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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心
民国二十八年，经人帮忙，我进了政府部门，出任和厂里进行联络工作的闲职。之所以我来做这个联络工作，多半是因为厂长是我二叔。年轻的我什么都不懂，从学校毕业后，凭着一些热忱，去某知名出版社当了几年的编辑，但天有不测风云，没过两年，出版社就倒了。我是在那儿认识钟会的，那天他领着人来做交接工作，说是交接，其实就是查抄，把旧的东西通通搬走，换一批新的进来。好几个穿着黑制服的人走进来搬杂物。我刚从外面吃完饭回来，手里抱着许多杂七杂八的文稿，他正坐我们老板的椅子上，见我进来，和我说：“站住。”我站住后。他站起来，笔挺地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说：“这些都得没收。”
我说：“没收？”
“对。”他说，“都得没收。”
他把我怀里一张稿子抽出来，读了几行，随后把那叠稿子从我手上全拿走，和一堆散掉的废纸一起扔进了旁边的箱子。压在稿子下面的是一本书，顺着他抽取的动作掉了下来，我俯身去捡，但速度没他快，给他抢了先。就算是我，也有点儿生气了，说：“这是我私人物品。”
他的手指抚摸着书的表皮，嗤笑一般，从鼻子里挤出一点声音，然后说：“哦，德文。”我不说话，心底很讨厌他。那是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把书还给我，让我好好收着，然后离开了。出版社经过换血，规模很快缩小，变得安分、无趣，不多时，就倒闭了。无处可去的时候，我收到了信，被请去政府部门帮忙，平日的工作主要是清点一下货运，打打统计文件，和几个铁路商——也就是父亲的朋友们——喝咖啡，吃小酒，情致上来的时候，去夜场舞吧，看他们去跳几支舞。我今年三十岁出头，正应该是事业上最朝气蓬勃的年纪，活得却像是脱了骨头的皮肉，软趴趴的，没一点力气。但要我进行自我评判，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是不错，至少不会有人对我有任何期待，希望我能干出什么惊天伟业来。许多事情都已经过了该发生的阶段，不再属于现在的世情。平时不少被人揶揄，也都装傻充愣，嬉笑着过去了。
这样混沌的生活中，我不记得多少具体的事情。一个春夜，我喝多了酒，走出舞厅时，摸了一辆车就坐上去，一坐上去就开始睡觉，以为醒来就到家了。谁知再睁眼的时候，钟会坐在前面，一条手臂横在车座上，回过脑袋看着我。丢脸的是，我被吓了一跳，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先打了一个酒嗝。钟会本来有些生气，两片薄薄的嘴唇已经合上，打算借题发挥了，见此情景，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连忙说：“真是对不起。”开车门要下去。他冷冷地说：“这荒郊野岭的，你要到哪儿去？”我一看，附近果然黑漆漆一片，连盏灯都没有，只有车的前灯照出一段模糊的路。我问：“这是哪儿？”他说：“荒郊野岭啊。”我愕然：“怎么……怎么到这儿来？”他说：“自然是拿你有用。”我心想：拿我有用？我能有什么用呢。钟会忽然大笑，然后说：“你好好看看外边！”我再仔细一看，酒劲退去点后，附近的情况就清楚了，原来仍是市区内的房屋、街道，只是路上一盏灯都没有。钟会点了一根烟，嘲笑说：“这片区今晚停电，要捉几个特务——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
我这辈子被很多人说过没出息，都坦然受之，但被钟会说没出息，心里却有一种忿忿，便冷冷说：“打扰你们办公了，那我先下去。”钟会说：“不，你不能走。”我说：“我自己走回去总行了吧！”钟会说：“你要下去了，被那几个特务捉住怎么办？”他在暗指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索性往他车的后座又挤了挤，找了一处温暖的地方睡觉，不多时也睡着了。迷蒙之中，听见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只见车门一开，钟会下了车，和另一个男人交谈，谈话内容听不清楚，大约是几个地址，时间，都有些谁，等等。他和人说话总带着盘问的语气。那男人和他一起走了，过了十分钟又回来，一起坐到了车上。四周的灯一下子亮了起来，刺得我眼睛不太舒服，一下子眼前浮起白影，那男人见我醒了，主动伸手，与我做自我介绍：“我是…..”钟会打断，说：“他是姜维，姜伯约。这次行动的参谋。”又向姜维介绍了我。我和姜维握了握手，他的掌心温暖，干燥，像一团刚出炉的陶土。白影散去后，我看见他的脸，那真是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表情，在提起“参谋”二字的时候，更是整张脸微微抽动了一下，神经扭曲了一般。
