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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陷于极大的窘境：我必须立刻启程到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看望一位重病人，但狂风大雪阻塞了我与他之间的茫茫原野。公家有一辆马车，轻便，大轮子，很适合在我们乡间道路上行驶。可它被别人借走了，一时半会是回不来的，实际上我也从未见过它。我也没有马。我师父倒是有一匹漂亮的白马，可在师父跌落而死后，它便跑走，消失在白茫的旷野中了。
我穿上皮大衣，提上出诊包，决心徒步走到病人家。这样的情况我不是第一次遇见，何况我要走的也并不像纸面上那般漫长，也许路上会有好心人载我。可是我的父亲拦住了我。他告诉我，像我这样有身份的医生，步行出诊是相当不合适的，简直是给祖上抹黑。如果那户人家真的急着救命，他们为什么不驾车接你呢？这不是求人办事的态度！他把我关在院子里，锁上闸门，自己喝酒去了。我锤墙呼救，却只引来了我的傻子兄弟。我希望他还能认出我，这样我便能叫他打开这门，然后走到外面去。
我阐释了我的困境，他很快就跑开了。我不指望他能理解我的意思，也许这纯属徒劳。雪越积越厚，行走也越来越困难，我心烦意乱，苦恼不堪，用脚踢了一下那破败不堪的院墙根部。墙却一下轰然坍塌。外边站着两匹冒着热气的骏马，和一辆轻便、高大的马车。一个留着寸头的马车夫坐在上面，俯身问道：“就是你要用车？”
我感激万分。马夫伸出手，拉我上车。我发现这套马车非常漂亮，我从未坐过这么漂亮的车。这时我的傻子亲戚口齿不清地走来，询问马夫是否能将车借给他。我忙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不用费心了。于是他也笑起来，好像当真明白状况一样。他歪着脖子看我，似乎也想上来。这时马夫却跳了下去，举起鞭子，狠狠抽打在了我的傻子兄弟身上。他惊惶地叫起来，受惊地跑到车后，脸颊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红色鞭痕。
“住手！”我愤怒地站起来，“你要干什么？！”
我想给他一拳，但转念又想，他是个陌生人，而且愿意在这样的天气里主动帮我。我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是否和傻子兄弟有过节。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犹豫，所以并不计较我的威胁，只是朝我转了一下身体。
“我把我的马给你，你也得把你的马给我。”马夫露出森森地笑容，“我帮你，你帮我。”
说着，他就扬起鞭子，像赶马一样，一下一下地抽在我的傻子兄弟身上。“爹！”傻子哭了，他并不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的厄运，只是张开手，向他已空无一人的家中跑去。我听见他跑过村中的广场，穿过堆满破烂的前院，拿一根汤匙将自己反锁在屋内，又拿上一个麻袋抵在门口，使自己不被人找见。
“我不去了。”我对马夫说，“不管怎么急迫，我都不能想象为了这次出行搭上我自小认识的亲戚。”
“驾！”马夫却只是吆喝一声，又拍拍手。顿时，马车就像香槟之中的软木塞一样奔出。我听见马夫冲进傻子家屋门震裂的声音，以及他惊惶的尖叫。而我则像被扔进了滚筒，任由一切风驰电掣地从我眼前掠过。我想跳下车，但那套绳却牢牢系在我手上，把我像拉面一样甩在空中。好在，这感觉转瞬即逝：马车已经把我拉到了那病人家的门口，好像他们一开始就住在我隔壁似的。
雪早已停了，月光洒满大地，村庄笼罩在肃杀的寂静中，病人的家里却是欢声笑语。家属们热情地迎出来，我几乎是被抬进去的。他们不停的恭维我，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往我口袋里塞了很多红包和水果，几乎令我无法呼吸。然而，病患的房间里却是一片森冷。没有暖气，没有壁炉，患者被放在一张光滑的长桌上，上面悬着一盏暗淡的吊灯，像是砧板上的鱼肉，又像是太平间的尸体。我想生火，但我要先看看病人。他消瘦，不发烧，不冷，也不热，带着眼镜，两眼炯炯有神，始终直直地看着我。他说：
“医生，杀了我！不然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端详了一下四周，却发现根本没人在乎这话。那位银发满头、大腹便便的绅士，仍是体面地站在一边，他年轻有为的助理则拉开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取出听诊工具，但这不过是证实了我早有的预料：病人非常健康。如果他不是被放在这样一个冰冷的铁屋子里，他会更加健康。最好的做法就是给这房间生生火。为了出这一趟诊，我耗尽心力，到处求人，辛苦奔波，到最后不过是这样的事。他们总是这般使唤我，我早该习惯。可这次还搭上了傻子——想到他，我的心又揪紧了。现在我离他有十里之遥，而拉车的马匹又无法驾驭。这种情况下，我要怎样才能救他，又怎样才能把他从车夫的鞭子中解救出来呢？
“我要立刻回去。”我想。即使是走路，我也得立刻回去。然而家属却并不同意。他们微笑着给我披上一件大衣，认为我是冷的失去判断，又给我端来一杯白酒，并拍了拍我的肩膀，拿出许多卡片和支票，向我展示他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物。这一作为让我感到不适。我婉拒了这杯酒，只是往保温杯里加了些热水。与此同时，病人还不断地在桌上提醒我他的要求，于是我压低声音提醒他：
“你很健康！为何要我杀了你不可呢？”
