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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人，你也不要怪这些人不行，
“怀念”没有给这些人建立纪念堂，
没有让悠长的廊道、雕花的拱顶
洋溢着洪亮的赞美歌，进行颂扬。——托马斯•格雷《墓畔哀歌》（卞之琳 译）
我想格雷不会介意我的私心——我读着他的《墓畔哀歌》，觉得这是写给我姥爷的诗。多么幸运，这世上从来不缺悲悯的文人，有他们替我这样既无建树、也无才华的后人写下哀婉的歌，借给我献佛的花。
其实我一共也没见过姥爷几面，我对他的了解多来自他儿辈孙辈的讲述。他们说他的父亲赌光了家产害他成了“落魄少爷”，但等到他做了父亲他带着一大家人重又过得像模像样；说他种出来的老冬瓜老南瓜是别家的两个大，别人明知道“广松土深挖坑”的诀窍也下不来他那个苦力；说他因为小女儿贪玩逃学气得打她的屁股，巴掌落下来恰恰好被书包挡了大半的力；说他用板凳和大鹅把从井里捞上来已经没了呼吸的小孙子生生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谁也没见过这种稀奇古怪的法子，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仰赖他的坚忍豁达，我母亲关于童年的记忆多是富足快乐，成年后的她看着史料，惊讶于自己原来成长于一个如此艰难的年代。
他教养出的儿女无一个懒汉懦夫，个个起得比太阳早，醒了就闲不住，一辈子只管奔。这些后人又不约而同地拾起他的金句来教导自己的后人：“天亮不起睡不了多时”“吃饭不挨（磨唧）吃了再来”“看到前面有人说话儿远远地就把脚步放重些”……我从小偶不时听母亲念，从不以为意到深以为然，历事愈多愈感慨叹服：这个一辈子没出过自家方圆几里地的乡野老农啊，怎么就能说出这样简朴却充满生活智慧的话？
至于我自己对姥爷的记忆，就只有零星几点模糊得抓不住的片段与图画。姥爷额头上有一颗痣，我想象里却总感觉像在嘴唇下方稍微偏右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每每想起这颗痣都感到一种不明缘由的恍惚，直到读到“乡村汉普顿”“缄口的米尔顿”“不曾害国家流血的克伦威尔”时，脑子里轰地炸了一声——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吧，或许在某些平行宇宙里他其实是汉普顿，是米尔顿，是克伦威尔；但是在这个时空里，就像格雷写的那样，美德不曾吝啬于他，财名不曾慷慨于他，于是其他的那些“他”只在这个他、这个机缘巧合成为了我的姥爷的他的身上投下一丛不为人觉察的剪影，没有人思索过这剪影背后隐约可能勾勒出的具象，于是所有那些或亲或疏的人——我猜也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只看到他日日扛着锄头晨起暮归，沿着清凉僻静的山坳一直走进他风和日暖的天数。
他的剪影无人看到，却投射进我的命运里曳曳生花。我从前时常不解，为什么在那些令人纠结犹疑的决策与抉择上，我母亲总是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果敢坚定。说她孤注一掷尚且轻飘了些，毕竟孤注也是在赌翻盘的可能，而我母亲更像是眼里无“盘”，随时随地敢于且甘于为一件认定的事情倾其所有、倾其所没有，不问得失盈亏几何。直到后来听母亲聊到，小时候只要有机会姥爷就送她去唱歌跳舞、去小破戏台子上充当所谓的“小主持人”，遇上下暴雨河上涨水就脱了鞋子绾起裤腿背着她蹚过去。彼时彼地任谁都觉得唱歌跳舞有什么用，还能比趁早学点糊口的本事、早点“说个好婆家”更要紧不成？可我姥爷才不盘算这些，他就乐意看小姑娘人模人样，他贴着窗口或倚着台柱子乐呵。
——原来如此啊。原来多亏了他，若干年后他的女儿的女儿才得以降落在他大概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单凭着一腔经不起推敲的偏执，日复一日地与天与人与自己较劲，做着不知道有用没用、有多大用的事；原来我走的许多步路追根溯源都是仰仗了这位只见了稀疏几面的老人，是他把这种不多想不害怕不营营算计的单纯孤勇刻进了这个家族的后天基因：你觉得歌好听舞好看那就去呗，你想看远远的月亮圆不圆那就去呗，有河过河，无路开路，干了再说，管他明天洪水滔天。
我在城市间旷日持久地辗转摸爬，而姥爷构成了我与烈日厚土永恒的、柔韧的联结。这种联结促成了我珍贵的自觉，自觉去对抗生我养我、同时又驯化我的混凝土森林，对抗它的荒诞不经与脆弱不堪，并习得如何竭力保有这种抗争的能量。姥爷是我的土地上的一株骆驼刺，他开在地面上的花叶被沙暴卷上远天，留下看不见的根系继续向下生长，经由下一代的生命，蜿蜒进再下一代的生命，或许还要继续往更深的地方去，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