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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逼仄的硬卧上铺醒来时，火车刚刚开过南京。
城市间的大片郊野绿得人睁不开眼，风从车厢窗缝里灌进来，竟然也那么湿漉漉温乎乎的，一点儿没有早晨清爽的感觉。果然是南方的夏天。
还是热。脑门上一层薄薄的汗。我懒得爬下去，闭上眼往里翻了个身，想着刘北会不会来车站接我，应该不会，毕竟他压根儿不知道我会来。我在一个多月前收到刘北的信，说他们专业的毕业演出时间定了，六月十几号，让我到时候有空可以来看。
那封信被我夹在那本《布莱希特选集》里头。这周末我本来该回趟家，但顶着一头心血来潮刚染的黄毛不想回去挨骂，正在寝室里琢磨怎么对付过去，随手扒拉桌角的书堆看见刘北的信，就去楼下传达室往家里挂了个电话，拎起包奔车站，买了一张最近一班去上海的火车车票。
提起火车票，我认识刘北就是因为一年多前在北京南站，撞见了钱包被偷蹲在车站门口哭天抢地的这倒霉孙子。我掏钱给他买了回去的票，他死活要我的地址说回头一定寄钱还我，还告诉我他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大三的学生。我说，那你刚哭得那么惨，不会是演的吧。
后来我们就成了笔友，算是吧。刘北的字很难看，但笔头挺勤，每隔几个月就能收到他鸡爪子扒拉似的但激情澎湃的来信，说最近排了什么剧目，演的什么角色，问我作为一个中戏导演系的学生有什么见解。我能有什么见解，我大一刚读完的时候连那本《导演学概论》都没翻到尾。但那时自己确实天天泡在剧场里，于是就在回信里给他写我看戏、也尝试着学表演的体会，他问他的我聊我的，就这么文不对题地通了一年多的信。想到这儿觉得有点儿好笑。硬卧车厢的乘务员操着一口沪普经过，说桑海南赞马桑到了哈，我翻身准备下床，忘了自己躺在上铺，脑袋在车厢顶上结结实实磕了一下。
实在的热。下了车没走两步背着包的后背就湿透了。匆忙起意，我也没带什么行李，书包里就揣了一本凯鲁亚克，外加几件衣裳和毛巾。在上海南站出站口的书报亭我买了一份上海市区地图，摸索着用手指甲抠出一个标记：华山路630号。
走到公用电话亭边上才想起来刘北之前没有给我留过他宿舍楼的电话号码，这可就不能怪我不打招呼直接奔袭了。敲开他寝室门的时候他正一个人站在屋里手舞足蹈地背诵一段激烈的台词，看到我愣了足有五秒，而我也一时卡住不知道该先说“还认得我是谁吗”还是“你不是写信让我来吗”。然后他激动地一把圈住我说兄弟没想到你真的来了，我说有没有水喝啊我他妈快渴死了。
灌完一整玻璃瓶汽水之后刘北让我在那张吱吱嘎嘎的铁架子床下铺边坐下，搓着手告诉我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是，他这屋下铺的室友毕业提前离校了，正好空出一张床可以睡。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这句话他昨天刚对别人也说过。
刘北跟我解释，说他下午一会儿要去接个朋友，一个毕业好几年的师哥，这几天从老家去南边经过上海，昨天给他来了个电话，听说正好赶上他们这届毕业演出就说来看，他就答应了说可以住他宿舍，没想到的是今天我也来了，但屋里就这么上下两张铺。看他摸着后脖颈子一副为难样儿，我说没事儿，怎么睡回头晚上再说吧，只要不至于让我露宿街头就行。
瞧你这话！刘北说，晚上我请客，我师哥他人特好，刚好也介绍你俩认识呗。我点着头说行啊，我都行。
晚饭的时候刘北让我先去学校后门外头一个大牌档坐着等他。烧烤架的炭火烟气熏得我脑门冒汗，无聊地抠着小桌儿上的塑料桌布时听见刘北的声音喊我名字，扭头看他掀开棚帘，跟着进来一个男人。
我就仰起脸看他们走到桌边坐下。刘北扶着我的肩膀头，对着那人说师哥，这是小鹿，我一兄弟，张鹿一，中戏学导演的。一面扭头向着我介绍说，这是我们96届表演班的余师哥。
…96届，我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但这人看着倒也并不大很多，穿一件灰色的棉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敞着领口，前胸透出一些轻微的汗渍。
我站起来，有点儿局促，不知道该开口叫什么。毕竟又不是我师哥。
他倒是挺随和，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客气，叫我余伟就行。
