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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人要为王杰希、喻文州和黄少天著书立传，倘若这人安安分分照时间顺序由初遇写到分别，那第一页一定写着一九一八年，北平；倘若他卖弄写作技巧，试图拙劣地模仿马尔克斯，那开头定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喻文州面对着闪亮亮的刺刀被晃得眯起眼睛的时候，依然能够清晰回忆起那天他面对着王杰希的情景。”但不管如何开头，如何写作，故事的主人公应当先出场，作者应当先告诉读者王杰希是王杰希，喻文州是喻文州，黄少天是黄少天。
所以，本文的三位近似主角的人物，相遇在一九一七年秋天。当时喻文州和黄少天刚入学，在同一级，王杰希稍长一岁已是二年级生。喻黄二人刚进学时就领教过彼此的尖牙利嘴，准确说是黄少天单方面在校报上洋洋洒洒写了大半版，喻文州还没出声，王杰希却率先在下一期的犄角旮旯里回了一段，顺带评价黄少天这人写文章废话忒多，建议是好好学句法，看得人脑壳直疼。
喻文州的评论姗姗来迟，文字和本人温和的相貌极其不符，尖锐得把人连皮带骨刺个对 穿。后面发表和先生念出来当范本的文章，描写和论述都极佳，连王杰希读了都得承认这是个好对手。谁知黄少天第二天就贴了篇和范本观点背道而驰的时政论文到布告栏上，洋洋洒洒大几千字，似乎非得和喻文州对着干。
三个人在校报和陈学长办的《每周评论》[1]上唇枪舌战，虽说看对方的文章不过眼，也不认得彼此——喻文州和黄少天认得对方，他们一道从广东来，只听说不睦——但总算知道北大里有这么个人。先生们的课都一大片白色长衫，谁能分得清哪个是哪个。
三个人的初见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那天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共同举行反《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游行。
适时，天安门红墙边走出一名老绅士，附带警吏多名，黄少天絮絮跟身边同学说这老前辈定是奉总统之命而来。果不其然，他用拐杖敲敲地板，“今日总统府是不见客的，诸位有话可以由我转达，还请赶快回校，莫耽误前程。”
“老先生，我们对你可没有丝毫意见，但爱国怎是耽误前程的事？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好教大总统和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罢！”黄少天被人群挤着，扯着嗓子喊。
“诸位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让别人来自己土地上吗？诸位若有意见，尽管由我转达，如代表要见总统，我也可以带领。反正总有办法，不可如此野蛮的。”
“我们学生赤手空拳，哪有野蛮的事！我们的举动是极文明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声音应和他。
黄少天遥遥听见桥头有人这样一声喊，不禁乐得要笑出泪来，随手抓着身边的同学就问，“极文明的，也亏他编的出来。我要是那老先生，一出来看到这乌泱泱一大片学生，肯定知道他们要造反。那人是谁，有人看得清他长什么样吗？”
这是个晴日，尘土飞扬，人力车夫踏过去的灰落在眼皮子上。他眯缝着眼睛辨认那个桥上的影子。只是突然地从远处传来两声军警警告的哨声，人群便作鸟兽散。学生没有枪弹，抱成团与警察对峙可不是什么好方法。黄少天确信自己这个想法，随杂乱拥挤的人潮往红楼去，这一挤就把他和一起来的同学挤散，他又一脚踏空摔在街道上。眼看后面人和警棍都要踏上来，一只手突然伸出来，把黄少天拽进路边小巷。他看着一串脚步在巷子外面的地砖上匆匆跑开，转头朝救命恩人道谢。
“哎，谢谢你。”黄少天抬头看那只手的主人，“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大学读书？不是北大的吧，我没见过你。你是北京人吗，对这些弯弯绕绕的弄堂这样熟。不如我请你吃顿饭，当报恩好了。”
那人被他连珠炮一样的问题吓了一跳，皱着眉开口，“我是王杰希，是北京人，也在北大念书。”
“可我没见过你——王杰希？”
哐当一声，被他扶起来的黄少天又摔在地上。这名字他可太熟了，仇人对他有救命之恩，他还答应要请对方吃饭，真是脑瓜子都摔掉了。一时间他竟说不出什么话，嘴巴张张合合发不出声音，一口气又没顺上来，咳了好半天，最后蚊子一样地叫，“你好，我黄少天。”
此时王杰希尚不知道，能让黄少天哑口无言的日子也就这么为数不多的几天。两个人尴尬地大眼瞪小眼。一路往北大走，黄少天一路逐渐发挥本性，一句接着一句地讲。王杰希偶尔搭两句腔，被黄少天义愤填膺地挥拳责问为什么不听他说话。
“长点眼，警棍可不能闹来玩，别再跑摔。”王杰希从头到尾打量黄少天一番，“下回可遇不到我这样的好心人。”
离北大还有两个街口的时候，两人突然碰上个衣不遮体的姑娘跪在路边哭，身上好几道血痕。黄少天一看，立马冲过去，“姑娘你是被他们打了么，要不要紧？我送你到医院去，还能不能走？”
那姑娘抽抽噎噎，原来是被丈夫打了。黄少天年轻气盛，捏了捏拳头，叫王杰希过来搭把手把人送医院去。人还没扶起来，她浑身酒气的丈夫就歪歪斜斜地冲过来，“个不得好死的孬种，昨日还舔着脸说和我担保再不出门，今日又来找新男人作乐，真他妈的不要脸。他妈的，还找的是学生。”
黄少天还没动手，王杰希先结结实实把人摁地上去了。那酒鬼骂骂咧咧地嘴里不干净，一声他妈的一声我操他妈，还要往王杰希脸上吐唾沫。黄少天听得直犯恶心，又在他脖子狠狠拍了一下，才让醉鬼嘟嘟囔囔地昏迷过去。
“怎么办？”王杰希盯着路上瘫着死猪一样的人，问。
“还能怎么办。要我说，这人就该在路上被车轧死。不仅打女人，嘴里还放不干净，哪个文明人会骂人会说‘他妈的’？”黄少天故意加重了“文明”的声音，“我真恨不得把他打死了，为民除害。”
两人把姑娘安顿好，终于再走上回校的路。走着走着王杰希突然漏出一声笑，黄少天心生疑惑，连忙追问他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王杰希忍不了黄少天，才说，“我只是想，你这样的小身板，打得过人家吗？”
“你说的什么话。女子要受正当的幸福，我自然拉她一把。就算她是娼妓，陈学长讲，废娼才是女子获得和男人一样社会地位的途径。何况花界五九国耻那日还晓得不收日本纸币，为国热忱，不忍作息，不像有的人，不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还一棒子把她打死在耻辱柱上。都不知道是他的脑袋被棒子打了，还是腐儒的棒子把社会的三六九等，孔夫子的三从四德打进他脑子里。”黄少天气急，噼里啪啦冰雹一样地一通乱砸，“就算打不过，我心也是好的，总比那群站在街边吃人吐唾沫的狗强。”
“你怎么骂人呢？”
王杰希话还没说完，这边黄少天又继续说，“他们真该骂！打女人是不成的，要是男人借着自己身体强壮去做这事，那他不是狗是什么？而要是路边站着发笑的人，那更可恶，就是连狗都不如了。王杰希，你去帮她，不会是图她长得漂亮，想和她自由恋爱吧。”
“男子帮女子就是意图不轨，就是要和她耍朋友谈恋爱，那以后北大有女同学，你帮是不帮？”王杰希偏过头去盯他，直直盯得黄少天心里有点发毛，“要是你落难，女同学来帮你，你接不接受？”
“我肯定帮啊！我没有半分不尊重妇女的意思。我还是希望北大能早日实现男女合校，让女孩子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西方人说妇女解放，那是让男子把她们妇女解放。这是自欺欺人，压制者冒功的话。谁会说路德的新教是旧教教会解放出来的？谁会说近代的科学是神权与传说把理性解放造就的？谁会说平民政治、民主自由是专制皇帝和奢淫残暴的清王朝解放出来的？倘若女子不自谋独立，专等男子解放，那到地球末日也得不到自由。”黄少天说着说着，突然大喘口气，“哎呀，方才打了架，这下说话有点喘不过气了。”
“哈，善恶终有报。”王杰希慢下脚步等他，“真有意思。”
这话一出，两个人才算真正相识。旧日里在报上再怎么吵，也知道彼此同样都怀着对社会痼疾和弊病的恨，对民众不悟的痛。多年后叶修读到那本真假难辨的野史，评了一句此景是三个人狼狈为奸的开端，要是王大眼儿没拉黄少天一把，往后的话剧皇帝可就此丧命。他身边的方锐乐不可支，恨不得立刻冲到黄少天家里告诉他这句好话。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游行，北京大批的学生和教师都参加了，以此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好像立马就要实现，好像他们马上就可以收回租界，成为堂堂正正的人。可开春以后，大街小巷里最常听到的词就是巴黎和会，议论者的幻想立即就破灭了：从巴黎传回来的消息说，日本要接替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情况可能会比以前更恶劣。
原先是喻文州和黄少天在队伍里走，可黄少天眼睛尖，盯上了站在前头的王杰希，便隔着人潮大声叫他名字。
“王杰希！”黄少天喊，“王杰希，回头，快回头！”
