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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1]年最后一个夜晚，我与泉相约一起在出租屋等待阳台午夜十二点的烟花。跨年夜是泉全年唯一愿意熬夜的日子，可夜晚十一点未过，他已架不住眼皮趴被炉桌上昏睡过去。我独自站朔风萧瑟的阳台看完了新年第一场烟火。焰火落下后，我蹑手蹑脚钻回被炉，依偎泉躺下。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和泉去了加州，傍晚踏上洛杉矶土地时看到的第一束光火不是星星也不是烟花，而是流浪汉在街角点燃的红色烟头。
我认识泉时，正在艺术学院就读第三学年。那时我二十岁，刚摸到影视表演的门槛；泉二十五岁，英国留学毕业后已经在一家跨国企业工作两年有余，升职调来东京。我们的相识似乎是命定之中——泉准备在东京租房时联络了一名大学同学，是我兄长的朋友，恰巧我们家有套出租屋正愁一直租不出去；几番沟通，我母亲将房子以友情价租给了他。
我母亲对租客要求“三个不”：不要讨价还价，不要低素质，不要养情人。这三个要求听着宽松，但租市中心套房的有钱人十有八九是为情儿；条件差些，又想住商圈地段方便工作生活的，难免对价格计较；这年头出生乡下，靠小投资冒出头的暴发户在夜晚东京霓灯荧烁的街头随处可见，可我母亲瞧不起他们，私下和父亲议论时总说“那群野人”。实际他们没得罪她什么，顶多方言参差偶尔造成沟通不便，而本地酒鬼疯起来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
母亲尤以她土生土长东京人的身份为傲，这似是从姥姥一辈留下的传统，顺延到我兄长身上。因为他们，我总想叛逆地反驳这个观点，说生在东京没什么了不起。虽然实际我明白，出生、成长的二十年间，我无意中已经被这座繁华都市给予了许多红利，过着几千万、几亿人艳羡的生活。
我对自己现在的日子颇感平凡无趣，我想要更美丽、浪漫、刺激的事物，但我估计它们不在东京——一亿日本人做着东京梦，东京可以满足它们飞黄腾达、成家立业的愿望，但这里没有我盼想的爱与浪漫。二十岁的我十分矛盾，享受东京给我的资源，又挣扎着要逃离。我渴望有朝一日彻底融入这座城市，但现实只是打击我，让我感觉自己与这座车水马龙的繁都格格不入。
由于母亲的苛刻要求，出租屋在泉来到之前空了好长一段时日。母亲叫我某天下课后陪泉检查出租屋陈设，我不耐烦地当周第三次告诉她，那日午后我有模特方面的拍摄工作。噢。她敷衍回应，改口叫我第二天去。
为什么不让兄长去？我问。母亲说，他这周好几个晚上约了朋友聚餐，忙着呢！
刚进出租屋，我便闻到一股霉味，呼吸道敏感的泉被灰尘呛得直咳嗽。我没在玄关脱鞋，径直走去阳台开落地窗，捂着鼻子拨开窗帘后转身向泉抱歉道：不好意思濑名先生，阳台窗帘沾上了霉斑，估计寝室卧具的情况会更糟糕。
那会儿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生分客套的“濑名先生”，稍微过去一段时日，我却开始呼唤他“泉”。这层改变仿佛突如其来，又或许如一滴滴水珠从我不为意的角落渗出，我留意到时它们已形成一汪池——就像眼前厨房灶台下这滩灰色的水。我瞅着其旁滴着水的管道，苦脸，房子目前绝对对不起它的租价。我望着泉凝重的眉，不安地抢在他质疑前鞠躬：“十分抱歉，这周末人家会请钟点工帮您打扫，换去坏掉的家具——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人家可以参考您的喜好置办。”
