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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以伊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才十八岁，安灼拉政委也最多二十二岁，都是很年轻的，新毕业的军校学生。他们已经在布列斯特待了三个星期了，一个摄影师给他们这群好朋友拍了一张集体照片。安灼拉站在当中，其他人围在他身边。古费拉克从凳子上跳下来的时候滑了一跤，布列斯特的土全蹭到他背上。他一边抖着衣服一边凑到照片边上，“等我们三十岁的时候再这样照一次，四十岁的时候也照，五十岁、六十岁都要照相。想想看，等苏维埃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照片会多么有意思啊！”
现在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红军战士自制的温度计显示斯大林格勒已经跌破零度。弗以伊从口袋里拿出这张照片，才过了一年多一点儿，照片最两侧树和行人已经模模糊糊有点看不太清了。这天晚上他睡觉前又拿出来照片，现在这些树和行人，还有照片上的大部分人都不在了，所以才被枪炮和鲜血冲淡了。
他们到布列斯特之前一起在军校念书。弗以伊本来是不能去军校的，他付不起学费，安灼拉站在列宁像前以共青团员的名义庄严保证弗以伊能成为一个好公民。他最后说，“所有和他相处过的人都知道，弗以伊的人格是无需我来替他证明的。”
军校有个绘画小组，画一些航空模型。最开始那个小组的部分成员不愿意让弗以伊加入他们。“我们这儿是要填表的，你那一栏的‘父亲’怎么填，‘母亲’又怎么填呢？总不能全都空着吧。”
弗以伊什么都没说，他向来把事情都埋在心里。只是古费拉克某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不小心听到了这些学员的对话，所以他在跑去当飞行员之前把这部分成员的鞋垫藏到了自己的床底下。第二天，他们找不到鞋垫的时候，古费拉克把他们全都叫在军校宿舍门口，“这是间再正常不过的事，他们大可能牺牲在战争里了。这是多光荣的事！”
“喂，古费拉克，你自己的爸爸还是一个从克里米亚逃走的懦夫，还参加了库班志愿军呢。”
“可别把我跟他扯在一起。”古费拉克从台阶上跳下来，“他是懦夫不妨碍我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红军。”
斯大林格勒的冬天没有莫斯科冷，弗以伊想，凭借那些通过收音机断断续续从前线传回来的声音，透过那些整编之后重新出发士兵的声音，他勉强可以知道那座他们学习和生活过的城市变成的模样。多次下雨把城外的土地打碎成泥浆，大雪则把枪杆和大炮都冻上，哆哆嗦嗦的士兵只能靠燃烧汽油取暖。
他坐火车来军校的晚上也很冷，安灼拉、古费拉克和巴阿雷来接他。火车门打开，雪也正好下下来，巴阿雷点了一只烟，一只脚靠着车门杵着，偶尔敲一下窗户和后排快要睡着的古费拉克说两句话。远处星星点点的一片灯光，巴阿雷问他，“那里是不是莫斯科？”
“对，听说他从莫斯科来。”安灼拉从雪里拔出腿，看了一眼腕表，“差不多了，我去发车。”
古费拉克接替他出来站着，哆哆嗦嗦把脖子缩进大衣里。巴阿雷看见他的样子，把自己脑袋上的皮棉帽盖在他脸上，“年轻的小伙子。”
“你也没比我大多少岁。”古费拉克犟回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车门，车上就下来三个人，两个戴着肩章的列车员中间钻出来一个瘦高男孩，朝四周打量了一圈才向他走过来。他站在车门附近静静地等着对方走近，等对方走过这段飘雪的距离。男孩——他敢保证对方顶多十六岁——的鼻尖被冻得发红，眼睛像树枝上结的冰一样剔透。
这个新来的学员很特别。
安灼拉带着他们的朋友先出发了，弗以伊则在军校多耽搁了半个上午，只好赶下午的火车。他下列车后本想步行去要塞，但列车员提前一步拉住他，“红军指挥员同志，要塞离车站有半个城那么远呢。现在这个点就算走到大半夜也走不到。你瞧，前面这么多辆马车，叫上一辆吧。”
弗以伊还没有说出拒绝的话，那辆拉散座的四轮马车就挪到了他面前，“长官老爷，您要往哪里走哇？”
他愣了一下，有些难过，“我不是什么长官老爷。”
“不是老爷？”车夫瞥了他一眼，“那您说，您现在是不是坐在我背上，是不是坐在我这匹老马的背上嘛？”
弗以伊想，他不会坐上这辆马车，但话先从嘴里跳出来，“我现在还没……”