王杰希听了叫声，一转头看到黄少天勾着另一个学生的肩膀，正在往前挤。那学生好脾气地由着黄少天扯自己，等终于到王杰希身边了才说，“王学长好，我是文学门的喻文州。”
“你们两个死对头，这么快就互通姓名了？”黄少天左看看右看看，本以为这会是个剑拔弩张的见面，没想到两个人只是礼貌地握手，大概他自己也忘了半年前自己和王杰希尴尬的会面。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左手还搭在喻文州脖子上，右手也勾上王杰希，“那走，一起庆祝胜利。你们要不要去吃饭？我听说陈学长知道一家很好的涮羊肉，鲁迅先生还说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还可以吃。鲁迅先生说的还可以吃，那一定是很好吃的——你们游行完去哪里？”
“话忒多。”王杰希嘴上嫌弃，却没有要甩掉肩膀上那只手的意思，“走完再说。”
“一起走。”喻文州也说，“到天安门去听守常先生演讲。”
他们本就是同路人，要投入到世界的新潮流、新纪元里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先进的人马上意识到事实真相：即便李大钊先生在天安门的演讲上讲，胜利的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是全世界的庶民，巴黎和会依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骗子的交际处，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
第二日夜，一名同学冲进北大三院礼堂高喊王杰希名字，说有人找。王杰希从桌上铺开的笔墨里抬起头，喻文州和黄少天站在门口看他，两个人皆眉眼带笑。
“白纸黑字，写挽联送哪个，让我也瞧瞧。”黄少天穿过礼堂的座位站去他身边，脑袋压低到宣纸前的一行小字，“‘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王杰希，你这嘴真毒，拿那奸诈专权的曹阿瞒影射曹汝霖，又说章宗祥是与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今古巨奸，寸铁杀人啊。”
“可不是我的创意。留日回来的学生说，这章公使四月归国时，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往车上扔去，丢了一车厢，把一位公使夫人都吓哭了。”王杰希嘴上说话，手里的笔不停，“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
“我凭什么不能来？”黄少天又先开口，“现在谁没有爱国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写挽联，也不通知我俩一声。要不是我硬扯着文州循声找来了，明天的游行你是不是就打算一个人去了？”
“你当真想好要去？”王杰希放下笔和墨水，“别又自己绊倒自己了。”
“呸呸呸，王杰希你怎么净说丧气话。”黄少天快活地叫道，“我都做好被关进狱里的准备了。关进去就关进去，说不定我还能多把学来的新思想告诉几个狱警民众。徐大总统肯定想不到，他关进去一个学生，放出来的可是千千万万个醒过来的人。不过文州，你想好没有，我知道你向来写文章看得大过上街游行的。”
“想好了。”喻文州答。哀痛与耻辱间，光在纸上用文字批判国人麻木的灵魂，光在纸上写是远不够的。更要青年人摇旗呐喊，扯破了嗓子，被打死了也要喊，要“誓死力争，还我青岛”，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都说喻文州温润如玉，都说读书人要安心读书，不问政治，可这回他偏要往不归路走，哪怕是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也不怕，“我决心来担我辈应担负的改造世界的责任了。”
台下是和他们一样，年轻又坚决的脸。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这天天晴，阳关下到处是尘土，前两天下的雨冲刷出一堆泥土。学生走上街头，更有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一早赶到城内参加游行。
在大队左右，纵长约十来个人的距离，有穿黑色衣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并未横冲游行的大队，也没干涉高喊的口号。喻文州想，这些黑衣服以前大约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的学生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新口号。他们有的并不紧张，只是拖了枪支，像漫无目的的随众前行；有的却十分注意听着学生们叫喊的口号，若有所思。
到了东郊民巷，有军警拦停，人群里便有学生高声叫开了，“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
队伍往赵家楼走去后，他看着黄少天不顾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黄少天满手是血，高声责问巡官，“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所行的可是中国的土地，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可是中国国民的血汗？为何我辈为救国而讲演而游行，你们反倒助彼此仇人驱逐我们？你们纵不为国家谋生存，难道不为自身谋生存，不为自己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吗？”
这话像火星落入干草堆，从北京大学爆裂，要把恶臭的烂泥和全部腐朽的旧社会旧制度都从头到脚烧个干净，以建立一个新世界。青年人亲手点燃的火不该被捆在囚牢里，而要肆无忌惮地冲出铁栏杆，顺着流淌的鲜血大呼：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后来火焰裹挟着浓烟腾空而起，市民环睹，群相称快，巡警亦不来阻止，似乎也是按表 同情的，甚至大呼，“火起，我们有责任维持秩序，对防火不能不管。请学生速整队归去，迟了恐怕不能走了。”
黄少天在蜂拥的人潮中踮着脚寻喻文州的身影，王杰希捂着口鼻招呼他过去，气喘吁吁地说，“莫再找下去了，喻文州会平安无事的。他们刚刚都说了，迟了就不能走了。你扛不住打，还是不要被抓进去。”
黄少天被烟呛得眼泪直流，喉咙也被熏哑了，张张嘴发不出半点声音。这比他亲自被捕还要让人痛苦，黄少天愤愤地握拳，但只得跟着王杰希回到屋里。对方脚受了伤，半个身子搭在他肩上，一瘸一拐地爬上楼。
次日，黄少天扯着王杰希翘课去探望喻文州。喻文州半只胳膊伸出铁门外，攥着张不知从哪里捡到的纸，说，“颇蒙吴总监优待，餐费一毛有零，绝无虐待，更无刑讯，你们还要安心。王学长要得闲，帮我把这稿随便找个报社投了。”
“下等无血动物，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又说是政客利用和煽动，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王杰希拿过喻文州的稿，“别人都在哭爹喊娘，你反倒有闲情逸致，写起文章了。”
“王学长这话说的，”喻文州带了点笑意，“文章哪里不可以写呢？”
“学生喻文州等三十二人有何罪？我辈青年为国发声有何错，有何罪？曹章等卖国方才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是数千学生，万余商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现在竟被捕，还要判刑。可知这并不是我等学生问题，而是国之法律有蛀洞。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促进社会生活之利益，而既然我们遵守的法律是过时的、不合适的、维持旧秩序的，这样的法律是没有遵守必要的。”
蔡元培校长知悉总统五月八日要严厉惩罚学生的命令，第二天就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又南下杭州。同日喻文州也出狱，三个人找了家靠近的馄饨铺子吃饭，热气把三人的脸都蒙得红红的。
“李大钊先生讲有个德国人叫马克思，他的主义是劳工的主义，是庶民的主义。这个人说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王杰希揉了揉眼睛，“有一位叫林杰的学长邀我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社会主义史。”
“那好啊！眼下的人不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吗？”黄少天刚咬破一只馄饨，被烫得吐舌头，忙接过喻文州递给他的茶往喉咙里灌。可没想到那茶也是温的，热得他恨不得要站起来在馄饨铺子里走两圈，“我能不能去旁听？胡先生讲的那些哲学实用主义实在是太无趣了，偏偏他又把夏商的神话删去了——那些才是最好玩的，什么杜威罗素，个个的句子都绕口，我们一个班都不喜欢看。实用主义，那要落到实在处，要能对现在的社会进行变化才好！”