泉沉默几秒，说，好，但他要和我一起去家具城。
因为这个回答，我不详地预感自己可能碰上了一个挑剔的人物。周六上午到家具城时，我的预感灵验了：无论我挑选出什么，西欧田园式或北欧简约风的床罩、美国风亮色台布或日系碎花纹桌面垫板，泉总能一句话挑出刺来。他将我相中的那些色彩活泼、设计前卫的家居贴上“奇怪”的标签，接而自行捡起色调古朴乏味的用品陈设。没逛多久，我从身体到心灵皆疲惫不堪。
泉有嫌故意针对我的刻薄令我联想我的母亲。我十五岁时树立了一个长期愿望：一旦我赚够买房钱，我立刻从父亲的冷淡与母亲的管束中独立出去。五年来，我对自己的能力与这个目标充满信心——现在已经是一九八八年，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理性规划过我的未来：从表演系毕业后，我将正式踏上演艺之路；模特事务所愿意协助我联系娱乐界剧组，提高我的知名度于他们而言是何乐而不为的双赢。总之，我现在对毕业后的生活充满期待——那离我的自由很近了，再不用如今日般陪一个刻薄的房客受委屈。
后来，我索性跟在泉身后一声不吭，他要什么，我用母亲的银行卡帮他结账就是。泉意识到尴尬，开始笨拙地寻找话题。他好奇我的学业。表演系大三的生活丰富多彩，排演拍摄行程填满了周中周末，趁外景拍摄的机会还能游山玩水，见过的海潮不再局限于东京湾。我的生活在我的口舌间妙趣横生，教泉贫乏的想象力无法全然理解。好吧，想法无法交汇，再绝妙的语言也不过流向黑色的无底洞，于是我把话题切换至适合当下夏秋换季的护肤品——理由只是我抬头看储物柜时瞥见走廊墙上贴着的国产药妆广告。意外地，泉对此颇有研究。他凑近我的脸仔细瞧了瞧，针对我的肤质推荐了几个牌子，有的我甚至没听说过；我以为自己在模特行业混迹多年，知道的不应比他少。泉说，那几个牌子在日本买不到，是他出国留学或办公期间认识的——“我时常去美国出差，你如果想要，届时我帮你代购回来。”
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的父母与兄长从来不会在出差、旅游期间想起我，可我没法从那双澄澈的蓝眼睛中辨出半分虚情假意。我望着泉，这时起，他的形象与我刻薄的母亲、冷淡的父亲、没心没肺的兄长彻底隔离开来。我还没有完全喜欢上他，但若泉某一瞬让我讨厌，我可以留予很多个台阶与借口原谅他。
泉似乎把我当成个小孩子——明明他只比我大五岁。从家具城出来已是傍晚，泉说，作为陪他买家具的答谢，要请我吃一餐饭：“你大学没毕业，我已经工作了，自然没道理让你花钱。”
他的邀请听上去不错，但自以为是的措辞稍微地让我不爽。我告诉他——我试图将视线越过我俩各自手捧的大包小包对上他的眼睛，场面多多少少滑稽——我是职业模特，每个月开销都是自己赚来的，不劳烦濑名先生破费。
泉很是惊讶，但我的回嘴似让他感觉自己在一个后辈前失了面子。他试图用年龄、阅历来彰显自己，将我摆至一个需要受他保护、教育的地位。我反唇相讥，他便用大男子主义气势压制我。这款态度令我想起无数模特拍摄工作里遇到的颐指气使的老男人，老实说，这一刻泉在我眼中有些讨厌。
