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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柏林气候愈发恶劣，前一夜下过雨。寒风肆虐，几乎吹散雾气。一份亟待传递的文件藏在公文包里，尽管邮寄它的信使并不知晓那是什么——“指挥”总是这样，把完整流程拆成环环相扣的部分，彼此间互不相识，也拼凑不出全景。前来接应的也是德国人，这就是全部。仿佛是一种象征，随着联邦德国越来越多地在军事联盟里扮演重要的身份，自由疆域的领主也逐渐放任德国人来解决“德国问题”，愈发少地插手其中——事实上，从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就不这么做了[1]。
他自检查站穿过围墙。墙体对侧的世界和以往一样萧条无聊，此前他曾来过，然而微薄的记忆里仅剩下千篇一律的橱窗、灰黑色单元楼以及言语禁锢和枪炮。这些都不至于徒增厌憎或刻板印象，只是无从自洽，因此不愿多做停留——但现在他来早了。也许是低估了步速，总而言之他早到了两刻，背对胜利女神雕像走出五六百米，转身融进人群。总会有人把他辨认出来，一个小孩或是停在面前的出租车，都是一样。他在广场附近环视一周，又选择退回街角，这一次意识到那里已经有人，背靠着墙壁，几乎和白茫茫的雾海融为一体。
他在点烟，指尖滑过几缕微弱的明火，但都失败了，第五次时放弃。传信者与他相距堪堪几米，直觉和本能都不允许他做出这样的反应，但他走了过去。他揣测那人最后收回打火机只是因为留意到了自己，就和这个国家一样，陷入某种因为自知而愈发难以名状的窘境。
“借个火。”他听见他说。
路德维希走得更近。相比起思考那人是如何笃定自己身上带着打火机，他熟练地把火打燃递了过去，拿拇指掩盖住标牌。叼着滤嘴的人朝他笑了笑，而他想他一定忽视了某一瞬疏忽闪过的神色，因为面前的人点头道谢时又主动开口：“西边来的？”
“特别办事处[2]。”他并不否定。他说这话的时候刻意往后靠了一下，肘间公文包的棱角抵住石墙。在他身旁是一双幽邃而时刻打量的眼睛，纵然其间竟有某种维系，令他审慎地放松警惕。眼下的确还很早，隆隆作响的工作机器尚未点火运行，随处可见限行的路障，紧锁的玻璃窗旁象征歇业的金属卷帘。
他低头看了眼表，在旁边那人有机会开口之前便说，“我来早了。”
“多久？”
“二十分钟。”
“正好。”基尔伯特吐出一团雾气，“一根烟的时间。”
于是他们站在同侧。预报里称不久会放晴，但此刻仍有厚厚的云层遮蔽。路德维希不安地挪了半步，视线落到远处时正好有一线阳光透出来，停在面前那人银白色的发尾边缘，刺得他睁不开眼。
“柏林。”他身边及时传来夸张的咏叹。“总是这样的，谈起冬天就比什么都急。”他好像有意顿了一下，略微抬起头，“哈，又不是抢着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瞧那家伙！”
他说的是只鸟，从街对面一家酒馆的木制标牌上腾空而起，鸣叫着盘旋在几近凋零的枝桠。“可惜了。”然后那视线又落回木牌上，“不赶时间的话，过会儿还能去里头坐坐。”
路德维希顺着看过去。“我不爱喝那些东西。”他犹疑片刻又补充道，“不爱在早上。”
旁边那人耸耸肩膀。“我也是，”他说，“总体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好习惯，但这家黑啤不错，尤其是办事处那边的人，他们永远不会让自己白白路过。”
路德维希的视线忽地转过来。“我见过一两个，运送零件的时候。”所以他笑了一下，“都是些跑腿差事。如果你是担心周围多冒出来几双眼睛——”银发男人拖长音，“放轻松。我和‘剑与盾’之间绝无联系。”
“是吗？”路德维希循着线索反问，更多是单纯的好奇，“你在哪里工作？”
“汽车制造厂。”基尔伯特回答，“工作是发配的，每个人都得对政府安排的饭碗心存感激——倒是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子热衷于捣鼓那些吵吵嚷嚷的玩意，被找过之后就安静了。”
路德维希哼了一声。
“怎么了？”
“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他解释道，“你的观点。听起来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持有的那样。”
基尔伯特怔了怔。他撇撇嘴：“你觉得‘大多数’是什么样？”
