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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我“官复原职”后第一个接到的工作就是采访杨威利。以我的资历揽这样的活，比起对主编的感恩戴德，我更觉得他存心报复。
摄影替我着急，摄影比我着急，一路上追问我有没有看杨威利的新片，知道最近杨威利身体不舒服否，了解过上头和杨威利自己的忌讳没。
絮絮叨叨，生怕我不仅砸了自己的饭碗，还把他的一并掀了。
早在毕业前我就看了不少杨威利的片子，看过他的自传，翻过他的影评，也连带着把访谈一并重温了。见真人这也是头一回。
停车的时候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一刻钟，摄影师却抓着我火急火燎往茶室跑。
我们订好的位置在茶室尽头，被一片假山水环绕着，竹林遮挡了大部分可窥见的缝隙。这天太阳很好，摄影师小声说应该会拍出不错的片子。我理解他的紧张从何而来，杨威利本人的御用摄影以挑剔著称，杨威利的经纪人一丝不苟。
等到约定时间都过了，受访者连个影子都没有。摄影调试好镜头后又自己找了几个角度试光，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边依旧没有回应。摄影凑到我身边。我们大眼瞪小眼。
“你确定时间地址没记错？”
“千真万确，记录还留着。”
我突然想起一位早已离开的前辈曾半开玩笑说过，采访杨威利不是个容易活，开头难，结尾也难，人有趣，但就是难。
我现在稍有体会了。
又等了一刻钟，一男一女在身着燕尾服的服务员引导下疾步朝我们走来。
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女人，她身姿挺拔，一双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面容柔和了西方与东方的美，头发拳曲蓬松，漂亮得像是从维米尔的画上走下来似的。
与之相比男方在相貌上就逊色多了，他乍一看还算英俊，放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中又十分平凡，中等身材，眉头拧在一起，也不知道是着急还是不情愿。
摄影大哥在我耳边嘀咕：“杨夫人真是和传闻中一样漂亮啊。”
我小声回道：“杨导看上去也很好，一看就是关键时候指望得上的好男人。”
“你是不是偷看杨夫人的文章了？”
“相由心生好吧？再说也不只她一个人这么说吧？”
说话间夫妻两人就走近了，我起身迎上去，他朝我露出一个有些愧疚的笑容，其间夹杂着难以察觉的害羞，说：“让两位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没有想到路上竟然堵车了。”
我没有戳穿他在这既不是节假日又不是任何高峰期的时间、和城市主干道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地段怎么堵上的车，快步走上前躬身和他握手：“您真是客气了，百忙之间还答应了我们的采访，我们才是不好意思！”
听到我的话，杨威利脸上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更重了，站在他身旁的菲列特利加女士也发现了这一点，丝毫没有为他解围的意思，反而跟着露出了一个笑。
我斟酌了一会儿，略过了询问他身体状况的部分，话题直接起在他最近在筹备的电影上。这部片子似乎是他惯常走的风格，站在一个又一个的关隘前打量自己，拷问自己。它乍一看像是文艺片，1849年春末，短命的威尼斯共和国即将走向终点，农人家的孩子与他们从战场上回来的兄长们，关于情爱、生命以及共和种种揉成的乱麻。片子结构很复杂，几条线交错并行，贯穿其间。
“几年前您完成剧本的时候就有人说，这部片子以及您的其他许许多多剧本只可能由您本人掌镜。”
杨威利忍不住笑起来，伸手揉了揉后脑勺：“这话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你们记得比我还清。”
我跟着笑：“虽然是旧话重提，但是之后您就说不会再把剧本转手他人，是否也和这件事有关呢？”
那句话我没说完，在场几位都心知肚明——当时那个导演后一句说的是“能不能上映反而变成主要的问题”。
