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我的法定年龄是三十二岁，可我有一具四十二岁的身体，和一颗五十二岁的心。
这不是为了用于夸耀自己经历了多少困苦，心灵上又有多么沧桑。恰好相反，我的人生平凡而又无趣，就算写成传记也不过薄薄的几张纸，被积压在书店里最无人问津的那一排书架上，落一整层灰。
我是说我已经明白天命无可违背。我能做到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缓慢地消耗自己。病痛或许会领先衰老一步来袭，攥住我的手腕将我领往另一个世界。
于我而言，这些都无可厚非。慈善家或小偷，所有人类都面临着同样的结局，没人感到奇怪，所以我也从不曾为此烦恼。
二十七岁时我也这么说，但我从心底并不这么相信。我跑了无数剧组，试了数不清的角色，然后得到无数个或直白或委婉的拒绝。当然，我也有成功的时候。为了那些得之不易的宝贵机会，我牺牲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我的身体和爱好。
我信奉努力和坚持的回报，所以每一部戏，我都用尽全身力气：我将自己的灵魂粗暴地撕裂，再塞进各异的服装里，伪装成一个完整的人。
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我为表演奉献上了我的整个青春，却依旧没有换来神的垂怜。
我无法不承认我曾为此感到痛苦。很多个晚上，我平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凝视着头顶上吊灯的轮廓，无声地问自己：“还要继续吗？”
在我二十七岁的尾巴，我的答案从肯定变为了否定。那一瞬间，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连带着清洗掉了灵魂中的一些东西。上帝拨动了我人生的时钟，把我从遥远的十七岁送至现在，再送向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未来。
三十二岁的我要说，这不可耻，也不可悲。梦想放弃了我，于是我转头去拥抱本就属于我的平凡生活。吃着五谷杂粮的人大都如此，不过醒悟的时间有所差别。更何况我的梦想还是给我留下了些东西——我成了艺考机构的老师。
不知道是心态变了又或是如何，每次听到那些十几岁二十的孩子在清晨高声朗诵，我都觉得格外吵闹。明明我自己也曾一样乐此不疲。路过他们，我总得违心地夸赞一句，实则头痛欲裂，恨不得早日逃脱才好。
每次站上讲台，我的头痛便被教室里头浑浊的人气和孩子们的窃窃私语激得更加严重，像是一柄板斧要将我劈裂成两半。
女孩子们都还比较怕我，最难管教的是那些被荷尔蒙浸泡着的叛逆期男孩们。我尝试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方法，最后还是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和他们聊聊人生。
感谢他们让我明白什么叫做鸡同鸭讲。我问他们“为什么想学表演？”他们说“念不好书。”我问他们“有什么理想？”他们说“随便。”这真是把我气得七窍生烟，辗转反侧地睡不着。怎么都把这样的小孩送来学表演？我是表演老师，不是托育班的保姆阿姨！
可后来校长的一番话点醒了我。他坐在老板椅上，肚子像一个膨胀的气球一般鼓出来，我总害怕他下一秒就会爆炸。
“小张啊，你要把作为演员的那个共情能力，拿来为这些孩子们想想。”他“呸”地一声把茶叶吐进杯子里，又窸窸窣窣地喝了一口，然后冲我点头。
我先是觉得他在放屁，这哪能一样？后来越想越觉得很有道理。我十七岁的时候又好到哪里去了呢？我那时以为我与众不同，我懂了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懂，甚至时至今日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是十分可笑。
所以现在我就很少为他们生气。头痛还是时常有之，但我学会了一下班就直奔家中的柔软大床，不让其他的烦心事加剧我的痛苦。
通常每年的七月份是最为煎熬的。老的一批送走，新的一批学生又要被殷切的家长们送进来。我得花上几天记名字，再花上几周弄明白所有小孩的脾性。
我最先记住的是一个叫龚俊的小孩。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年纪最大，二十一岁。可我渐渐发现，年龄并不能计量一个人的容量。他简直傻得叫我不忍心告诉他我把他当个傻小子。
头一回见他，我只觉得惊讶。学表演的孩子大多都好看，但是长得和他一般样貌的孩子，我也没见过多少。
他比我还要高上小半个头，老老实实地站在母亲旁边，除了向我鞠躬，同我打招呼之外，没有一句多的话。
“张老师呀，麻烦多多照顾我们俊俊。他很灵光的，您多点点他，一点就通。”他的母亲和我握手，把龚俊推向我。
我先信以为真，后来发现天下母亲说自己孩子的话，大多都半真半假，不能全信。
我实在无法违心地说龚俊聪明，我只能诚实地说他真的有点儿傻。台词磕磕绊绊背不下来是常事，唱歌跑调跑到厄瓜多尔的赤道，那么修长的手脚也不怎么听令于他的脑袋。
可什么挫折都没法渗透他。可能他有的不是吞噬病毒的白细胞，是能消灭痛苦的快乐细胞。每次路过教室，总是他穿透性的笑声先笔直地射入我的耳朵，然后我就能看见他咧开的嘴和白花花的牙齿。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这个短语旁边就该配上龚俊哈哈大笑的照片一张。我原本是不喜欢这样的傻小孩，但他总让我讨厌不起来。