车夫的两片嘴唇吧嗒一下，“那就是了。既然您骑在我头上，自然就是我的长官老爷；您骑在我的马头上，也是我的马的长官老爷。我和我的马都是你的下人啦。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且一直是这样：总有一拨人要骑在另一拨人的脑袋上。而且，下人永远是下人，我的爸爸和爷爷都被人骑在背上，换德国人骑在我背上也是差不多的呀！”
“不，不是这样的。”弗以伊放下手提箱，“我不上你的车。我根本不是长官老爷，它也不是永恒的……”
“是啊！你们苏联人来之后，每个人都有工作了。”车夫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脸上的痘痘冒着红光，“是啊！之前真没有这种人！你们还带来了灯，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摸黑跑车了。但这样，你们还是骑在我们头上——苏联的长官老爷和沙皇的长官老爷是一个人呢，还是欺负我们欺负得好苦哦。”
“同志！”
“同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他的名字，宽厚的手掌摇着他的肩膀，“同志，你怎么样？”
弗以伊在两簇睫毛之间看到了摇晃的金色头发，是安灼拉吗？他想。但这个人好干净，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衣服也是干干净净的，像从来没在要塞战斗过一样。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死后的世界吗，人死之后真的会去往“另一个世界”而不是归于物质？
“爸爸，别摇他了，他说不定很难受呢。”金色的头发垂到了他的脸上，像夏天莫斯科城里的风一样，像小猫爪子一样挠他的脸。这不是安灼拉，只是这个姑娘碰巧长着金色头发，“红军战士，你还好吗，要不要喝点水？”
我喝够了。弗以伊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喉咙里挣扎着想要挣脱一层障壁，但只有水从嘴里咳出来。那个老人一下又一下地拍着他的背，“使劲咳吧，孩子，使劲咳。”
他仿佛要把自己的内脏咳出来，混着血水和泪水，全部洒在这片土地上。
苏联的飞机出现在要塞上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有被放弃，援军大概会在明天早上就抵达。但那架唯一的战斗机盘旋着，和两架容克飞机纠缠在一起，最后被打中了油箱，飞行员的降落伞在黑色的烟里面画出一道乳白色的痕迹。
两个红军战士把受伤的飞行员扶进中心堡垒，飞行员摘下飞行镜，“政委同志，机械师古费拉克向你报道。”
“古费拉克，你知道援军什么时候到吗？”安灼拉脸上的惊喜只有一瞬，很快就被他惯常的严肃表情盖过去了，“我们需要空军的火力支援。”
古费拉克卡了壳，喉咙滚了两下才重新开口，“安灼拉同志，机场没了。德军占领了布列斯特的绝大部分，主力部队正在向明斯克撤退。”
一片寂静，压抑的哭声从墙角边蔓出一只小小的芽。
游击队里有一对年轻的兄妹，十六岁，和他们刚进军校的时候一样年轻。女孩子叫热尼亚，男孩子叫伊利亚，是一对孤儿双胞胎。弗以伊第一次见到他们时总会想起若李，尤其伊利亚会一点粗浅的医术，同时热爱从怪异的小册子里研发新型手术。
热尼亚不愿意和珂赛特说话，一见到她就紧紧闭上嘴巴，就差没把身子转到另一边去，“她跟着我们到处跑还没死掉，这简直是个奇迹。”
“热尼亚，不准这样说你的同志。”伊利亚把新煮的汤给每个人倒一碗，瞪了妹妹一眼，“她和你一样英勇。”
“我看不出来她有什么会的，躲在队伍的最后面，把面包撕成小块分给我们经过的村庄。不如说她下一秒就要见到那位爱人了。”热尼亚拿汤碗遮住脸，小小地在碗后翻了一个白眼。
“他叫马吕斯！”珂赛特缩在从牺牲的士兵身上扒下来的军大衣里，“他作战很英勇。”
“是吗，那就是英勇的马吕斯同志了。”热尼亚把汤碗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等等，你可没跟我说过你认识马吕斯。”弗以伊突然转过头，布列斯特夏天的热浪和此时德军落在斯大林格勒的炸弹为他建起一座单独的焚尸炉。
第一颗炮弹落下来，把他们熟悉的建筑物掀翻，吊灯和酒瓶一起碎在地上；第二颗炮弹落下来，火焰把骏马和士兵一起点燃，一起痛苦地倒在地上尖叫和哀嚎；第三颗炮弹落下来，恐慌在整座要塞像翻滚的浪花一样推上海堤，不安和清晨的浓雾一同裹在要塞居民身上，被翕动的鼻孔吞进肺里。
无穷无尽的炮弹落下来。