烤串儿上桌挺快，刘北砰砰地起开几瓶啤酒，余伟从他手里接过一瓶放到手边，扬起脸看着我，笑眯眯地。在中戏导演系？挺好啊，大几了？
我说大二，秋天开学就大三了。
他点着头，说，想当年我也去北京考过中戏呢，当时就住在那个，安贞桥那儿。
刘北一面倒着啤酒一面问，师哥，那是哪一年啊？
92年。他很是感慨地。好多年啦。
我没头没脑地下意识接了一句：92年，我12岁。
是吗，他拿起酒杯，眯起眼睛的时候眼角边有细细的皱褶。
那你现在是…20岁？
21，刚过了生日了。我纠正了一下，但莫名感觉加上这句，自己好像反而更像个小孩子了。
六月生的？
嗯。
他低头笑笑，真是年轻，多好啊。
可是看您也不老啊。
他稍微有点诧异地抬起眼，不知道是因为在南方待长了久没听见人您这您那的不习惯，还是因为俩人认识还没十分钟我就这样没大没小地敢调侃人。
他也没接茬儿，咂了一口啤酒抿着嘴，继而把眼睛从我脸上移开，看向很远的方向。
我20岁那会儿，刚考上我们抚顺市里的话剧团，哈哈。
刘北很殷勤地把一串烤鸡胗放到余伟面前的盘子里，说师哥师哥，您再讲讲那时候的事儿呗。
他于是把酒杯倒满，从10年前开始讲起。说来也怪，在大牌档食客的喧嚷和烧烤架滋滋啦啦的背景声里，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我那么遥远的故事，竟然也显得娓娓可听。我低下头摆弄酒杯，心想虽然没看过，但他应该会是一个不赖的演员，毕竟对演戏来说，会讲故事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我偶尔接话，插科打诨，更多时候是嚼着烤串或应和他们的碰杯。后来他们天南地北地说了很多，从他们都认识的校园熟人的八卦，到国内戏剧行业的现状，最后说到人生说到未来。刘北喝了酒情绪大起大伏，攥着瓶子声音越嚷越大，我都有点儿替他难为情。余伟拍着他的肩膀头说北啊，师哥问你，你愿意就这么演一辈子的戏么？
刘北哭得稀里哗啦的，说师哥，我愿意，为了演戏，我愿意啊！
我那不会安慰人又怕见人难受的毛病又犯了，使劲拍了拍刘北的胳膊肘，笑着说别哭了，你说愿意演一辈子戏，你也没问问戏愿不愿意一辈子被你演啊。
明知道那只是一些随口的拙劣的俏皮话，余伟偏偏挑起眼皮朝我看过来。怎么呢，张导演，人都哭成这样了，这么样的诚心，也感动不了你啊。
眼泪有什么的呢？我说，我打十五岁起就没哭过了。
他就牵了牵嘴角一笑，依然用一种从下往上的眼神打量着我。
你应该当演员，你心硬。
当演员不得心软吗？不然哭戏怎么演。我一指还没缓过劲儿来正吸着鼻涕的刘北，说这样的不才好吗，多么真情流露。
他把手上的烟头掐灭，又点起一根，说话悠悠地。
你啊，要是真干了演员这行，你就明白了。
我对这种教导后辈的口吻有些过敏。他隔着桌子朝我递过来一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去接了。
我是上了大学才学会抽烟的。导演系的学生不会抽烟说出去都会被看成是令人惊骇的异类。事实上我花了很久才习惯了一些固定牌子的味道，也不爱抽外人随手递来浓淡不一软硬未知的香烟。但眼前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气质，很难说得清。
最后是我和余伟一块儿把刘北扛回了寝室。费劲巴拉地给他扔到了上铺，这伙计路上还在嚎着“中国戏剧是不会没有希望的”，这会儿一沾床就鼾声连天了。我扶着床梯子揩着脑门儿上的汗，余伟坐在下铺床边，床上是我的背包和下午出门前刚铺上的一床刘北从衣柜底找出来的旧褥子。他并不看我，也没说话，屋里的吊扇转起来吱吱嘎嘎，但搅不开面前仿佛凝结住了的空气——明明觉得喝过酒也算是熟了，但真站到他面前莫名其妙地，突然又尴尬起来。
…这会儿，几点了？其实手表就戴在我自个儿手腕子上。
余伟扬了扬手，快半夜了，这个点儿水房肯定是没水了，我们当年住的时候也这样，过会儿还得熄灯呢。他朝我露出一个解嘲式的笑容，今天晚上就先，只能这么着了，委屈你大老远过来，不过…就，凑合着对付对付吧。他坐着往床缘的另一端挪了挪，说着伸手拍了拍床上的褥子。
就在我犹豫的第一秒，屋里的吊灯啪地熄灭了。楼上楼下宿舍好像传来一些吵闹声，随后又很快安静下去。
得，到点儿了，也省得拉灯绳儿了。他坐在一片黑暗里一摊手，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格外明显。窗外有幽幽的月光透进来，他借着那点儿光从兜里掏出烟来点上，火红的光点闪烁，仿佛一下子给满屋的漆黑烫破了一个洞。