但凡上课，他就要拿着本子写画，用一双黑沉沉的眼珠子较真地盯着我。我抛个笑话，大家都觉得太冷（现在的小孩真不好伺候，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嘿嘿地笑，啪啪鼓掌。
我第一次感觉我的笑话有了听众，大受鼓舞，连着想了三四个新版本。后来所有学生但凡看到我微笑着张大嘴巴，就都低下头去玩笔玩手指，只有龚俊还抬着脑袋，哈哈傻笑。
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桩乐事。如果我是个圆，那他就好像一颗石子，阻止我继续向前无尽地滚动。
但凡有什么绕口点的台词，我就叫他上来念，念不好不准下台。他常常念得面红耳赤，越急越讲不清，舌头像是打了死结。我边憋着笑意，边责怪自己不怀好意，怎么这样作弄一个孩子。
可他又也从不生气，我认为是这一点助长了我的恶劣行径。他实在念不清的时候就无助又慌张地看着我，毫不遮掩自己的窘迫。
我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自己的乐趣。一个月下来，他的台词大有进步。秉着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的原则，我叫他进办公室，给了他几块巧克力，和他说：“演得不错”。
他的眼睛“唰”地一下亮起来，嘴巴又咧开了，喜不自禁似的和我连声说谢谢。“主要是张老师教得好！”他大声说，可他仰面朝天的鼻孔又分明在说“我真聪明！”
我没法忍住不笑，可能是因为他的感染力。“哎呀，不要笑呀张老师。”他又有点扭捏地活动着肩膀，眼睛快速地眨着，悄悄撇向我，又看向旁边。
他真的是个很好玩的小孩。非要比较的话，我对他的怜爱近乎对我唯一的宠物小狗“路飞”。
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也真的很像路飞：自从我给了他那么几块不值钱的巧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来找我聊天。
我同他也没什么好聊的，不过是天气，午饭，表演，台词等等或琐碎或专业的内容。可他就是有说不完的话，源源不绝地冒出来，同我和他初见时一点也不一样。
有一次我和他聊起篮球。我和他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爱打篮球：“可我现在年纪大了，就不爱动了。”
他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下来，叹了一口气。我被他逗笑了，说小孩不要总是叹气。他就又用他那双眼睛直直地看我，说“张老师，我知道。我看到过新闻。”
那时我悚然一惊，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龚俊是龚俊，路飞是路飞。
“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不知道是在安慰他，还是在安慰我自己。“你每次上课都不把重心放在左腿的，有时候下雨天走路也有点不利索。”龚俊认真的时候就会沉下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往外蹦。
他这么细心，我都快忘了他是个傻小孩。可也只有傻小孩才会这么一针见血，不依不饶。
“我三十二岁了，龚俊。三十岁之后，很多东西就都不重要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听见我自己对他说。
我不期望他能明白我的意思，毕竟他不是别的什么人，他是龚俊。“张老师……”他又要说什么，脸上显露出焦急。“去上课吧，好好上课。”我打断他，推他出去，坐到桌前继续写我的报告。
那晚上我思索了很久，深深地发觉我还是太高看自己。龚俊哪里傻呢？傻的人是我。我只能惊叹造物主的神奇，他竟能把人类塑造得如此矛盾。我还是短见薄识，孤陋寡闻。
我觉得他应当是有天赋的，所以我开始认真地教他戏。但凡他来找我聊天，我就让他演一小段才能和我说话。他先是觉得这要求不可思议，可他又不敢忤逆我，总是乖乖地先背再演。
我很喜欢看他安静地背台词的样子。办公室的板凳很小，也没有靠背。他个子又大，总是只能缩成一团坐在椅子上，黝黑而又浓密的睫毛耷拉下来，在眼底映出一排阴影。
他记忆力算不上好，就只好一直在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念到滚瓜烂熟为止。我发现自己有时候会盯着他颤动的眼睫毛，有时候则是他小幅度上下翻动的嘴唇。我想那是因为看到他这样，我总是能隐约地看见曾经的我自己。
他有一次演得太激动，挥手间不小心打翻了妈妈送我的一盆吊兰。本来是阴测测的杀人犯，一瞬就变成了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狗。他又瞪圆了那双眼睛看我，深黑的眸子占据了眼睛的一大半。
不知道为什么，对着他我发不起脾气，我最后只是对他说：“不要怕。突发事件也是很好的戏。”
他懵懂又顺从地点头，那双毫不遮掩的眼睛好像要把他自己全部袒露给我。
他每来办公室一次，总要落下点什么东西。有时候是钱包，有时候是笔记本，有一次甚至是家里的钥匙。我总疑心他是故意的，可他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的无知样子又会打消我的疑虑。不如就相信他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傻小狗吧，我这么告诉自己。