每隔十分钟就要落四个小时的炮弹，要塞已经变成一座废墟。弗以伊靠在被炸塌一半的红色砖墙上费力地回忆着，苦思冥想，刚来到要塞的情景仿佛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事情。他的眼睛里进了沙土，手上也都是，就连嘴里也在咯咯作响。到处是尸体燃烧和汽油的臭味，吞到喉咙里反而苦起来。如果恐惧和绝望有味道，这种描述不出来的气息一定能够代表这两种情绪。
“士兵，跟我走。”一个遥远的声音从弹坑里传来，“自己人，是自己人。”
弗以伊觅着声音爬过去，两只膝盖在废墟上摩擦得像火一样。滑到弹坑里面和那个苏联士兵并肩趴下后他转头去看，那个士兵的布帽下长着一张赖格尔的脸。
“赖格尔？”
“千真万确是我，弗以伊。你怎么也跑来了，我以为你的列车会停在城里呢。”赖格尔不慌不忙地抬起手擦了擦顺着脸颊流下来的血，“德国机枪一梭子扫过来，我躲得快，但石头像被小孩子玩弹弓一样跳到我脸上来。要是若李看到，又要担心这种伤感染，幸好他和公白飞去野战医院了。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我刚进宿舍炸弹就落下来了。”弗以伊拉了一下枪栓，“我们现在去哪里？”
“安灼拉守在中心堡垒，我们刚打退第一波闯进来的法西斯。”赖格尔的手在沙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痕迹。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露出头顶那块斑秃，在军校的时候他和古费拉克总拿对方的脑袋开玩笑，“刚刚德国人的机枪就冲着我的脑袋扫，横扫。躲掉这些子弹估计花光了这辈子所有的运气了。”
“要是我们真不幸要上战场，你这样的脑袋一定是敌人最喜欢的瞄准点。”古费拉克快活地闯进来，声音在宿舍里打了个圈，“公白飞妈妈送吃的来了，看看是谁最喜欢她做的蛋糕。”
“小猫，你的头发会在大晚上让所有人的脑袋开花。”赖格尔不客气地从床上跳下来，“敌军的飞行员能从三百俄里外的上空看到你这头茂盛的头发。”
德国人已经冲进了要塞，把他们的防守割裂成孤立的抵抗点。白天，他们在倒塌房屋造成的迷宫里试图向前推进，力图摆脱脚下的废墟和尸体。可当夜晚降下来，这些废墟——工兵爆破、飞机狂轰滥炸和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地方——重获新生。断了右腿的、失去左臂的、嘴唇干裂起皮的蓬头垢面的红军战士，从废墟的砖堆底下站起身来，从地底下爬出来，用刺刀和步枪消灭那些留下来过夜的敌人。
德国人惧怕黑夜，而黑夜是他们最好的伪装色。
战斗还没有停止。在昏暗的堡垒里，新一轮的肉搏开始了。铁锹、砖头、枪托全变成武器，手指掐住脖颈，牙齿咬在咽喉。哭声，喊声，呻吟声和怒骂声混在一起，俄语和德语都从呲着牙的嘴里喷出来。弗以伊被一个德国士兵扑倒，对方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掐着他的脖子。他的手在右腰上摸着手枪，窒息感让他眼前发黑，成片成片在军校的记忆涌出来，被蒙上死亡的阴影。一个他不认识的战士挥舞着工兵铲砍在趴在他身上德国士兵的脖子上，那些过去的记忆就混着德国士兵喷溅而出的鲜血和他自己剧烈的咳嗽声滴在地上。
“同志，你还好吗，还活着吗？”那个红军士兵松开工兵铲，快速拍了拍他的脸颊。
“我活着，但头有点晕。”弗以伊撑着身子，拄着这名德国士兵的冲锋枪站起来。突然他似乎想到什么，使劲拉开了枪栓，关上保险后重新靠在它上面。
安灼拉向他走过来，安灼拉的军装上衣已经在战斗中被炸裂了，更大的可能是变成了某个伤员的临时止血绷带。总之，安灼拉只穿着血迹斑斑的白衬衣把一个水壶递给他。
“你受伤了吗？”弗以伊接过他的水壶喝了一口，仰着头看着他的血衬衣问。
“他们在我背上扎了一刀。”安灼拉接回水壶，“其他战士都去收集德国人的水壶了。他们用飞机和重火力封锁了到河边的路。”
“地下室检查了吗？”弗以伊凝重地点点头，“应该搜一下地下室，可能有德国人藏在里面。”
安灼拉随机领了三个战士走下楼梯，弗以伊低头看了看沾上血污的外套和被撕烂的领子，脸上还有粘稠的血，分不清是德国人还是他们的。他莫名其妙难过起来：为什么会变成“他们的血”和“我们的血”呢？这样深刻且永不能跨越的鸿沟是谁画出来的？这些士兵归根到底不还是被像牲畜一样驱赶到前线来的无产阶级吗？
