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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61快乐
——正文——
我搬进小区里的时候才十二岁，所以我当然不是一个人搬进来的。在美利坚合众国，没有法律规定二十一岁以下的人能独占一处房产。我和姐姐都觉得这破法律得改改了。既然我已经提到了姐姐，那么，我就不得不向你介绍一下和我一起搬进来的家庭成员了。首先是爸爸，负责赚钱，做电脑工程师，具体工作是设计程序阻止我和姐姐半夜玩游戏；然后是妈妈，也负责赚钱，在一所小学当教师，对学生和颜悦色，对我雷厉风行；最后是姐姐。大我两岁半，没有什么可介绍的。我们俩太像了，不是“互补”的那种像。不是一个喜欢橄榄球队队长，另一个就作陪似的喜欢他旁边儿的书呆子好友，而是一起讨厌橄榄球队队长，而且讨厌的理由都一样。
我们搬家是因为原来的社区附近发生了枪击案。在芝加哥，这或许还算常见。“但这可他X的是在柯林斯堡！”妈妈说。于是我们全都搬家了，搬到一个老小区。我比较喜欢这里，但我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因为我只是喜欢着每一个我落脚的地方。姐姐说这叫乐观主义，我想这是一种夸奖。小区是联排别墅小区，初建的时间已经很古老，也许是七十年前。
搬家那天天色晴朗，科罗拉多州总是很晴朗。我爱看西部片，曾几何时，科罗拉多以及它身上魔鬼般的峡谷是壮阔的大西部的一部分。如果你学着那些牛仔双手抱胸，站在高高的山丘上，你就会发现大地是多么冷漠、美丽而危险：地球转动产生风，风扫过荒芜的田野。在城市之外就是草原、草原上耸起的靛蓝群山，以及山顶上低垂的蓝天。可惜柯林斯堡刚刚发生了枪击案。我只在电视上看见过枪击，镜头对准地砖，地砖的缝隙间有干涸的血迹，上面还有一个花环。大地和风都不管这些。
我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车就已经停了。小区里所有的联排别墅的墙的下缘都漆成绿色，门口有一个红黄相间的警示牌：不准养猫。
不准养猫，而不是不准养别的宠物。姐姐和我对视了一眼，都闻到其中有某种可供探索的余香，这让我们俩都很兴奋。可惜，在探索之前，我们还要在妈妈的指示下帮忙搬行李、收拾房间并拜访邻居。我就是在那个下午见到了克雷格·塔克，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老头叫“克雷格”。他住在我们家隔壁，信箱上写着“塔克先生”。我拼写着这些字母，T-U-C-K…还没说完，窗户就猛地拉开，一个秃了一半的老头恶声恶气地说：“你是不大声念出来就不认识字还是怎么着？”
我从没见过脾气这么坏的老头，说实话。在我反驳之前，姐姐就说：“而您呢，是不对着一个小姑娘逞威风就不能当个男人了？”
我小声嘀咕：“这句话是我先想到的。”
老头“啪”一声关上窗，丢下一句“别在我隔壁开家庭派对”。
姐姐转过身来回答我：“做保护人的那一方比较酷。”
我说：“下次轮到我。”
我们就这么搬进去了，而且为了庆贺乔迁之喜开了一整晚的派对，请来了叔叔伯伯和杰拉尔丁阿姨。我和姐姐难得被允许熬夜，因为这时候还是寒假，我们第二天都不用上学。到了半夜，门被敲响了。我去开门，差点被拉了一个踉跄。来的人是隔壁那个怪脾气的老头，他竖起食指，就好像那是中指一样：“我说了别他X在我隔壁开家庭派对。”
妈妈很抱歉地奉上一对耳塞，说仅此一次，请他多多担待。他接过耳塞，仍旧怒气冲冲地走了。看得出来他心情很不好，而且心情不好已经很久了，没人能救他。我后来才知道他心情不好的原因。
上面我已经介绍了我的新邻居，但其实我的邻居不仅仅有塔克先生。我们是联排别墅靠近中间位置的一栋，左右两边都有邻居，对门也算邻居。一位多诺万先生告诉我们没必要管门口的“禁猫令”，因为“牌子是克雷格竖起来的”，背后没有任何法律支持，只有塔克先生家墙上的双管霰弹枪支持。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塔克先生。我应该用那种纪录片的笔法，或者维基百科上人物生平的写法，先写出生卒年，再然后是教育经历、情感状况、工作经历和成就榜单。克雷格·塔克，今年五十四岁，身材稍微有点走样，但是仍然可见他年轻时候很高，而且肩膀宽度适中。这决定了他可以同时穿修身的衣服和宽松的衣服。穿修身的看起来不会像根树枝，穿宽松的看起来不会像个帐篷。他一个人住，已经退休，经济状况还不错。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成就，也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工作。
