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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灼拉留下过一张照片。
我从书桌的夹层里拎出它：他和我并肩站在一起，他站在相纸左边，我站在相纸右边。我此时依然清晰记得1931年——也就是照片拍摄时刻——的场景。古费拉克刚买回来他那台有好几个镜头的小型相机，兴致勃勃地把我和我每一个朋友的脸都塞进镜头里。这些相片现在应该被大西洋的海水泡成黏糊的纸浆了，或者在某位乘坐开往捷克或者瑞典的火车的旅客的糕点篮里。
至少它们的大部分杳无音讯，和我的朋友们一样。
七天前，我和古费拉克肩并肩站在广告牌下面，两个脑袋一起盯着黄色招贴纸上的字，每一个字母都在反抗者挺直的脊梁上凿出一个洞。风从里面穿过去，透过裸露在衬衫袖口和毛大衣外面的皮肤又重新渗进血管，挖出试图抵抗和正在抵抗的心脏，血滴落在那张纸正下方的路面上，顺着石头和石头的交接处绽放出一朵鲜花。
“告示：法院新闻处宣布，安灼拉，一九零九年八月生于柏林，经由柏林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处死刑。死刑于今晨执行。柏林，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
“我要见约翰先生，是关于他采集蝴蝶那本书。”
风吹过我的耳朵时，我好像又听到安灼拉的声音。我们小组的人都给自己起了另外的名字。起名字的那个晚上，木柴在壁炉里噼里啪啦地烧着，古费拉克听到我的名字后大笑着倒在桌上，“约翰——它听起来像个十六世纪的英国传教士，你不如叫自己马蒂奥。”
“闭嘴，小猫，马丁·路德对某些人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巴阿雷把古费拉克拍回椅子上，“巴特罗梅·德·拉·卡萨也行，至少有易洛魁人把他当救世主。有谁想叫自己布宛纳巴？”
“摆脱，卡萨先生。”古费拉克从椅子上坐直身子，“除了马吕斯以外没人对皇帝感兴趣，威廉对他来说也许是个好选择，但他现在都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了。”
“年轻的小学生。”巴阿雷的喉咙发出一声笑。
“我的母亲让我扔掉这些书。”我站在二楼的窗户边上，安灼拉笔直地站在他的卧室门边，“‘这一切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她总是这样说。但我怎么能扔掉它们呢？她相信她的基督可以让她摆脱苦难，去到极乐天堂。我们像两条大街一样平行，但她总还是我的母亲！”
安灼拉的头发长到了肩膀，他从高中后就没再留过短发。“难道只有这么长？”古费拉克的两根手指张开，比划了一个没人说得清到底多长的距离，“我真后悔那时候没认识你，不然现在你的照片已经全贴在缪尚的墙上了。”
如果我第一次见古费拉克，我有可能把他插科打诨的两根手指当真。但现在我知道古费拉克不会这么做。
我把桌子上的手稿理成一沓，整齐地塞进桌子和墙壁的夹缝中，再用两根手指夹着安灼拉的照片起身。
古费拉克只会站在窗边，对着行希特勒举手礼的过路人大吼，“醒来吧，德国！希特勒正在泡他的咖啡！”
“她不是唯一一个叫你扔掉它们的。”安灼拉重重朝我常坐的椅子走了两步，“戈培尔公开赞扬中世纪的焚烧。”
那个晚上的火焰把整个柏林都照亮，从菩提树大街一直燃烧到布莱梅和法兰克福，沿路每一片干枯的树叶的新长出的嫩草都成为火的燃料。整个德国，兴高采烈的青年学生自遥远的中世纪后，在戈培尔博士赞许的目光下再一次把书籍扔进橙红色的火光里。
“可以因为某条指令下令毁坏另一些东西吗？”安灼拉把两只手都搭在我肩上，眼睛里闪烁着那个晚上的火光，“过去它是宗教，然后它不断膨胀，不断自己更新，最终长成我们现在对抗的。但难道这些被焚烧成灰的会就此消失吗？显然，你我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他所说，答案是可以确定的。那些人骨和书籍被一起焚烧的夜里，安灼拉的眼泪滴落在油墨还没干透的新传单上。我知道他的泪水为什么而流，因为我自己也在哭泣。哀伤的泪水可以浇灭火焰吗？也许可以。失去儿子的母亲搂着失去妻子的丈夫，被新修改的法律和高举的告示牌赶出烘焙坊和工作地点的犹太人，每一个因为残疾而标记上“最终解决”的个体。他们的泪水汇在一起，足以浩浩荡荡地冲垮国家和民族建立起的坚硬堤坝。