他决定等安灼拉上来后把这些问题抛给安灼拉。安灼拉和公白飞加起来是两个很好的老师，公白飞独占一个半，安灼拉充其量算半个。孩子们如果没被他严肃的表情吓哭，公白飞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毕业舞会那个晚上是欢快而美好的。和他们同级的学员——现在应该称为军官了，大部分找了自己喜欢的姑娘。新发的军装和皮靴裹在他们身上，六月初的夜晚，正是丁香花开的时候，一整个花园都是丁香花浓郁的芳香。一只蝴蝶停在乐队的手风琴上。
弗以伊和古费拉克坐在花园边上的椅子上，古费拉克跳到椅背上，背对着弗以伊，两只脚在空中荡来荡去。手风琴的音乐声传到这里，一首接一首，舒缓的，欢快的，跳摇摆舞的曲子都停在他们贴在一起的手臂之间。
“你知道吗？”古费拉克突然压低了声音说，“我是偷偷溜回来的，按理说这个时候航校已经锁门了，我得骑车再翻墙回去。他们说上一个这样做的人，还是去见他的好姑娘，结果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正好砸在了将军面前。如果我……”
“如果你什么？”弗以伊转过头盯着古费拉克的眼睛，有些奇怪地问。
“算了，我说出来你肯定要不高兴的。”古费拉克躲避着弗以伊的目光，“你今天毕业，授予军衔了，是很高兴的日子。”
“你说呀，”弗以伊有些固执地重复，“你说呀，我不会不开心的。但你要实在不高兴就不说好了……”
“好吧，我说不出来，但布列斯特就在边境线上，”古费拉克跳下椅背，抓着弗以伊的左手轻轻晃了一下，好像在给自己打气，“算了，航空模型小组的人还有没有不让你去？”
“没有啦，我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他们的物理很好，我从来没学过这样深的物理知识呢。”弗以伊迟疑了一下，没有把手从古费拉克的手里抽出来，“我之前都不懂上升力和流体力学，现在他们都教会我了，有人还说我学得比他们都快。”
“你这样说我就很高兴了。”古费拉克深吸了一口气，靠近两步，用两只手捧起弗以伊的脸，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炮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弗以伊下到地下室，断了右腿的赖格尔坐在门口用手转灯箱发电，“我都不知道这能不能算运气好，我在给公白飞打下手——这事安灼拉也没做过，若李也没有。”
地下室腐烂而痛苦的气息让灯泡也奄奄一息。公白飞头顶上的那只灯一下子亮一下子暗，好像在宣告他们看不清的未来，但好在从来没完全灭过。缠绵不绝的、嘶哑的呻吟声填满了公白飞的工作空间，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肠子流出来的、断腿断胳膊的、脑袋开花的战士在地下室里层层叠叠，奄奄一息。药品的稀缺加剧了他们的呻吟，甚至让这些呻吟变成痛苦的吼叫。公白飞的双手像被揉皱的纸团一样褶皱，就算他的医术再高明，面对“消毒剂是德国白酒”这件事也几乎束手无策。他不喝一口水，宁可忍受喉咙灼烧的折磨也一声不吭，“如果让我在伤员和战士前面喝水，这简直就是犯罪。”
安灼拉抬着一个伤员下地下室后，提出要让堡垒里的妇女和儿童去德国人那边的想法。他说完之后询问战士们是否有意见，“我绝无专断的意思，但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
“我不明白，”弗以伊接过赖格尔的灯箱，后者在松手的一瞬间靠在墙上睡着了，“我不明白德国士兵要离开母亲和家乡，辛苦跋涉来到这片土地，掠夺、剥削这里的人民。”
公白飞放下手术刀看着他，脚边叠在木桶里的带血绷带和绑腿和公白飞一起安静地注视着他们。
弗以伊思索了一会儿，被自己吸进的空气呛了一下，他继续开口说，“难道一九一四年大规模的流血没让他们得到哪怕一丁点儿教训吗？我多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必须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战争。以后所有的民族之间不再有仇恨，不再有争斗和国家间的战争，各民族人民摆脱一切民族的敌忾和偏见，像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解放自己斗争。”
“会的，弗以伊。”公白飞站在他身边，眼睛里的光通过一明一灭的灯光反射到镜片上，“我也十分希望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在要塞战斗，不在于保卫祖国，而在于保卫革命，并怎么把革命传到其他国家。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未来，战争也许还要出现，也许还会出现很多次。但总有一天，战争这个概念会在人类历史上被永远抹除。”
