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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钟，安欣准时下班，出发去菜场买菜。从办公室到菜场的路不长，二十多分钟，安欣习惯了走着去，一路上看看人来人往，别有滋味。他一个人住，吃得简单，路上的时间已经想好了往后几天的吃食。青菜炒蘑菇，蘑菇酿肉，肉末茄子。
菜场装修过后今非昔比。外墙翻新，内部装得干净亮堂，门口的马路也修宽了，来往的顾客越来越多，生意红火不少。菜摊、肉铺、鱼档，路过随便和哪个摊主老板聊起几句，没人不对翻新工程竖大拇指。强盛集团承包的政府工程向来是这个评价。工程完工上报纸，报道里也是同个意思，换几个词翻来覆去写，从没见有人发别的说辞；电视上采访高启强，拿话筒的记者说的也是同一套。安欣烧菜，隔着厨房玻璃窗看到高启强对着话筒讲话，底下字幕同步播出：作为本土企业家，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把家乡建设好，让乡亲们感受到发展的春风……厨房里太热，高启强刚念了几句，玻璃窗就被蒸汽糊上，看不清楚画面，不过安欣猜测和报纸上说他的大差不差。
至于高启强离了镜头是怎么想的，很难讲。如今高启强已经不是他能随便聊上两句的人，更没有机会问这种事；就算问了，估计也听不到什么真心话。这些年安欣看着他在电视上高谈阔论，在审讯室扮流里流气，对弟妹做哥哥样子，在陈书婷面前做妻管严，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都是做戏还是真心。这么一说，高启强到底怎么想其实不重要。无论如何，他只要做出那副样子，戏就比真的还真。
安欣有时思考高启强的生活。这几年，入睡对他来说成了一件难事。想睡觉是有门槛的。跨过门槛的方法之一就是闭上眼睛，想。他想今天的工作、明天的工作，然后又想未来的工作。翻来覆去之间，他有时想起高启强。
在这种被褥包裹下的思考中，他逐渐对高启强产生一种怀疑：怀疑高启强从未对别人坦诚过。怀疑的依据之一来自时间。他们认识了将近二十年，在同一个桌子上吃过好几次面，还在同一间屋子吃过饺子，但他在隔着面碗、手铐、铁栅栏的人眼睛里看见“高启强”的次数寥寥无几。一开始他觉得是睡不着瞎想。高启强怎么会不是高启强？后来安欣反复琢磨，觉得自己确实和真正结交的那个高启强从很早以前就没再碰过面，因为这种结交也是模模糊糊的，不知从什么时候算起，又从什么时候在他和高启强的交手之间变质了。
他只记得高启强曾当他是朋友——这对于安欣也是一种特例。安欣自小交朋友总是从打屁聊天开始。在刑警队的时候，和李响就是扯些有的没的，才扯成过命交情。和杨健，最开始那会儿，还没有之后那些事情的时候，也是扯东扯西，很愉快，就扯成朋友。再往早了说，和孟钰，也一样。他和高启强认识以来却从没什么机会多说。他们第一次碰面，他是刑警，高启强是嫌犯。他们坐在审讯室里，寒冬腊月，屋子里暖气打不起来，录像机在旁边架着，高启强鼻子上还带着血迹，告诉他自己靠经营鱼摊支撑弟妹在外读书，之前被人打了，后来打了人，除夕夜吃不上一口饺子。安欣听完，也说不出什么有趣的。后来他们有机会聊天，高启强又总是喜欢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别的什么也不说。可安欣除了别的，什么也不想听，他们的对话于是像鱼一样溜走。到最后，高启强这个朋友，他交得不明不白，丢得也不明不白。
后来他想，虽然高启强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高启强，但他还是不愿相信那人会是这么一个拼凑起来的模板角色。他说不好高启强是不是也在他面前做戏，起码有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同样知道自己曾经认识的这个人并非臆想而是事实。也许那真是他唯一一个不是靠打趣逗笑交的朋友。安欣曾经欣喜地接受过这一点，现在他不再确定这是一件好事。话又说回来，事实本质上是没有好与坏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他和高启强曾经一起吃过饺子是事实。他去过高启强的家，吃过他们家的饭，也是事实。他自己的眼睛是摄像机，他的记忆是摄像机内存，捕捉到的画面没有办法简单抹去。录像里，高启强坐在椅子上，双手被手铐铐住，别扭地拿筷子吃饺子，脸上冲他露出一看就很幸福的笑容。从这个笑容里他知道他们算结交了：既是情理上感受到，也是逻辑上推断出来的。之后他一直记着这个笑，就算情感层面的记忆衰退了，逻辑上的结论依然成立。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靠逻辑来认识这个事实：安欣曾和高启强是朋友。