今夜毕竟打扰人家，作为赔礼，便请钟、姜二人共吃了一顿夜宵，找了一家小茶楼的包厢，大晚上的，又喝了酒，没什么食欲，吃点奶黄包子，龙虾小馄饨，喝点海参粥。钟会笑着说：“你是大晚上来吃早点了。”我说：“晚上才应该吃这些。深更半夜的，吃什么罗汉虾，焗肥鸡。谁能吃得下去。”又叫了一点果汁饮品，冰冰的端上来。姜维不说话，吃的也很少，显得心不在焉。我转身找餐巾，无意间看见钟会的手悄悄探过去，捏了一下姜维的掌心，心想：他俩关系倒不一般。又过了一会儿，端上来一盘点心，外表酥酥的、炸得金黄，编成镂空的图案，里头裹着清甜的绿豆沙。我说：“这儿的名菜，尝尝吧。”便戳开一个，翻开里头的馅儿给他们看，最里面包着的是一点蒸烂了的奶油芋头，吃到嘴里就化了，很有滋味，“这叫白玉心。”
钟会单手撑着下巴，拿筷子戳弄那馅儿，一点点倒腾着那点芋头，绿豆和芋头泥混在一起，绿绿白白的，真和玉石一样。他玩心蛮重，也是三十好几的人，身上还带着点莫名的少年脾气。姜维比他稳重得多，只笑说：“这些吃的做的倒很精细，只可惜，我是个不太吃甜的粗人，恐怕吃不出什么名堂。”我连忙说：“哪有，都是没……”我才想说，没出息的人，又觉得这话不妥，换了个措辞开口，“没什么正事干的人，才一天天研究这些吃的玩的。姜少将是干实事的人。”姜维笑笑，没有说话，埋头吃饭。他这个人来路不小，说是先前川军当过将军的，后来川军降了，跟着降兵一起被编到政府军旗下，听说总统原打算将他封得更响，被他拒绝了。不过，也只是军衔罢了，再响亮也没什么用处。钟会笑着说：“这话说的不错。什么白玉心，黑玉心，这种软趴趴的东西，我们伯约是看不上的。在他眼里，最美味的东西是打仗时挖来的野菜，磨成粉的树皮。这份骨气难得，我得敬你一杯吧？”但桌上并没有酒，钟会便给自己倒了一杯西瓜汁，慢慢喝了下去。姜维半是叱责，半是无奈地说：“说什么话。”但他做事很认真，竟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西瓜汁。我觉得荒唐。姜维对我说：“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我说：“混吃等死罢了。”
那场特务行动的结果，自然不是我这个外人可以过问的。没想到，过了几天，军务处竟写信来，说要酬谢我的功劳，这真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我本能觉得这事情很复杂，回绝了。没想到，这邀请竟然接二连三，不得不应。到了地方，只见许多人行色匆匆，氛围和文职部门截然不同，像走在要凝固的泥地里，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东张西望时被几个卫兵搜了身，险些捉了起来，闹了许久，才把我送到大将军办公室门口，里头正有人谈话，仔细一听，是钟会和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这男人想必就是司马昭了。他俩说话声音越来越大，门外站着的人一动不动，里头甚至有了点不一样的动静，像是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又一下子不见了。我听着尴尬，想走，又被堵在楼梯口，只好和一条狗似的站在门口，直到钟会开门出来，他的领口，刘海都乱糟糟的，看到我也不理。换我进了门。司马昭穿着一身正式的衣服，还披着个小披风，说来滑稽，面对这样位高权重的人，我反而不紧张了，只觉得这身衣服很不适合他，像那些富太太喜欢给狗穿的小衣服，狗毛蓬蓬地绑在身上，绑得狗难受。他说：“哦！你就是那个…..谁谁的儿子。”我说：“是的，统领，您要见我？”司马昭说：“请坐。”我坐下。司马昭说：“听士季说，你还帮他们抓了特务？”我想说，没有，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司马昭盯着我。他说：“上头最近有安排…..”我心想：这里除了你，还有谁是上头？没有上头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我感到十分厌烦，但这种厌烦与见到钟会的厌烦并不一样，看到钟会时的那种厌烦，是一种心里痒痒的厌烦。我没怎么听他说话，一个劲点头，应允，拿着文件，浑浑噩噩出来了，他大约会觉得我是个痴呆，不过这样也好。回过神时，钟会已经坐在我的面前，抽着烟读一份文件，我一看，上面赫然印着我的姓名、照片。