“道理我都明白，但我还是很难过。”弗以伊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我保证全心全意为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这一伟大目标而斗争。’这是我们在军校就背诵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完整背诵。我不担心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我是心甘情愿为苏维埃共和国、为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为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而战的，但如果是要……是要以这么多平民的性命为代价——不只是我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还有德国人，意大利人，法西斯国家里也有被压迫的人呀！不断革命就是在不断反对屠杀，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我想，距离我看到这一天还有很久。”
“也许不会太久了。”新一个伤员送进来后，公白飞迅速结束了这段对话，又把整个人投进战地手术中。
“革命的扭曲比革命的失败更可怕。”安灼拉和他坐在完好无损的要塞里，身上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没有干掉的血迹，没有黑褐色的痕迹在白色的衣服上氧化，没有死亡的味道，安灼拉从头到尾都是完整的，“战争从头到尾都只是最恐怖的杀戮，不论他们是什么，属于哪个阶级，都改变不了他们被卷进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切实在战场上夺取我们同胞们生命的事实。他们就是法西斯。”
“你走之后，他们给这些人授勋。”安灼拉痛苦地闭上眼睛，泪水顺着他金色的睫毛和光洁的脸颊流下来，“德军军官们称赞他们士兵的英勇，称赞他们用手榴弹和步枪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称赞他们用火焰喷射器烧死了伤员和平民，称赞他们把布列斯特的犹太人打包变成奴隶。我们的同胞们，瘦骨嶙峋，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撕下来给战士们当绷带。他们走出去时还在留心辨认地上的尸体，辨认哪个是自己的丈夫，哪个是自己的父亲，哪个是自己的兄弟。我无法用眼泪表达对法西斯罪行的羞耻。”
弗以伊感觉到自己还想说什么，但安灼拉像后方的洗衣女工们搓洗出来的血红色泡泡一样，又在他眼前炸成了一团血雾。血液像蒸汽一样烫，他猛地睁开眼睛，斯大林格勒像要塞一样，已经成了一座废墟。空气和树枝都停止了颤动，人们双腿和脚下的战栗也同时停止了。到处又是哭嚎，又是痛苦的尖叫，又是随时随地落下的炮火和吞噬人生命的子弹。斯大林格勒继续着它一个月来的每一天。
我们到底要这样互相残杀到什么时候？
游击队走到一个没亮灯的村子的时候，珂赛特提议溜去他们的澡堂看看。热尼亚像牛一样从鼻子里喷气，但还是跟着金头发姑娘的身后去了。没人不喜欢充满烟火味的澡堂，尤其是不知道上一次洗澡在什么时候的游击队。
澡堂后面躺着一对老人，老太太的脸藏在老头的背后，老头的脸埋在老太太的胸口。弹片把他们的外套撕破了，露出里面杂色和打着补丁的内衬。老太太的头上挂着看上去是自己织的头巾，一根流苏垂下来，在空气里晃起一阵彩色的风。伊利亚一看到他们的尸体就难受得背过身去，走近弗以伊低声说，“我看不得这些被打死的老人，我还得庆幸我们没看到被打死的孩子。战争把死亡弄得理所当然，但看到老人和孩子这样我还是心里难受。”
安德烈也站到弗以伊身边，两只手一边一只地牵着弗以伊和伊利亚的手。他的手好小，弗以伊想，他应该在莫斯科学数学。他的算数能力又快又准，比游击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强。他们先前遇到农舍的时候都派安德烈去买物资。安灼拉的数学也很好，过去他们——尤其是古费拉克和赖格尔——拿大学的数学题来消遣，安灼拉只需要扫一眼就能得出最便捷的解题方法。后来他们再没让安灼拉参加过数学竞赛游戏。
