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女士们，先生们！”讲台上的牧师停止布道，平静的目光一一扫过底下听众的脸。所有人都仰着脸注视着他举起的双手，“我有义务告诉诸位，在我们之间藏着一个人。他和我们一同背诵圣经的段落，可是却满嘴谎言；他遭受到了多条指控，其中最为惊人的是——这是一名谋杀犯，设计害死了和自己一同工作的十三个矿友的性命。”
“魔鬼，这是魔鬼！”尖利的女声喊。
“是的，是的。”牧师哀叹道，“撒旦的信徒就隐藏在我们当中。他是诺顿·坎贝尔。”
“十三条人命！”某个男声叫，他抽出腰间的枪对着玻璃开火，“他应该被吊死！”
诺顿·坎贝尔，舆论中心先生坐在帐篷的角落，面无表情，不理会加在他身上的指控。某个人——他不认识的人——提着猎刀冲过来，试图用它在他脖子上划开一道口子，尽管遗憾地失败了。猎刀呲啦一声劈开帐篷，外面的暴雨和泥浆倾盆而入，好像它们就是持刀人幻想中诺顿·坎贝尔被割开喉咙里喷涌出来的鲜血。
尖叫声和雨声一起撞击地面，婴儿的哭喊声夹杂在踢踏的脚步里。帐篷里的人们蜂拥着挤进隔壁的酒馆。尽管没人承认，但不少人——尤其是在镇上忙碌了一天的男人们——是为了多看一眼调酒师黛米·波本而去的。他们进去时，诺顿·坎贝尔已经坐在吧台边上，头发潮湿蓬乱，面色阴郁憔悴。吧台擦得十分明亮，上面放着他的帽子和一把钱币；吧台很高，并非所有人都能把胳膊放在上面，但诺顿·坎贝尔却能半倚着吧台向来人举起酒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个左脸横着疤痕的男人是多么贫穷——他缺钱！这个前提让他的罪行显得更加真实。
屋子里安静得出奇，衣角还滴着泥浆的人聚拢在诺顿·坎贝尔身边，仿佛下一秒就要把面前的人撕碎。
“不如决斗。”一堆一堆的人里冒出一个声音。
“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以绅士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这就是规矩。”那个声音继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位婚内出轨的财政部长，他也能用决斗的方式丧命。”
在他们争吵什么样的死亡方式能够将他送入地狱时，诺顿·坎贝尔已经享用完了他的酒，从酒馆中消失不见。酒馆的大门就这样敞开着，偶尔有雨水飘进屋内，诺顿背离着昏暗的光线，雨水沿着湿漉漉的帽檐滴在他肩上，顺着衣袖和手指滑到他右手拎着的酒瓶，滴在地上激起泥点浸上裤腿。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身子微晃，没有回头。
他现在有机会喝酒，放在两年前几乎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两年前，也就是一八七八年，他还是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与德勒穆交界地方的煤矿矿工。他从十二岁就开始每天花费一小时以上的时间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呼吸着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瓦斯的空气——能长得高大的橡树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父母的印象模糊不清，只记得母亲的骨盆因为长期劳作变得像坍塌矿洞里变形的矿车，在生第五个孩子时难产而死，父亲的骨头则被深埋在他工作过的矿井里。
他们没有墓碑。所有被矿难炸得粉碎的人都变成矿工们脚下的道路。他们肩上扛出来的煤按重量出卖，而支付到他们手中的工资大部分却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一英镑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还要罚款。于是这一群伤痕累累、呼吸短促且咳着黑痰的人们便挽着手拒绝签订下一年的合同了。