犹豫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心想绿皮卧铺我都挤过了，对付一夜能有什么，好歹也能睡。我就脱了鞋坐到床上，背过身去冲着墙，把汗透了好几遍的外衣脱了搭在一边的床栏杆上，拽过背包拿出短袖短裤的睡衣睡裤换上。当我再转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在看我，甚至连我惊疑地看回去时他也不遮掩，烟头的火光几乎烧到手指。我感觉后脊背有点发烫。
那你呢？你…怎么睡呢，余伟哥。我把背包拽到胸前抱住，靠着墙坐在床这头儿。
他显出一副好像既很仗义，又很绅士的样子说，你要是介意，其实我就这么坐一宿也行。或者你要是怕觉得别扭，我可以头朝这边儿，这么靠着，不跟你睡一头儿。
火光的亮点明显而快速地移动，他使劲吸了一口，灰白的烟雾在黑暗里看起来很朦胧。
…我不介意。
我尽可能让自己说得声音没那么小。他扭过脸来看着我，逆着窗外的微光看不清表情，但火光的亮点逐渐微弱，他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灭，然后熟练地踢到床下。
得嘞，那就委屈一下你，咱俩先就这么对付对付吧。
我把背包放到墙根，找好姿势躺下。突然意识到，自己躺在了唯一的枕头上，刚想起身说点儿什么，就看他脱下外头的衬衣，露出里边是一件白色的跨栏背心，然后把手上的外衣三两下叠成块儿，撂到我并排的枕边。
你赶紧休息吧，刘北说你坐了一宿火车过来早晨才到，怪辛苦的，快睡吧。他伏下身子对我说话，很自然地顺势躺下枕在自己的外衣上。
我于是没有更多的话，含混答应之后面朝着墙，闭上了眼睛。
——我确信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什么太多苛求的人，但我也承认，从小到大这二十年来确实也没吃过什么物质上的苦。跟一个体格相仿的大男人挤一张铁架子单人床，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从没有过的事。可此时此刻，我就是这样身心纠结地躺在这里。很奇怪地，我的后脊梁感觉不到任何接触甚至任何存在，也许他离我十公分，也许他离我一毫米，我不知道。他也确实比我看到和想象中的更加瘦削。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汗水和酒精在体温和气温蒸腾作用下的气息，缭绕纠缠在狭小的床板之间无法散去，房顶的破旧吊扇起不到任何作用，那种感觉让人想起昏暗的影院后排、闷热的录像带放映室、午后暴雨前教室潮湿的窗玻璃——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而我就这样点头允许它发生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感受和理解它。
后来回想起来也许觉得不可理喻，但那毕竟是2001年。那一年，北京申奥成功，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了纽约五角大楼，荷兰承认了同性婚姻，张国荣唱了《梦到内河》，电视上播着《情深深雨濛濛》，而Windows XP才刚刚发布。每天都有前所未见的事情轮番出现和上演。那真是一个骚动而蓬勃的世纪之交，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人们也懒得再回头向后看。
醒来的时候脑袋昏昏沉沉的，天光大亮，扭头一看旁边床铺上没人，屋里也没有人声。我翻了翻身，只觉得身上黏黏腻腻的，睡衣的下摆也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卷到了两胁，背上刺挠得厉害，心里埋怨也不知道刘北这床旧褥子是压了几百年没洗没晒过了。脚腕子也一阵阵地痒，坐起来一看，踝骨突起的周围冒出了一片红点儿。
坐起来时余伟刚好推开屋门进来，手上端着两个铁饭盒，说呦，醒啦？
我伸手在脚腕子上胡乱挠了挠，也来不及在意，小声答应着说嗯，几点了？
十二点半啦。他走过来把饭盒搁到一旁的桌上，拖过桌前的椅子坐到床边，满脸意味不明的好笑神情，问我，夜里梦见什么了？直脱衣裳。
没梦什么。就是太热了。我低下头使劲把身上的衣裳归置好，心里暗骂这玩笑的不着调。
我问他刘北呢，他说刘北一早起来就去排练了，毕竟明天晚上就要演出了。
他临出门的时候嘱咐我带你逛逛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