我还是不太适应纪录片的笔法。如果我以后要去当个编剧，那也肯定是动作片而不是纪录片。
换种说法吧，塔克先生（塔克伯伯），今年已经超过五十岁了，但头发仍然很黑，只有鬓角见白。他喜欢穿一件蓝色的长袖Polo衫，有领子，肩膀上还有两个肩章状的装饰。由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不太友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和姐姐一同编织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退伍军人的故事，主角是个穿蓝色Polo衫的老头。但后来我们关系有所进展，我得以知道他家里养着一只豚鼠，名字叫“小条纹十三号”，而这就是他禁止在社区内养猫的原因——小条纹十二号就是这么死的。
当时，我问他：“为什么是十三？这个数字一点也不吉利。”
他用鼻音很重的嗓子说：“因为前面的十二只都死了。”
“哦。”我说，“你养死了？”
他瞪我一眼，回答：“从第四只开始的每一只都是自然死亡的。”
我又皱着眉头问：“为什么是第四只？这个数字也不吉利。”
他把我赶出家门，说我是个小神棍，天天唠叨着吉不吉利。“这一套也只能吓唬吓唬特维克”。塔克伯伯很坏，明明是他先提到“特维克”，但是第一个对我讲起“特维克”的还是多诺万伯伯。多诺万伯伯是那种藏不住话的人，姐姐和我一致同意。
塔克伯伯每一天都睡到九点才起床，喂小条纹十三号，然后看着它在窝里无聊地挪动。等到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十点钟了。我之所以和他的关系逐渐缓和，就是因为我九点半起床，洗完漱就出门滑旱冰，出门的时候正好是十点钟。我们第一次恰好碰见的时候尴尬极了。但是第二次碰见的时候就好很多。那个假期，我们一直沿着小区内现成的路线走。尽管他说着我迟早会因为滑旱冰摔断腿，但他还是让我走道路内侧，并且阻止我试图在花坛的立面上滑行的尝试。他说他不想参加我的葬礼，他最讨厌葬礼了。
我问他：“你还参加过别人的葬礼吗？我参加过我爷爷的。我实际上并不太认识他，但是教堂里那种氛围还是让我很难过。”
他说：“参加过很多人的。我他X已经是个老头了。”
他说，葬礼是一种该死的上帝和该死的神职人员的强取豪夺。他是这么说的，原话，“强取豪夺”。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可他或许说的也有点道理吧。他说，“死”是很私人的。他曾经和某人约好了要死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在某天晚上，最好有很多星星，四处的广告牌和车灯都熄灭了，然后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手牵着手一起感受上帝的召唤。但是葬礼让这种私人的“死”公开化了。忽然就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闯进来哭泣，忽然就有一堆穿黑衣服的教士来诵经，他根本不认识他们，他希望他们都消失。他穿着黑西装坐在葬礼最前排的席位上，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凡尔登战役。绞肉机、绞肉机。把所有正用手帕揩眼睛的人都丢进去搅成肉馅。
我由衷地说：“听起来你像《德州电锯杀人狂》。”
他说：“你迟早会理解的，想想你姐姐，如果你出席她的葬礼之类的。”
不，不一样。我和姐姐是两个人。我们俩是一模一样而完全不互补的两半，把我们俩粘在一起是得不到一整个圆的，只能得到一个怪模怪样、世界上最独特的正十七边形。我问过姐姐如果她要参加我的葬礼会怎么样，她的答案就和我的答案一模一样：你是被凶杀的吗？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我说：自然死亡。你知道的，就是突然老死了。或者病死了，但是没有医疗事故。
她说：我会很孤独的。
我们是对方在镜子里的影子，永远作伴。科学书上那叫对照组。我们的一切条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她大我两岁半。她就像是一个关于我的预言，我能从她身上看见两年半后的我。我就像是一个关于她的纪念品，她能从我身上看见两年半前的她。所以，如果没有了我，她一定会感到一种失去；如果没有了她，我一定会感到一种惶恐。