路德维希礼貌地笑笑。“马克思和苏联那套。”他回答，很快就后悔这么说了。
——“卡尔·马克思。”因为他听到，“那是一位德国人。”
“你没法以德国人的观点对‘德国’加以反驳。”基尔伯特继续道，“或者既然你能对此做出揣测，也许我该这么问，你觉得一个人怎么代表一个国家？”
路德维希迟疑了几秒。他不曾料想对话会延伸到这里，最终选择规避，“仅仅在反驳的维度上，人们往往可以。”这种规避是下意识的，仿佛被勾连起某些水落石出的回忆。“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某些事情发生后重新反思整个国家的错误。”他在说这个世纪几十年前的事，很显然暗有所指，“指引我们的同样是本国人的见解，例如我们可以理解为那时候的‘元首’的确被视作至高无上，而国家只是听信了他。”
他慢了下来。面前那双深红色的眼睛正看着他，好像在等待下文。
“至于‘理想破灭的年轻人们哭着求助的’马克思同志。”所以他只是选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他只是象征一个党派。即便在整个国家的表态被一锤定音以后，还是有人会想起被围剿杀害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迫害以及对托洛茨基派成员的血洗。然而国家意愿并不是简单的汇总，它必须服从，或者做出选择。”
晨雾里的火星很迅速地闪动了一下。
“这算打抱不平？”
“确切来说是理解和辩护。”路德维希反驳，脑海里涌现的片段比想象中更多。“不，不是的。”他执着地纠正，“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碰巧也是这么想的。”
他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就在这里。记忆里的柏林总是一样，有关它的事迹就好像层层堆叠的片段残影，然后在某段依然清晰的影像带里，“那也许是好几年前，我跟随上级从科隆出差到柏林……抱歉，西边那个。工作暂且告一段落后走进旁边的小酒馆。”
“傍晚吗？”
“也许是早晨。”路德维希的眼神躲闪了一瞬，“我更偏好在夜晚工作，有时候从梦里清醒过来的时候恰好碰上日出，便索性继续处理文件这样的杂物活。”
“碰到他的时候，我正好做了个噩梦。事实上推开木质门的前一刻我都不知道那地方已经开着，然后我看到他坐在吧台上，一个人。……对不起，也许是我唐突了，有时候就是有这种微妙的成分，只远远地看上一眼，就能知道他确实是此刻值得去找的那个人。”
那也许是五月，季春的末尾，被褪到苍白的天光还感知不到温度的时候。他从临时下榻的住所起身，越过门槛的一刹仿佛跨入某座帘幕，一尊象牙白打磨的雕塑直挺挺地出现在视野，仿佛刻意抽去几帧的电影胶片。而镜头悬停在眼前，他记得往那边走的时候留意到那人搁在旁侧的西装外套，衣袖随意地卷至手肘，但领口没有松。在那里躺着一枚铁十字形状的饰物，黑沉沉的，并不起眼。他的视线并没有转过来，却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走进门的时候便已知悉了自己的存在，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们在很久以前就见过了。
“然后我走上前问好。”路德维希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没有喝点什么？’”
他的手指停在桌沿。一格座椅开外的人似乎原本沉浸于思索，闻声转过头来。这其实有些反常，按照他的性格往往是等待被搭话的那个。而眼下相等价的讶异同样闪现于停在面前的那对瞳孔里，极为短暂的心绪。
“哦，没有。”陌生人侧了侧身子，桌板上是空的。“我和这里的老板很熟，”他拿手肘指着吧台后方弯身忙碌的深色皮肤，“闲暇时候总会过来转转。”
“这么早？”
“只有在半梦半醒的时刻——”
他似打了个哈欠，换做戏剧性的语调开口，“‘别了，幻梦！不要如此完美的骗局。盛传久远又故伎重演，这骗人的精灵！’[3]”
路德维希不自觉地笑了笑。这是一剂缓和气氛的良方，至少此时凑效了。
“我坐到相邻的位置上，确切来说隔了一个。除了衣服那里还有个带着皮扣的背包。他突然想起什么似地给我解释刚刚那句话，标准的高地德语，然后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更确切的事实是，这是一段用以思考的短暂沉默，“他反问我，‘所以你呢’。我没有想好回答，于是他就继续说下去了。他是从‘恼人的只在深夜降临的灵感’开始的。”