“因为你要杀了我，才能证明他们是杀人犯！”病人挥舞着拳头，“我不怕死，但我要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想离开，而绅士助理的手已经搭上我的肩膀。他告诉我，这样治病是行不通的，我需要对病人做更仔细的检查。实际上，病患已经无可救药了，必须对他做消毒处理，才能不让病菌扩散出来。他们一再强调，我这样的好医生是很难得的，他们也绝对信任我的专业能力，不愿给这段合作关系蒙上阴霾。只有我这样的医生，才最清楚如何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这时病人从桌子上坐起来，笑了。他说：“我是这间屋子里唯一一个没有生病的人。”
一直以来，我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薪俸微薄，却出手大方。我帮助邻里，治病救人，可村庄却愈发腐败，无形的病毒肆虐，最终只见尸体横行。我的师父死了，我的马也跑了。我到处求人，只有傻子理我。我在这里干什么呢？照此看来，病人是对的，我也想去死。我很想对这家人发火，想将玻璃渣子弄进他们的眼睛。可是，我的心里很清楚，就算没有我，他们也还会找下一个医生的。于是我做了个决定，在必要的时候，承认这个小伙子的确是病了。我摘下眼镜，掰开他的眼睛。这时我发现，他的确是病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创口。这创口光洁如新，平整如镜，因此也如实照出了一切，我看见我的胸口倒映在其中，已经腐烂，中空，流出白色的蛆和粉色的脓血，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这朵腐败之花绽放在我身上，正要送我去死亡。
我平静地放开了他。可怜的年轻人，他看世界如此清晰，一定活不长命。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每天呼吸这些腐败的空气，又如何不出问题呢？我宣称他的确是病了，家属听到我这么说，都很高兴。“那您还在等什么呢？”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指望你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又有什么本事呢？我说，我没有专业的设备，要带他去大城市就医。我抓着他的胳膊，带他从这里离开。但绅士的助理却一下挡在了我的眼前。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看见他的瞳孔里也倒映出我的腐烂的创口，而这些腐败的花朵也在他的西装下绽放。
绅士助理说：“原来您早已无药可医了。您是位好大夫……可当您患病的时候，又有谁能医您呢？”
于是他们把我围起，扒下我的大衣，脱下我的靴子，夺走我的工具。我被他们抱住头，抓住脚，从屋子里扔了出去。雪又开始下了，外面苍茫一片，而我来时的马匹已经隐没不见，只有两个车轱辘立在那里。我十分懊悔，因为我宣称了那年轻人患病，却又没来得及帮助他。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叫其他人来，兴许还能救下他的性命。但我没有马匹，甚至没有靴子。我在身上拼命摸索，想看看他们是否还给我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些小东西，是我刚进门时，他们塞进我裤袋里的。于是我走到车轱辘那里，兴许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们动起来。我掏出了加油卡、购物卡、奔驰车钥匙。我比划它们，将它们塞进轮子的接缝中，在喂马的槽口刷它们，将它们拼起来组成一个篾条，但这些全都无济于事。我很快就冻僵了，手指不住的哆嗦，脚也失去知觉。但在这样的寒冬中，我的创口反而不疼了。过去这伤口蠕动的生命总是让我在深夜里恶心，现在它们空前绝后的平静，反倒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
我决定像开始那样徒步回去，于是推着轮子往前走，但越走越满，越陷越深，最后几乎走到雪堆里了。我意识到，如果这些雪不化，我是绝不可能离开这里的。因此我必须生起火来。不然冬夜不可能结束。我的口袋里还有一包潮湿的火柴。我试图打火，可火苗刚起，雪便化成水，一下把它浇灭了。这样的温度是不够引燃的，于是我划开自己的手腕，让血流出来。这是我身上最热的东西。火在我的血上烧起来了，有了火，便有了希望。但仅凭这微弱地一丝火苗，要融化这冬夜的雪，还是太微薄了。于是我脱下衬衫、袜子、裤子，逐一扔进去，掏出我的心脏，脾脏，肝脏，慢慢地扔进去。最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血、没有泪、没有脏器，只有那个创口还存在，像一道耻辱。我已倾尽全力，但仍只有一丝火苗。但倘若我不这么做，我还能怎么做呢？——我多希望有一匹马啊！我们曾经是有一匹白马的，只是师父死后，它便跑开了。它是自由的，没人能给它套上缰绳。我料想，它不会沾染人类的疫病，兴许要过得安定、平静许多。
这时我听到铃声了。我看到一匹白马自远处走来。但我身边的雪太厚了，我不确定它是否能看到我。我的声音也哑了，我不确定它是否能听到我。我的视力也不行了，因此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否存在，亦或者是雪盲导致的幻觉。白马越来越近，幻觉越来越真，我几乎能感受到它温热的吐息扑在我的脸上，伸出粗糙的舌头舔舐我的创口，眼中流下豆大的液体。啊，它多么像我视为战友的那匹白马，也许就是同一匹！在来到这里前，我曾很希望跳上它，让它在奔跑中将我摔死，脑髓流在大地上。又或者拖拽我数十公里，留下一条壮丽的血迹，那都称得上是奇观，说出去也定叫我的酒鬼父亲满意。但我已经只剩一个空壳了，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黎明前万古永恒的长夜，一事无成地死在铁屋子的门前。现在我还有一口气能出，于是我伸出手指，指向了铁屋子的门口。我说，那里面还有唯一一个健康的人。你去救他吧。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