喻文州忽然来了兴致，从长衫里摸出他不离身的笔记本，铺在油腻腻的桌子上就开始写。黄少天凑过去看，一行一行读下来，字字如刀。
“你文笔最好，以后要去报社做编辑吗？我知道你有为北高师的《平民教育》上写稿，更不要说之前吵架用的《每周评论》了。我们三个的笔杆子，就你的最尖。”
“若有机会，我想安心做学术研究。”喻文州说，手里的笔慢慢移动，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做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中国。有人求变，自然要有人做引导后生之事。我在牢里想了许久才明白，开民智，做新青年，通达学问，明白目标……这些陈先生几年前做的老事，现在想来竟才是真理。陈先生、守常先生和其他先生们叫醒了北大，可若醒过来的只有一个上海，一个北京，是远远不够的。我要去做能叫醒全中国，乃至叫醒全世界的事。”
“叫醒，叫醒。我们叫醒当世人，他叫醒后世人，不都是叫醒吗？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黄少天兴高采烈地搂着喻文州和王杰希的肩膀，“哎，王杰希，他们都传你会看相，一双眼睛能通阴阳。要不你给我俩也看看，看看前途命运如何？”
“你三阳平满，子孙昌荣。”王杰希闭着眼睛掐指头，好像真的在给他算命，“他天圆地方，福寿无疆。”
“你唬人的吧！”黄少天用力摇了摇他肩膀，“看相哪里是闭着眼睛看的，而且哪有形容人脸天圆地方的？要我看你才是天圆地方，圆的里面包着方。要我说，你算是真算出来了，也是嫉妒文州命好，但又不得不说真话。那这样我也能看相，文州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衣食不全，困在晚年，耳门发黑，肾病严重。”
“喻文州，若你的同学咒你孤贫卑贱。你怎么讲？”
“都是胡诌的，作不了数。”喻文州慢悠悠地把本子塞回衣服里，“气运本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事，王学长要是信了，那便真要破财消灾了。”
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如初春，如朝日，都认为未来就在自己手中。
于是他们都向着光明奔去。黄少天撂了学业的挑子跟着陈先生南下去上海；喻文州登上去法兰西学习的阿尔芒勃西号，在马赛下了船；王杰希跟着林杰留在北京，每周都去亢慕义斋，毕业论文被李大钊打了95分。三个人临别前又在那家馄饨铺子一人吃了一碗馄饨，以茶代酒碰杯，说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虽分散，欧亚大陆虽辽阔，但抬起头却望的是同一轮明月。
这是一九二零年，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仿佛也能分得这明月的光辉，照见新的道路。
法兰西烈士的鲜血浇灌出大革命鲜艳的花朵，把它的土地染得鲜艳，同样让这群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挤在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的小旅馆里头的年青人长出新的思想。
“在这不要脸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发财的机会很多！当骗子也可以；做扒手也可以；吃白相也可以；威吓诈财也可以；挂招牌卖卜算命也可以；逢迎钻营也可以。我们勤工俭学，是为了发财吗？”赵世炎在他们中间慷慨地讲，“要同法国工人多多来往，观察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技术本领；联系法国工人中觉悟分子，注意他们是怎么干事，学习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和方式。光读书，是不可行的；光作工，也是不可行的。”
“我们这次来法受了欺骗，李石曾、吴稚晖在国内号召勤工俭学生的时候，说得那么动听。可如今法华学会竟然就要解散了！”蔡和森也发言，“再过些日子，他们就会敢直接把我们遣返。”
“和森，懊恼丧气的话徒乱人意，于事毫无补助。有人认为勤工是手段俭学是目的，但是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各人的看法未必一致。其实，我们在劳动时便是在学习。”喻文州接着讲话，“我们飘洋过海遥遥数千里来到法国，总要学到一点东西才好回去。而不管什么时候回去，为什么回去，都没有我们带回去的东西重要。”
“你倒是个敢言派。”座谈会里有人不怀好意地问，“一九一九年你受了黄少天、王杰希的影响，还是个行动派，现在怎么只给人写写信，要点钱了呢？”
“这位同学，现在是掀天揭地社会大革命的时代，要一般有志青年实际从事。”喻文州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写文章怎么就不是实际的事呢？”
“哎，你们别吵了。我们来法兰西，我去德意志，都是立身修学，改造社会来的，不是吵架来的。”肖时钦听了，皱了皱两道眉毛，“大家都是要放特别光明的人，有什么好争的呢？”
喻文州在巴黎见过一次肖时钦。当时他在咖啡馆做工，同来的学生说他这是罗曼蒂克的工作，喻文州好脾气地笑笑，继续擦他的咖啡杯，在隔壁坐着的一个戴眼镜男同学却忍不住开口，“工人赚的钱给工厂主用各种名义扣下来，他的工钱也被咖啡店店主扣得只剩几个法郎，难道被剥削的人和被剥削的人之间还要分什么高低贵贱吗？”
那个中国男青年在咖啡馆坐了很久，直到人都散光了，喻文州递给他一杯热牛奶，“我请你的。”
男同学有些惊讶，“不用，不用，认识一下吧。我是肖时钦，在柏林留学的。”
“喻文州。”他顿了一下，“柏林留学的怎么会到巴黎来？”
肖时钦抓了抓脑袋，转了转两根手指里夹着的秃脑门铅笔，“我是斯巴达克团的，上个月刚被印上通缉令。为了安全，他们让我去莫斯科进修。你呢？”
“我‘五四’的时候被抓着了，来勤工俭学。”喻文州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同是天涯沦落人。”
“是啊，我们这就算他乡遇故知了。”肖时钦也拽了一句中国俗句，“我和北京、上海的朋友们通过信，听说陈独秀先生要彻底推翻旧文化。但现在看来，它也不完全是糟粕。”
“也是。杜子美的诗，白乐天的诗，都写得很好。”喻文州执意把热牛奶放在肖时钦桌上，“留法学生有个小地方，你要不要一起？”
一进旅馆门，里头的枕头和印刷版都被搬到了一边，一群东方面孔围着一张小桌，周恩来正把他做的红烧狮子头端到桌子上。男男女女见喻文州带回来一个新人，不禁面露惊讶之色，都等喻文州开口介绍。
“我大老远的，在走廊上就闻到狮子头的香气了。”喻文州侧过身露出后面穿西装的肖时钦，“这位是肖时钦，之前在德国留学的，准备到莫斯科进修。”
“德国的斯巴达克团起义，是很值得赞扬的。”赵世炎多搬了一张凳子在身边，邀肖时钦坐下，“你是哪儿的人？”
“武汉的。”肖时钦略显得拘谨，把公文包搁在腿上。
“首义之城！”有他不认识的面孔叫，“喻文州带来的这个同学好！”
赵世炎比他想得更雀跃，眉毛和眼睛一并跳起来，“喻文州不能吃辣，前几天又是月底，大家都没发工钱，吃煮白菜吃了快一周。现在你来得正好，我去和伍豪往餐桌上加几根辣椒，”
黄少天到了上海，才知道北大终究是象牙塔，学生要真正走到社会里头去，方才知道那些书里描述的苦难还是太轻飘飘。唯有亲自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才能切实体会到革命二字里头藏的是工人和农民一生的悲剧。
那些被剪刀剪去手指头的童工，那些在冬天穿不上鞋袜和棉衣，用三层棉衣和自己木板钉成的木屐御寒的学徒，那些用自己的血汗喂饱老板的肚子，即使逃出地狱也要被敲骨吸髓的工人，那些成天成天坐在车间里，甚至不会握笔的纺织女工，还有那些被唾沫和老板的指头压进地里的姑娘……样样要改，样样要变。
他遇到了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人，叫做张佳乐，头发在脑袋后面扎了个小辫子，自称是北边来做生意的商人，但黄少天在他的书架上瞄见了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的诗集，全都是俄文字母。
张佳乐比他长两岁，当时还是个很活泼的性子，经常和黄少天在街上乱走乱逛。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后就跑到了蒋委员长手下做事，他嘴上说着生意照做，还帮黄少天挑了两场话剧的剧本，可那两本诗集便再也没看到过了。
“张佳乐！”黄少天叫，“我先前在广州的时候，有个邻家哥哥叫郑轩，只比我大两个月，可他硬要我叫他大哥。我肯定不应，可他毕竟比我大两个月，就还是顺嘴叫哥了。他嫌广州太乱，和这个党那个派打交道太有压力，干脆就来了上海开书店。我现在手上有点钱，你要不和我一起帮一下他忙？”