我不再反驳，只是微笑注视着泉。泉扭头注意到我的表情，后知后觉闭上嘴。他尴尬地转转眼珠，嘴唇努了努。我眨眨眼，往马路上一挥手，抢在他再次开口前笑眯眯回过头说：“打到车了，我们回去吧。”
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聊天。出租车停到租屋楼下，泉即刻麻利掏出五千日元给司机。我在后座窃窃笑，不知该评判他好面子还是表现欲强烈。我觉得泉像个小孩。我和他拎着五六个购物袋上楼，把东西堆放在玄关后，泉终于开口对我说出二十分钟以来的第一句话：“晚饭想吃什么？”
“炸鸡。”我脱口而出。消耗一日，我饿得已近发疯。
“你们模特晚上能吃那么油腻的食物吗？”
“人家今天陪你跑了一天，一餐炸鸡的卡路里早已提前预支了。”
泉看着我，突然开始笑。我不明白他笑什么，但他笑起来比刻薄的嘴脸好看得多。若他这一笑出现在人来人往的涩谷街头，至少二十位女孩为他回眸，十位少女为他心动。可惜他现今站在出租屋尘兮兮的玄关前，动人的笑只能被我一个小他五岁的男人独享。我后来翻阅回忆时，总觉得当时玄关内气氛亲切自然得怪异。
我们原想就近找家餐厅简单解决，奈何傍晚六点半晚饭高峰期，好评店铺外基本排起长龙。我做模特十几年，早已习惯饥饿，但泉没有耐心。他提出回他现租住的酒店公寓，房间有灶台、锅、铲、刀叉碗筷碟，路过超市买好食材便可自己下厨。
之后我隔三岔五到泉的住处蹭饭，初时在酒店，后来在出租屋。就是这段时间，泉对我的称呼从“鸣上君”变成了“鸣君”。我觉得“鸣”的读音很可爱，“君”的叫法略疏离，于是这个昵称听起来很暧昧。
跟泉学做饭成为我逃避周末夜晚家庭聚餐的借口，比我兄长和朋友出门鬼混的理由听上去体面得多。泉一段时间后暗示我或应适当多陪伴家人，我说和父母面对面吃饭不过三人摆摆台面架子互相约束罢，但他说，无论父母表面态度如何，他们内里都是爱孩子的。我想，泉一定出生在一个美满的家庭。那时候我正在切洋葱，停下来和泉聊两句话后眼泪不争气往下流。我硬着头皮想继续把洋葱切细，可眼睛模糊又痛，仿佛千根针扎上眼膜；我紧合眼，眼睑内侧的肌肉压迫麻木的眼球，榨出的两股盐水从眼角到唇边，滴得厉害。
“鸣君怎么切个洋葱都能哭，太没用了吧？”
泉语调似嘲。我闭着眼不甘地耍性：“人家是敏感脆弱的少女，泉一点儿不懂得呵护人！”
而后我听见洗手的水声、拖鞋敲击地面向我靠近的“哒哒”声、抽纸的“唰唰”声；我感到一张湿润温软的掌心缓缓扶起我的下巴，面巾纸的柔软触感犹如一朵轻飘飘的云呼上我的眼睑——
“会痛吗？”我听见泉的声音。
……你那么温柔，怎么会痛呢？
刺激感减弱，我小心翼翼睁开眼，泉碧蓝色的眼睛正在两个鼻尖的距离外注视着我。我以为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洋葱，但泉似乎不止说这个；他目光犹如纤细的手指，一层一层剥下洋葱的皮，一层一层剥落我的外衣，寻找着里面那个“我”。我刹那间害怕了，逃离他的视线，继续将目光落在切了一半的紫色洋葱上：“人家没事了，谢谢泉。”
切完洋葱，我才想起来给泉补了一个微笑。
起初我以为泉会对我时不时的打扰感到厌烦，后来发觉他似乎欢迎我常去找他。一起做饭，一起逛街，或者他新买了一部碟片，邀请我到出租屋的沙发上和他一起看。这张薄荷绿色的呢布转角沙发是整间出租屋最不“濑名泉风格”的陈设，因为是我几年前挑选的。我觉得这种鲜亮明丽的色彩很可爱，让人心情跟着亮起来，但泉并不欣赏。他说既然是我挑的，我就捡回自己的烂摊子，自个儿多坐坐。