“我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在剧组里就像个越了权的总统，大权在握的时候当然不愿意把手里的好处分出去一点，”杨威利丝毫没有掩饰自己思考时候的小动作，他两手一抱，想了一会儿才继续说：“剧本流落他乡我就忍不住记挂，记挂来记挂去，对着别的导演也没好脸色，对着家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人家也就算了，家人长久待在一起反倒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闻言我略有些惊讶，稍稍看了他一眼，杨威利似乎注意到了，朝我和善地笑了笑。
“所以啊，为了不再和我的同僚们彼此折磨，也为了将来双人份的养老金还能与爱人共享，我才下决心再不把剧本交到别人手里。”
说到这里，他朝着镜头外眨了眨眼。
这是为着谁，不言而喻。我好奇菲列特利加女士的反应，却又不便挪开目光，只好顺着流程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官方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从编剧转向导演，他一手托腮，似乎真的陷入到某种回忆中。过了一会儿才说：“当时手上的剧本写不下去，觉得太痛苦了，想找点别的事来逃避工作。”
杨笑起来：“万万没想到因此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
在场所有人都跟着一起笑，他摊手耸肩，毫不在意。
道别的时候我们起身握手，我发自内心地向他道谢：“今天真的太谢谢您了，请您多加保重身体，非常期待电影首映礼的那天。”
杨威利笑着摆了摆手，又问我是不是很喜欢看电影，我告诉他如果不是为了工作那就一定是喜欢的，他哈哈大笑起来，比采访时还要放松且真诚。
刚坐上车，摄影大哥就停不下嘴：“我的天，杨威利也太……太随性了，那些官话，真是官话吗？我都听不出来。像是在诚恳地和你扯犊子。不过难怪要找你来，你和他一起扯犊子。”
我摇了摇头，说：“不过他应该很难拍吧？”
摄影夸张地叹了口气：“小动作这么多，装模作样都懒得，我真巴不得绕场做个轨道把摄像机架上去拍。”
我笑起来：“好在他不为难人，这次采访稿不会很难写就是了。”
“你怎么没想着问问他生病的事？”
“快开吧，我好饿啊。今早赶时间没吃东西，刚才陪他空腹喝茶，现在就要昏死过去了。”
我当时只以为自己回避这个问题是在保持风度，但是当时我也并不能分清“保持个人的体面”和“害怕面对真相”的区别。这个问题也就这样被我们不痛不痒揭过了。
摄影挑出的照片中规中矩，发到杨威利那边他们很快就回应了，也没有额外说什么，倒是那天的采访稿比想象中写出来还要顺利，主编甚至在开组会的时候专门夸了我几句，说我经了事之后更老练但也更灵气了，还说稿子让杨威利破例“点评”了一句，他说和我合作十分有趣。
当时我在想，灵气是写稿子最不需要的东西，老练倒是还能让自己在这里混得更容易些。
借着这个机会，我又被派出去给几个时下话题度很高的导演做采访，然而出稿却再没有什么风声，甚至“浪费”了许多机会。那段时间主编叫我改稿时总叫我“方仲永”，语气中不知惋惜更多还是嘲笑更多。
后来再采访杨威利也纯属巧合。年底的一个慈善晚宴上，原本负责采访的前辈突发高热，然后我被临时指派出席。坐上公司的车我才意识到这次的摄影依旧是上次同我一道采访杨威利的那位大哥，发动车子的间隙他小声同我说：“知道吧，杨导和他夫人今天也要去。”
我说我知道，他嘿了一声，说：“你又要见你的伯乐喽。”
他语气诚恳，我也不好得反驳，只能笑了笑当作回应。
当我们到得早，摄影大哥找了后排的位置拍了几张试光，我在角落里复习义卖展品的清单，一目十行扫下来，绝大多数是故人旧物，其中剧本与笔记又占据大部，在清单接近结尾的部分我看到杨威利的名字，名字后面跟了一串斜体德文。
“这是什么？”摄影凑过来看了一眼我手上的纸，眼睛一瞪，说：“他居然真把这个拿出来了。”
我不以为然：“你怎么这副表情？德国人出资，德国人出演，德国首映，杨威利自己也不在意这些有的没的。今晚的重头戏就是这个东西，其他都只是它的垫子。”
摄影啧了一声，压低了声音说：“杨威利的《橡树叶》上映的时候你估计还没上高中，就算你做功课了……那些事你不知道也正常。”
我好奇心被勾起来，他又开始吊人胃口，支支吾吾不肯解释，我只能作罢，说：“我看他才不在意。”
摄影大哥笑道：“年轻真好，天不怕地不怕。反正你小心点，可千万别问别人。”
见宴厅中人陆续多起来，我俩收起话题转而与同行问好，我同另一个杂志社的记者打机锋，谁也套不出关于那个剧本的话来，几个回合过去，我们都从对方眼中看出几分无话可说，好在宾客渐多，她熟识的人过来一打岔这场对话就结束了。