而塔克伯伯和特维克则不一样，和我们完全是不同的。我仔细思考过其中的区别——爸爸说，婚姻的尽头都是亲情——但我仍然觉得天然的亲情和爱情末期诞生的亲情完全不同。人在爱情中寻找的是自己的半身。这是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说的（哦，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一篇柏拉图，在所有的作文里，如果我记不得某句名言的出处，我就写“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说…”不过这里的这一句真的是柏拉图说的）。
从前，人与现在的人不一样。从前人类有三种人，不像现在只有男人和女人（拜托，我说的当然是生理上的大致分别。这也是柏拉图说的。请不要因为政治不正确而请我家长！）。在男人和女人之外，还有一种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人。这第三种人的形象是一个圆团，腰和背都是圆的，每个人都有四只手、四只脚，头上有两幅面孔，耳朵有四只，生殖器有一对，其他器官的数目都是男人或者女人的两倍。这种人的体力和精力都十分旺盛，因此自高自大，乃至于向诸神造反。宙斯和众神商量对付的方法，他们不能灭绝人类，这一点比耶和华好多了，于是决定把人类都劈成两半。这样，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即使数目加倍也没什么用。于是人们终其一生都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希望让自己重新变得圆满。这就是爱。爱情是公平的，无论男或女，同性还是异性，我们都只是被劈开的肉团中的一部分，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我相信这是真的，柏拉图怎么会说谎呢？据说，他是苏格拉底的弟子里唯一一个一直把手举起来的、诚恳的人。
我不知道爱情中的人是否孤独。你看，我和姐姐是“二”，我们并不来自同一个肉团，因此我们可以永远相伴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对方的血肉吞噬。可是如果你真的陷入了爱情，你找到了另一个肉团里的人，你和那个人融为了“一”，那就没有“另一个”了。朋友是“二”，爱人是“一”。光从数字上来看，后者比前者更孤独。
塔克伯伯和特维克就是更孤独的后者。
而且，我还必须得说一个悖论。平常我都把我想出来的理论以我和姐姐的名字命名，叫它们“克莱尔与诺拉守则卷一”，然而这一个悖论是我独自一个人想出来的，我只愿意称它为“克莱尔悖论”。悖论如下：你独自一人时，你是“一”，你和朋友加起来是“二”。可是一旦你与你的另一半融为一体之后，你就成了“零点五”。这时候如果你再失去你的另一半，你就永远是“零点五”，变不成“一”了。
这就是爱情最可怕的地方。我和姐姐已经约好，我们一辈子都不要结婚，一直是“二”。
塔克伯伯就曾经经历过这个由“一”削减至一半的过程。在十年前的某一天，突如其来的，他就被削减了一半。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与表面上发生的事情相反。克雷格·塔克（写一个人全名的感觉是那么美妙，就像我成了纪录片导演一样）发现自己终于成为了整张床的主人，再也没有人和他争一半的床单，一半的被子，一半的空气和一半的夜晚。他多出了一半，但他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然后他又看见许多熟悉的布置。冰滴咖啡机，拼图盒子，一副多米诺骨牌，一双黄色的毛拖鞋。这些东西唤起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天主教意识，因为他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自己马上死去。他实在是忍耐不了心脏下坠的沉重痛苦。但他睡去，他又醒来，睡眠瘦得像得厌食症的凯伦·卡朋特，令人恶心的一层粘汗把被单粘在他身上。他并没有死去。新的一天又来了。
他看见一双黄色的毛拖鞋，一副多米诺骨牌，拼图盒子和冰滴咖啡机。以他的性格，他一定会挥舞拳头，说脏话。他会说：“你他X怎么不把你该带走的东西全带上！”
但是据我所知，他至今都没有处理那些东西，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以前放的位置上。而我们一旦问起，他就会竖起食指，就好像食指是中指一样。多诺万伯伯说，真让人怀念。克雷小时候是个坏孩子，很酷的那种。多诺万伯伯说。他总对一切竖中指，直到特维克握着他的中指往后撇，说你他X能不能别对我竖中指了。