钟会说：“你父亲负责的是西南方面的铁运吧？”我说：“是的。”他喃喃说：“那就好。”过了一会儿，又随意说：“你还在国外读过书。”我说：“没什么用的文科。”他说：“难怪会看那种书。”我说：“什么？”他微微一笑，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提起那本书，心间猛地一抽，又是反感，又是疼痛。和司马昭聊天似乎让他显得很累，钟会半个身子陷在皮沙发里，慢慢地说：“我以前也有一个朋友，对那些玄玄乎乎的东西很感兴趣……大学的时候，我还陪他去听过几堂课。”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他说：“好像还在昨天呢。”我说：“现在的大学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说：“是啊。我很年轻——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还听过那一位来学校讲话。”我问：“那一位？”钟会说：“就是前几年过世的那一位。”我“啊”了一声，他说的是司马懿。这名字像是很久以前的人。他总给人一种已经活了几百年的感觉。我不说话，慢慢喝咖啡。钟会说：“但听了一半，就溜走了。他讲的都是军国理政，民族自强一类的内容。”我说：“那是挺无趣的。”钟会说：“无趣倒也未必，只是，年轻的我总是想，要是站在台上的是我该有多好。越想越觉得没趣，就走了。”我笑着说：“你志向不小。”钟会的眼睛突然从资料上抬了起来，直直地盯着我，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松开，他说：“你这个人真奇怪——我看完了。”
原来，所谓的安排，指的是多铺设几条铁路，通到盆地附近去。说是通商，其实是要形成一个包围网，方便关键时进行军事行动。听说成都那里仍有川军余党在活动，几年了一直没有消停。他们都是一些不要命的人，以前有人招惹过，被狠狠咬了几口，屁滚尿流跑了。很少有人乐意去碰这个钉子，家父也不想出面。被胁迫似的，这事儿莫名其妙落到我头上——我的确是最适合当这个出头鸟的，家业有几个哥哥继承，我还是个无所事事的人，死了也并不可惜。父亲自然也默许了。
临行前，抽空去参加了幺妹的大学毕业典礼，幺妹在洛大分校读文学系，她领我参观校园，说：“这里原先是某个汉贵族的私地，后来被拿去建了学校，许多设施都还保留着。”放眼一看，除了几栋新盖的教学楼外，都是些古朴的老房子。走了一段，路过一湾绿油油的池塘，正出神时，只听幺妹慢慢吟诵起来：“朱华冒绿池。”这句子听着很熟悉，问她，她笑了一下，说：“是曹植的《公燕诗》，你连他的诗都不知道？”又接着背下去：“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送她进礼堂后，我一个人在校园内乱转，看着墙上镶嵌着的那些照片、画像，心底还慢慢念着那句“朱华冒绿池”，那些照片一个个变小，人脸也混杂起来，有中有洋，有老有少，突然，眼前出现一张极年轻的小像——实在是太年轻了，细细看来，比我都要年轻许多，大概也是一个学生。这样年轻就出现在这儿，实在是不容易，他不仅得有成就，而且还得是个死人。
旁边写着一行小字：王弼 1907 - 1929
这个名字，我依稀有一些印象——他好像在世界哲学大会上有露过面，还是发表过几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呢？回去一翻书才想起，他对《老子》《周易》几本书的注解都很有意思，曾在华人哲学圈内有过不小的名声，听说22岁就当了博士，却暴病死了——是我才十几岁时的事情。国内的先生们为他的手稿写序，心底都很惋惜，说死了一个中国的胡塞尔。
我已经32岁了，且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当胡塞尔，想到这处，心头不禁一阵悲伤，将他的《老子指略》塞进包里。这次做事情得隐秘些，不可大张旗鼓，仅有钟会一个人来，我当然只是个摆设，只负责按按手印，签签名字，具体的事情都由他包办了。钟会谈事情的时候总是意气风发，还没有说话，先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来吓人，只是看了一天，未免也觉得疲惫，无聊时，我就盯着他后脑勺的辫子尖看。那束小辫子一晃一晃，和马尾巴似的，非常有趣。晚上下榻当地唯一一所高级酒店，钟会出去找公共电话，向军务处报告，我在房间里无所事事，躺着读《老子指略》，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也没听见，直到钟会敲门，我才迷迷糊糊醒过来，他邀我出去走走。