“什么大哥二哥的，你哪来的这么多亲戚。”张佳乐靠着自己房间的书架，“在哪儿开书店啊？”
张佳乐的话里偶尔冒出一点京片子，好像和哪个北京人待过长长一阵子似的。
“走走，我带你去。”黄少天听他的话里已经允诺了大半，当即扯上张佳乐，到自己那位广东老乡的书店里去了。
书店在康脑脱路，叫做东华兴，老板是个懒洋洋的年轻人，拖了把竹椅子在店门口坐着，搭了本杂志在脸上。黄少天一见到他，就扑过去摇他手臂，“轩仔轩仔，有客人来了，你这个做老板的得有点老板的样子才行。”
“刚和我说的时候不还是轩哥吗？”张佳乐听黄少天这么一叫，乐了，“怎么这一下就成轩仔了？”
这是一九二六年，黄少天已经在剧院里打出了名声，绝口不提‘五四’的事。张佳乐则继续做着他的小本生意。上海的贫苦的人高喊：不要宅地税，不要房租加价，不要军阀践踏，不要官僚剥削，不要人压迫人！要团结，要反抗，要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
他们的呼喊声被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掩埋。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这年春天林杰成天成天回来得都晚，每天蹲在微草药铺的后屋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过了几天，王杰希坐在外物看报，林杰在里屋写字，方士谦出去了还没回来。一则报还没看完，只听外头几声尖锐的枪声，紧接着一连串踢踢踏踏的皮靴声，几只枪口就怼到他们脸上了。
为首的军警冷笑两声，“王不留行，我可认识你。看报这个是谁，和你什么关系，不说的话一个也不放走！”
王杰希沉默不语，林杰不慌不忙地从腰间摸出一把手枪，“他是我学弟，在北大做研究，我昨日约了他今天下午帮我抓药。”
“把枪夺过来！”那个军警吩咐手下，“看报的别管，抓里面那个。”
王杰希抬头看林杰，对方保持着他惯有的笑，没有再做任何解释。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林杰绑起来拖走了。
林杰没有看他，两只眼睛一直往门外开，好像怕方士谦突然回来，又好像是看到了北边，国境以外的土地，直到被拖出门才回头望了一眼王杰希。他什么也不用说，王杰希知道要做什么。
到晚上方士谦回来，看着空荡荡的药铺和乱七八糟的里屋，一杯水差点泼在王杰希脸上。他生了半晚上气，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想起前屋还挑着蜡烛，一下子从床上翻下来。前屋外头影影绰绰有个黑影，方士谦心里有点吓，念了两句马克思，捧着蜡烛探了个脑袋出去，就看见王杰希还坐在前院的树底下看报，像座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
他妈的，天黑成这样，也不知道看个什么劲儿，净吓人了。方士谦心里骂，手却去摇他，好言好语劝了一会儿，就差没叫他王爹说王爹您跟我回屋去吧别在这儿糟蹋您自个儿了，才终于把人扯进屋里。
进屋后他又是给人倒茶，又是从床底下拖出一盒黄油饼干，掰了半块给王杰希，剩下半块进自己肚子。王杰希这回可不能嫌弃他泡茶的水平，方士谦吞饼干像吞沙砾，硌得人喉咙疼，不知道是林杰钻进了饼干盒被他俩一分为二吞进肚子里，还是这饼干受了潮不好吃。
“还有什么办法？”王杰希问他。
方士谦挠完脑袋挠脖子，身上好像有跳蚤一样。等喉咙那股不舒服的劲儿过去了他才开口，神神秘秘地好像真有什么秘诀，最后方神仙的绝世秘籍就两个字，“劫狱。”
绝世秘籍终究不管用，林杰还是上了绞刑架。
喻文州在报社听了李大钊先生的牺牲，不自觉也流下泪。他在北大念书时，虽没系统上过先生的课，但在第三讲演厅的《工人运动之历史》没少去听；回国后又在守常先生身边做助教，没少和先生一起站在讨薪的队伍里。此时先生宛如幽灵一样，在他惯用的笔记本上，在他去的馄饨铺子里。北平的每一条弄堂里都有先生的影子，偶尔先生身边还站着个黄少天。不知道这位和他从两广跋涉到北平，又从北平南下上海的挚交，现在还是不是在演话剧。
他还是抓着笔写文章，把抨击社会不公的话连带着愤懑的情绪一股脑地扔到纸上。可没想到上头的人这样凶残，这些没署名的文章竟也被挖了出来，让他进了监狱。先前在北大念书的时候，陈先生自嘲革命家就是要做研究和蹲监狱之间过日子的。喻文州不敢自称革命家，但监狱确实是蹲了不少。他一点也不怕，灌辣椒水，挨鞭子，都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这次关的时间颇久，再加上又是寒冬，两只手的手腕和左边膝盖伤得最严重，就这样落下病根，不能快走也不能长时间伏案写作了。
王杰希瞧了他的伤，又是开药又是亲自盯他服药。喻文州还在法兰西的时候就收到王杰希的来信，说和一个朋友在北京开了家药铺，给穷苦人看病。这下他一边闻着中药的苦气，一边也不忘揶揄王杰希，“你这个专业的革命家，怎么没被抓起来，倒来安慰我这个半吊子革命家了。”
“要是我也被抓了，下场可比你惨多了。”王杰希捧着空药碗，“那要麻烦喻先生去帮我收尸。”
“收什么尸，真不吉利。”方士谦经过的时候听见他们俩讲话，“我们最好一个都别死，谁也别给谁收尸。”
好像什么都过得很快，时间像水一样一刻也不停地往前跑。喻文州经历了那次被捕，好像确实安心下来做学术研究了。过了两周，他就应了蒋梦麟校长的邀，到北大做了全职教授，不再给报社投那些“不好发”的文章。王杰希这边，方士谦在为林杰送葬后就不知道跑去了哪里，邓复升牺牲了，组织派了许斌来接替他。北京改叫北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虽说有死亡，但多数人好像一伸出手就可以触到新升的太阳。
一九二九年的初春极冷，微草药铺关了店，一排人集体在后屋瑟缩着。柳非还好，许斌心疼姑娘，当了自己的怀表换了个手炉给人抱着。那几日柳非跟被夺了舍一样，经常恍惚地撞上门柱。她接了暖炉，搂在怀里搂了一会儿，突然塞到半边身子贴着墙的乔一帆手里。
肖云和周烨柏怪异地看着她，他们三个向来瞧不起这个新来的小学徒，明里暗里地挤兑他。柳非一塞暖炉，把自己划到乔一帆那边去了。乔一帆的眼睛里一半是惊，一半是喜。他一边推辞，一边要把暖手炉还给柳非，没想到她先转头坐回自己那张板凳上，抱着膝盖合着眼睛装睡，像丢了漂亮尾羽的孔雀学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坑里。
第二日王杰希便告诉他们，柳非到上海去了。
“上海是好地方。”肖云撇着嘴和周烨柏咬耳朵，“不冷，能赚。”
一九三七年秋，喻文州离开飘着太阳旗的北平，南下去长沙。到车站时，隔壁郑天挺教授托付女儿每月去沙老师那儿取一百块钱作生活费，喻文州和王杰希倒沉默无言，直到火车鸣笛了，王杰希才侧身和他说了两句话。
头等车厢中几乎全是高声谈笑的日语，只有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再辅以流利的英文才没人拦。郑州车站壁上密密麻麻贴着的字条，大多留言给失散亲人。沦陷区报纸此时已沦为敌伪御用工具，民情悲愤，精神痛苦，人人都偷听广播，以期知道一点真实可信的消息。
他走后十多天，傀儡政府就占据了北大。但就是在这里，十八年前，包括他、黄少天和王杰希在内的，年轻的爱国者们，举起了学生运动的第一面旗帜。
列车过嘉兴时就遭遇警报，众人尖叫着下车向四野奔跑。稻谷已经收割，除一块照壁外平原毫无掩护。很快，躲避的乘客就聚集在这堵情附近。等他在轰炸和扫射掀起的旋风尘土中回过神来，天空已经恢复平静，他的周围满是弹痕累累的尸体和母亲寻找孩子的哭喊。
长沙首次被炸是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时喻文州一众还未抵达长沙，导致开设的课程暂时没有教授授课，学校只好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临时来校讲演，如张治中、白崇禧、陈独秀等。南京陷落后长沙也成了一个伤兵世界，消息传来的那天傍晚，临大学生会在圣经学院大操场召开大会。喻文州随学生站在台下，主持会议的人刚说了一句“我们的首都沦陷了！”就泣不成声。这时他身边的年轻人呼起口号：“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
南京陷落，不久武汉又告急，战火又烧到眼前。为保存文明火种，长沙临大只得辗转迁到昆明。
一九三八年二月，喻文州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这便是参与进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了，同路人还有闻一多等十位教授。说来也好笑，当年北平无数年轻姑娘的梦中情人，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喻先生，长头发和胡须都被风吹乱，还附着一层尘芥，粗布袜的外面套着一双草鞋，身上还挂着一把油纸伞。不但他一个，整个旅行团的学生和教授都长这样。
一九三九年，日军的飞机还没在太平洋扔下炸弹，昆明还算是安稳的大后方。卢瀚文就是这时从沦陷的上海来的昆明，随身带来的还有黄少天写给喻文州的信，还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
