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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当我成为我不幸的人生经验的集合，未来看起来也没有那么重要。前途好像已经可以被预见，只是过往的重蹈覆辙。
1983年。
他敲开门，之后很快占据了我的生活。
他抱着吉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还不清楚会发生些什么。而他弹了三十秒后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轻微地震颤，大概最初感受到的是惊愕，随后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迅速蔓延，带起胃中疯狂的翻腾。
他向我要求对于演奏的答复。我张了张口，无法吐出哪怕一句评判。思想被逐出大脑，我第一次感受到身体是如此空荡，为饱涨的情绪提供容器——这甚至不是感情，感情包含主观的判断与观念，情绪只凭空产生，不具备进一步的思考。
我看不到过往了。我只感到陌生而新奇的情绪在激荡。这让我惊恐。
他歪了下头，接着弹下一首。旋律在他手下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我有时不知道要在哪里换气，不稳地呼吸着。
这个瘦弱的，小我四五岁的漂亮男孩。当他对着我时比一排指着我的枪口更让我不安。
1983年。
我成了主唱，身上不具备任何摇滚的特质。我处在多么疲倦的北方。其他乐队起步时大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地试探彼此，吉他手、主唱，往往一拍即合。曼彻斯特还是铸造了我，使我总显得惶惶。
当他弹起吉他时，我大概从未如此懊恼于文字是这样不直白的东西，没法给人最直接的感官刺激。他无法体会到我呼吸困难的感受。
1984年。
和他在一起时我能触到包裹在云里的一根针。轻巧地掠过，带来细密的疼痛，不算太伤人。
我在写他。描写他是不可避免的。王尔德遇见道格拉斯或许有一部分的不幸，这种不幸是艺术上的。但他不是挥金如土、多情又绝情的浪荡子，他在音乐上是绝对的天才。他太年轻了。
缪斯绝没有他鲜活，绝没有他那样了解我，绝不会那样用精神强势地介入我的生活。我被他牵引，把我们的经历与电影一同编写，让我生活在戏剧、幻想与现实的交界。
他笑起来。而我在尝试构想我们分离的样子。
我们走在街上，夕阳照过他投下来一道细长的影子。我安静地走在后面，认为阴影会吞没我。
1985年。
我们接吻。我快要忘记亲吻的社会含义了。他消解了接吻双方被普遍赋予的恋人关系，这只是他安抚我的手段之一。我成为了他人生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我想我不该感到荣幸。
有一些时候我们的亲吻在通俗标准下可以用色情形容。
我们纠缠，分开，喘息。
我很清楚他眼里的欲望。在最后他总是把嘴唇贴在我的唇上，轻轻触一下然后离开。
性一定不会带来爱。
音乐把我们牵扯至一种朦胧而摇摆的关系，这进一步来讲还勉强能称之为浪漫，退一步也能让人尽快清醒。我们一起做过了太多事，大概回想起来会使他难以自处。这是最后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他的感情的分割线。它本不应被放到这样的地位，但它确实成为了划分关系最浅薄也最便利的标准。
于是很显然，我们的差异就在于白天与夜晚。白天可以是欢欣的、亲密无间的，但当太阳落山，热情消退后，纽带立即松解。随后的夜晚，激情在哪里重燃，哪里就更加重要。
他的家，他的港湾。他品格中最温柔一部分的贮藏地，以及缓解我带给他的焦虑的疗所。
1986年。
开门的声响，他走进来，我们开始说话，过一段时间开始争吵。我有些耳鸣，几乎不知道自己在滔滔不绝地讲些什么，好像那只是我在愤怒的无意识状态下的反击。倏然的沉默，之后冷寂，开门的声响，他走出去。
以上反复。
1986年。
我吞下了太多的药片，比起我平常服用的“过量”药物还要再多一些。我认为我是在一种不外显的亢奋与愉悦中度过那天的。我本应该很清醒，但事实上关于那场婚礼我能记住的只有我不小心碰洒了一杯红酒。他们应该看看我的眼睛的，可所有人都处在一种不真实的迷幻的快乐中，嘴角带笑，皮肤发烫，都只是端着玻璃杯和我打过照面就迎上下一个人了。他笑着和我拥抱，然后也离开。如果他们都再多停留几秒，也许就会发现我的瞳孔非自然地扩大，也就不会在之后尝试同我一起回忆那天的细节。不过谁知道呢，发自内心喜悦的人与服药过量的人在外表上也许没有差异，我或许正好太合群。
1987年。
这使人痛苦。我们在争夺控制权。我们和商业的，我们之间的。
1987年。
他现在应该躺在南法海滨房的柔软的床上，她熟睡在他身旁。他还醒着，他一定还醒着，看着与我桌上的相同的报纸。我感到恶心，胃在翻腾。而我越这样我就越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猜这是最后一夜了。一切就到这儿了。
五年，我不清楚我是否爱他，但我确定有一些时刻我可以为他去死。我不身处于爱中，但我理解为爱而死的人们——不只是为爱人而死，也为了自己纯洁的心而死。孩提时期逝去后，我们再没有这样纯洁的时刻了。我愿意为这一刻而死。
那一刻我的大脑空白，什么都远去了，只剩心在赤裸着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