“安灼拉，你为什么不去做数学家呢？”当时的政委背着手经过他们数学竞赛现场时停下来，“我的女儿就想做数学家呢。可是她在数学上看起来一点儿天赋也没有。上次她考试没答完卷子，在数学老师面前哭了一个‘中’。要是我来改卷，非得给她一个‘劣’才行。”
“政委同志，”安灼拉严肃地说，“做数学家是很好的，我一开始也想利用我的这种——你说的，数学天赋——来实现更好的解放。但在我上学的路上，即使是在苏维埃，也还有女孩子在公园里被强奸，也还有不能上学的孩子和因为‘不知道怎么填表’而不被部分人允许加入航空模型小组的人。而在更遥远的地方，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在我们南边和西边的土地上，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都还长着和过去的我们一样，遭受到统治者和统治者带来的一切苦难折磨的人。从德国、法国来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的工人是怎么被镇压，血是怎么样把街道都染红的；从中国来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的妓女和农民是如何染病，然后在痛苦中一声不吭地死去的。我无法只成为一名数学家。”
在安灼拉无法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安德烈·柯尔莫果洛夫和弗拉基米尔·阿诺德之间后，安德烈·波列伏伊同样也失去了他的机会。这个乌克兰男孩现在估计都没到十一岁，身型比弗以伊见过的所有十一岁小男孩都小一圈。战争成为生长的催化剂，迫使每个应该在学校念书的孩子拿着枪成为战士，准备好被坦克和火焰喷射器射出的火焰烧掉耳朵和喉咙。德国人把他的父母和三个姐妹赶进农舍，一把火点燃了他们的马厩和厨房，猎狗扑上去撕烂人的衣裳，吃掉马的内脏。倒下来的床板好运气地给安德烈搭了一个稳定的棚子，他躲在里面听着火焰的怒吼和家人的恸哭。
“他们真的信仰上帝吗？”珂赛特仰起脸问，连续的逃难一样的奔走和缺衣少食把她的织着阳光的金头发变得黯淡，百灵鸟一样的嗓子也枯萎下去，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像布列斯特外圈的河流一样波光荡漾，“信仰上帝的人不会杀死自己的同胞。”
“小百灵鸟，你要再这么想，列宁同志也救不了你。”热尼亚叹了一口气，拿着一把铁锹开始挖土，“上帝救不了所有人，只有你能自己救自己。”
珂赛特把老太太的头巾盖在她脸上，这下那簇稀疏的流苏就把彩虹带到她同样稀疏的睫毛上，“我们不要把他们分开了，他们对彼此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说不下去了，一把夺过热尼亚手里的铁锹，把泥土铲到澡堂边上的地上，再把两位老人的尸体搬进坑里——她流着眼泪命令弗以伊和伊利亚来帮她的忙。热尼亚从珂赛特抢走她手里的铁锹开始就愣在原地，奇异地盯着珂赛特。沉默了一会儿后，她站起来，用沾满泥土的，肿胀的双手用力抱住对方。
珂赛特松开铁锹，在热尼亚的怀里泣不成声。
弗以伊在某个村庄遇见了休整中的红军大部队，里面一个少校正好是他的同学，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重新归队。
安德烈抱着他的裤腿不让他离开，眼泪汪汪地问弗以伊，“如果我以后真的成教授了，你以后会来听我的讲座吗？”
弗以伊身后的红军战士扑哧一下笑出声，代替他回答道，“会的，到时候我们整个排都会坐在你的讲话厅里。小安德烈，你以后要拿诺贝尔奖呢。”
“诺贝尔奖才没有数学奖！”安德烈抹了抹掉下来的鼻涕，“那我一定要看到你们所有人。”
“好，我会来看你。”弗以伊摸了摸安德烈的脑袋。
“你是他的哥哥吗？”换岗的时候，红军战士靠着被炸塌一半的大楼，向外面的战场看了一眼，“布列斯特的弗以伊，你们当时也被炸得这么狠吗？”
弗以伊沉默了一会儿，“不是，我们在路上遇到的。布列斯特当时几乎已经被夷为平地。”
“真幸运啊。”红军战士说完这句后用力吸了一口烟卷，“我的弟弟也在游击队，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弗以伊枕着自己的手睡着了，布格河的河水好像又涌进他的鼻腔。冲锋的那个晚上，河对岸德军的子弹带走了他几乎全部同伴的生命。热安早就想好了，战争结束后他要写一首关于战士们的长诗，现在这首诗的稿纸和他一起被六月底的河水浸透了。