写信的人想必费尽脑瓜子缩减字数，可惜还是写了整整两张纸，正反都是密密麻麻的字。先说卢瀚文是他从广州接来的，先前跟着方世镜在香港呆过两年，就差没把卢瀚文掏了方世镜隔壁那户人家鸟窝的事活灵活现地画在纸上，西撤的时候还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待了两个半月；接着琐碎地又说了两三段上海近况，他的生活还算好，演两场抗日的剧，也不担心日本人会把枪杆子顶到他脑门上，偶尔还能和张佳乐在街上买两块葱油饼。最后又说魏琛也好，人圆了一圈，却还是胡子拉碴，谁说也不刮。反正样样都好，喻文州在滇南不需要操心。
总之卢瀚文就从沦陷区一路跑到了联大，箱子一个没提，人先扑到喻文州怀里，“喻先生！黄少跟我说过好多你的事情了，我们好久不见——能这么说吗？毕竟黄少详细得像我和你真的在‘五四’的游行队伍里一起走过一样！昆明有什么好吃的？我在船上问了一个云南人，他说米线和饵块最有名，喻先生知道在哪里能买吗？”
“人刚到昆明，吃得倒了解不少，少天是不是专派你来让我做饭？”喻文州接住他，笑着说，“你读什么专业？”
“我考取了航空工程学系，九十三分，比第二名高了三分！”卢瀚文兴高采烈，“诶？你怎么知道黄少特意嘱咐我要来蹭你的饭？”
“我原先不知道的，现在你说，我就知道了。”喻文州好好看了看黄少天送来的这个男孩。虽说人已经成年，身子却瘦。战争年代每个人都像被挤压在两堵墙里长起来的豆芽菜一样，还是揠苗助长的那款，却要用自己干巴巴的肩膀撑起未来。
卢瀚文跟着喻文州到他租的房子里，过了一会儿响起咚咚两声敲门声。他跑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青年，看到他都是一愣，身量稍微矮一点的那个奇怪地戳了戳同伴，“袁柏清，我怎么没听说喻先生娶过妻？”
“我也没听说过。”袁柏清压低了嗓子，“只是娶了妻，也生不出和你我一样大的孩子吧？”
喻文州闻声从厨房里走出来，向卢瀚文介绍这是今年秋天读二年级的联大学生，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袁柏清和外国语文学系的刘小别，又向刘、袁两人介绍这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以前跟着黄少天的卢瀚文。
袁柏清听到黄少天的名字，笑嘻嘻地瞥了一眼刘小别，转头搭上卢瀚文的肩膀，“你刘学长最仰慕的就是黄少天，在北平的时候演活报剧，都是专挑黄少天演过的剧来演的。要不是为了比过黄少天，他怎么肯去学那些嗷嗷呜呜的法文德文？”
“我听说过的！”卢瀚文也跟着笑，“黄少和我讲过，有好多喜欢模仿他的人。”
“我才不是模仿他。”刘小别抱着手臂瞪两个人，“我将来要演最先进的剧。”
云南的米线和卢瀚文在广州、上海吃到的炒河粉不一样。河粉都成带状，扁而薄。但云南的米线是圆的，如伯母点的线香，汤面上漂浮着几片鸡片鱼片，还有两三块粘着花椒壳的瘦肉。他拿起勺子刚准备喝汤，被刘小别一巴掌拍下手去，“看起来凉的很，实际上汤温有一百多度。据说一位司机，不懂吃米线的规矩，把汤咕咚喝下去，直接烫死了。”
喻文州做饭时罩灰的红绿花布子还没脱下来，也附上一句，“没这么恐怖，小别夸大了唬你呢。”
这顿接风宴卢瀚文吃得一点也不痛快，云南吃食重口，连米线都放一大把辣子，吃得他整个人人呼哧呼哧。袁柏清、刘小别两个完整的北平人和喻文州这半个北平人都能吃辣，苦的是他，辣得眼泪鼻涕一块往外冒，吃两口歇一阵，四处找水喝，最后干脆自己跑进厨房，打个蛋，扔几块新鲜的番茄进去，将就着解决了一顿。
卢瀚文等着刘、袁两个学长下学，袁柏清火急火燎冲出教室门，说要“去战斗”。他初来乍到，不明白袁柏清意思，被两个学长扯着到食堂一看，才知道确实是一场生死战斗。学生总是带着大碗，有时候一手一个，少数脸皮厚的带着脸盆大的搪瓷碗。吃饭时八个学生编成一桌，桌子上摆放着几只瓦盆，盛着不见油花的蔬菜。舀饭的饭勺子是抓不住的，手里的碗才是最好的饭勺。
他端起碗扒了一口，忽然觉得味道不对，“怎么是糙米？”
“不仅是糙米，还有沙子，砾石和老鼠屎，这是八宝饭。”刘小别像是习惯了，慢条斯理地边挑石子边吃饭。战争年代，学生在很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和学习。不单单是吃饭，以前两个人的宿舍现在住了二十四个人。他和袁柏清睡在由木板搭建而成的床铺上，现在的家当全部放在脸盆里，而脸盆放在床上。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袁柏清不像刘小别，吃得狼吞虎咽，一会儿就一碗下肚，走到饭桶边盛第二碗了。
“两个办法能吃到足够的饭，一是盛满满一大碗，二是只盛半碗，迅速吃完，然后在饭被盛完后赶紧再盛一碗。薄情儿就是第二种。”
“谁他妈是薄情儿了？”袁柏清碗里的饭冒了一个尖尖，“那我还说徐景熙是惊喜儿呢。刘小别，你瞧瞧你那个脸盆大的搪瓷碗。”
徐景熙下课后走得慢，经常抢不过其他猴急的学生。于是刘小别拉着袁柏清和徐景熙，带着卢瀚文四个干脆租了套老乡的屋子，既能自己做饭，屋顶还不会被半夜的风和雨吹走。
卢瀚文为赶上开学，只提了两个装日用品的箱子，赶紧让刘小别带他上街置办生活用品。结果刘小别忙着和教授修改作业，打发了袁柏清来帮忙。
战时云南比不上香港，也比不上卢瀚文的广东老家。他却不在意，被路边堆起来的石榴吸引了注意力，当即放下桌布跑过石榴摊子去。六月正是吃石榴的季节，昆明石榴大，个个开裂，石榴籽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又有摊主把木瓜切成薄片，浸泡在水里，拿透明的桶装着。卢瀚文觉得样样新奇，伸手进去抓一片，眯着眼睛朝刘小别笑，“刘学长，这个看起来好吃，你吃不吃？”
刘小别见他笑得见眉不见眼，“好吃便买一桶回家放着吧，林姨总能给各种吃食整出新花样来。”
听他说完，刘小别又问摊主，“阿伯，这水果叫什么？”
“木瓜。”阿伯在包里捻着找零的纸币。
“木瓜？这和我在西贡吃到的不一样。我很熟悉的，每当香港炎暑刚退就有木瓜上市。但只多来闻香，皮肉硬得咬不动。芯儿是白色的话，可以吃，但干巴巴一点儿也没味道。哎，刘学长，你去过香港没有？”
“没有，我不曾离开过北平。”
“你不曾离开北平，那你怎么来昆明念书的？”卢瀚文装天真，“难道我现在看见的是你的鬼魂？”
袁柏清往卢瀚文手里一瞥，“你这买了一桶什么？黄澄澄的，像我班上那些女同学咯吱咯吱吃的胡萝卜。”
“这你就不懂了吧。”卢瀚文洋洋自得，“木瓜，像广东的陈皮梅、泉州的霉姜一样泡在水里的吃法。”
卢瀚文只觉得联大什么都好，什么都新鲜，连跑警报都是欢快的。日本的飞机准时来轰炸，第一次大家都慌，跑得一团糟糕，后来炸多了就生出经验，一拉警报，学生和先生们都跑到山沟里。有些胆子大的女学生，研究出了个新方法，本来热水不够，洗澡是件难事，别人跑警报，她在锅炉房用热水洗头。后来这个方子给袁柏清学去，在锅炉房支了口锅，什么都煮。最开始是煮冰糖莲子，后来他们和唐昊混熟了，就让唐昊摘菌子来煮。鸡枞、牛肝菌、干巴菌，还有鸡油菌，能摘到什么菌就做什么菌。其他学生张目结舌，恨不得食堂里也有这么新鲜的菌子。
做学生的快活，做先生的兴致也高。上午跑警报，课自然是上不了的，喻文州干脆把课室移到山沟里，坐在他那只藏手稿的小皮箱上跟学生们讲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讲莎翁，讲雨果。调皮热闹的年轻人就这样围在他身边，在明净而高远的蓝天下，在柔软的青草上。他这样看着他们，好像能够看到一九一九年的自己，王杰希和黄少天，还有和他一起在法国的，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停驻在上海和南京的青年。
信是越来越难寄了，不知黄少天在孤岛上海还能不能演戏，王杰希在沦陷的北平还能不能生活。
一九四一年。
刘小别就是在这年捡到孙翔的。真是字面意义上的捡到。孙翔在一个雨夜里闯进“不怕炸牛肉面馆”，把正在吃夜宵的刘小别吓了一跳，也惊出了在后厨忙着给刘小别多切一份牛肉的店主。来的青年小腿上还淌着血，身上一股硫磺的气味，头发湿漉漉地耷在脸上，眼睛却亮晶晶的，活像只被驱逐的狼。
年轻人几乎是摔在面馆的地面上。刘小别赶紧放下筷子把人扶起来，老板也趁着这会儿把几张凳子拼在一起，好让刘小别把年轻人放在平面上。
老板装了碗水，喂到年轻人嘴边让他喝了。刘小别这才看到年轻人紧紧攥着的拳头里还有块牌，像个狗牌，上头刻了编号和名字。他不怕脏一样，用袖子擦去军牌上的血污和泥土，上头端端正正“周泽楷”三个字。还没更仔细看，年轻人就醒了，一手把军牌抢回来，差点儿拽断链条。
“牺牲了。”年轻人的嗓子像是被飞机的燃烧弹烧哑了，“我叫孙翔，飞翔的翔。”
孙翔是从杭州笕桥航校毕业的，一二八的时候就已经在上海打过日军的飞机了。他们的中队经历了数次空战，剩他和周泽楷两人——现在只剩他一个了。第二天孙翔醒转后，匆匆跑到巫家坝航校报道。他的新长官心好，任孙翔梗着脖子要继续飞，硬给他塞了两个月的假。这下孙翔就成天跑来联大蹭课，看到哪间教室人多就往里头挤。闻一多先生的古代神话，王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还有威廉·燕卜荪的堂吉诃德，能上的课几乎给他上了个遍。
蹭陈岱孙先生的课时，铃声刚刚响，先生正要讲边际效应，于是调侃冲进教室的孙翔，“这位同学就是达到了最佳的Marginal Utility.”