这和他知道的另一些事实一样，尽管束之高阁，这些年里却不依不饶地为他制造隐痛，从未给他留下过忘却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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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安欣一个人吃饭，两碟小菜一碗米饭，偶尔出去吃，街边一碗肠粉。他喜欢这样，没人打扰，可以慢慢尝，还对肠胃好。他干刑警的时候，要么吃得太仓促，扒几口马上出外勤，要么和组里一起吃，边吃边说案子，重点从不在饭上。有时要在出任务的间歇吃饭，那样情况更坏，尤其是和高启强一起吃面，言谈之间好像在打间谍战。他每次吃到最后连面是什么滋味都不记得，只记得高启强吃得额头一层热汗，嘴上油光滑亮的，看他的眼神却让人琢磨不透，一望望不到底。
桌上盘子已经空了。安欣把最后几粒米扒拉进嘴里，放下碗筷。积习难改，年轻时养成吃饭太快的毛病，现在就算有空闲慢慢吃，也还是吃得快，做饭洗洗切切半个多小时，坐下来不到十分钟就吃完了。这时点电视上刚播完新闻，正在放广告，是京海宣传片。无人机拍摄的录像被放慢、调色，配上宏伟音乐，从上空扫视京海城区。十几秒的画面里，高楼建筑七七八八，全是强盛集团一手建起，长钉一样深深扎进京海的土地。镜头一转，切成京海缩影，屏幕上打出“美丽京海”四个大字。
高启强的正面公众人物形象做得像模像样，到现在，仿佛大家都默认他从老早以前就是大老板，优秀企业家，很少有人提他以前当鱼铺老板的事情了。菜场翻修后出的新闻稿里倒是提过一小句，写的是”京海著名草根企业家高启强正是从这里白手起家……“。几年前，京海的报纸上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描述，更难相信的是这些东西是从他开始负责宣传科以后才从字眼里钻出来的。在宣传科档案库里查找建筑工程相关的稿件，很少会在搜索结果里看到陈泰这个名字，但随着历史稿件推进到2006年，京海建工的名字被强盛建工替代，城市发展的主语竟然变成了高启强。这个人名好像跟着他一起来，一夜间在公众话题中住下，此后再也没退过场，安欣干的差事和公众话题打交道，对高启强更是避无可避。后来他训练自己把高启强当作一个抽象名词来看待，一个纸面上的字眼，其指向的含义也是可控的，京海著名企业家，人大代表。只有到这三个字被人们谈论起，音节才让纸面上的字眼复活，高启强的面容又夹在京海的风言风语里、在他面前现身。
高启强成为新闻稿认证的企业家之后，他们没再真正交谈过，就算是吃面时那种带着刺的交谈也没有了。高启强听说他在高启兰那里看病以后找他去吃过几次饭，他都没有应约，后来干脆连电话也不接，慢慢地高启强也就不再拿热脸来贴冷屁股。唯独几年前他又来找过他，直接上来敲他家的门，借口还是要请他去家里吃饭，很突兀。那次安欣打开门看到高启强，对方浑身上下看不出花钱请外面的造型师打理过的样子，头发不再是抹了发油那样发亮。他朝高启强身后看看，又发现走廊哪里都看不见他手下的一帮小弟，这才反应过来眼前站着的竟然是镜头前的那个草根企业家。
“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安欣科长。”电视上的高启强朝他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安欣也笑。上回他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有次他在十字路口值班，高启强隔着车窗和他挥手，他在站岗，没有回礼。那时候他的白头发还没有现在这样多。同事们笑说他调到宣传科以后开始长白头发，是不在外面站着了，晒不到太阳，缺维生素D。不过他不上电视，高启强也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可眼下，他一时说不好高启强是因为什么变了，还是从来都这样。
“我倒是经常在电视上面看到你。还挺眼熟的。”他走到屋子外面，把门在身后关上。“高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最终没有答应去高启强这个饭局。一般来说安欣乐意去别人家吃饭，不过他们既然好不容易很久没有交集，那么最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高启强倒也不强求他，只是离开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这么多年，总还觉得一有什么事就该来找你安欣。后来他才知道陈书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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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欣站起来收拾碗筷，从背包里掏出饭盒，一起放进水槽里洗。他做一个人的饭，有时难免剩，所以也就习惯带饭，不吃单位食堂。他用的饭盒是铝制的，和十几年前的是同一款式，从未变过。要是给崔姨知道这回事，估计要笑他喜欢旧东西，不懂变通，像老孟。