我觉得泉蛮有搞笑艺人天赋。如果他乐意，我可以帮他联系事务所，或许明年新年前夜，泉漂亮的脸会出现在红白歌会[2]。电视机里的他与众人倒数至“零”时，出租屋阳台外的天空会炸开烟花，彼时我将坐在客厅被炉里装模作样端起一杯红酒敬他：“恭贺‘东京新星’！”
我猜，泉在东京很寂寞。他嘴上不说，但眼神动作一向坦诚，况且他的个性确确容易拒人千里之外。泉搬入出租屋两三个月后，他父母坐火车来探望过他一回。或许为向父母证明自己在东京有亲密朋友，望二老安心，他特地叫我去帮他到厨房打下手。
那天与泉的父母共进晚餐，出门前我换上衣柜里最显知性稳重的西装，对镜反反复复检查衣衫上的皱褶。开饭前我很紧张，幸运泉的父母照顾我，给我抛话题。那顿家庭晚餐气氛融洽，是我上自家餐桌未敢设想的氛围。我瞧着濑名一家三口有说有笑，第一次体会小学课本里描述的温馨家庭是何样感觉。我好羡慕泉，有两位无偿予他爱的身边人。
濑名先生夫人关心儿子工作升职、安定的问题。泉说，目前看来，近年他升职有望，如果他愿意，留在东京问题不大。这自然是好消息，俩夫妻兴致勃勃讨论起在东京买房的事宜。泉对这个话题表现出应付的态度，屡屡含糊其辞；父母再而三强调买房的重要性，泉只是应和着点头。我外人不好插嘴家事，仅坐一旁沉默地听着，用木筷挑起味增汤中第六片小葱花，放进嘴里，嚼嚼，嚼嚼。
泉下楼送他父母上出租车，我自告奋勇留家里收拾碗筷，最后一盏沥干的白瓷碟放入碗柜时，泉恰巧从玄关回来。他看着我，不知为何沉默了半晌，然后问我接下来要不要一起看电影。我说，什么电影？他从碟片匣中拿出《美国往事》[3]和《闪灵》[4]。我说，人家不喜欢黑帮片。于是泉将《美国往事》放回去，举着《闪灵》的碟片问我：鸣君大晚上看这个，不怕吗？
我嘟嘴摆出很可爱的表情，撒娇说，所以泉要陪着人家呀。
但结果似乎成了我陪他。泉意外地胆小，自电影中途到结束，他几乎没从我手臂上下来过。泉似乎是第一次观影，我没告诉他，自己以前将《闪灵》看过好多遍。中间好几次我无聊得想打哈欠，都因泉随之而来的尖叫笑醒。
泉问我今夜要不要在出租屋留宿。我猜，泉是看完电影后仍后怕。虽然他用“晚上十点多出门不安全”作借口，但望来眼神中的迫切与闪烁不会欺骗。我答，好啊。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泉家留宿，但是是泉邀请得最主动、最突然的一次。
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洗完澡穿着泉借我的睡衣躺上他的床。泉盖着另一床被子睡在我身侧。黑暗里，我侧头能望见泉脸部的轮廓，呼吸间都是泉的味道。
我凝神片刻，突然掀开被窝翻下床，匆匆跑进厕所。解下裤头，两腿分开站在马桶边，对着白色的瓷砖墙闭目思过。
翌日早晨在厨房煎鸡蛋时，我问泉之后是否打算留在东京，有无计划在这座城市安顿，或者在东京买个房子——“我母亲这几年一直留意房地产，近来似打算卖掉这间出租屋，投资套新的。”我一边盯着木锅铲兢兢挑起鸡蛋边缘翻面，一边说。这不是一个适宜凉爽清早的话题，也不合适由我一外人向泉提议。很感谢泉没有因此生我气，他将早报翻过一面后只是回答：目前不清楚，可能不会。
“为什么，日本还有比东京更有前途的地方吗？”
他说不是，跟我聊起经济，聊起我母亲日夜关注的房价、地产投资。他讲述的内容深奥复杂，听上去比我母亲的肤浅跟风有洞见。我云里雾里，但能明白一句：上升得不到支持，将面临回落。
“那泉想去什么地方?”
