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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推开我办公室门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他比上一次我见他时更瘦了一些，肩章已经变成了两杠三星，听说是半年前一次重大行动中带着先锋队身先士卒，抓住了提前听到风声逃跑的主犯，还荣立三等功一次。
“陈局，好久不见。”
他坐在我对面，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隐约可见当初禁毒大队那个莽莽撞撞的小伙子的神采，只是到底已经是35岁的中年人，眉宇间还是多了些化不开的愁绪。
“你小子，”我用食指点点他，“这么久没见，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省厅有个培训会在佛山，结束得早，顺便来看看你。”
我从手边的柜子里拿出自己常喝的茶叶：“你先坐，我让他们泡杯茶过来。”
他却伸手拦下我：“就坐一小会儿，下午还要赶回东山，队里一堆事要忙。”
我也省去了多余的客套，回到位子上，跟他聊起彼此的近况。
三年前我调任佛山任常务副局长的时候，妻女就都跟着搬离了东山。不在缉毒一线冲锋陷阵，日子就平淡了不少，局长的工作虽然忙，但陪伴家人的时间还是多了些。老婆常常感叹她现在轻松了不少，不用在我加班未归的每个夜晚担惊受怕了。
而李飞还是孤身一人。
上次遇到周恺的时候听他提过，这些年来各路人马给李飞介绍过的姑娘能围着禁毒大队的办公楼绕三圈了，但不论是直接拒绝不见面的，还是出于礼貌一起吃过饭的，都没有了下文。
广东省公安系统内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现在的李飞像极了过去的李维民。没有妻子，没有家庭，一心扑在缉毒事业上，好像就是奔着死而后已去的。
作为多年前的老领导，我认为自己有必要劝一劝李飞，但我不知该怎么开口，他们之间的事，从始至终我都是旁观者，我无法用轻飘飘的一句“人要向前看”去开解他。
那时候我还是东山市禁毒大队的副队长，李飞是队里人尽皆知的刺儿头，人机灵，敢冲敢拼，但做事莽撞，往往一件功劳要伴随着两个需要收拾的烂摊子
队里唯一能管住李飞的，就是队长蔡永强。
我是部队转业后分到禁毒大队的，那时候蔡永强已经当了两年多的队长。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又是头一回做缉毒工作，在刑侦和缉毒干了快十年的蔡永强几乎是手把手带我上了道，说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也不为过。
其实一开始李飞和蔡永强也是水火不容的。小伙子刚刚来，还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对东山的禁毒形势没有足够的认识，乐观得天真，总认为我和蔡永强做事瞻前顾后，只懂得和稀泥。我一向是个好脾气的，李飞有时候急了冲我嚷嚷两句，我也总耐着性子安抚，可蔡永强不一样，他总是严肃的，板着脸给李飞讲道理，气急了就拍桌子。因此李飞很少冲我发火，只把炮筒对准蔡永强一个人。
如果说蔡三毛的死是他们俩决裂的导火索，那塔寨林胜文的案子就让他们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我从没听到过他们在队长办公室吵得像那天一样凶，蔡永强飚出了脏话，李飞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连外面的鱼缸都跟着震了三震。
这不怪李飞，也不怪蔡永强，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他们都没有错。我这个副队能做的有限，只能先宽慰了蔡队几句，又去开解李飞。
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还没调解好他们之间的矛盾，五一三案就发生了。联合调查组来到东山，李飞和蔡永强都被带走接受问讯。那短短的几天里，整个禁毒大队人心惶惶，我一面忙着稳定军心，一面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调查情况。李飞和蔡队，哪一个我都不希望他们有事，哪怕他们在禁毒大队吵得掀翻屋顶，我也想他们回来。
因为李维民局长的介入，五一三案很快拨云见日，跟我所想的一样，李飞和蔡永强都是清白的。而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回到队里的两个人，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队里人所熟悉的争执场面没再出现过。李飞像是一夜之间成长了，对蔡永强有了下属对上司该有的尊重。