巴阿雷偶尔会讲他在西班牙作战的日子，弗以伊听他讲这些的时候很高兴：德国来的艺术家，和他们肩并肩站在街垒前面向法西斯发出愤怒的吼声；意大利的志愿者，作战比同个纵队的任何人都要英勇；英国人牵着法国人的手并肩战斗。国籍和故乡都失去了重要性，所有人都站在一起。
巴阿雷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嘴唇干裂，四天连续的战斗把他经常挂着笑的整张脸都拉了下来。坦克又一次冲上来时，反坦克火箭手已经牺牲了，倒在大楼上，身上还有七八个往外涌血的弹孔。那只坦克是崭新的，似乎还能闻到刚出厂时刷上的油漆味。
巴阿雷拍了拍弗以伊的肩，把军用挎包挎在身上，“拿好这个，让萨瓦纳带着妇女和儿童走。”
“你要去做什么？”弗以伊一只手接过巴阿雷用布包着的一团背囊，另一只手拉住巴阿雷，后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四周环顾了一圈，似乎在告别，“包里面有什么？”
“去和我的命运打交道。”巴阿雷松开弗以伊的手，把这个年轻的战士往后推出去，自己冲向那辆坦克。弗以伊还没来得及打开巴阿雷的背囊，就已经要惊叫出声：巴阿雷扑到坦克的履带下面，脸朝着弗以伊，嘴里念叨了一句话。
炸掉这辆坦克，它就是一切。一切的原因和结果，他必须炸掉它。
对视的一刹那，弗以伊看到他的神情里没有恐惧。
坦克爆炸的瞬间，边缘烧成了焦土，中间突兀地竖立着缺角的铁块，燃烧和正在燃烧的铁皮。巴阿雷像钢铁一样坚强的身躯和心脏永远生长在布列斯特的大地上。
那块布包着三块勋章和两张照片，一张上面印着巴阿雷和他的一大群家人，另一张是他单独和一个姑娘的，笑容甜得像蜜糖的萨瓦纳·布鲁克斯，和他一起来到要塞，并将一直留在这里的萨瓦纳。
还有珂赛特的爸爸，把他从河里捞起来的马德兰先生。他们走到那个有澡堂的村庄的第一个晚上，马德兰先生没出现，第二个晚上也没有，第三个晚上他们找到了他的尸体，珂赛特和热尼亚一起把他埋葬在那对老夫妇身边。
弗以伊在梦里不会看到的，他掉进布格河的三个小时后，那个叛徒，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指着安灼拉向德军大喊，“先生们！这是安灼拉，他是苏联人的政委，就是他逼着我们我们抵抗，就是他逼着我们打到底的。”
于是那些战斗过也惧怕过，并将一直惧怕下去的德国士兵扣住安灼拉的双肩，把他往霍尔姆门的墙壁上拖。安灼拉默然无语地推开了这两名押送他的德国士兵，艰辛地迈着他被子弹打穿的右腿，威严地走到了那堵红墙面前。
五把枪对准他的时候，有一缕阳光照到了安灼拉身上。他又回想起他和公白飞休假时去莫斯科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公白飞喜欢走在树荫里，认真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讲革命，群众，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你为什么老是不说话？你如果不同意我讲的，你要是有自己的意见，你就和我争论，讲你的观点嘛。”安灼拉停下来。公白飞总是在他讲完之后才开口，而他通常能从出发讲到电影院，这样公白飞就一直不讲话，一直听他讲。
刚开春，金色的光线从树叶的缝隙落在公白飞的褐色的眼睛里，他眼睛里温和的笑容又落在安灼拉身上，“我喜欢听你讲话，你一直讲下去好了。”
枪响了。
“谁？”
“自己人！”
“我也是，你有几个人？”
“一个。”
弗以伊朝声音的来源伸出手，对方倒着吸了两口气，“等一等，我把蜡烛点上，它还剩一点儿，我用得很节省。”
蜡烛点燃的瞬间，黑暗中出现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和一具像骷髅一样的人。他的头发长的很长，像枯草一样耷拉在脸上，胡子在下巴上被血结成了块。
是古费拉克。
“天啊，甜心。慢点，甜心，慢点，子弹打进了我的脊柱，我的腿动不了了，一碰就疼呢。把手伸过来，弗以伊，让我再握握你的手，让我好好看看你，我要看个够。”古费拉克一见到他，眼睛突然一下就被蜡烛的火光点燃了，重新变成弗以伊熟悉的，在军校里快活地开玩笑的样子。他嘶哑地笑着，颤抖着，眼泪顺着头发和胡须流淌，“请原谅我，原谅我没能和你们战斗到最后一刻，原谅我在这里流泪。炮弹在我头顶上爆炸，然后子弹就扑过来了。我只能用膝盖爬，一直爬到这里，躲在这里。我数的日子已经过去快三个星期了。”