整整十九个星期没有一个人工作。
诺顿·坎贝尔躺在草皮里，夕阳的光像金红色的铁链一样将他锁在笼子里。他眼睛胡乱转着，听着风把破衣服胡乱拍在身上，像废弃庄园前的驱鸟草人。这样灿烂的阳光不免让他想起本尼——他父亲的老友——的那个金灿灿的计划了。他曾以为这个计划指的是高举火炬地复仇，像《北方解放者》[1]里头描述的那样，在全国请愿书上签字。他多么热忱地期待过这个结果：十小时工作、普选权和不记名投票，以及它们将带来的面包、牛肉和啤酒。示威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在各个矿井上爆裂开，不仅是他们的郡，斯塔莱勃立奇、亚士吞和海德，还有约克，像被骤然拧开的龙头，一切不满和一切愤懑都顺着水流冲刷在不列颠岛上。
但它就是字面意义。本尼是否有过这样慷慨的理想，诺顿不得而知。但总之，金灿灿的计划就是金矿，另一种对于未来的期待，而且拥有它比拥有另一种未来快得多得多，甚至不需要拖上全副身家去赌。瞧瞧，本尼就是乘着某艘船漂到了北美大陆上，然后就发现了金矿，只是没机会开采而已。一切都是这么理所当然。本尼没能探查的十三个矿井，本尼没能看见的未来都在他手里了。
于是他看见那个人背对着阳光跳下马，动作僵硬而缓慢。他到处张望，假装没有看见以避免不必要的交谈，直到她（她？）的影子停在他伸直的腿前。
她像个漂亮瓷器，白釉折射太阳笼罩着一层柔和的光。诺顿第一眼就断定这是个糟糕的人，对神秘的亚洲充满好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屋檐上和地面上铺着的金砖只是马可·波罗打造的不切实际的幻梦，那里处处都是胡乱篡改基督教义的野蛮人——尽管诺顿·坎贝尔从他下矿的第一天起就拒绝信奉基督教——和被束缚在贫瘠土地上的可怜人。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诺顿·坎贝尔想。过去曾有一阵子，人们曾相信过这样的教义，相信他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会在将来的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可现在他们剩下的有且仅有灵魂了，他们的收入用来供奉神父和穿绫罗绸缎的富太太们，他们的身子蜷缩在狭窄的矿道里，只剩下干瘪的灵魂。
“你有水吗？”她问。
诺顿拽了拽帽檐，指了指立在地上的水桶，“得自己去打。”
“我很乐意去打。”她环视诺顿身后，水井是一口在沙中的窟窿，“谢谢你的水，我马上就走。”
“不是我的。”诺顿朝她背影说，声调略微高了一点儿，“最好别走。”
“为什么？”黑头发塞在一八四零年流行的牛仔帽子底下的脑袋转过来问。
诺顿摇摇头，不说话，只抬头看着滚滚而至的乌云。
“好吧。”她把马缚住，拎着卧具走进草垛背后摇摇欲坠的屋子。整间屋子里除了泥地上燃着一小团火，在树枝上跃着几丝金红色的细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光亮。没有人说话，只有火焰点燃树枝发出的噼啪声。诺顿盘腿坐在火边，拨了拨火，瞥了一眼缩在屋子一脚的不速之客。她安静得像伦敦水晶宫里的展品，只不过后者是机器和大工厂用他们这些人的骨头制造的产物，她则是灰烬里埋藏的骨头本身。
“你在这儿待了多久？”某个瞬间，她突然爬起身，移到火边，和诺顿隔火相对，用手指戳了戳泥地，“这个地方，这间屋子。”
诺顿没有回答，手指在磨得很粗糙的衣服上磨蹭，抬头盯着头顶正上方的烟囱。风在烟囱外头呼啸，带走屋子里的一切言语。
“上帝创造了这一切，却没能让每个人好过。”
诺顿惊奇地看向她，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好吧，上帝对他的确是个荒唐的名词。
“上帝创造了伊甸园。”他枕着手臂躺下，声音沉在衣袖里，“是亚当和夏娃自食恶果。”
“你不相信上帝。”她笃定地说。
“假如真有上帝，为什么我的生活依然这么糟糕？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等待死亡，而有的人将我的生命当作餐桌上的甜品，洒下两滴酒精味道的眼泪？”他听着自己的声音，起初还是正常的模样，接着变成生锈的风箱。他只好剧烈地呼吸一下好咽下能割开他喉咙的苦涩的的风，“上帝从来都不存在。”