我和他一起逛到半夜，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远方，忽然指了一处说：“看。”夜晚的云雾绕绕袅袅，把月亮也隐去了，我和他站在江边，他让我看，我什么都看不到，只隐约看见连绵的青山，鼻尖都是晚间的潮气。他说：“往那儿走，就是奉节的方向。刘备就死在那儿。”我的心中却只想起“千里江陵一日还”一句，过了一会儿，想起姜维来，问：“这里倒是姜少将……他怎么不同来？”钟会嗤笑一声，说：“他说自己生病了。”我心里很难想象他生病的样子。钟会又点了一根烟，打火机却被江边的风吹得摇摇晃晃，我伸手给他捂上，他吸着烟说：“其实就是不愿意来。”我说：“人家上了年纪，不想跑动。不愿意来也正常。”这里毕竟是他的伤心之地。钟会突然说：“我这儿还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呢，你想不想看？”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回到房间，他从公文包底层翻了翻，摸出一溜照片给我看。十几年前的照相机还是老式的，拍的照片呈一种土灰的颜色，姜维——那时应该是姜将军，站在几个人的最前面，明明是生活照，却站得很直，像是有个人拿着鞭子在后面抽他，逼迫他挺起腰杆。他的两只眼睛直直瞪着相机外，要烧起来一样，和我认识的姜维截然不同。在我印象里，姜维是一个和蔼，稳重，又有些悲伤的人。钟会得意说：“这都是当年的秘密资料——虽然现在也不珍贵了。”又翻开一张，是更年轻时候的姜维，大约和我与钟会差不多的年纪，他的身边坐着一个人，戴着副眼镜，手里摊着一本书，看上去笑眯眯的。这人我倒是认识，我想没有人不认识：“这是诸葛亮？”钟会点头。姜维的手按在诸葛亮的肩膀上，四根手指紧紧地攥着，站得同样很笔挺，脸上带着点笑。后面几张照片，无非是姜维在练兵，讲话，或者出席什么什么会议时的公务照，没什么好看的。钟会定定地看着那张年轻的脸，看得比我认真得多，忽然说：“都已经是不值钱的东西了，扔了吧。”我说：“什么？”
他忽然伸出手，把那几张照片都撕碎了。他手劲儿真大，我上去拦，拦他不住，那几张老照片很快变成了一些整齐的碎片，散落在了垃圾桶里。钟会把嘴巴里的烟屁股扔进去，那些照片就慢慢燃起来。我说：“你——”钟会说：“睡觉吧。”自己脱了衣服，赤条条躺到他那张床上去，我怎么喊也不理人。当晚我有点水土不服，半夜醒了几次，心底还有些气他这样我行我素的做事风格，便起来喝水。钟会夹着被子，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鬼使神差地，我看了一眼那些被烧得乱七八糟的照片，感觉灰烬和碎屑里有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隔日，文件签完，又要去下一个地方，和当地的开发商吃饭，聊天，拍照，走个形式。多日奔波实在劳累，不过多时，便病倒了，隐隐约约发起烧来，此时我俩已到了没有城市的山区，要找医院和药房实在麻烦，我不想耽误事情，便对钟会说：“你自己去吧！就和他们说我病了，今晚就不一起吃饭了。”钟会就走了。我心底莫名有些伤心，觉得他实在是没情义的一个人，和他认识了半年有余，居然就这么走了。喝了点热水，躺在床上睡觉，夜间钟会拍我的脸，把我喊起来，说：“醒醒，醒醒。”他手里攥着一个奇怪的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绿油油的，一股泥土的腥气，我还没说话，他就三下五除二，把那绿油油的黏腻之物抹在我脸上。我说：“他娘的，你想干嘛？”他说：“你还骂人？这是药！你这是中了蜀中的邪气了。”我自诩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邪不邪的，又自小娇生惯养，最讨厌带有泥巴味道的东西，强忍着给他折腾。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抹过的地方果然冰凉凉的，过了几个小时，竟然头也不疼了，手脚也有力了。