“他说他在附近的小杂志社里担任文职，姓施密特。这个姓氏过于普通，所以大家都惯用诨名相称。接着他把手伸到我面前，‘科里布里斯’，他笑着说。”
“‘蜂鸟’。[4]”
面前的男人说。他的笑容带着感染力，又或者是某种神秘的吸引。“路德维希·贝什米特。”于是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格外清晰的咬字在空气间隙里震颤，仿佛方才某一瞬的错觉再度应验，以至于他感受到那人在抽回手时似乎也刻意地多停留了一下。
“你的手。”科里布里斯缓缓道，“它们是握过枪的。”
路德维希抬起头。先于意识的机体本能，那是某道隐形的开关不容轻易触碰——然后在视线彼此相接的时候又忽地退散了。“……没错。”他答得犹豫，有些画面就像被强行抽去了隔板，只剩描述性的语义。也可能只是因为来自外部的视角。在那双眼睛里他再次捕捉到提前知晓全部的神色，某种意义上，比他自己还要确定——但这回更简短，也更真诚。
“我去要两杯酒。”旁侧的人站起身，“你看起来并不好。”
——路德维希无法否认。他只是看着那个人单薄到仿佛可以融解进浓雾之中的背影。也许此刻当他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完整交付的边缘又陡然间清醒起来，一个分明是素未谋面的人却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他们好像认识很久了。然而事实却是奇异的，许是真有什么难以言述的羁绊，每当他警铃大作意欲转身撤离，便有某种直觉带来的定力，让他笃信眼前的人就和自己一样是一颗没有影子的树，只能在撕裂的洪流里彼此相依。
而雾中的那个身影看到了他[5]。他果真端着两杯酒，其中一个朝他推了过来，不远不近。
“也许你可以讲出来。”科里布里斯说，“如果愿意的话。”
“听起来像个记者，或者编辑。”基尔伯特指尖抖落几缕烟灰。他的语气平静，但并不是毫无兴趣，“我见过许多从战场上退役的老兵，他们宁愿对那段时期的经历闭口不提。”
“都不是。”路德维希回答。他依然没有深究眼前的人是怎样推知了所有，“这么说也许很奇异，我能看出他的询问不是出于好奇，或者是不负责任的窥探欲。而对于亲身经历过战场的那一代而言，缄默或许都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蔓延积压的情绪找不到出口。”
基尔伯特许久没有接话。他深红色的眸子藏在缭绕的烟雾里。
“所以你说了。”
“所以我说了。”
“我告诉他在空军联队袭击肯特郡海岸的时候我们正在陆上待命，”他说，“镶着铁十字的机翼如苍鹰掠过头顶。那是德意志的军队最一往无前的时候，所向披靡。我们把法国佬逼到死角，整片西欧陆地都被纳入囊中。然后像凯旋者一样阅兵——前两年简直是一场梦境。”
“梦醒的时候，我正拿着枪站在阿登的山地。”
一片没有尽头的森林。“‘投掷兵’，我说，‘编织成串的子弹挂在肩膀上。旁边全是临时挖的散兵坑，伞兵和炮弹随时可能从天而降——迎击隶属党卫军的坦克。直到那时还有人坚定我们能够扳回一局，好似霍亨索伦濒临绝境前的奇迹，但很显然我们都错了。’”
“都。”基尔伯特重复一遍。
“他也这么问过我。”路德维希放慢语速，意外地缓和。“也许是错误指挥，也可能只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但当时我没有说。‘到处都是尸骸。’我只是继续此前的角度，‘没有死在战壕里的那些大多也被俘虏，直到纽伦堡审判结束才被释放回来’。”
一种庄严肃穆的静默蔓延在故事里外。自始至终他都只有唯一的听众，所以当叙事者暂停下讲述，耳旁便只剩下彼此交叠着、令人滞塞的呼吸声。
“他没有说话。也是那个时候我才察觉到，我能从他的神色里感受到某种竭尽全力的抑制。那种感情是装不出来的，并非褒贬的主观评价，仅仅是因为那些事情全都真实地发生。”
“——所以我问他，‘那么你呢？’”
科里布里斯没有即刻回答。他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提问者，平静而不动声色。路德维希同样望着那双眼睛，在那里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绝望。然而最多的竟然是某种倾倒着滑向深渊的无力感，某种意义上，这让他确信了那人接下来所说的全都是真话。
