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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新生入学第一天的时候认识Sonny Brisko的，毕竟妈生的金黄发色实在耀眼得过分了。很巧，我和他不仅同级同班，还同桌。我俩块头都不小，坐在一桌，只能说是肩挨着肩、脚碰着脚，而且还把后面的同学挡了个严严实实。班主任于是把我们两个一起挪到了最后一排，宽敞极了，这无疑促进了我们彼此熟络的进程。
必须要说明的是，我绝对不是热衷于社交的那类人，甚至用自闭两个字形容也不为过。可不知道为什么，和Sonny就特别聊得来。我感觉他和我一样不是社交型人才。不过，我俩才聊了一节课，就有种已经熟识了好多年的感觉，尤其是被班主任逮到上课说话出去罚站之后。
我俩基本不吵架，真惹Sonny生气的次数屈一指可数：他一拍桌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指着我，怒喊“Bonnivier Pranaja”——我居然觉得他这副模样挺性感的。
转眼中学毕业，Sonny和我都如愿上了警校，干脆没住宿舍而是在外面合租公寓。再毕业一次，就该面对找工作和养家糊口等一系列难题了。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他。他说，当警察还蛮酷的，那就去当警察呗。
虽然认识他这么久了，但还是没想到，面对这么严肃的问题，他的想法依然这么单纯。我舌头打结了几秒钟，随后说，not bad，警察待遇好、受人尊敬，奖金发得也不少。
特别是牺牲时，得的奖金最多。最后这半句太像地狱笑话，被我咽回了嘴里。
你是从警校毕业的，难道不想当警察吗？Sonny反过来问我。我坦白道，风险太高了。
直到，职业意向调查问卷的填写安排得非常突然，以至于没人有机会和同学有所商量。等从填写室出来后，我问Sonny怎么填的，他却说：“可能去开家面馆，也可能去当游戏主播什么的？反正，不是警察。你不是说了吗，风险太高。”
我在沉默中点了点头，直到我收拾了行李准备开始背井离乡的军旅生活前夕，Sonny才震惊地问我当时在调查问卷上写的什么。
我说，写的警察还是士兵来着，记不清了，反正是能扛真枪的那种……高风险，高收益嘛。闻言，Sonny在沉默中点了点头。
我不是真的需要那笔钱，尤其是牺牲时的那份奖金。那时，我的精神似乎已经不太好了，奔赴能够直面死亡的战场的目的实质是获得奖金的原因。到了军营，战友都说我是敢死队里唯一一个敢死的。很好笑，也很对。
几年时间就这样一眨眼的功夫便过了。战事变得频繁之后，我也逐渐忘记了和Sonny时常联络的约定。有好多次，我从硝烟里走回来，而我的战友们没有。我注意到心情由最初的麻木不仁与不痛不痒，慢慢变得悲伤起来。
最后一次看到炸弹、听到炸弹，我眼前尽是血肉横飞，双耳耳鸣到几乎失聪，倒在了一片泥土和血液混合的气味之中。睁眼与闭眼无异的昏天黑地里，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敢死队里唯一敢死的那个了。
身体像是不受我的大脑控制了，眼皮自主睁开。天花板吊着的光杆灯棍儿的白光还不如坐在一旁的人的头发亮——我看到了Sonny……我以为我死了。
“我死了？那你呢，你也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扭过头询问Sonny为何而死。
“噢，我啊，我得了病，病死了。”Sonny正色淡然，显得有些冷漠。
看到我深信不疑的样子，他长叹一声，摇摇头，被我气笑了，说：“要不是看在你脑子受伤的份上，Bonnivier Pranaja，我真想一拳打断你的鼻梁骨。”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叫我全名的时候很性感。”
天哪，我忍不住为自己灾难般的调情话术尴尬讪笑。果不其然，下一秒，Sonny叫我去死吧。
可能是吃得多，也可能是Sonny做的饭对我胃口，我恢复得很快，没多久就出院了，搬回了我们曾经合租的那间公寓。这么些年过去，Sonny竟然已经把那里买下来了。
熟悉的环境令人安心，可惜我依旧饱受战争后遗症的折磨。半夜，听着洗衣机滚筒轰隆轰隆的动静，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感觉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叩叩。没等经过允许，Sonny已经推开一条门缝挤进房间了。门重新合上时，空间里也重新恢复了安静和黑暗。
听见你一直翻身，睡不着吗？他在我旁边躺下，我不得不往里收起手臂。
其实我还挺怕死的，我说。我向Sonny承认，被炸弹炸到晕死前，我在想他。
“想的什么？”他追问。
“如果可以，我还想再见见你。”
“当然，”他笑着，“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坐在一起喝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