弗以伊的手指头碰上他的脸颊，拂开那些垂在眼睛前面的头发。古费拉克的脸颊凹陷下去，被不断的的炮火、饥饿和伤痛吞噬到只剩下一层皮。顺滑的，富有光泽的头发也干枯了，和布列斯特每一根树枝，每一株草一样缓慢又迅速地失去生命。
“死亡在一天一天把我夺走啦，很快我就又要见到公白飞了。”古费拉克的呼吸声很急促，吐字也已经不太清楚，“他不要怪我。”
“他不会怪你。”弗以伊把脸贴上古费拉克枯树皮一样的手掌，他如此痛恨自己此时说不出什么别的安慰人的话。事实上，就算他和古费拉克一样会说俏皮话，他也说不出来，他已经没有力量再送走一位亲人，“他不会，我不会让他怪你的。”
“我一定比你先见到他们。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唯物主义，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死亡驱赶到最后一刻，在迎接它之前我还见到你了。”古费拉克吃力地笑了两声，他的额头因为这样的笑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弗以伊，你走吧，留下一颗手榴弹你就走吧！”
“这一点儿也不行，我会和你战斗到最后一刻。”
“甜心，别这样想，到地面上去！”古费拉克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似乎在强行使胸腔里的恸哭声不要从喉咙里冲出来，“让法西斯知道，要塞还活着，让他们知道没人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踏上别人的土地；让我们的母亲知道，要塞还活着！而且将一直活下去！告诉他们，法西斯永不在苏维埃和其他被侵略的土地上生根，我们会一直抵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没有被征服，法西斯没能征服我们。告诉他们。”
“我告诉他们，我们坚守着要塞，没有交出去，而且永远也不会交出去。”弗以伊盯着他的眼睛，好像又嗅到丁香花的芳香，“我们坚守着，保卫着。不是政权也不是政府，而是生活在我们身后的，以及那些未曾谋面但和我们永远坚定站在一起的人民。”
古费拉克真诚地笑了，他的眼角还有泪水划过，但他把两只枯手轻轻搭在弗以伊沾着砖灰和血迹的脸颊上，像他在军校毕业晚会上他做的一样，“你这样说我就很高兴了。去吧，弗以伊，我等着德国人来。一颗手榴弹加上一把上好膛的手枪，够招呼他们一阵子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安德烈·波列伏伊和热尼亚·伊凡诺夫娜回到了家乡。
被烧毁的村子又长起来了，树木也重新冒出了新枝，叶子已经可以给孩子提供一处玩耍的树荫，再也不用担心有突如其来的炮弹把一切安静美好的生活打碎了。热尼亚看着树荫下面的孩子时偶尔会想起伊利亚，一九四四年他被德军吊死，永远化作这样茂盛的树凝望着远方了。弗以伊偶尔会在放假的时候来看他们，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呆在莫斯科。
过了两年，热尼亚决定去东德找珂赛特，现在应该叫珂赛特·彭眉胥了。和她一起在游击队度过四年的姑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找到了她的马吕斯，这个长着弯弯眼睛的男战士也幸运地活到了战后。
又过了两年，安德烈去莫斯科上大学后就一直和弗以伊住在一起。弗以伊的家里有好多勋章，但他一直收在抽屉的第三层，连同巴阿雷的那份一起，从来没拿出来过。只有那张照片，他们这群朋友的合照，沾着血迹的照片，一直挂在墙上。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弗以伊把那面红旗插上国会大厦后，一名红军战士——答应安德烈去他的教授讲座的那位——邀请他一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墙上写点什么。
他们下来的时候那座墙已经快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各种各样的呼喊，一层一层地盖过了一九三三年的大火。于是那名红军战士把他举在了自己的肩上，弗以伊一点儿也没有思索，用他很工整的俄语写下了“我来自布列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