安欣其实乐得接受自己是个固执的人。他认定的事情就不会再回头，多少年来一向如此。小时候老师给他写评语，“顽强“；在警校时他得表彰，”坚韧不拔“；进警队同事们笑他，”倔“。从前他觉得倔是他的长处，从小到大他靠倔过的关不少，虽然也付出代价，但他没后悔过。他信任它，当它是人生风向标，总能领他在正确的路上走，认识气味相投的人。他在警队见到李响，第一眼就觉得亲切可信，也是认出那人身上同样的倔气。直到他遇上高启强，发现这种写在奖状上和同事笑语里的”倔“并不天生指向正义的道路，另一种可能是遭毒打趴下，然后爬起来毒打别人。
他在高启强身上看清这种可能的时候，对方已经在那条路上走出很远了。那时候他被打得站都站不稳，坐在马路牙子上和安欣说话，对于被打好像再习惯不过，一边从口袋里掏瓜子嗑，一边轻飘飘地和安欣谈他十三岁时丧亲的遭遇。安欣听见那个数字的时候，终于明白过来高启强身上自始至终那股怪异的、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是怎么回事——那个满身伤痕的身影竟然和自己从同一条路上走过来。震惊之余，不解和困惑在他心里蔓延。如果他们在这样关键的地方共振，那么命运究竟如何把他们两人捏在一起，高启强和他自己往后的路又各自通向何方。他心中的疑问消失在黑夜的街道上，高启强对他劝阻的话充耳不闻，径自爬起来，朝相反的方向离开了。他坐在地上看着高启强踉跄着爬起来的那短短几秒，仿佛在看一人从桥上纵身跳下，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的同时，他对于他又好像是往天上落去，他无意间放置在高启强身上的信任被气流拉扯着粉碎，背叛像失重一样裹挟着他，他再往高启强那里看过去的时候，对方已经在黑漆漆的海面上消失了。
水流托着泡沫，在下水口打转。安欣在洗碗布上抹了抹手，把饭盒放到架子上沥干。幸好，“倔”在安欣身上的体现没有什么变化。硬要说的话，可能他倔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了，又或者是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德性，过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招惹他的倔，随他一个人在那里杵着。
他也不是从始至终没有犹豫。他师父的事是一个坎。李响的事是另一个。他在这些坎上差点被拌一个大跟头，再也爬不起来。李响死后一年，他到坟前祭拜，几近歇斯底里。他抓着墓碑像抓着李响的肩膀，憋了半天，憋出眼泪，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他就这样抓着墓碑盯着李响的遗像，盯了半个多钟头，最终说出来的是：还要等多久？
高启强那天同样要出来祭拜，因为高启盛也是去年今日死，比李响早走不过十几分钟。不过高启盛和李响在的地方不一样，安欣也不想在这见到高家人，要是见到了，他们互相之间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来。
其实他不知道高启强是不是把自己弟弟的死怪在别人身上。倘若他们之间真的像他直觉那样有怪异的重合之处，那么也许高启强更责备的是自己，他吃不准。那天安欣没顾得上关注高启强的心思。他被从李响的救护车上赶下来，脑子里一团乱，拼命地想李响在担架上对他说的几个字。他周围闹哄哄的，街坊都出来议论，同事们大喊着维护现场秩序，一时间人声鼎沸。但高启强在的那块地方，一点声响都没有，好像这边的闹声传不过去。他刚刚被杨健扶起来，踉跄几步才站定，眼睛久久不离地上的高启盛。杨健请他跟他们走，他迈出几步，眼睛也还是看着地上，好像脚底下的路是从高启盛身上长出来一样。一直走到没办法回头了，看着他们把高启盛装到黑袋子里，才转回跟前来，一抬头，视线撞上安欣。那道目光黑洞洞的，活死人一般，安欣就这么直直看进去，心上忽然一下刺痛，好像魂丢了半截。他猛地眨眼，想要从中挣脱出来，但已经晚了一步，周围死一般寂静，下一秒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接，身体被那个深不见底的眼神挟持，右手抖得握不住电话，耳边颤抖着传来一声呜咽：李响死了。