“我没有参战。”他缓缓开口，“严格来说整场战事从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里我都不在德国。我的编辑是个在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家伙，纳粹党全面掌权的第二年就带着整个部门都转移到海外……英吉利海峡，听起来确实不算太远。他有几个朋友在那里，类似某种带有保护性质的国际组织，我们在伦敦北部度过了战争期间的近乎全部时日。”
“听起来很幸运。”路德维希说，犹豫片刻又问道，“近乎？”
“最后那年我回来了，也是个五月。”科里布里斯继续道，听上去并不意外。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指腹在杯壁摩挲，“大多数时候都在地下室里。窗户基本是破的，我的桌子和附近的防空洞连通，柏林战役的惨烈画面不绝于耳，但是——”
他顿住了。路德维希顺着他的眼神看到那截手臂过分苍白的皮肤，青黑色的血管突兀地镶嵌其中，仿佛岁月持刀镌刻的蚀痕。
“和战火相距咫尺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然而他说，“即便我就身处这座城市里，哪怕是最残忍的事件传到耳边也会原味尽失。更何况在海峡彼岸，被另一个阵营，另一个国家的语言转换为白纸黑字，就好像是隔着冰冷的玻璃镇纸，你窥探着那个世界，知道它每时每刻在发生什么，却仍然是局外者。甚至还有那种能让整个国家都忘乎所以的情绪。”
他笑了笑说，“也许你是对的，这很幸运。”
“‘舒适地溢血’[6]，我以为他会总结。其实我们都情愿有些事情从未曾发生。”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接过了他递给我的那杯酒。”
路德维希侧转过身。刚刚的几分钟里基尔伯特一直没有动作，只是任由滚烫的烟蒂在指缝里燃烧。战争总是沉重的话题，他想，好像被投射在整片陆地上的漫长阴影。
而他们就沐浴在那阴影里，为相遇与存活庆贺，却没有分毫的尽兴欢愉。那段年月只像是一场梦，如果抽离所有血淋淋的尸骨，涂抹尽罪孽、残忍和暴行的印痕，好像真的可以从堆积如山的瓦砾废墟上站起，转身离去然后假装一切从未发生。因此，当他举起浸透着凉意的玻璃杯壁，清脆的碰撞声响起——他只觉得松了口气。另一种神秘而难以言传的效应，他们分明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却有什么长久的裂痕转眼间被淡化，消解无余。
“你知道那种梦境。”路德维希缓缓搁下酒杯。深褐色的流体在玻璃壁内荡漾，很少有德国人能够拒绝黑啤。这至少让他暖和了点，“我会梦到雪、碾过手掌的坦克，鲜血和黑与白的颜色。”他沉下嗓音，“其实很正常，我确实上过战场……但始终只在西线战斗过[7]。”
短暂的静默。没有人知道此刻还能填充什么。他抬起头迎上一双眸子里若有所思的神色，这顷刻间提醒了他，面前的人并没有亲身经历战场。
“我只见过轰炸——最后那段时期。人们总说柏林挨炸弹是发动空袭的因果报应。”科里布里斯说，“还有停战通告，那天早晨所有人都被叫下楼来听广播……感谢电台！他们切断了魏德林最后的话[8]。这片土地已经足够绝望了。”
“你是说从人民的角度。”
银发男人顿了顿。他侧身望向吧台，玻璃杯里倒映出半边脸颊。
“你觉得他们理应被轰炸吗？”他问道，“那些平民。”
“好问题。”基尔伯特吐出口烟，“你怎么回答？”
“换做现在我可能会说，‘战场无处不在’。”路德维希很快说道。这个回答放至任何时候都不假，“但我留意到他的问法——平民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直面炮火的还算上持枪作战的年轻人，我曾在枪林弹雨里目睹太多的无名死者；而如果只是泛指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不巧遭遇狂热的情绪煽动，我们此刻就在承受某种濒临麻木的后效和弥漫的罪责。”
“‘我们’，作为‘人’。”基尔伯特评价道，“吊诡的辩证法。”
他们彼此沉默了几秒。乍起的疾风掀起几片凋零的树叶，散在脚旁。
“我没有回答。”路德维希开口道，“但我相信那个问题只是出于他自己，而非推及审判席前的控告。我看到他眼底闪烁不定的神色，所以我试探了一个在心里成型的想法。他的反应证实了我的猜测，也加深了我的自责。”