她笑了一下，“我曾以为他们存在。”
霍瑞修·爱尔杰的小说里到处是凭自己打拼发迹的少年，而诺顿·坎贝尔唯一能看到的未来，就是在黑暗的地底接受死亡的召唤。他大笑起来，笑声中夹杂着咳嗽，“有的人活该一辈子受苦受难，一直到死。上帝压根没想到我们。我偏要告诉他我能找到更好的世界和活法。”
“你见过吗？”
诺顿沉思很久。这时候雨下下来了，雷暴隐匿在厚重的乌云中降下自己的愤怒。万物都失去踪迹，只有两个孤独的旅者身处时间的荒原。
“我还是希望我见过。”他翻身，背对火光，逐渐沉入睡意。梦里依然是那团炽热地爆裂的光。失去束缚的力量从石块底部喷涌而出，狂暴的焰团冲天而起，硬生生把地球坚硬的保护壳攥成一团，从中撕裂。他抬起手试图保护自己的双眼，却仍然被冲击波撞倒在地上，整个人陷入一种空白的呆滞状态，像失去水的鱼一样挣扎，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燃烧的石块跌落。
他猛然睁开眼坐起身。屋子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熄灭的火堆的另一边是死一般的寂静，几乎让他以为那个和他拥有一段莫名其妙对话的旅客已经消失在雨夜里。他隐隐约约看见曾经是火堆的一摊木柴的对面躺着一个安静的黑影，于是又翻过身沉入睡眠。
第二日太阳照常升起，诺顿睁开眼时旅人已提着新打的水钻进屋子。对方说他不像移民，他反着说他第一眼就知道她不是这块大陆上长出来的人。
“我和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不是公民。”她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们出卖劳动而他们出卖头皮。[2]”诺顿尖酸地评价。
两个孤独的人向西出发，离开湮灭未来的旧金山，直到他们在沙漠中亲眼目睹一场屠杀。
马队迈着轻盈的步子踏过等候多时的老人，领头人冲进第一间屋子，将里面的人踩在马蹄下。不到一分钟，屠杀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是凄厉的尖叫，牲畜和人类的嘶吼混在一起；孩子光着脚满地乱跑，老人举起白衫，下一秒他颅腔喷溅出的鲜血将那块破布变成土地的遗物；鲜血淋漓的受害者被拖着走出他们的房屋，喊着墨西哥语和西班牙语的脑袋被子弹击穿七八个洞。
戚十一冲下山坡，越过湖边浅滩上的尸体，拔出手枪朝持来复枪的突袭者两耳中央扣动扳机。枪声单调，她转身踹向另一个人的脚腕，然后听见重物砸落在地面的声音——然后一个赤着脚的，身着这块土地上原色的棉布衣裳，抱着婴儿的女人，在她眼前被一杆长矛捅穿心脏。
她的喉咙爆发一声悲鸣，眼泪和血模糊了视线。她什么也看不见，却又什么都能看见：一八六三年二月十八日，绍兴城内粮食已经断了，城外架着的火炮宛如地雷炸裂，城墙彻底崩裂，达尔第福和张景渠的军队前来抢登，她的父亲和族人和她根本不认识的绍兴人则纷纷拿起沙袋去填塞缺口……林叔捂着她的眼睛，可她偏偏透过那几根苍老的颤动的手指看见母亲悬挂在空中的腿。鲜血顺着母亲的布鞋滴落，如暗舌般滩在地上。
那个人——戚十一听他的同伴叫他西奥多——拿枪顶着她的脑袋时她像无事发生一样，但隔着眼眶周围层层叠叠的红色阴影，父亲和爷爷站在她身边，面目模糊又清晰。他们把手搭在她肩上，像小时候院子里的太阳。
“西奥多！你要是再不快点你就操你自己的屁股吧。”
“我想你不是那种会把美国人殊死战斗才夺得的土地拱手让给外国势力的人。我们这样正儿八经对待这个国家的人——我甚至都忘了你不是美国人，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吧，移民佬！”西奥多用力往后拽着她的头发。
她看见林叔，持着她的手教她摸出靴子后面的匕首。她的一切感知都消失了，整个人陷在泡沫里浮沉，一睁眼就是灿烂的阳光。右手的刺痛是她和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把她扯出充满曙光的深渊。西奥多扭头朝同伴说了一句话，她什么也听不清，只看见对方的嘴唇一张一合，发出古怪的笑声。