特维克是一座墓碑，但里面曾经是有一个人的。现在人已经变成了墓碑，墓碑上只写着名字而没有姓氏，“特维克”，一个不像名字的名字。下面是生卒年。生卒年下面是一个大大的圆圈十字。再下面是墓志铭。我很多次都想认真阅读那墓志铭写得是什么，但是它总是被塔克伯伯送来的花挡住，旧花枯萎之后就是新的花。塔克伯伯不准我凑过去看，他会提着我的领子把我拉开。动作粗鲁得根本没有任何绅士风度！
我认识特维克是因为我陪着塔克伯伯一起在联排别墅小区里散步，然后我们就散出去了。我们一起沿着大道向教堂的方向走，我仍然穿着我的旱冰鞋。我们一起爬山教堂后山的碎石路，他压低声音让我把我脚上该死的东西脱下来。
我说：“你说脏话。”
他说：“我没有。”
好吧，大人就是这样。大人只需要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就能变成结论，而小孩要是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就会被大人打屁股。
我把鞋子提在手里，和他一起去见特维克。昨夜下过雪了。他用花束把墓碑上的积雪拂掉。我看见墓碑上写着“特维克”。他指着我说：“这是新来的小屁孩。”
我说：“嗨。”
然而特维克没有说什么。
他又说：“水费又涨了。”涨了五十美分的单价。资本主义的陷阱就是这样，单价看起来不多，单价乘以五十就很多。特维克没有回答。塔克伯伯试图把手放进衣服的口袋里，但是那件蓝色的长袖外套并没有口袋。
他很沉着地点头，说：“你不在的时候日子不怎么好过。”
实际上， 特维克在的时候也未必很好过。多诺万伯伯说了，有时候半夜三点钟会传来尖叫声。
塔克伯伯毫不在意这场单方面的对话。他接着说：“世界很和平。亲爱的。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又是个年轻人了。共和党的。”
他把手挪进裤兜里。
“花店里没有别的了，”他为自己辩解，“不是我不用心，次次都买一样的。”
他把手搭在墓碑上，只搭了半个手掌上去，从墓碑的一侧划到另一侧。他再次点了点头，就好像收到了什么回信似的。然后他把一束温室栽培的雏菊放下，在我看清楚墓志铭之前提着我的领子把我带走了。
我见过他们两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在多诺万伯伯的旧手机上。多诺万伯伯那时候已经不能够离开轮椅了，多诺万伯母每天推着他出去散两圈步，把轮椅推得飞快，整个小区里都回荡着钻耳朵的笑声。多诺万伯伯把照片给我们看之前，先给那个旧手机充了起码一小时的电。现在苹果手机都出到五十了，而这还是个苹果十一。超级老的机子。有一些网站上有人在收这些老机器，给的价格还不低呢。
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喝了太多橙汁、吃了一盘玉米面卷饼，以至于都得去上厕所。
我们就在这时候看见那张高中毕业照，塔克伯伯和特维克站在人群的最中间，手牵手。那时候同性恋还是很稀罕的东西，不像今天。多诺万伯伯唏嘘地说。今天街上到处都是同性恋了。平权运动已经蔓延到文艺作品的领域里了，今年就有起码上千人要和《刺客信条：三十五》的主角结婚。关于这是否涉嫌重婚罪的诉讼还在进行中。塔克伯伯看上去不是很情愿，他用另一只手捏住他的帽子的两个下摆，尽力遮住自己的脸，只露出一个高鼻梁。而特维克对着镜头微笑，金头发，绿眼睛，在狭窄的手机屏幕和四十年前有限的像素里就好像在画框后面。他们握在一起的手十分用力，像是要握碎彼此的手指骨。这不是牵手而是角力。
多诺万伯伯绘声绘色地说，那时候特维克是如何如何一面保持着微笑一面捏紧克雷格的手，从牙缝里挤出：“啊！真抱歉，我还以为这是‘我们’的毕业照呢！下面有一百万台摄像机！麻烦您笑一笑。”
而克雷格回答：“我管不着。”
我说：“他们是‘一对儿’吗？”
多诺万伯伯点了点头。但又紧接着对我说：“我真不清楚。他们俩是小学的时候被撮合在一起的，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克雷是个gay呢。我真不知道——我是说，我和克雷从零岁起就认识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个gay。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俩不是真的。你看，他们俩总吵。但是都这么多年了。他们已经很久没吵过了，而且他们还在一起。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一对儿了。”
我撇了撇嘴：“真奇怪。”
姐姐问：“他们结婚了吗？”
多诺万伯伯说：“结婚了，我还去参加了。”
姐姐做出了结论：“那么他们的确是一对儿。”
然后，我和姐姐异口同声地说：“但还是有点儿奇怪！”