他没有直接回答，反问我想去什么地方。我无多虑他的疑问，转溜眼睛，筛选过十几个常现于电影或收音机里的地名，然后说我想去加州。实际我只是随便报了个名字，关于加州的情况全凭想象：傍晚城里堵车，我和泉可以到郊外的汽车影院看完电影再回家；加州的星空很安静，任何荧幕上的爱情故事在这片荒漠中都变得狂野——这些梦当然也可以发生在“伦敦”、“巴黎”，所以我宁愿留在东京。纵使我身体中的一部分不被人类社会认可，东京仍留予我一席之地，让我可以活下去。
泉听了我的回答后仅闷闷“嗯”了一声，不知他思考着什么。
我倏地想起来问泉，是否来东京后还未好好在这座城游一遭。泉滞片刻，眼神闪烁着抿抿唇，才接着答是，工作太忙，找不出空闲。
所以泉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都让给人家了呀？
我很想这么逗他，但开口只是笑吟吟说，泉如果不介意，明天周末陪人家出去玩吧？
“你前几天不是说，这周末要和同学去海边拍摄电影吗？”
“哦，编导系的同学讲，这周沙滩要举行当地庆典，拍摄计划改到了下周。”
我问泉想去哪，他沉思片刻，道东京国立博物馆[5]。好吧，是我平日不会想去的地方。我溜溜眼珠，问，泉来东京之后去过银座[6]吗？去过。呀，没关系，再去一次嘛——人家这条地头蛇会带泉去很多隐秘的宝藏小店，感觉很不一样的啦。
为什么是银座？可能因为那里有日本最繁华的夜景，因为其宽敞的大道让我深陷万人倥偬的同时还能自由呼吸，因为三越百货大厦二楼的转角处服饰店的当季商品杂志里有我的写真；因为银座在日本独树一帜，于是东京无可代替。我想，如果泉去过银座，就能意识到东京是亚洲瞩目的星城；或许他会愿意留下来，渐渐地，他会爱上东京。
压力大时，我喜欢寻个舞厅发疯似地跳一夜。今晚也是如此。我举着鸡尾酒走进舞池时，四五位女孩围过来，或清纯可爱或明艳动人，希望我陪她们喝一杯。我笑说好，但你们要叫我“姐姐”。姐姐，姐姐。她们开心地笑着，叫得很甜，鸡尾酒的苦涩被她们扫去一半。这时我突然感觉有人摸了我的腰，我往后瞧，一人宽外有个打扮新潮的男人朝我眨了眨眼。我一瞬了然，对方大概是和我一样藏在东京男女接吻霓虹灯招牌下苟活阴影中的同类吧，但我今夜没有与他见光的兴致——除非他比我矮一点，用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仰视我，再将烫卷的头发染成浅灰色。
我本做好夜不归宿的打算，可近半夜十二点，泉突然来了。他怎么会来呢？我坐在卡座鲜红色的沙发上，身侧可爱动人的女孩子们仍在嬉笑说闹，而我目光盯着远处逐渐靠近的灰发身影，刹那忐忑得发冷汗。这个时间，泉不应该早睡下了吗？他为什么来？他是来找我的吗？为什么？怎么找到我的？我现在这副样子会不会被他讨厌？他会觉得我是个坏孩子吗？他应该不喜欢坏孩子吧。
泉怒气冲冲来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伸手抓住我的小臂。我拿鸡尾酒杯的手一下不稳，倾洒的酒液将我白衬衫的袖口染成了莓红色。泉屈肘的一瞬，我们无比靠近，我惊讶瞪大的眼瞳瞧得清楚泉疲劳出油的脸庞上每一颗汗滴，刘海发尖黏腻成一绺绺——他为何在一月寒冬大汗淋漓？莫非为寻我，他挨家挨户搜遍我家附近的商业街？
他几乎是强硬地把我从人堆中架出去，女孩子们或呆滞茫然，或失声尖叫。他把我拽上一部机车，我才知道泉会骑摩托。风很大，我趴在泉背上迷迷糊糊，五光十色的夜东京在我迷茫的瞳中流淌。放下我。我在泉耳边嚷嚷，空白大脑编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要回家。