但只哭泣，只为焚烧本身感到悲伤，这难道是足够的吗？过去安灼拉和我并肩躺在床上的时候这样问。水浇灭火后，灰烬依然存在，依然有被重新点燃的那一天——而那一天我们又要再次试图用泪水抵抗火焰吗？绍尔布鲁赫、海德格尔和平德尔又怎么会因为我们的泪水站到我们这边来？
去年冬天，我和安灼拉并肩站在领冬季救助的队伍中时，棕色衣服的冲锋队队员从头到尾把安灼拉打量一遍，目光从他金色的发顶移到他挺拔的鼻梁，再移到靴子尖尖的头上，像搜寻猎物的猎犬，“多标准的雅利安人！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它让你彻底和德国男孩说了再见。”
最开始他们听到这样的传闻时，安灼拉总忍不住辩驳回去。这样的辩驳让我们的家经常遭到搜查。1933年冬天的晚上，冲锋队把我们的家门推开，把他买的那束花粗暴地从水里扯起来。
“花瓶里会有你需要寻找的东西吗？”安灼拉抱着手，坐在椅子上盯着那名冲锋队员，“没人认为把纸张泡在水里是储存它们的最好方式。”
“当……当然没有，先生。”冲锋队员迟疑一下，把花瓶放回原处。他的举动让那束花提前落下几片粉紫色的花瓣。其中一瓣顺着打开一条缝的窗户转出房间，踩着风的肩膀，短暂停在树的指尖，最后被黑色的皮靴踩进灰色的石砖地。
“我必须和你分开居住。”最后一抹棕色消失在窗边后，安灼拉开口，“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我们如果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对他们来说已经太可疑了。”
“我同意，”我点头，“这样安全些。”
“该死的广播！”一个下午，巴阿雷左手提着一袋子碎片，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完好无所的收音机，“戈培尔的人民牌收音机，花几个马克就可以听买到，却只能听国内的消息。当然，感谢弗以伊灵巧的手指，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听到莫斯科的广播了。
那只被他爬上房顶摘下来的纳粹广播器——“一不小心，”巴阿雷用力扭了扭弗以伊改装后的收音机，“被我砸成了碎片。”
收音机的碎片一层一层地叠上他的画纸，铅笔的涂抹把那张纸变得和铅一样重，以至于没有一个报刊社能够承载它。我们只好把它和那些手稿放在糕点盒里，一起送去遥远的天上和地底。
弗以伊，我们都爱的那位工人，在改装完这台收音机后，被冲锋队队员在街上用一连串的子弹打死了。我们急急忙忙把他从街上抬回来的时候，他从简陋的担架上垂下来的手已经冰凉，而身上的洞还止不住往外冒血。没人去数究竟有几个洞，哪一个让他从五月的威丁区走出来，又是哪一个让他倒在家门口的路灯底下。我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时，被粘着沙土和血的头发略为阻挠了一会儿。它们粘在弗以伊左眼睛下面那块旧疤旁边。
“如果明天发生什么，我是毫不畏惧的。”弗以伊前一天晚上在我们的仓库里躺下时这么说。
第二天，巴阿雷坚持认为弗以伊的棺材应该运过威丁区。
我们都这么认为。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天的场景。我看到许多人，受过弗以伊帮助的，和弗以伊并肩作战的。水果商站在橱窗外面，修鞋匠把自己的工具移出阴影。灰脸颊和红脸颊的孩子们走出来了，他们拍着手掌；妇女放下洗衣篮走出来了，她们握着拳头站在街道左边，丈夫们站在他们身边；安灼拉的鸭舌帽拉低直到遮住脸，他和我的手紧紧牵在一起。我们失去联系的工友都出现了，好多是我从1933年2月就再没见过的同志。他们和我点头打招呼，他们都还活着，都还在战斗。
六万柏林人参加了弗以伊的葬礼。
棺材车驶到街上时，我身后的窗户突然间打开了。一个姑娘探出上半身，把一束红色的花抛在车上，“弗以伊同志，我们为你复仇！红色战线万岁！”
安灼拉的蓝眼睛从鸭舌帽底下看着我。他隔着手套捏了捏我的手，也从身后变出一束红花。红色的花瓣像蝴蝶一样停在暗绿色的枝上，这样的花即使被碾碎了也能把地砖缝染成红色。他的声音，我的声音，所有站在街上的人的声音都汇成愤怒的吼声冲向蓝色制服的警察和棕色制服的冲锋队队员，“红色战线万岁！”