根据我所受到的教育来说，“被撮合在一起”是产生爱情的可能性最低的一种形式。但他们又真真切切地结婚了四十年。我总看见塔克伯伯在墓碑前摩挲自己无名指上的银婚戒。也许，他们的确来自同一块肉团，在“被撮合在一起”之后才发现自己很契合。就像从再也不想穿的旧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五十美元。又也许，他们来自不同的肉团，但是已经在经年累月的拥抱中建立了新的神经回路，融合在一起了。
我没法想象特维克也会老。加上我并不知道他姓什么，于是我一直、一直称呼他为“特维克”。
“这个世界一定会让你压力很大，”塔克伯伯对特维克的墓碑说，“有一定要和我做朋友的小屁孩。就他X好像把我当成了那种有求必应的老头一样。”
墓碑发出友善的气息。
他接着说：“你也不是什么友善的老头，宝贝。”
墓碑不答话。
他又说：“养老院天天往我的信箱里投广告。枫叶之家，哈。听着还以为要我移民加拿大。”
沉默。
他握着拳头说：“我不会把你送进去的。所以我也不会把我自己送进去。我过得不好也不坏。”
我问他：“你的生日在下星期吗？”
他说：“不在。”
我说：“可是多诺万伯伯说就是一月二十五日。”
“克莱，”他嘟哝道，“该死的。”
我又问：“你的生日在——”
他说：“在二月三十一日。”
我不满地说：“就在一月二十五日，对不对？”
他叹了口气，用两支新的雏菊换掉了旧的。他还是没有给我研究墓志铭的机会。
据说，他的人生在很久很久之前只有太空。遇到豚鼠之后就有了太空豚鼠。遇到特维克之后就有了太空站。他唯三样在乎的东西就是太空、豚鼠和男朋友。太空豚鼠男朋友。人类曾经想过用诸神的名字给天体命名，但最多只能覆盖到太阳系和太阳系之外的一小部分。所有的神加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儿，从东方到西方所有的神的名字汇总起来不如一块杏仁松饼大。再远处的天体就全都是用数字和字母命名的了。HD 80606 b，OGLE-2016-BLG-1195Lb，有限的组合和无限的域外星空。对人马座的殖民计划就要开始了。
在从教堂回小区的路上，他又把我拎到人行道内侧。
我问塔克伯伯：你爱他吗？
他说：我想他了。
当晚，我挥了第一下锤子。姐姐挥了第二下。小猪存钱罐在清脆的悲号里死了。
我们打算买三张票去科技馆，据说，一颗真正的索恩-祖特阔夫天体已经被观测到了，尺寸巨大的红巨星里嵌套着一个小小的中子星。再小也是地球的四倍大。
我们订好了日期。然而在一月二十五日前三天，我十点钟出门的时候没见到他，赶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倒在玄关。我们打了911，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病床上像个死人。死是一桩奇怪的事。奇怪在人们总是不轻易地选择它。人们为了自己找个理由活，为了回忆，为了已经得到的荣誉，为了上帝，为了子女。已经爱过的人的死是一桩更奇怪的事。一个有两幅面孔、四只手、四只脚、两套生殖器的肉团，怎么能连起来之后又被劈开而各自生活呢？我总觉得塔克伯伯在特维克变成墓碑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选择从此世离开而已。人从“一”变成“二”是好的，人保持着“一”也是好的，但是人变成了“零点五”之后就不好了。小数点右边重、左边轻。塔克伯伯如同几十年前一样躺在床的右边，却没有左边的另一个身体来保持平衡。
我知道迟早有这样一天。
我和姐姐站在他的床的左边。我们都哭了。多诺万伯伯和伯母在外面忙活，而塔克伯伯在病床上醒来了。他竖起食指，就好像那是中指一样：“那个该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问他：“你看到天堂了吗？”
他咳了两声，说：“一个竖井。我升到最上面就被上帝那个傻X一脚踢下去了，因为同性恋不能上天堂。”
姐姐说：“天堂需要革命了。”
接下来他又到了地狱。但是有个该死的、已经死了的、扛着火箭筒的老家伙在撒旦那个同性恋碰到他之前就尖叫着说“别他X碰我的克雷格”。就这样，他没有死，他还能和我们一起过生日。
我写下这些回忆录的时候已经十四岁了。这时候，我隔壁的房子已经空出来很久。塔克伯伯没能和我们一起过第二个生日，小区门口的标志也随着他的离开而被不知道什么鸟人拆了。我没有说脏话（我要坚定地说）。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教堂后山上看塔克伯伯和特维克了。
不过，我现在终于知道，墓志铭那一栏写着：请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
爱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