我后知后觉地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说：“难为你给我找药来。”钟会说：“凑巧罢了。”把那木盒子随手一扔。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扯淡？”我想了想，说：“是的。”他轻蔑地笑一下，指了指地上，说：“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这以前可是万人坑！埋的都是川军的尸骨。”他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土路。我说：“哪有你说的这么玄乎。”钟会说：“我是打过仗的人，难道不比你清楚？”我冷笑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唯物主义者呢。”钟会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说：“你不信这些，说明你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我说：“那你是做过了？”钟会说：“我也没做过。”我说：“真的没做过？”钟会说：“一件也没有。”我说：“那不就好了。”他自觉没趣，站起来，说：“你睡觉吧。”我说：“睡了一天了。看会儿书。”伸手去床头柜，翻出那本《老子指略》。钟会看见那本书，震了一下，没有说话。我觉得奇怪：“这书你看过么？”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说：“这都是无用的东西。”我看着眼前的“崇本息末”“辨名析理”，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是的，这都是无用的东西。”
两人便都不说话，气氛冷下来了。我想起他以前去拜访嵇先生，最后反而被扫地出门的事情，心中酸溜溜地想：无用之人，当然也有无用之人的傲气。心里觉得他实在没意思的很，合上书，去楼下喝两口茶。再上来时，钟会已睡着了，他睡着的样子比平时可亲多了，人在睡觉的时候，总归会露出最没有防备的一面。我悄悄走近他，看着他，想他说我无用时的神气，很想往他脸上狠狠来一拳。但丢脸的是，我这辈子都没有和人打过架。只好拉开一面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幻想着他被我打时狼狈的样子。不过一会儿，又听见他在梦里呢喃了一些什么。但我听不清。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周多，到了最后，却生了变故。正是简州一带，再往里走，就是成都了，此处山势险峻，很少有能铺铁路的地方，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原先以为上头文件已经写明，我只需当个签字傀儡便可，当地的几位铁路局要员却突然捣起糨糊，导致计划迟迟未能敲定。我每天早上起来接父亲的电话，中午、下午又恶补铁路知识，日子过得生不如死，一度想让大哥接手，可父亲像是铁定了心要我受罪，只说家里有别的事要忙，要我自己摆平。回到暂住的屋子，不由心烦意乱，将那些文件通通扫在地上，末了又觉得自己这样发脾气属实可笑，起了点对自我的憎恨之意。我与钟会也有几天没有见面了，他在忙的事，肯定比我要复杂得多、也利害得多。一日下午，我正在房间里画铁路的草图，忽然听见门外激烈地有人敲门，我笔一歪，画了出去，心中火气，喝道：“干什么？”
打开门，只见钟会浑身是血，鬓发散乱地闯了进来，眼中煞气腾腾，我吓了一跳，问他：“怎么回事？”他骂了两句脏话——我很少听见他骂脏话，这应该是头一次——几句他妈的之后，就昏了过去，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医生来看，说只是皮肉伤，但有一些感染，让他好好休息。我连打好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只好像个保姆似的伺候他。夜半他醒过来，第一件事是要找水喝，我问他：“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他一概不答，只说：“我把事情办好了，咱们可以回去了。”事究竟是怎么办的，他是在哪儿挨了打，什么话也不告诉我。仔细一想，他总是什么话也不告诉我。他指了指公文包，我翻开一看，里面的文件的确画了押，盖了印。我喂他吃了点阿司匹林，又让他喝了一点热水，等他睡着后，悄悄摸下楼去打电话，没有特殊线路，电话转了好几次，才转到司马昭这里。司马昭的鼻音重重的，说：“哦！怎么是你。”我说：“钟上将……生病了，我来做汇报。”又隐去了一些始末，将几个人的名字报了一下。明明隔着电话，我却觉得司马昭有些心不在焉，听我说完，他才说：“好，蛮好。”又隔了一会儿，他说，“钟会生病了？”我说：“是的。”他说：“辛苦你们了。不用急着回来，让他好好养病，就说我很挂念他——你也休息休息。”就把电话挂了。我回到楼上，发现他已经醒了，但神智还模模糊糊的，见我来了，坐起来一点，问：“铁路大概什么时候修好？”我笑了，说：“你怎么糊里糊涂的。只是几条小路，真要快的话，一两年就铺好了。”他眯着眼睛不说话，我意识到他仍半睡半醒，给他垫了个枕头，让他去了。