林叔微笑着点头，每一次练武时他都以这一个笑容作为开始的信号。
她将匕首送入西奥多的心脏。
这时候雨从头顶浇下来了，万物都白茫茫地连成一片。它落在地上溅起泥浆，又将那些早已停止流血的尸体重新覆盖上浅粉色的粼光。寒冷从戚十一的体内像发疯的藤蔓一样填进每一根血管，每一株的尖端都结出一只小太阳。她慢慢跪倒在泥地中，上半身却冰冷僵硬得宛如一尊石像，维持着将匕首刺进西奥多后心的姿势。眼泪、血水和雨水一起冲刷着手腕和匕首，将西奥多身体里涌出来的血冲尽、冲尽。
她不知道自己跪了多久。时间在此刻失去了意义，雨一直下，她的手也一直握在刀把上。关于一八六三年的记忆被雨水冲走，那些飘渺的影像重新消失不见。直到她的头顶被盖上一顶古怪的帽子。诺顿·坎贝尔抱着双臂，豁开的嘴角咧出一个难看的笑，用右手把她丢在山顶上的帽子重新戴回她头上。
“我们走。”
戚十一握着诺顿·坎贝尔的手，借力站起身，拖着沉重的脚跌跌撞撞地向前。
于是这两个伤痕累累的人——一个用撕破的衬衫袖子托着受伤的手臂，一个管不了额头上淌下来的血——便他们向彼此伸出手臂，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了。雨停了，他们喉咙干涸，在酷热中摇摇晃晃。无边无际的荒原中，树叶和石块都失去了颜色，只有白窟窿一样灼烧的太阳注视着这只剪影缓慢地向远方升起的黑烟移动。
他们以为他们能见到一个欢闹的村庄，假如一切现实都能服从想象该多好！道路上和敞开大门的屋子里到处都是遇害者，横七竖八地摆在地上，血顺着石砖的缝隙在教堂门口汇成一滩巨大的湖泊。诺顿·坎贝尔倚靠在教堂门口断裂的雕花石柱上，戚十一抱着双手仰头看着空无一物的玻璃棺。耶稣圣像残缺不全地歪倒在一旁。棕皮肤和白皮肤的尸体躺在他们脚下，身上倒插着花尾羽的箭矢和残缺的刀柄，子弹穿透的伤口早已停止涌血。几只兀鹰蹲在怀抱没有头颅孩子的圣母肩上，狼和狗的脚印在石砖上凝固成黑褐的斑，仿佛它们已在上面经历了千万年的洪水与暴晒。
大地就这样拥抱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战争经久不息。”戚十一低声说，“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战争，外来者对原住民的战争，本地人对移民的战争，白人对黑人的战争，富人对穷人的战争。”
“这是你的行当。”诺顿扭过头看她。
“你不也是？”
“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被战争裹挟着，所以战争经久不息。”
“不，战争经久不息是因为有人热爱战争，并把这种热情强加在每一个人头上。”
诺顿看向她，身子前倾，双手搁在膝盖上，“你认为你的命值多少钱？”
戚十一板着指头仔细地算，“在加利福尼亚值五百，不过在这儿你得拿命来换。”
他又笑起来，“那他们的命值多少钱？”
“谁？”
“我们经过的和正在待着的村庄。”
他们都不说话了。诺顿盯着戚十一的嘴唇，像两片枯萎的花瓣。戚十一则依然直视倚靠在玻璃棺和雕花石柱之间的圣像，很久之后才开口，“我曾以为人命最重要，就像我曾以为世界真正是由耶和华在七日之内创造的一样。”
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朝她的神明诉说。
“在绍兴的时候，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不认字，看不懂天父诗，听不懂‘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尽管当时我又知道什么呢？可他们在城门即将被攻破的时候，却愿意用自己的身子去填炸药炸出来空隙……”
干枯的手向前伸，残缺的尸体一层叠着一层，它们过去也没有幸福的人生。人已经死了，她和他都变成了它；声带已经撕裂了，可声音好像寄托在乌鸦凄厉的叫声中。
它们说：我们要活着！
于是林从瑸牵着戚十一的手在跨越太平洋的平底帆船上待了整整八十天。每一天都有人在因热病和坏血病死亡，尸体被船长试图扔下船。同行的中国人只好集资捐款，好让死去的同乡人的尸骨得以回到祖国。和林叔挤在同一块木板上的戚十一看不清她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抵达美国——那里是否有金山，是否能作为跳板帮她实现梦想？但家乡已经隐藏在最珍贵的回忆中，她只能把手工棉布鞋换成坚硬的美式长靴，不断向前。