“我说，‘伦敦还是柏林？’”
“伦敦，以及柏林。”
科里布里斯回答。他的咬词很慢，但足够清晰，仿佛某种被刻意撕扯的厚重情绪。
“我为伦敦空袭拟写过新闻稿，也在四五年，”他停顿了一下，“回到柏林以后，他们把我安顿在汉密尔街[9]。遭到空袭的那晚并没有拉响警报，我因为连夜工作侥幸逃过一劫。”
“我很抱歉。”路德维希说。
“不，不必。”科里布里斯答道，“等我走出地下室的时候，战火已经熄灭了。它只是让我思考，除去在此期间我究竟做过什么。比如那些轰炸机里的驾驶员。”
“当他们推动拉杆的那一刻，那些士兵载着炮弹飞到提前规划的地点，对他们而言那只是一道指令，一串坐标。”他说，“又或者是我的无端臆想，战争让很多概念都变得简单。我们习惯性地把对错一分为二，瞄准阵营对立的标签，为了某种崇高的理念而不顾沾满鲜血。”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全都是牺牲者。”
“谁的？”
“国家。”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科里布里斯说，“有关袭击和袭击背后的代价。你也不必怀疑我持有泛滥的人道主张，当我的心脏溢血，我才恍然思考那些血液究竟是从何而来。”
他转向路德维希，“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此会怎么想，路德维希。不是作为‘德国’，仅仅是一名军人。”
“不是身为‘德国’，仅仅是作为军人。”基尔伯特说。
路德维希看向他。“只是一名军人，”他答道，“我无法完全认同他的想法，只能尽可能地理解他。我甚至想起很多年前我自己就匍匐在战场上，我们都是一样，哪怕根本不知道枪膛里的子弹究竟会打中哪里，所有人仍然听命于国家——主导着它的政府，确切来说。”
“于是这个问题又回到原点。”他耸耸肩，“归根到底是谁错了，一个人又如何作用于一整个国家？”
基尔伯特没有接话。
“那些人们，战火之后，哪怕是在战场上为国家淌血的人们。”路德维希继续道，“他们都只是数字。就像现在我们把那些罪孽归咎于军国主义、民粹和法西斯的荼毒，某种意义上国家确实是决策的主体，而人民作为血肉承担代价，这并不能以单个存在的意志为转移。”
例如许多场战役，胶着的东线，也许从某个寒冬起他们就应该放弃行军的计划，而不是将更多鲜活的生命推向惨烈而急剧增长的死亡。甚至还有巴巴罗萨行动、闪击波兰以及挑起这场战争本身，然而那时没有人能站出来然后反对所有既定的计划，他们都处在时代里，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并由此组成整个国家本身。
“我无法把这一切都讲给他，所以，”他停顿几秒，“我只是说了那时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意象。”
“就好像一滴血融进海里。”路德维希说。
远离战火却渴望扭转一切的案头工作者，亲历前线亦无法从中逃离的战俘和军人。然后他看着那双眼睛，他们彼此的距离仿佛转眼间拉近，“就像一滴血消融进海里。”
基尔伯特喉结动了一下。他手里的那根烟就要灭了，只有一寸火苗竭力燃烧。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这句话会成为他长久的，悬而未落的问题的解答。我甚至不知道此后再也没有可能见到他。”路德维希说道，“但我看到他笑了。”
起初只是出于礼节性质，一点微不可见的笑停在嘴角。而当他抬头看向面前的人，那个笑容也开始扩大，变得毫无遮拦，好像仅仅是那一句话里的方寸光影，就能盈满他这一生所能走过的全部骄傲。
“因为只要我们还处在惊恐的漩涡里[10]——”科里布里斯说。他的眼里掩映着整个时代的倒影，旧时的世界，昨日的星辰。
“但是我想，我们都能做出‘人’的选择。”
他站起身，提出要请路德维希一杯酒。几缕破晓的微光从窗棂透了进来，路德维希看到旁边的人眯起眼睛。
“怎么了？”
“只是有点不适应。”科里布里斯闻声笑了，“柏林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阳光。”
“此后我确实没有见过他。但那是在我们又喝了一轮之后，他向我道谢，然后便走了。”
“我没有询问他的住址或者更多信息……也没有听到那一日某处街角里的枪响。”路德维希说，“没错，枪响。消息是几天后才传来的。就在我遇到他的三天前，伦敦——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了武装[11]。”