“麦吉侬？”孙翔的英语水平仅限飞行员日常用语那几个单词，表情恨不得把抢在他前面进教室的刘小别生吞活剥，“刘小别，什么是麦吉侬？”
“边际效应，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或服务，它对商品或服务的收益增加的效用。”刘小别跟他解释，“听课听课。”
学生们都喜欢他，一下学就呼啦啦地围去了孙翔身边。尤其在他扯着嗓子吼“凌云御风去，报国把志伸”后，一个学音乐的男生给这个嗓子好，长得也英俊的年轻飞行员起了个绰号叫“平克劳斯贝”。
自一九四一年陈纳德中将在中国组建飞虎队以来，跑警报时便多了新的声音，“不如去 参军，给他战上一战，让日本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中国人不是能被按在地上打的!”加上刘小别本身就和孙翔玩得好，被他带着和叫做迪克、杰克和莫里斯的美国飞行员，一起拿美国罐头当野餐，做翻译，自然也生出了要赶赴前线的念头。先进的女同学用大幅大幅的壁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交参军报名表，随军翻译的职位也要争一争。连卢瀚文都瞒着喻文州做了体检，交了参军报名表，不日就要启程。
这群可以说是臭味相投的年轻人很快就混熟了，孙翔恢复训练后，一训练完就跑到联大门口等他们，要一起去泡茶馆。这年春节，四个人齐齐聚在破酥包子店。
唐昊手里捧一个糖馅的包子，吃得满嘴满手是油——包子是用油活的面，刚揭笼屉，能不油吗？袁柏清则夹了个肉馅儿的，一口咬下去，桌面上还溅了几滴金黄的汤汁。
包子店店主有个小儿子，大概七八岁的年纪，平日总跟着他们跑，这会儿把包子端上桌，就站在不远处抱着袁柏清送他的布娃娃咧嘴笑。
“长大后也要当兵，当飞行员，多威风。”店主又给他们端上茶，“包子油，不配茶吃不了，还必须得很浓很浓的茶。你们喻先生的茶泡得很好，这我是知道的！”
“当什么兵，来联大读书多好！”刘小别吃得多，也最腻，道谢都省去了，猛把茶往嘴里灌。
“等他长到要读书的年纪，仗肯定打完了。这样他不用当兵也不用在联大读书，回北大，回清华，回南开。”
回每一块正在被日军铁蹄蹂躏的土地，回每一所我们被迫离开的学堂。
“我说，你们听过共产党‘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没有？”唐昊拿帕子擦了擦嘴，“那他们还要不要抗日？”
“那孔祥熙，拿我们的宝贝飞机运洋狗。要是中国遍地是他这种贪官污吏，这个国不爱也罢！”孙翔这个飞行员，知道现在国内飞机少，对财政部长的所作所为最为不齿，“呸，我爱的是这里的人，不是这个蟋蟀一样的孔宰相。”
“你还去蹭吴晗教授的课了？”刘小别听到蟋蟀宰相，笑得倒在桌子上，“陈寅恪先生还被困在香港，孔部长的洋狗先上了飞机。飞狗院长孔祥熙，蟋蟀宰相贾似道。”
唐昊坐直了身，也是满脸愤慨，“爱国爱国，这些人逼出来的爱国，哪里是真正的爱国？德国人一定要爱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人一定要爱大日本帝国吗？汪精卫那种虚以委蛇的事，才不是抗日！”
“这种人是中国的法西斯，我们誓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到底。”袁柏清笑了，有些兴奋地站起来，“中国的法西斯也不能例外的。”
“闻先生说了，杜甫的诗里明明写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但张眼一看，这明明就是眼前抗战的事，比唐肃宗的时候更卑鄙无耻。这样无法无天，你怎么对这个国家爱得起来？”
“官僚和发国难财的人花天酒地，街上的流氓横行霸道，外地逃难来的人这么多，这么困难；衣服褴褛，面有菜色的贫苦人这么多，满街乞讨。连美国人都说这好像不是一个值得他们志愿来为之拼命的国家。”孙翔心里的愤懑无处安放，一拳头砸在自己腿上，“美国人都看到了，还有人看不到！”
“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有人怕青年‘闹事’，但‘五四’是喻先生那批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是我们这批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刘小别被他的话一激，跟着他激动起来，“我们不管，还有谁管？”
说着说着，他开嗓唱起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他唱得是情真意切。后阙的词雄壮，袁柏清、唐昊也跟着他一起大声吼。
“千秋耻，中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年轻的声音在一九四一年的云南上空飘荡。
上完《唐诗》的课，喻文州和闻一多回昆华中学去。宽大的马路上沿着白杨树走了过去。白杨树发出萧萧的悲鸣。在快到西站的地方，忽然又发现了一个青年的尸体，腰上穿着一件短得实在不能再短的草绿色短裤，仰卧着躺在沟边，骨瘦如柴，两个眼睛暴突着，两只枯藤般的手向天空高举着，好像是在对天抗议。一个人又被打死了。最后的一件上衣也被剥去，肉体被掀在路边沟里。
闻一多驻足在那具死尸前，眼睛里全是怜悯和愤恨。走出去十几步，他忽然对喻文州说，“啊，那青年农民的双手，是可以叫大地变色的双手呀，他却死于沟壑了。中国农民就是这样遭罪的。”
“这一边的农民悲苦致死，那一边的好像不是这样。”喻文州很有兴趣地看了闻一多一眼，“我有个朋友在那一边。”
闻一多没有说话，注意地盯着他，“我有几个侄儿侄女，不是也到那一边去了吗？他们比我们幸福多了，少走了很多弯路。我读了那一边来的书，谈新文化的。”
“读来怎么样？”
“很有道理。”他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我听说喻教授参加过‘五四’。但现在看来，好像靠‘五四’起家的人物都当官去了，反民主去了，或者埋头学术研究去了。”
“闻先生，学生耽误学业，过问政治，是国家的不幸。”喻文州特地强调了不幸两个字，“但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不幸的事呢？”
“我不懂历史，但我都知道。我在故纸堆里钻了很久很久，销蚀了我多少生命。我总算摸到一点底细，其中有些精华，但也有许多糟粕，我总算认识了那些糟粕的毒害。而这些货色，正是那些人要提倡的东西！有人说青年人幼稚，容易冲动。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当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幼稚并不可耻，尤其是在启蒙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冲动才能发生力量。今天青年人的思想，也许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理智得多哩！”
孙翔的恢复训练做得不错，明日就要继续上机作战了。一个从一九三二年飞到现在的飞行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自然要派上用场，发挥最大用处。这大概也算得上一种边际效应。刘小别这么想，明日他也要去参加随军翻译的培训班。学了两年半的外国语文学，乔治桑和福克纳用不上了，唯有身子里燃烧的血液，能让这昏天暗地的世界透出一点光来。
“刘学长！”卢瀚文不日也要开拨，“你要是回得来，帮我和喻先生带一声好。”
“多不吉利。”袁柏清给他俩送行，“什么回不回来的，都得回，一块肉也别少了。”
“哎刘小别，”孙翔手里晃着个银闪闪的东西，“随军翻译不容易死，你帮我拿着，周泽楷的也放你身上。”
“那我怎么在尸山血海里找到你孙翔啊？”刘小别接过那两块撞着彼此的士兵身份牌，心里泛酸，“我可不想一个一个翻尸体。”
“翔哥死不了！”孙翔却一副无情无义的样子，“要是没走运，真牺牲了，那也没法给我收尸。”
告别总在春天。
喻文州站在门口送卢瀚文。云南雨水多，一到春天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光雨滴打在白铁皮上还只是吵，膝盖疼得钻心，王杰希给的药也不管用，让他只得久坐，半天站不起身，跑警报的时候都拖着这半条不听话的腿。
卢瀚文背着行囊向外走。刘小别不小心说漏卢瀚文也要上前线后，他多问了一嘴为什么要上前线。
“喻先生，我们挨打是因为我们工业不行，造不出炮，造不出舰。”卢瀚文很坚定，执意要走，“但如果一直这样打下去，我们永远造不出炮，造不出舰。我已经和黄少通过信了，他也同意我去，先生不要拦我。”
“小卢，我不拦你。”喻文州看着他，像看着年轻的他们，“切记保重自己。”
“好的先生！”卢瀚文向他敬了个有些歪歪斜斜的军礼，“先生也保重！”