我不知道泉要带我去哪，印象里泉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闷家伙，不会半夜骑机车到汗酸味弥漫的舞厅寻人，不会在街灯晦明的马路漫无目的飞驰。我很害怕，会不会泉被人假扮了；又或许，我正在经历一场宿醉。真是一个开心的醉梦啊，醒来我一定奔去告诉泉，他在梦里比现实中有趣多了。
路过日本桥时我忍不住，喊泉停下来，一个人踉踉跄跄趴上河边的栏杆吐。呕吐物落入河水的水花声比其冲鼻的酸臭味更恶心，到后来我一直在呕酸水。泉就靠在我旁边的栏杆上，放空似的盯着前方手作铺拉下的灰色闸门。好难过，我觉得他在故意无视我；可我这么狼狈的模样，给谁看呢，谁愿意看呢？
“你经常这样吗？”
“……什么？去舞厅还是喝到吐？”
“都是。”
我瞪他：“你管我。”
“对，我就管你。”
泉把我扛回出租屋，我跌倒在薄荷绿色的沙发上，泉蹲在我旁边，双手捏上我领口的扣子要帮我换衣服。我拍开他的手，说你别碰我。他愣了愣，没有我预想中那般怒火中烧。泉眼神黯淡下去，咬咬唇缓缓起身，似要就此把我扔在沙发上离开——
“不要走……”
我抬手扯住他的衣摆。这次，我禁不住哭了。
模模糊糊的记忆里，泉再次蹲下来后又一次将双手放在我领口，我没有躲。他解开第一颗扣子，我凝视着他耷拉的眼睛，那双眼睛抬起回望来——他的眼神仿佛想要吻我，可他没有那么做。泉将我横抱进浴室，走得可踉跄，最后几步近乎要摔进浴缸里。他就是这么爱逞强，我咯咯笑着想，他可爱就可爱在这。褪下的衣衫堆叠在浴室角落，我坐在温暖的浴水中，湿漉漉的脑袋浸湿了泉涤纶长裤的膝头。迷蒙水雾间，我凝视他蓝色的眼，感受他温暖双手舀水抚上我皮肤时骨髓中刺麻麻的颤栗，内心无厘头地想：他爱上东京了吗？
春天，泉突然跟我说，他要去加州：“是工作原因，公司想把我调到加州部门做经理。”其实，在东京工作的几个月是公司为他提供的一个适应踏板；来东京之前，泉已经做好了未来出国的准备。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鸣君曾经不是说想去加州吗？洛杉矶有比东京更多、更国际化的影视资源，你到那边发展，或许比留在东京更有前途。”
从很久之前，我便猜想泉会离开，只是不料，竟这么快。原来泉比我想象中更优秀，太好了，我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
然而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努力多年，我才在日本演艺界打拼出人脉与资源基础，我不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加州很好，纽约人在收音机里畅谈加州，香港人在电影里演加州，东京人在歌曲里梦想加州；人人都爱加州，但几人去过加州？我活在地面，不信任空想的事物。
我的回答似乎在泉意料之外。他定定注视我良久，说，如果哪天我愿意去加州，他随时准备好迎接我。我笑了笑，说，好，祝泉在加州飞黄腾达。
他欲言又止，最后吐了口气：“祝鸣君成为‘东京新星’。”
一九八九年春夏秋，我为毕业作品在关东关西之间不停奔波，日记里记录了许多东京与大版的民生日常、风景，很少提到东京。京都最后一片红叶落下时，模特事务所向我发来了在北海道的雪景拍摄工作。
泉离开的那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当日凌晨我从北海道坐飞机返回东京，在机场大厅赶上见他最后一面。泉抵达美国恰好凑上感恩节，之后有一个月的时间筹备圣诞。两个都是西方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与在东京的我无关。圣诞之后是新年，今年我约了朋友跨年夜一起到神社参拜，我不再过着一个人在阳台看烟火的日子，但内心似乎比独自被烟花照亮的夜晚更寂寥。