但向前的路遍布本地居民的咆哮与尖叫，骚扰的砖块、菜叶和鸡蛋如影随形。林叔把她护在怀里，她安然无恙，而他浑身淤血和伤口。
不久林叔被遣返回国，理由是将他家十二级的台阶误记成十三级，临走前将她托付给别的亲戚。但仇恨如影随形，和她一样悲苦的人叫嚣，“始作俑者是铁路公司与垅断生意的大企业，而华人是阴谋共犯！”
戚十一说：我也要活着！
她又能怎样活着呢……人命最不值钱，但人命又最值钱——她的命一文不值，而他们的命价值万千。
她把诺顿·坎贝尔的思绪带回到矿上。当他四岁的时候，他吵着要跟母亲去矿井。于是母亲把他裹在一块毛毯里，让他骑在肩上。天刚亮，他牵着提心吊胆的母亲的手站在雨地里，而他的母亲则祈祷丈夫不会在矿井下因为缺乏几滴水而死亡。
他的父亲是一个爆破手。
成千上万只喉咙发出叹息，仿佛是微风吹过松树林。没人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找到幸存者，但一个个沉默不语、态度坚决的人，手里拿着斧子、撬棍和铁锹，下到已经坍塌的矿井里，寻找没有熄灭的生命火花。
“他们不让我们看尸体，像打狗一样把我们赶回去！”某个红头发的姑娘抓着他母亲的手哀嚎，“他们不让任何人看见，因为他们要少报死亡人数，要把四五条腿算在一个人身上！”
死尸、活人、还有需要等一会儿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一批又一批地被运到地面上。悲叹和欢呼声间歇传来，人和人被他们共同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他的姐妹是他的妻子，她的儿子又是她的丈夫！英雄的故事也随之传开，他英勇的父亲，四天没有进食，没有喝水，但拒绝被第一批志愿救护大队抬出去，反而要求留在矿井里一起救护别人。
他的父亲和其他人一起被抬出来后，医生断定这个苏格兰最好的爆破手之一不可能再工作了。他看见母亲的脸上闪过一道恐惧的阴影，这几乎是他记忆里为数不多的两次。一个母亲和一个四岁孩子的工资是不能养活一家人的，更何况有一条法律规定四岁的孩子太年轻，不能参加工作。她的两个儿子已经被煤矿吞噬了，而她现在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丈夫需要照顾。她又该怎么面对贫困的幽灵呢……
但这个孩子还是像他英勇的父亲一样往矿井里走去了。他才四岁呀，同样的年纪在伦敦的某个好家庭里还是念诗认字的年纪，可他已经把一家人的苦难全都担在自己肩上了。诺顿·坎贝尔就在黑暗的矿山里度过了他的一整个童年，偶尔能在镇子上明亮的玩具店橱窗里看见自己沾灰的脸和手脚。
他十四岁那年差一点儿被封死在矿井里头，里面失火了，老板们拒绝承担烧干净一整座矿山的损失。
那些矿工无人不知的的可怕故事又在这个地方蔓延开了：在怀俄明州，他们用井盖把矿洞口封上，两个星期后打开，里面全是指头磨出骨头的工人们，他们想用手把它掘开；在伊利诺伊州，被封在矿井里的人全都疯了，井盖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一个不成人样的人。
一切都得改变。诺顿·坎贝尔，一个从未上过学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年轻矿工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个结论。它像是倒扎在他心底的一根刺，捅得整个人鲜血淋漓，勾出他亲眼见过的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把每一个孩子都送进矿井的寡妇，用自己的腰拴着绳子往外拖煤矿的工人，下矿井时头顶上岩石破裂的声音，某位下半身被岩石死死卡住的工友，永远留在矿井下。很少有人把丧命的人挖出来。把人挖出来，装进棺材，在地上挖一个坑，这样的葬礼过程并不比埋在山里好多少。