学生们像初生的太阳，急着跃出地平线，也不管前路上长着的是荆棘还是枪炮，就闷头一股脑地向前，向前。
没有炬火，他们就是太阳。
一九四三年二月，日本陆军航空队连续派出大批轰炸机、战斗机对浙江、江西、福建、湘西、湘南、广西、四川和云南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进行袭击。
二月二十四日，日本陆军飞行第十六战队12架轻型轰炸机袭击四川梁山机场和万县江面的船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四架战斗机从梁山机场紧急起飞迎战。其中，孙翔驾驶的2104号P-43A战斗机遭敌3架战斗机围攻，被击落在万县太龙乡河中牺牲。
刘小别是在空军军官学校破烂的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的。那天也下大雨，他把孙翔的那块身份牌好好贴身戴上，站在航校门口仰头看那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我不是来替你收尸的。”他没带伞，头发上的水流到眼睛里，迷迷蒙蒙把整个世界都蒙上一层雾，什么也看不出清楚。
一九四四年开始，捷报便一封接着一封地传到昆明。苏联人打了多少场胜仗，盟军登陆诺曼底，红军成功登上柏林大厦……喻先生还在‘五四’的纪念日发表了讲演，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直到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昆明全城终于像沸腾的火炉一样烧起来，人人都在庆祝胜利。就在这一天的黄昏，昆明市锣鼓震耳，鞭炮齐鸣，卖号外的被人们层层包围起来，大街小巷一片喧腾。人们几乎都出来了。陌生人互相拥抱，帽子飞向天空。许多馆子的门打开，到处听到开酒瓶的砰砰声音，用酒瓶相碰的丁当声音。一把一把钞票摸出来放在柜台上，大叫着：“酒！酒！”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他们相互拥抱着，刘小别的胳膊搭在袁柏清脑袋上，袁柏清的手指戳到刘小别的肚子上。连他们素来温和的喻先生都和街上随便走的某个人抱在一起大喊，眼泪淌在衣领里。千百万个人千百次地欢呼着这一句话。一片狂欢笼罩了昆明城。在满街的爆竹声中，每一个人都化作街上欢乐的人海中的浪花，翻滚着参加狂欢。
到了深夜，炮竹声渐渐消下去，花生米吃完了，喝醉的头脑也慢慢清醒过来。袁柏清忽然问刘小别，“你说唐昊和卢瀚文在哪里？”
“不知道，胡康河谷的蚂蝗像巴掌一样大，蟒蛇和拳头一般粗，两人估计都死了。”刘小别叹了口气，脖子上挂着的两块身份牌撞在一起，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本以为抗战胜利，自一八四零年开始的痛苦就终结了，以为千秋耻，终已雪，雠寇如烟灭。没想到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奉蒋密令，调动嫡系部队包围了“云南王”龙云的住所。龙云被迫离昆。一向民主、自由的联大顿时像被扎紧了口的布袋，一演讲电线就被剪，一说“反内战”就有特务装成老百姓上台唱反调。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便衣打手在联大师院午饭时间闯进饭厅前院乱打，冲击新校舍，并丢下一颗手榴弹。袁柏清在抢救其他同学时被石块猛击头部，又被铁条刺中腹部，当天下午于医院牺牲。
傅斯年奉命来调解一二·一后引发的罢课学潮，又发表演说，“我不赞成学生荒废读书的正业而去参加政治活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固然是良好的格言，但究竟只是‘不忘’而已，同时并行，究竟是难能的。学生的思想如果停留在五四运动的时代就太落后了。它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发生的事，是救急方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
“此次战争是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喻文州皱着眉从傅斯年身后的席位上站起身，“孟真，‘五四’的时代远没有过去，思想解放，妇女解放，破除迷信，普及教育，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这些依旧是未竟的事业。马上就到护国纪念日了，国家却还和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
底下的听众轰然大笑，齐声说，“没有死！”
连坐在台上的护国元老也笑了。
又是游行，空前的群众游行。喻文州像二十六年前那样，沉着而坦然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微笑着。本地军警有意地随行两侧，暗地保护。
嘁嘁喳喳的谣言传出来，说闻一多先生在政治上投机，是“闻疯子”，又说他和吴晗先生都拿了苏联人的卢布，把两人的名字无聊地改成“闻一多夫”和“吴晗斯基”。讽刺和谩骂也跟着蔓延，闻先生的家从昆华中学小楼上搬到西仓坡联大宿舍里来，正好住在喻文州和吴晗对面。常有学生来这儿和他们闲聊，从闻先生屋里出来，转头进了喻文州先生屋里，最后还要在吴晗先生那里坐一会儿。于是三个赤化分子干脆把楼道最末变成茶话会，坐在三把加固的躺椅上，桌上摆着自己写的，政论性和文艺性的文章，等着学生一口气问完。
刘小别有次带着新发在《大路周刊》的稿子去。那篇稿署了石一的名，字里行间却是喻文州锋利的投枪。
“喻先生，这石一是什么意思？”他问。
喻文州先不作答，慢慢悠悠给自己倒上茶，喝完了才开口，“当时我在法兰西留学，天津来的同学在觉悟社的时候选笔名，就把数字变成号码搓成纸团，抽到哪个就是哪个的谐音。一号是逸豪，五号作伍豪。这回选石一，不过是少写两笔，让他们刻木板的，能少做些活。”
过新年的时候，几个来得勤的学生求着先生们和他们一起过年，个个抢着做年夜饭，还包了饺子。一个女学生一转身，不小心把喻文州插画那只瓶子碰碎了。女学生差点急哭，喻文州心里倒没什么波动。这瓶子逃过一批一批的轰炸，要是寻常物件也有生命，那它已经算得上命大。这一碎，也称得上功德圆满。
岁岁平安，辞旧迎新，明年是个好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喻文州于外出途中遭特务暗杀，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四天后，闻一多先生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在归家途中遇特务开枪射击，头部中弹身亡。
同年五月四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七月三十一日宣布结束，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师生在校 址上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刻牺牲学生之名，卢瀚文位于第二列第二位。袁柏清被安葬在在闻一多先生、喻文州先生的衣冠冢后面，身边松柏环绕。
王杰希坐在茶馆里看报纸。不同于两位遍地跑的好友，他一直待在北平，在各种交错的胡同里从少年人长成中年人。近日学生又上街，高英杰总是最积极的，领着各界人喊“反对内战”，今天恰巧从他面前经过。人群浩浩荡荡，一批一批地往前，像极了‘五四’的他们。
这个词一从心里冒出来，整个人都晃荡了，只好继续拿碟子里的花生吃。手指捻开枯皱的壳，暗红的果落进手心里。王杰希摸了摸下巴上新冒的胡茬，被不断在脸上晃荡的太阳光惹得心烦，索性把报纸摊开到桌子上。这一下，他的手肘撞倒那碟花生，整碟翻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
不知怎么被触动了，也许是在弄翻花生的瞬间穿梭了时光，喻文州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算起来他俩也将近十年没见了。王杰希已是中年人，褶皱爬上脸，起身时骨头发出几声脆响，捏捏指骨，盯着手上覆的皮看。树皮模样，龟裂着像坑洼的花生壳。但喻文州却依然一副一九一九年的样子，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动摇，是他一如既往像玉一样的温和和坚韧。
喻文州身后还站着很多人，柳非打扮得像个女学生，亲亲热热地挽着肖云和周烨柏的手，笑容里没有半点怨恨王杰希的意思。袁柏清也干干净净地站着，身上的衣服和头发都完好无损，不远处还有林杰若隐若现的笑脸。
他捡花生的时候撞了下腰，重新坐下来喘着气揉了揉，再一抬眼，日历撞进眼睛里，一下子在眼前升起雾气。