“找到他的是苏联人，最初送他进入西柏林的也是。他原本是被派来阻止这项计划的。”
“但他最后做了自己的选择。”基尔伯特说。
他把夹在指尖的最后一截烟头抛了出去，路边的水渍淹没了它，发出“嗞”的一声。
“你会同情他吗？”然后他问道。
“说不上，只是诧异。”路德维希思考片刻后答，“他爱德国甚至比我更多，却要为了分裂它的举动而不遗余力。”
他低头看了眼表，分针缓缓向整点挪移。许是察觉到他的反应，基尔伯特理理衣领，陪他往特别办事处的方向走了几步。
“也许苏联人不会轻易就让他死。”他突然说，“我的意思是，他毕竟有所价值。或许你还能记得一点他的相貌——也许我能帮你打听。你也知道，东柏林就这么大一片巴掌地。”
路德维希突兀地转回身。
“我不记得了。”他迟疑着，“也分不清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我想如果有可能，他应该和你一样有着罕见的红色眼睛和银白色头发。”
基尔伯特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些什么，但最终放弃了。
“所以那是什么时候？”
“十年前，我猜。”
“可能是的。”基尔伯特揶揄，“只是鼓吹西德独立，一心牵着自己的国家往法国佬的屁股上贴，这听起来像是阿登纳干出来的事情。”
路德维希略微皱眉。“阿登纳总理？”他说，“也有可能，我记不清了。”
他们并排在勃兰登堡门前站了一会儿。水泥墙把它绕成弧形，朝另一侧国家凹陷。清晨的柏林笼罩着湿淋淋的雾气，从远处有鸟儿飞过来，在铁丝网上停留半刻，随后挥翅飞逃。
“它立在这里多久了？”基尔伯特开口道。
“二十二年。”
“感觉上比这还要久。”
“仿佛是一个世纪。”路德维希望向遥远的方向，“但我相信不久以后它就会倒塌了。”
他们在路口分离。
-
FIN.
[1] 两德一直是冷战期间间谍交锋的“第二战场”。七十年代初经历残酷的“肉体消灭战”后，英苏两方达成协议，不再往对方阵营安插间谍。
[2] 两德“正常化”后，由于其特别关系，外交场馆不称“使馆”而是“办事处”。
[3] 约翰·济慈《夜莺颂》第五节。
[4] Kolibris，德语“蜂鸟”。
[5] 赫尔曼·黑塞《雾中》：“没有一棵树看到别棵树，棵棵都很孤独。”
[6] 海因里希·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章：“听到德国的语言，我有了奇异的感觉；我感觉我的心脏，好像在舒适地溢血。”
[7] 这篇和《生命中最美好的春天》有联动，路德描述的梦是基尔在东线经历过的。
[8] 1945年5月2日，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上将率部投降，签署由无线电发布的停战命令。
[9] 德语“Himmel”，意为天堂。这里参考的是《偷书贼》中的设定，把故事中的慕尼黑近郊搬到柏林，“没有人会轰炸一条以天堂命名的街道，那天晚上也没有防空警报。”
[10]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哪怕我们身处这残忍暴行的深渊，带着黯然而破碎的灵魂像盲人一样来回摸索，我仍然不断抬起头去看那些往昔的星辰，他们曾经照耀了我的童年。”
[11] 这个故事发生在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十年后，即1955年5月8日。5月5日“伦敦——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它是普利文计划破产后，1954年9月英国“艾登计划”的产物，会议决定，邀请联邦德国参加布鲁塞尔公约，终止联邦德国占领制度，以及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阿登纳极力使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决定某种意义上遭到德国内部的反对，因为加入北约即意味着德国成为冷战中两大势力对峙的前沿，且甚至有可能因此“同室操戈”，攻击民主德国。这项举动显然是不利于两德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