李响死了，给他留下一封信，一把钥匙。安欣时常想，干他们这行，拿证据说话，凡事以证据为重，但证据往往很小一个，明明是带着人命的东西，却轻飘飘的，拿在手里一点份量也没有。他的证物袋里装过一根电线，一支枪，现在是一张纸和一把钥匙，全是一只手就能拿住。他在车上打开李响的信，反复读了好久，一直读到天色昏暗；他手扶着方向盘，打起火来，却发现自己连踩一脚油门的力气都没有，像被人毒打了一顿。他想到和高启强坐在马路牙子上的那晚，高启强走了一半走不动道，手撑着汽车引擎盖，一屁股瘫坐到地上，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安欣小时候虽然也遭打，但那种打是带着天真无害的，不顾虑性命的打，他在这种打里长大，痛苦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鞭笞他，夺走他童年的主心骨，但从来没有完全地抽走他的力气，吞噬他的生命。直到现在，他站在这道深渊面前，才发觉这种恐怖足以让人断足而逃。它让李响选择切断自己的性命，让高启强放弃了自己的人心。
安欣手里捏着信纸，意识到自己很快也将要迎来选择的时刻。他离职那天，拿着一箱东西往楼梯下走，结果箱子从手中挣脱，把玻璃杯砸碎了，他心中一震，知道这一天到来了。下午他驱车去见李响，在他碑前久久驻足。那时安欣终于对自己产生了动摇，他想到高启强眼睛里的那个黑洞，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面对。他真想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朝他摊牌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他们彼此终有一别，往后不多的日子里他又是如何独自一人前进的。但碑上的李响说不出话，给他留下的只有墨水书写的文字和一把钥匙。安欣手里摩挲着那几张信纸，这几天他反复地读信，久久望着这些字眼，以至于看到后来，词句间的意思都从笔画中流走，空留一具形体。词句既然无用，他就拿来一个盆子，把信纸点燃放在里面，想要告诉李响，这些话他已经记下，以后也不会忘记。信纸被火焰逐渐吞噬，化作灰烬散去，碑上的李响沉默地回望他，黑色的眼睛里忽然倒映出盆里将熄未熄的火光。他低下头去确认，但那点火星很快就消失在灰烬中间，他望着那只火盆，看到余烟从其上升起，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到时间从自己脚下流过，再也无法回头。
那天晚上他去见孟钰。孟钰搂着他笑，和他说他们的下半辈子，房子、孩子、柴米油盐、依偎着的生活。她的话音落下，安欣忽然发觉四周寂静无声，湖面上一片黑暗。他从她的怀抱里站起来，几近夺路而逃，双腿仿佛中了两枪，走路都走不稳，也不敢回头看，最终走出来时，心上痛得生生掏出一个洞，好像用自己的心脏杀了一个人。他在路边瘫坐，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在疼痛当中颤抖地呼出一口气。不过当时他以为这就是决断，最痛不过此时，痛是正确的，痛了之后伤口才能愈合。可他没想到这种逃亡成为他后来几十年要走的路。线索一次又一次断掉，举报信一次又一次杳无音信，他想象中的那种变化并没有发生，强盛建工的楼却越建越高。安欣有时忍不住怀疑生活拒绝了他的牺牲——他们的牺牲。难道就非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弃在这条路上，才能向前走？难道他做得不够，介入得太晚，技术不过关？他真想抓个人问问。他是在等一个时机，还是早已错过了？
这些问题当然没有答案，过了这么些年，安心也不再强求一个回答。他认定了这条路，就不会再回头。他把洗碗布挂起来，回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电视机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关掉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好像在等什么人开口说话。也许是他年纪大了，眼前要是没有什么事，过去的事就会自己找上来，直接敲他的家门。今天白天上班，那张什么自查事项报告表又挖起往事的边边角角，像海水里翻起沉底的泥沙。
夜里，安欣果然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穿着白西装的高启强挥之不去。他起床翻找那个褪了色的信封，李响的信当年他在坟前就已经烧掉，信封里面只剩那把钥匙。他在书桌前久坐，等混乱的心思平静下来，不知不觉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钥匙仍被他紧紧握着，匙齿刻得手掌刺痛，右手掌心留下一道红痕，久久未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