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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接起那通电话以前，我其实都没见过加拉哈德几面。在这仅有的几面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某些正式场合——会议、酒会、婚宴抑或是谁的生日会——作为与会的来宾，在衣香鬓影间彼此交换一个礼节性的致意。唯一一次在例外的场合见到他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酒吧里参加即将结婚的好友告别单身的聚会。别误会，不是说加拉哈德也来参加了，而是结束时喝得烂醉的大家不约而同各自打电话请家属或者要好的朋友来接自己，加拉哈德就是这些来接人的义务劳动者之一。
把他叫来的那姑娘我当时并不认识。虽然好友应该介绍过，但酒精令我的记忆力变得极差，只隐约记得她的名字大约是M开头，念出来时要卷舌，上下唇会开合好几下，像是含了一颗水果硬糖，在嘴巴里跳脱地滚来滚去。比起名字，我更多记得的是她青碧色的眼睛，在脑后扎成一束的不柔顺的金发，以及酒杯相碰时几乎就要溢出来的少年意气。少年意气，即使实际年纪已经离这个词有些距离了——那时候她应当是二十三四岁左右吧？但我依旧能从她身上察觉到鲜活生动的少年感，真实又热烈，就像一蓬火。散场后，她同我坐在吧台那里等人来接时又买了听啤酒——我以为她还要喝，但其实不是这样。她只将那听易拉罐翻来覆去拿在手里头把玩。大抵我目光中的疑问太过赤裸，她又撩眼看我，哈哈一笑，解释说：这是报酬，谢他半夜来接我。
我却没想到这个“他”原来是指加拉哈德。当我看见他打开车门走过来时，实是结结实实吃了一惊。在我以往的固有认知里，他应该是淡淡的、冷静的，作息时间科学且死板的老派精英男士（即使他那时也才二十多），这个时候他理当还在工作或是早已睡觉，而非在凌晨三点半到酒吧接一个喝得七荤八素人事不省的女孩儿。他穿一件深色衬衣，袖口挽到手肘，一头银白的短发像是鸟雀胸口的羽毛一样柔顺。下车时他从副驾驶上拿了什么往手臂上一搭，接着往我们这里走过来，动作不算亲密却很自然地从我手里扶过她，我这时才看清他手臂上搭着的是件外套，倒是挺体贴——那时虽然还是夏天，但凌晨的风已然染上了凉意。
他为她披上外套，而后向我道了谢。可我那会儿脑子灌满了酒精，实是不很清楚，借着酒意醉醺醺调侃问，女朋友？
我们的交情并没有熟到这个地步，事后想来的确是非常僭越。印象里他那会儿似是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喉结动了动——可能是准备回答我，也可能没有，因为那姑娘忽地抬起头，露出一个相当没心没肺的、带着酒气的笑，哎了一声，说加拉哈德，你交女朋友了？
我用晃着星星的脑袋迟钝地消化了一会儿这话的信息量，堪堪意识到我大概是误会了他们的关系。而加拉哈德瞥她一眼，不为所动，腾出手压着她的肩膀教她不好乱动，另一只手则将那件披着的外套替她套上，顺手在肩膀的位置拢了拢，防止滑下来。做完这事以后他才有空再把目光向我移过来，显然这时他已经不打算回答我那个问题，只是浅淡地同我道了个别，便将那姑娘带走。他们还讲了两句话，大抵是加拉哈德在问，你是还没喝够吗？那姑娘便含糊着说，这是个礼物。
后来他们再说了什么，我就真的听不到了。
我站在原地，一边继续等来接我的人，一边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远去的挺拔背影好似心事重重。我继而又琢磨起加拉哈德方才看她的那目光，一锅米粥似的脑子里不知怎的蹦出一个异常无厘头的比喻：就好像勇者终于要和阔别八百年的公主见面，却猝不及防得知对方在前一秒刚刚和恶龙同归于尽。
第二天我因为宿醉而头疼得要死，连昨天聚会时聊了什么都不太记得，但莫名其妙对最后在我脑中闪过的这个比喻印象深刻，令我一度怀疑自己那段时间是否重温了太多小时候的童话故事。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和加拉哈德交集最多的一次了。之后我工作调动去了邻市发展，很多年来都是偶尔在报纸上得知他的消息，再没有与这位先生产生什么实际交集，一直到去年的某一天接到他的律师的电话：您好，根据加拉哈德先生生前的遗嘱，他有一些希望交给您的东西。
随后我被告知他在不久前的一次空难中不幸去世。
于我而言，关于加拉哈德的记忆实在是很模糊了。仅有的那几次接触显然并未给我留下太多印象，与公众认知中的他几乎别无二致。这位先生的一生是公认的精彩，他的那些旧事曾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譬如与兰斯洛特极度僵硬的家庭关系，进入卡美洛集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知道他与父亲的关系；再譬如多年前卡美洛集团陷入一团水深火热的乱毛线境地，大批员工离职，高层倾轧不断，股价暴跌到惨不忍睹，业界一度有人押注几天以后卡美洛才会宣布破产。然就是这么一团烂账，硬是被当时不过才二十多的加拉哈德拉了起来，直到如今这件事在业内都被看作近乎奇迹。到卡美洛内部重组完毕逐渐再次步入正轨时，他与兰斯洛特之间的父子关系才为公众所得知，但他依旧并不喜欢与人提及这些话题。更离奇的是他在自己三十二岁生日当天宣布从卡美洛卸任，丝毫不在意唾手可得的权力与金钱——那段时间正是卡美洛重回鼎盛的时期——辞职辞得异常潇洒，毫无留恋。
那之后他卖掉自己昂贵的跑车与名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有两三年吧？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竟然是因为在数学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研究了一些拗口的定理，什么“有限群模表示论”或是“素维数的有限线性群”*。我不太懂这个，但就当时的报道来看，应该还挺有含金量。一直到那个时候，世人才知道这些年他在北欧某个气候宜人的小国的森林里居住，用卖车的钱建了一所不算大的小木屋，就在那里研究他钟爱的数学。人们也终于回想起来，这位先生虽然后来在商业上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就，但他最早在大学里却念的是数学系，理想是成为一个学者，对商业金融其实谈不上多大兴趣。对于加拉哈德放弃商业而去搞研究这种事，大众的看法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不可理喻，觉得他故作清高；也有人觉得他随性自由，才华横溢。但无论世人如何评价，总归不会影响到他，且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无人能够否定。
这就是我接到那通电话以前所了解的关于加拉哈德的全部了。冷淡、博学、神秘主义，以及其它类似的一些词汇构成了我对于他的全部印象。因此我也愈发想不明白，以我们过去那点稀薄的交情，为什么在他的遗嘱上会提到我？老实说，我甚至不认为加拉哈德还能记住我的名字。后来我联系了几个同加拉哈德交情不错的好友，他们哀惋之余也同样对这件事表示不解——毕竟加拉哈德的性格是公认的淡漠，即使是他最亲近的朋友，有时候都搞不懂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跟他的交情好到就算谁捅了对方一刀，被捅的那个第一反应必然是询问对方是否有苦衷。帕西法尔在电话里这么说着，意味不明地笑了笑，继续总结道，但就算这样，我也依然没能看见全部的加拉哈德。他是个可靠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是个混球。
最后他又想起来一点什么，补充道：我记得他这几年有个博客，倘若你要想了解更多关于加拉哈德的事情，可以去那里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