“哎呀，我老这样。”他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对我说。“我好几次坐车都把包忘在车上。”
“你怎么没把自己搞丢？”我笑话他。
“那不会的！”他马上否认，那股较真劲儿又出来了。“没事，没事，”我不和小孩一般见识，“我出门也忘记带伞，带钥匙。”
我当然不是真的会忘记带伞，带钥匙。我三十二岁了，一个人住，没有人有义务叮嘱我，我只好事事都自己记清楚，办稳妥。这种善意的谎言，是撒给龚俊一个人的，也只有他一个人会信吧。
“哈哈！”他洋洋得意地笑，“张老师，你和我半斤八两嘛！大哥笑二哥。”
听他讲话，我总忍不住想要笑，也没有反驳。
叫我没想到的是，龚俊不是装傻，是真的傻。
那天来了一场急雨，倾盆而落。天阴沉沉地发着灰，伴着惨白的闪电与震耳的雷鸣。我看着地上的积水，想等雨小一点再回家。可没等来小雨，却等来了气喘吁吁的龚俊。
“张老师！下雨了。”他口鼻并用地呼吸着，对我大声说。
“我知道！”我也大声地回答他。
“你带伞了吗？”他又问我。
“我没带。”沉默了两秒，我说。
我这是为了圆谎，以免让这个傻小子意识到我骗了他不少。
“你说什么？你带了还是没带？”外面雨水落地的声音太大，盖过了我的回答，于是龚俊就又问了一遍。他还微微低头，将耳朵凑在我的嘴巴旁边，想听我的回答。
“我说我没带。”我又朝他的耳朵慢慢地说了一遍。
他突然笑了，但和上次得意洋洋的笑容又不太一样。“那我送你回去吧。”他也凑到我耳边，学着我，也小声地说。
这小孩，怎么说什么都信啊？我看着他的眼睛，轻轻地点头。
出门前，龚俊死活都要给我的膝盖打上弹力绷带。“我特地去买的！我知道下雨天你的膝盖一定会不舒服。”他让我坐着，自己蹲在我面前，一圈一圈地绕绷带。
这时候他就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反而很熟练地在帮我打结。
我盯着他的发旋，死命地瞧。那个在他头顶的黑色的旋涡，也如同他黑色的眼睛一般，好像要把我也吸进去，令我脑袋昏沉。
“你以前下雨膝盖不舒服怎么办？”他抬头问我。
“忍着吧，还好，没有那么不舒服。”我避开他的眼睛，回答他。
“以后要好好穿护膝啊张老师，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他站起来，又用那种认真的眼神看着我，声音沉下来。
“小小年纪，真爱操心啊龚俊？”我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快走！”
他听话地拿起自己的伞，好像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揽上我的肩膀。
他一路上为了照顾我，走得很慢。一步恨不得拆成几步走。我嫌他慢，有时候就掐他一下，叫他快点。“张老师，你好心当做驴肝肺！”他很不满地大声嚷嚷。
我就笑，笑得前仰后合，也不管雨有没有淋到我身上。
他的伞本来就小，或许还不够罩住他自己。还没到半途，我俩都湿了一半衣服。我看他被凉得龇牙咧嘴，又觉得好笑，就去打他的伞柄，把伞面上的水全打落在他身上。
“哎呀张老师！要命！”他急得跳脚，又怕我淋到雨，僵得一动不敢动，活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一身漂亮羽毛都蔫哒哒的。
半个小时的路，我们硬生生走了近一个小时。雨早就转小，淅淅沥沥地往下打。我们都几乎湿透了，指着对方的鼻子笑，一路被无数人行了注目礼。
我把龚俊带进家里，让他去洗澡，以免感冒。他很固执，一定要我先去。“张老师，你三十二了，我才二十一！我啥也不怕。”这个时候他又拿年龄来说事。
“那你先拿毛巾擦一擦。”我找了一块新的毛巾递给他，再给他看了烧水壶和水杯的位置，让他自己倒水。
在淋浴间氤氲的水气中，我又想起我刚来到机构的时候。于是我问自己：他傻吗？他不傻吗？我傻吗？我傻吧。
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网名是张哲瀚-恶霸，二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网名是张哲瀚-疯子，在二十七岁的尾声，我先删掉了“疯子”二字，然后又慢慢地删掉了我的大名。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大多我这个年龄的人爱用的，普通的网名，力求将自己隐藏在车水马龙的世界中。
等我洗好出来，龚俊递给我一杯水。“多喝水，张老师。我帮你凉了一会儿。”他还是那么诚恳地看着我，带着一种他与生俱来的天真。
我接过去，慢慢地喝。“去洗澡吧。”我对他说。
他笑着点头，转身关上门。
随着水声，我想了很多，但也什么都没有想。我从没觉得自己不幸，或者说，我早就学会不去责怪命运。可我现在突然因为一杯水而感到委屈。
过去的一切都涌上来，使我觉得悲伤，使我想要呕吐。
我在想，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我是十七岁，或者如果我不住在这个逼仄潮湿的房间里，我会是怎样的呢？
我好像也不会怎样。我感觉自己笑了一下，又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左腿上手术留下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