又过几天，他能下地走路了，但长途旅行还是勉强。我闲着没事，又不好抛下他一个人走，便在当地闲逛，买了一大堆吃的，玩的，又回到了那个无所事事的阶段。我真应该感谢钟会。回去时，发现他喝了酒，我说：“伤还没好，喝什么酒？”他好像有点喝醉了，眼皮子搭着，对我冷笑，说：“不关你的事！”我心想，他真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人，说成熟不成熟，说幼稚不幼稚，像是心里某一个部分永远没有长大似的。又莞尔一笑，心想：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便耐心哄道：“你受了委屈，不舒服，是很正常的。但不能喝酒。”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他从来没用这种眼神看过我，竟然让我感到一阵害怕，像被雷劈过似的，只听他冷笑说：“你是什么东西，也想管我？”我还没说话，心头火气，一股气堵在喉口，下一秒，却被他吓得神飞魄散。他拽着我的领口，吻了我，又伸手探下去，摸我的胯间，我要推他，又不能用力，半推半就地滚到床上。他在我身下神志不清的，比起我，更像是中了邪。我干他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在生气，但若是生气，又为什么要吻我呢？不多时，他又开始喘息起来，眼神迷离，因为剧痛而颤抖，恍惚间，听见他口中慢慢喊道：“辅嗣…..辅嗣…..”勾着我的脖子不放。我意识到他是拿我当另一个人了，但仍然抱住他，他又很不高兴，喉咙里发出许多阴冷的笑声。那笑真是恐怖，我听了毛骨悚然，就捂住他的嘴不让他笑，他狠狠咬了我一口，和生了气的动物似的。我吃痛叫了一声，他就哈哈大笑，说：“就凭你也想……就凭你也想让我爱你？王弼，你会什么……你有什么出息？你唯一会的只有早死！……”王弼这个名字让我一震，我低头看着他，感觉他是入了魔了。
折腾完后，他就睡着了，醒来后什么也不记得。等到他伤好了一些之后，我们就坐火车回去了——这一次不需要中途停靠，所以速度快得多。在火车上，他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说，一个人看着窗外，临走前，突然郑重地对我握了握手，说：“我有一件事，求你帮忙。”我说：“什么？”他说：“你先答应我，可不可以？”他很少用这样低声下气的语气说话，我心头一动，本来想拒绝，嘴上却说：“好。”他说：“我要你用铁路帮我偷运一些东西进蜀。此事不可让任何人知道。”我心想，原来他也不能免俗，要买卖军火，大烟，女人。心中忽然涌现起浓浓的失望。钟会盯着我看，凑过来，吻了我一下，那吻一触即分。他和我告别了。
之后的一年，我没有再遇见过他。凭着这一次的功绩，我在家里也算有了一点脸面，不再混吃等死，在家人的支持下，离开政府部门，重操出版业务，印一些教材、学术期刊等，专门为了几所大学办事，规模不大，但因托了不少关系，又花了心思，办得也有声有色。我时常以为自己已经把钟会忘了，直到幺妹都要结婚的时候，家人又来催促，我才反应过来，我从来没能忘了他。那个吻印在我的心里，把我变得扭曲、溃烂。幺妹在大学就谈了男朋友，对方是个不错的人，这门亲事是早就定下了的，她一毕业，就订婚，过了几个月，双方商谈结束后，就开始准备结婚，我是不操心这些事情的，只打算给她买一些礼物，经朋友打听，替我找了一家声誉很好的私人布料店，打算给她买一块好布，做一身旗袍。那店外观看上去不像店，倒像是一个小别墅，走进去，门口挂着的水晶就叮叮响起，这种手艺人通常很有脾气，一定要等着客人上门去求。我便不请自来，在里头闲转。忽然，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姜维的声音。门隐隐开着，我隔着一条缝隙往里面看去，姜维跪在一个人的面前，用额头触碰着对方的手背，低声说着什么。对方拥抱他，被他推开了，他执意跪着，像那些基督徒跪在神父面前似的。这是多么奇怪的一幅场景。我觉得尴尬，回到一楼，佯装等待，在垂挂下的布料里穿梭。他这样敏锐的人，居然没有发现我，走下来了，直到我上去和他打招呼，他才向回过神似的，对我一笑，然后和我握手，稍微聊了几句，便说自己有事。他走的时候，掀开那些花花绿绿的料子，一点点挪出去，像被吞没了似的。