哦，今天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
一捧水泼在黄少天脸上。
他好像在胡先生的课上睡着了，下了课也没人叫醒，直到下午的阳光打在他脸上，照得整张脸都在发烫。王杰希和喻文州终于在教室寻到他，王杰希拿毛笔沾墨水在他右边脸颊上涂涂抹抹，喻文州没阻止，站在一边等他醒过来后张牙舞爪地扑到王杰希身上，要血债血还。
他缓缓醒过来，喻文州和王杰希消失了，眼前只有举着烙铁的审讯者。
“停停。”外面走进来个穿挺拔深绿色军服的人，脚上的皮靴锃亮得好像能映出黄少天憔悴的脸色，“审讯人是让你审出东西来，可不是叫你把人审死了。”
黄少天盯着来人，头顶的灯正好悬在对方脸上，把他的整张脸照得惨白。
“黄少天，”张佳乐命令卫兵全部退出审讯室，蹲下身子查看黄少天淌血的腿，“好久不见。”
“真没想到是在这里见面。”黄少天撇了撇嘴，抬头瞪着张佳乐，“你知道你为之拼命的党已经杀了多少人吗？我在这里关了这么久，每天都会有人把牢房里的人拖出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这难道是第一次吗？一九二七年的血，孙哲平至今寻不到的尸身，文州在昆明当街被你们的人打死。这些事你都当作完全不存在吗？张佳乐，你敢不敢摸着良心说，你愿意为委员长不断杀戮？”
“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张佳乐站起来背过身，“一九二五年，多好啊，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了同样的目标奋斗。”
黄少天沉默了一会儿，打断了张佳乐的话，“是你们走错了路，把成功的北伐意外地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讨伐。是我们蒙起了眼睛和你们结盟，把武器交给你们表示忠诚。”
“如果你执意如此，这一切，”张佳乐指了指身边各式各样的刑器，“才刚刚开始。你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吗？你想要的未来离你很远。”
“张佳乐，你活该！”黄少天从草席上跃起，却被沉重的锁链拽下。他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新伤叠在旧伤疤上，还没有结痂的伤口摞在一起，“不远！在你们的手底下，正经人要被抓到监狱里，养童养媳的、逼迫人写通奸书的、企图用私通的罪名压垮一个小姑娘的人，倒是关两天就放出来了。总有一天，人民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新的革命政府。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人吃人。”
“可惜你是看不到那一天了。”张佳乐侧过头，不看黄少天的表情。
“你也看不到，垃圾和蛀虫只会死在光明里。”
张佳乐没理会他，退出审讯室。
从审讯室回来后，几个狱友都围上来，搀着黄少天走到墙边上坐下。
“黄少天同志，”最年轻那张脸凑过来，“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了，有个江夫人还弄出了个海陆军三军大起义，说是可壮观了。上海估计也快解放了，我们肯定都能活着出狱的。不过少天同志，我听说你参加过‘五四’，能不能讲讲，我好感兴趣！”
“你又不是眼睛不好，看不见他身上的伤。”另一个稍微年长的把他往后拽，“让人休息着，别闹。”
在狱里，他终于不用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之间斡旋，也不用硬气着不演那些卖国求荣的剧，更不用再隐藏下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拖走，衣服被染上大片大片的红色却只能转头离开。
一九一九年那个鲜活的黄少天似乎又回到他身上了。他制止了那两位狱友的争吵，“我真怕说不完，我那几个老朋友经常笑话我废话太多，什么都往外讲，一讲就停不下来。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号，讲得最久的那个就是我。大家都气，又气又急，好好的山东，好好的青岛又要给日本人管。第二天我最好的朋友就被抓走了，还有其他三十多个学生，但我们还是在演讲，罢课。”
“你不怕死吗？”那个年轻人趁着黄少天喘气的间隙发问。
“我原先是怕的，谁能不怕死呢？”黄少天的胸脯急剧地起伏，水珠顺着湿淋淋的头发滑在干裂的嘴唇上，把干涸的血迹晕开，“但我和文州——就是那个被抓走的学生都知道，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做的事不是沾着酒精和烟草写下的小说，而是不断死亡，不断新生的。我的老师，李大钊先生牺牲了。送我到北京的人，魏琛，广州起义后也不见人影。我最亲近的两个朋友，喻文州被大胆的特务公然在昆明的街上用枪杀死，王杰希在解放的北平，我被捕前应该还活着。还有一个被我亲手送到联大的卢瀚文，小卢，也牺牲在战场上了。”
“所以我不怕，死亡大约是大部分革命者的必然结局。”
但看着一圈一圈围上来的狱友，他们都很年轻，都像当时的他们，满腔热血地投身到改造世界的路上。他们要丢去全部的锁链，和千万人一起跃起，一起投身一个新事业，踏入一个新纪元。在这枪炮的怒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
张佳乐背后的行动队队员冲上去，在黄少天的脸上又扇了一个巴掌。
“不过你能不能让他们出去啊，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讲。你不是想知道我的上线是谁吗，我讲给你听，南方局的大鱼呢。”黄少天挨了巴掌，新鲜的伤口撞到铁链上，疼得他又打了个激灵，“这种话他们听不得，万一谁不小心立马让自己手底下的人去抓，那鱼不就跑了吗？”
张佳乐指挥他手底下的人撤出去，背对着黄少天，不说话，也不回头看黄少天身上的伤痕和镣铐。
“离行刑还有多久？”黄少天还有开玩笑的兴致，“我说你们的高官厚禄就不能多开一点吗？二十年前是这个价，二十年后还是这个价，一点也不诱人，难怪我们这边的人没一个收。轩仔是不是被你藏起来的？没人告诉我，这是我猜的，但我猜东西一直很准。比如我现在猜，张佳乐，你是不是藏很久了？”
张佳乐依然没说话，只转过身，背靠潮湿的墙壁。沉默良久，他问，“你为什么会走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最好。我前两天做梦，梦到在北大的日子，真是又开心又快乐又高兴。”黄少天没看他，眼睛盯着铁栏杆以外，好像目光可以穿透监狱，抵达他的乐土，“我和王杰希是不吵不相识，差点打起来的那种，说起来你当时好像也在北平。当时我们都说他是阴阳眼，能看破红尘，知道你前世和来生。你说我有没有来生，如果有，那我来生是什么？”
张佳乐笑了一下，“你个北大肄业生。”
“我呸，你还连大学都没上过呢，嘲笑我干什么？”黄少天彻底笑起来，“为了和我划清关系，你不会连我送你的西装都烧了吧。哎呀，这样我就要心疼死了，那一套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呢。”
“黄少什么月薪，我能不知道吗？”张佳乐饶有兴趣地靠近他两步，“能让黄少破费是张某的荣幸。”
“张佳乐你说话跟王杰希似的，他是阴阳眼，你是阴阳人。黑的说成白的，白的扯成黑的。我们当时都爱开文州玩笑，说他的笔和赵高的嘴一样厉害，能把鹿写成马。”
黄少天一言一语地拨开往日的迷雾，好像这样他就回到了在北大读书的时光，喻文州、王杰希好像都在他眼前向他招手。要是这世上真有地府，喻文州可能已经在里头授课了，卢瀚文肯定率先要把阎王爷的脑袋摘下来玩。他们都下去过好日子了，就是可惜王杰希，还得一个人孤伶伶地在地上活着，清明节给他们一人烧一炷香。
不过在他走之前，得跟张佳乐说一件事。
“张佳乐，你记不记得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有个同乡在上海新开了个书店，咱俩一起帮帮他吧。”黄少天挤出一个最灿烂的笑容，“那是自己人的书店，我和你一起给他投资的事被老叶知道了，我还挨了骂。我不信你没被骂。”
开国大典那日，微草药铺还在，高英杰和刘小别，还有回来的方士谦一同打理着积压的药材和歪歪斜斜的凳子，王杰希一转手做了甩手掌柜，从广场上和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里钻出去，只身走进北大。
北大还在，好像过去的所有开创、并肩、分歧和坚守也都还在，往日黄少天吵嚷着闹腾着的模样也在，喻文州常写稿的桌子也在，拨给亢慕义斋做研讨会的两间教室也在。
只是人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