泉走后那天晚上，我时隔一年再次来到舞厅。店内装饰换过好几轮，来的客人也变了模样，但舞池疯狂浪荡的气氛一如既往。我举一杯红酒走进舞池，三个女孩朝我围过来，或清纯可爱或明艳动人，甜甜地叫我陪她们喝一杯。我笑说好，她们开心地笑着，红酒的酸涩被银铃般的笑音扫去一半。这时我忽然感觉有人摸了我的腰，我往身后瞧，一米外有个打扮新潮的男人朝我眨了眨眼。我了然一笑，向他递出红酒杯。我在他没接稳时松了手，玻璃渣碎了一地，飞溅的红色酒液让他的名牌白西裤霎时作废。他勃然大怒，扬言要揍我。我双臂护着三位尖叫的女孩节节后退，眼看他抡起拳头，及时赶来的保安架住他拖出店门。猝不及防的闹剧落幕，可我已然失了跳舞的兴致。安抚过几位仍颤抖的女孩，我在指针指向午夜十二点前离开了舞厅。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日本桥，倚栏注视着河水中黑黝黝的倒影。两小时后，我出现在警察局，因为有个小偷趁我在河边放空，偷走了我的钱包；可惜他跑不过我，我制服他，并报了警。在警察局做笔录时，我说，没想到凌晨两点门可罗雀的日本桥头竟有小偷出没。印象里的东京人不愁吃穿，小偷也不至于在这个点赶业务。
或许从那时起，东京经济已经开始呈现衰颓之势，只是我没意识到，当年大部分人也没意识到；泉属于那少部分聪颖、幸运的人。他正确地离开了，三年后[7]在加利福尼亚梦幻的土地上逐步高升；三年后的我坐在家里，艰难地写着给演艺事务所的解约申请。家里欠下太多房贷，无力偿还，母亲希望我拥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凭你现在演那些配角龙套，何时熬出头？你哥靠不住，如果你也不听话，我们家彻就底完了。”
找新工作那阵子很忙，我足足两个月忘记查看信箱；久违打开邮箱门时，积攒的信件如呕吐物从河马嘴里涌出来。大部分是来自泉的，信封上不同国家的邮戳告诉我，他过得很好。三年了，泉似乎仍活在过去，或许他并没有我理解中那般成熟。无论如何，我已经二十四岁，过了做梦的年纪；即使泉停留在二十五岁，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位鸣上岚能勇敢地飞去他身边。
我刚入职经纪公司时，仍坚持着模特兼职，后来模特也不做了——事务所新来了许许多多五官柔和、精致漂亮的年轻男孩，他们是后泡沫经济时代的时尚宠儿，属于我的黄金时代和日本的房价一起崩溃了。
泉在信中多次表达了慰问与关切。我无在回信中一一透露自己的近况，但有告诉他，他每季寄给我的外国护肤品，我都好好在用。
泉最懂得看穿我的遮掩与逞强。他若真心好奇我的近况，应明白唯一了解的办法，是来东京探望我。
倘若那一日到来，濑名泉遇见二十四岁的鸣上岚，是否会愿意带他前往加州？
（全文完）
[1] 日本泡沫经济（1986-1991）。
[2] 《NHK红白歌合战》（中国大陆译《红白歌会》），是日本放送协会（NHK）自1951年起每年播出一次的音乐特别节目，第4回起固定于跨年夜播出。
[3]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年意大利与美国合拍的犯罪剧情电影。
[4] The Shining，1980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心理恐怖电影。
[5] 东京最古老的博物馆，位于东京上野。
[6] 日本东京都中央区的商业区，以高级购物商店闻名，是东京其中一个代表性地区。
[7] 1992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全国经济出现大倒退，此后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