葬礼过后，古费拉克终于下定决心把他的全部照片送走。争吵的火星立马点燃岌岌可危的干草堆，在无尽的沉默中爆发出来。
“照片不算什么，把人脸印在纸上不会对人权有什么帮助，金币，纸币，一律都没有，就算它漂到纽约去也不会对我起什么作用。烂在海里才是最好的归宿，安灼拉，你多像安徒生的小美人鱼，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变成泡沫？”格朗泰尔趴在桌子上，手掌掉在桌子外面，“等糕点的油浸透你们爱的相纸，你们就感慨一声，噢！我的照片！相纸糟蹋糕点还是糕点糟蹋相纸，人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我看不出，我也不要希特勒。烧掉，烧掉才好，什么东西也不剩下，男人，女人，小孩；你，我，他，都不剩下。”
“我不允许你烧掉照片。”安灼拉把正在说话的古费拉克按在座位上，后者挥了挥拳头表示自己对安灼拉行为的抗议。
“你当然不允许！”格朗泰尔的声音继续从酒精里断断续续传出来，每次上扬和下降的语调都在酒桶里打了个圈才转出来，“你把照片的主语当自己，决心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什么。你学过天文，他在文理大学念书——要我说，这全都没用，所有的人和他们的伟大思想都会跟左拉和高尔基一样变成一滩灰烬，你还不厌倦棕色的狗屎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留下什么。”安灼拉的目光盯着格朗泰尔胡乱挥舞的手，“我从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到人类完全解放自己的那天。但我并不认为失败可怕。非得名留青史吗？非得名留青史才算成功吗？非得成为英雄吗？非得通过相片把我的脸印在传记的封面上吗？”
说完，他转过头，不再理会格朗泰尔的嘟囔。
现在是夏天了。
我和古费拉克走上街的时候，被热风扑了个满怀。公告栏上的那张招贴纸也被风吹起了一个角，翻折着从正面翻到反面，又从反面翻会正面。但正反面看上去没有区别，一样的纸质，一样的空白。
这时候，我们的政治小组已经支离破碎：热安的作品把他两次送进监狱，第二次它们让一个冲锋队队员站到了他们身边。这位队员动用了自己少得可怜的人际关系把热安的手稿——现在应该称为遗作——送到了布拉格。
弗以伊在工厂后墙涂上的口号已经被冲锋队用别的颜色覆盖住了。它在那面红色的墙上存活了将近两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大概是因为书写的位置太过刁钻，冲锋队队员不愿拿自己的脑袋冒险。
但现在它被提着脑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刷上了黑色。
“我不觉得我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独属于我的东西，我也从来不把自己视作拯救德国的英雄。因为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作为历史的救世主，有的只是世世代代无法再忍受压迫和奴役的人民。”弗以伊提着一桶颜料走进仓库，灯光把那桶鲜艳的颜色倒进他的眼睛里，他的表情严肃而悲伤，“如果将来革命成功，如果有人能记得，即使在1933年，在工厂停工，在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万，在全国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的时候，还有人在斗争；如果有人在走进这间仓库的时候能意识到，这里曾有工人集会，曾有人发出怒吼，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当时，安灼拉也坐在仓库里。我们常在这间地方集会，印传单和小册子。安灼拉在灯光下面写作时，我就坐在他身边阅读或者联络其他的地下小组。有一群和我们联系很紧密的高中生，领头人叫格特鲁德，他的父亲和巴阿雷相熟。这群高中生在胸前别上来自阿尔卑斯山的雪绒花象征他们的反叛。