我看得出神，听到身后有人喊我。一个男人慢慢走下来，对我一笑，说：“是王先生介绍来的吗？”我想，他说的是我朋友了。他向我递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刘善二字，下面码着地址、电话。抬起头，发现他正看着门口，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过了一年，我被押走了。姜维和钟会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我好像知道，好像又不知道，他们好像起兵叛了，又好像很快被镇压了。我的名字也在战犯列表中，被压着走进了办公室。过了两年，这办公室竟然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和之前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都没有任何区别。司马昭还是这么令人讨厌，钟会跪在他面前。我们这些相关的战犯被牢牢捆着，站在旁边。讽刺的是，明明是那样的场景，我却什么也不在意，只是觉得有些高兴，我又看见钟会了，他和两年前相比，变化就大了不少，变黑了，也变瘦了。我听见司马昭说：“听说你真的为了活命杀了姜维。”钟会漠然道：“是的。”司马昭又说：“好，好，你的脑子还算清楚！——士季，我真不忍心责怪你，那姜维的尸体在哪儿呢？”钟会说：“就在我这儿。”司马昭说：“在你这儿？”钟会说：“在我这儿。”司马昭冷声说：“那怎么不抬上来，让众人都好好看看？”说完这句话，我身边的人都开始颤抖起来，有的还尿了裤子，一股骚味。钟会说：“那你得等我一会儿。”他的语气神气非常，好像被捆在这里的不是他，而是司马昭。司马昭柔声说：“我什么时候没有等过你？来人，给他松绑，看着他，让他回去。”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几人捧着一个巨大的、被布盖着的东西回来了，钟会站在他们身边，对司马昭说：“这就是了。”司马昭说：“你为何还不揭开呢？”钟会笑着说：“我觉得你不会想看的。”司马昭说：“不会的，让我看看吧。”钟会便一伸手，把那块布揭开了。房间里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浑浑噩噩的我也抬起眼，被那件东西给吸引。那是一棵植根在花盆里的人树，脊椎插在土里，肋骨被削得又锋利，又尖锐，白骨森森的树干上，只留下一个脑袋，那脑袋的脸上还沾着血和乌青，眼睛紧紧闭着。那是姜维的脑袋。钟会笑着说：“司马昭！你喜欢这棵树吗，我把它送给你，好不好？”司马昭像是被吓到了，他站起来，走到钟会面前。几个卫兵横在他们中间。司马昭缓过神来，说：“我喜欢，很喜欢。你把它送给我吧。”钟会说：“但我不喜欢，它还少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司马昭看着他。
钟会一笑，忽然伸手，折下姜维的一根肋骨，把那根锋利的肋骨刺到自己的胸口。他跌跌撞撞走了几步，眼神恍惚，捧着姜维的脑袋亲吻。那一瞬间，我感觉他刺的不是自己的心，而是我的心，我的心也跟着他一起被碾碎了。司马昭冷冷地看着他，钟会口吐鲜血，亲吻着死去的姜维的头颅，慢慢地倒了下去。他沾满鲜血的手，把那根雪白的脊骨给染红了，如盛夏时开了花的树一般，红艳艳的。他死了。
我被关进牢里，不见天日的审讯。我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有人问我，你和钟会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说，两年前。有人又问，你为什么要帮他偷运军火？我说，因为他吻了我。那人就说，放屁！恶心！我说，因为他吻了我，因为他吻了我。我倒在地上看着墙面，心想，钟会怎么还不来看我呢？难道他忘了我这个朋友了吗？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哭了很久，后来，我想起，钟会死了，死人当然是不会来看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让我也变成死人去看他。在某一个深夜，我梦见一棵将要倒塌的树，树根已经着火了，慢慢地烧了起来，我盯着那棵树看，突然，那棵树上飞出了一只青色的鸟，那鸟儿拖着长长的尾巴，有着又尖，又动听的嗓音……可它只唱了几声就死去了。我捧着鸟的尸体，发现鸟也有一颗白玉一样的心。我把那颗心吃到肚子里，它重得像是金子一样，让我没有办法吞咽，我勉强地咀嚼它，又咀嚼不动，最后，只好挖开自己的喉咙，把这颗心给塞到里面去。我会因此而死的，但我没有任何办法，那是多么美丽、多么残忍的一颗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