我私下里问过李飞，他难得有些羞赧，挠着后脑勺含含糊糊地说他知道蔡队有苦衷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蔡永强在禁毒大队的这些年有多不容易，我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收到过子弹，儿子上学差点被绑架，家里的窗户不知道被砖头砸碎过几回，这仅仅是威胁，还有利诱，拿着那点刚够养家的微薄工资，坚定地拒绝毒贩以各种方式送上门的巨额贿赂，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他不仅做到了，还保证禁毒大队的每一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要我说，这就是功德无量。他的前妻带着儿子离开东山的那天，我陪着他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凌晨两点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让我先回家。“反正我孤家寡人一个，在哪睡都一样”——我记得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神情说不出的落寞。
所以当察觉到李飞和蔡永强之间有点什么的时候，我是欣慰的。我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人，总觉得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才正常，但是当蔡永强向我坦承他和李飞的关系时，我接受得毫无障碍。妻儿离开之后，他过得太清苦，像自我惩罚的苦行僧，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压力和委屈也无处诉说，只能压在心里。如果李飞能够带他脱离苦海，让他在情感和生活上有个寄托和依靠，那我作为老友是完全没有意见的。
李飞也确实做到了。他们是上下级，又是同性之间，感情自然不能太张扬。但是在禁毒大队，所有人都默默地化身成了守护者，好像这一段地下恋情带给了所有人生机和阳光，让充斥着黑暗和鲜血的缉毒工作稍微不那么面目可憎。我常常在进入队长办公室送文件的时候看到李飞弯腰站在蔡永强身后，两个人小声耳语，讨论工作或者晚上吃什么，也会在全队加班的夜晚看到蔡永强把自己的警服外套披在趴着睡觉的李飞身上，出任务的时候多了个人叮嘱“注意安全”，受伤送医也会有个人一直守在急救室外面。
周恺曾经用一句听起来有点矫情的话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相处，那就是“美好的像童话一样”。
但生活不是童话故事 ，缉毒工作从来都是染着血的。
整个广东省的公安系统忙忙碌碌一个多月，破冰行动终于取得胜利，塔寨这个在东山龙坪地区存续多年的毒瘤被连根挖起，也引起了东山市公安局的动荡。陈光荣死了，马云波倒下了，牵连出大大小小的贪腐案件十余起。
忙碌的审讯和收尾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李飞缺席了。蔡永强告诉我，局里特批了李飞一个月假期，让他去广州照顾病倒的李维民。这一对养父子，在破冰行动里损失惨重，赵嘉良的牺牲，让他们一个失去了刚刚相认没多久的父亲，一个失去了分隔多年的恋人。
赵嘉良和李维民的关系，破冰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局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李维民刚得知赵嘉良的死讯，脸色煞白，走出指挥大厅就轰然倒地，在医院昏迷了两天才醒。后来就有人说，李维民之所以二十多年都没有组建家庭，是在等赵嘉良。传闻归传闻，也没有人带着恶意，两个为了缉毒事业奉献半生的人，一个献出了生命，一个失去了挚爱，听来只觉得唏嘘。
李飞不在东山的这些日子，我看的出来蔡永强有点心神不宁。当然，工作时他依然拼命，陪着队里其他人一宿一宿地加班整理审讯资料，以便早日将塔寨的卷宗移交检察院，但是空闲下来，他就会经常盯着手机。我问过他是不是李飞很久没来过电话了，他笑笑说李局才出院回家，李飞要照顾他，忙。我从未怀疑过他们的感情生变，因为李飞偶尔在午饭时间打来电话，蔡永强会难得展示出柔情的一面，嘱咐电话对面的人按时吃饭，不要把自己累垮了，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他用极低的声音飞快地说了句我也爱你——这是内敛的蔡永强在外人面前最大胆的情感表达了——我跟蔡永强开玩笑，说他这回是彻底被李飞套牢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有些不够敏感，当一个月的假期到期，我还没有在禁毒大队见到李飞时，我就该意识到事情不对头了。李飞的休假变成了借调，又多在广州待了半个多月，坐着动车回来的那天，直接带着行李进了禁毒大队。久别重逢，我想队里其他人的心情与我一样，都想看他们腻歪一下，顺便开开领导玩笑。但是李飞在队长办公室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把门摔得快要散架，脸色难看到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跟他说话。
李飞离开之后，我进了蔡永强的办公室。他靠在椅背上，像是经历了一场为期三天的扫毒行动，疲惫写在脸上。
“吵架了？”我拉开椅子坐下，“李飞那个臭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有什么话好好说，别跟他置气。”
“分了。”
他仰头看着低矮的天花板，轻轻吐出两个字。
李飞和蔡永强持续了三个月的恋情，在九月来临之前宣告终结。没多久李飞就被正式调任省公安厅禁毒局，在李维民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李飞离开东山后一个月，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任命也正式下达，让众人哗然的是，不是蔡永强。那段时间，其他人看他的眼神多多少少带着些同情，他自己倒是十分淡定。我问过他才知道，组织部在八月底曾经找他谈过话，是他自己表态要继续留在缉毒第一线的。
