熊大火。
“你空有力量，却不知如何去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