杨威利夫妇入场时不算宽敞的宴会厅一瞬间被镁光灯照亮，快门声有如雷动，只见一个普通人神情不虞地牵着妻子穿过电闪雷鸣。看见他，人潮自动向两边分去，他受刑般朝前排走去。
叫人意外的是未见于名单上的几位导演和编剧也紧随其后一一入场。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致辞鸣谢，还有一长串拍卖清单。主持人念到Eichenblätter时台下稀稀疏疏响起按动快门的声响，然后再一次归于沉寂。
我越过人群向前张望，杨威利倚着靠背，看不清表情但肩膀是放松的。
拍卖的过程很短，剧本最后由一名早已隐退的编剧收下，杨威利致谢时还笑称这枚定时炸弹终于是被人拆走带回家了，台下的人笑容各异，笑声却很一致。
我本以为《橡树叶》会带来的腥风血雨最后却由另一簇火星引燃，甚至烧到我身上。
在即将离场的时候我终于找到机会同杨威利夫妇交谈，杨威利花了些功夫才想起我是谁，倒是菲列特利加女士一开始就对我颔首微笑以问候。
杨威利说：“我记得你写的访谈，看完才觉得我一直在自说自话。”
“和您说话真的很放松，”我笑道：“那天我都快忘记自己还在工作了。”
“这可不能忘，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说到这里他似乎想起什么事，哼了一声，“美其名曰为了工作牺牲生活的事，傻子才做。”
菲列特利加女士忍不住笑了，打趣道：“你看，这不是又在自说自话了。”
我正要开口，余光却看到摄影师面色凝重打眼色示意我离开，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另一个凑上来的身影很快截断我们的交谈。这个人先笑着朝杨威利夫妇问问好，又朝我稍稍欠身，却没有自我介绍，直对着杨威利就说：“丘比特的铅箭还插在月桂树躯干上，阿波罗就已经将金箭拔除了。您希望丘比特的箭再次指向这位小姐吗？”
说话时这人的目光在我与杨威利身上游弋，带着令人不安的狎昵。
杨威利脸上的表情稍稍收了起来，菲列特利加女士面上的笑容紧随着一并散去，刚才放松的氛围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要是记得不错，这位小姐与杰西卡女士是同校校友，甚至师出同门。”对方面带笑，语调轻佻，又朝我鞠了一躬，继续说：“月桂树的诅咒解开了吗，杨导？”
杨威利面色一滞，眉头紧紧皱起，右手成拳，几乎是强忍着脾气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对方仿佛没有看到这种变化，或者期待的正是他这种怒火中烧的情形，脸上笑容不变，语速减缓，说：“抱歉，是我问的不够清楚吗？我是说，您在这位年轻的女士身上，是否看到了杰西卡·爱德华女士的身影？”
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杰西卡·爱德华。
说起来托杰西卡·爱德华女士的福，更早的时候我与杨威利也有一面之缘。
当时我还在大洋另一头读书，每周末做几小时车，蹲在剧院外一面写作业一面排长队等特价票。
那时杰西卡·爱德华女士已经在校任职并且声名远扬，我与她同院甚至同导师，有时会在研究室见到她。杰西卡女士喜欢做战后的打扮，比金子还要灿烂的头发卷在额角鬓边，裙子总是一水深色的礼拜日裙又或者无袖百褶。她永远以最得体的形象出现在学校里，和我们这些挣扎在学分线上每天累成狗的人截然不同。
我与杰西卡的交情仅限于知晓名字，每日研究室中恒常不变的水生调香气，早晨与傍晚走廊上规律的高跟鞋点地的声音，文献中一遍遍出现的书名，还有某个秋日《蜘蛛女之吻》的最后一张戏票。
那一年《蜘蛛女之吻》复排，那一场最后一张戏票是她匀给我的，她说编剧是她的同学，多给了她一张A区的票，于是邀请我一同观戏。关于这出戏的许多细节都已经褪色模糊，后来再回忆当天，我只记得散场后陪同杰西卡留到了最后，在模仿监狱惨淡的白光中，她同懒散坐在台边的东方男性聊天，两人笑容明媚。
“因为这个梦很短，却是幸福的。”
在杰西卡的未婚夫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再出现在研究室中，毕业前再一次再学校中见到她，她已经作为新闻中与在野社会活动领袖，成为我们毕业典礼的嘉宾。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