我不清楚他和李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到了2016年底，禁毒大队的成员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我和周恺都去了市局，算是从一线退了下来，只有四十岁的蔡永强还在坚守。
不在一处办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许多，蔡永强比我更忙碌，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生活被工作填满的状态，一个月能约我喝一回酒就实属不易，有时候我们也会叫上周恺。喝酒的时候话题基本上围绕着我和周恺，两个已婚男人，可聊的总是比一个单身汉多得多，更何况我们还得绕过李飞。
关于他和李飞分手的原因，我跟周恺这一年里也做过无数猜测——这不能怪我们，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更何况主角是我们共同敬重的朋友——结合那段时间发生的种种还有蔡永强无意中透露出的只言片语，其实并不难猜。
有一回我多喝了几杯，拉着蔡永强的手把我们的猜测吐了个一干二净，周恺怎么拦都没拦住。蔡永强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只说了一句话。
李局说，他只有李飞一个亲人了，他不希望我跟李飞重蹈他和赵嘉良的覆辙。
俗套却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李维民太聪明，直接把电话打给了蔡永强，在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情面前，三个月的爱情显得微不足道。
再见到李飞，是一年后陪蔡永强去广州参加李维民的葬礼。听说他走得突然，在省厅开了一下午的会，走出办公楼就晕倒了，脑梗，连手术室的门都没出来。殡仪馆的会堂里，黑压压的全是身着制服的警察，李飞站在家属答谢的位置上，神情肃穆。我跟蔡永强向李维民的遗体献完花，朝他走过去。他们两个没有过多交流，蔡永强只说了一句节哀，就被李飞抱住了。三十岁的青年搂着他曾经的队长和恋人，在葬礼上哭出了第一声，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葬礼结束，李飞的眼睛都是肿的。
我陪着蔡永强在广州多待了三天，帮着李飞料理完李维民的后事，顺便等他情绪稳定。李飞已经不住在李维民家了，在省厅附近租了套一居室。他给我们两个泡茶，端上来的时候耳根子都是红的。我一看托盘里的三只杯子，其中两只是一对的，于是自觉端走了落单的那只白瓷杯子。
广州之行结束，李飞和蔡永强恢复了联络。我跟周恺私底下打赌，他们多久能破镜重圆，周恺比较乐观，选了一个月，我保守一些，选了三个月。
然后我们都赌输了。
李维民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又是一年当中最为闷热的那几天，东山市禁毒大队前往河源围剿一个制毒窝点，有个亡命徒孤注一掷拉响了手雷，当时在屋子里清点毒资的三名警员全部牺牲，其中就包括队长蔡永强。
他的前妻不愿回来，儿子尚且年幼，操办葬礼的事由局里全权负责。周恺是葬礼上哭得最失态的人，他手下的两个小警员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拖回了休息室。而我在殡仪馆等到蔡永强的遗体被推进焚化炉，也没有等到李飞。
他得到了消息，却没有来见最后一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两个月后，禁毒大队的新任队长走马上任，我也接到了佛山市局的调令。
李飞坐在禁毒大队队长办公室，蔡永强曾经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就像今天这样，笑着跟我打招呼。
“陈局，好久不见。”
他在东山一待就是三年，大大小小的嘉奖收到不少，像当年的蔡永强一样，在整个广东省公安系统里都赫赫有名。李队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要命，这是我听过最多的对他的评价。而我相信，他是真的不在乎豁出命的。
我们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李飞接到了同事电话。挂了电话之后他站起身戴好帽子，略带歉意地说：“陈局……我还是习惯叫你陈副队，我得去赶火车了，下次再聊。”
我也跟着站起来，目送他走到门口，在他打开门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多了嘴。
“李飞，局里要是想让你升，就升上去吧。蔡……他也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李飞冲我摆了摆手，虎牙又笑了出来。
“我得帮他守着。”
办公室厚重的木头门砰地关上，走廊里响起坚定有序的脚步声。
我透过左手边的窗户看出去，不多时，李飞的身影出现在市局大楼外面。下午三点钟的阳光斜斜照着他的背影，像被一双温柔的手拥抱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