“格特鲁德是个好学生。”安灼拉没有抬头，继续在纸上刷刷写着，“他不相信纳粹党人的谎言，不相信霍斯特·威塞尔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也的确行动起来反对不公和独裁。前两天他们在火车站的梯子上丢下了数百份传单。”
这样的举动把格特鲁德会送往前线的惩罚性连队。而安灼拉，我只能想象，想象他的金色头发没有被粗暴地扯下，想象那些棍棒没有落在他身上，而这会是多美好的幻想！
因为我知道他会遭到怎样的伤害，我们从达豪集中营逃出来的同志颤抖地记录下他们的暴行。我知道他会被按在地上，知道他的双手会被绑在身后，知道他会被用绑住他双手的链子吊在屋顶。我的其他同胞也和他一样，都在被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压成肉饼。这样的理想既不是一个疯狂的恶魔单独构思出来的，也不是在“解决问题过程”的开始由那些煽动思想情绪的头目们做出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在无数人，是在层层官僚的推动下慢慢形成的。
我又会想到，是否会有守卫军，在他受尽折磨后扶他一把。他帮安灼拉把一条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条腿也放上去。但即使我吻过的皮肤上布满鞭痕，即使被烙铁烫出鲜艳的红痕，即使被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安灼拉也要拒绝这些帮助。
但我知道安灼拉不会对他们产生像他们对弱者产生的仇恨一样的情绪。他会严厉地指责希望他产生这样情绪的人，“如果我煽动起的一群人对于另一群人的仇恨，那我和我唾弃的当权者还有什么区别？”
我会为他们流泪：为安灼拉流泪无可置疑，没人不在读到那些残酷刑罚时落泪；而那些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呢？未来那些拿着枪牵着狗把人赶进深坑击毙的军人，那些忍受不了屠杀而更新屠杀工具的实验家？还有那些填埋自己父母，兄弟和叔叔的犹太人？我们是否应该为他们流泪——我们是否应该为，我们没能让他们始终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流泪？他们原先也是我们的兄弟，她们原先也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和他们在背诵《守望莱茵》时就分道扬镳了，但我依然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们本可以不分道扬镳，不成为屠杀和被屠杀的双方。
我们失败了，我尽可以承认这一点。我们没能使他们和我们肩并肩战斗，没能阻止他们建起一座又一座的红房子和白房子，并把“非法寄居”在德国土地上的非雅利安人塞进焚烧炉里。我也大胆可以承认，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们所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法西斯主义永不再生根。
古费拉克把照片送出去那天，我坚持要把安灼拉和我的合照留下。安灼拉的手搭在我的手指上面，头埋在我的肩膀上。他不用说我也能猜到他想问什么。
我拉开衣橱门，把安灼拉和我的合照放进了大衣口袋里，照片被体温暖得像被火点燃。就算未来的某一天，这张纸被搜查，被擦除，被撕碎，被不间断的轰炸埋葬；就算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肖像都有被搜查，被擦除，被撕碎，被不间断的轰炸埋葬。我都不愿为这种灭亡悲伤。就算未来，安灼拉被描绘成不自量力的失败者，我们被唾弃，被鄙夷。但如果这时仍有人能从我们的错误中汲取经验，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就会站起来重生。
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想，我也许会再见到安灼拉。我们会并肩走在街上，我们还会和更多的人并肩走在街上。
现在，我决定出门，把安灼拉之前印的红色传单贴到印着他的死刑告示的黄色招贴纸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