每一座矿井都由他们的骨头撑起，每一座矿井都流淌着他们的鲜血和眼泪。这样的债是上面的老爷小姐们一辈子也不能偿还的，更何况他们站在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海洋的轮船的甲板上，带着手套的手轻轻搁在栏杆上，听不见矿井深处求救的呼声与悲愤的呐喊。
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头，诺顿每日都靠舔舐头顶石头聚集的露水活着——这样还能称之为活着吗？死亡近在眼前，他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时间在此失去存在的意义，只有黑暗和濒死之人微弱的鼻息。
最后井盖还是被搬开了，本尼叔叔用了些方法跟报社和矿主的儿子交谈，许诺这些被埋在地底下的工人们会跟随他去美洲挖金矿，十五世纪最原始最血腥的渴望在十九世纪依然闪闪发亮。此外他还交了一笔天文数字，尽管它对于安德鲁·卡耐基，洛克菲勒和J.P.摩根[3]而言微不足道。
诺顿·坎贝尔的心从这一刻变成了一块坚硬的愚人金。它填充他的心脏，泵进他的血管，从指尖到头皮，每一寸皮肤都写满了对金子的渴望。他学会了抽烟，用烟草持续灼烧他千疮百孔的肺，同时像酒馆门口的每一坨烂泥一样用酒精灌满脑袋。但他的每一天都是清醒的，清醒地数着手里可怜的一美元50美分的工资。他怎么可能甘心，怎么可能像被摘了心脏的人预备着明天的死亡。
他们问：这便是我正在过着且永远要过的生活吗？
于是这两个悲伤的、从不同的方向漂到同一块大陆上来的人便情不自禁地握住对方的手指尖了。四只布满伤疤和老茧的手跨过那么那么遥远的海洋交织在一起。他们颤抖着向对方靠近，额头相抵。他们被打造成了这个模样，把高尚的理想抛在一旁，心甘情愿地朝地狱走去。历史规律无情地赐予他们浑身遍布敞开的伤口，却又仁慈地为他们指明了通往未来的路。被埋葬在心脏最底下的那点火星在接触到彼此的瞬间又开始熊熊燃烧。他们都清楚，埋葬火光就是把自己埋葬，见过璀璨火焰的眼睛不会愿意把光辉的未来踩进土里。
戚十一抽出右手抚摸诺顿·坎贝尔的头发，接着是横亘在他左脸上的伤疤，它在挽起的袖子里蜿蜒到左臂。指尖触摸到皮肤的每一个瞬间都激起情感的巨浪，每一个瞬间都是他们经历过毫不相干却又过于类似的过去，令他们痛苦的共通的过去。
他们在对方双眼中注视着自己的倒影，注视着不被扔弃的希望。戚十一盯着他深陷眼窝中的眼珠，它们在阳光下是橄榄的颜色。她的脸颊传来冰凉的触感，而与此同时视野里诺顿·坎贝尔的手指——握着铁锹和炸药，打磨过矿石的手指——无限放大，抵在她的眼角擦去泪水，在她的额头落下一个恰到好处的吻。
这对年轻的旅人在教堂门口的长椅上说了一整夜的话，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过去都交托给另一方。他们的双手交叠在一起，仿佛这样就能看见对方剖开的心脏。月亮还没落下去他们便继续向前走了，直到太阳第三次升起来才看到一个镇子。
他们挤过一个堆满货车和牲畜的广场。移民、得克萨斯人、墨西哥人、二十年前获得了宪法给予的自由的黑人、印第安人。主广场上聚集着一支乐队，正在给乐器调音。他们转弯，经过小赌坊和咖啡摊，住进一个已经坐着四个人的房间。二级下士来自得克萨斯，会说一点西班牙语，准备用骡换东西。另一群男孩来自密苏里州，都穿着熨得笔直的衬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甚至盼望着交点桃花运——每到这样的夜晚，就有太多人如此盘算——但最后只会尸体冰凉，横着回家。
他们挤在同一张床上，戚十一的脑袋抵着诺顿的心脏，生命有力地跳动，却伴随着无法抑制的咳嗽，仿佛下一秒他的肺就要从喉咙里滚落在地上。
第二日一大早，四个士兵走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蓄意谋杀。他们甚至没问他的姓名，而他甚至放弃了挣扎。他们把他关在石头打造的畜栏里，石块被历史打磨得老旧。他身边还坐着几个类似的人，靠着墙眯缝着眼睛，最年轻的那个开始主动介绍自己和自己的罪名，腔调怪异，狱卒说这三个人因为自己从事的暴乱而害了脑子。
“他们经常发疯，念叨的话没人能够听懂。”狱卒说，“这片土地让所有人都疯了。”
“你不是罪魁祸首，他也不是，他才是，他才是……”年轻人先指狱卒，然后指诺顿·坎贝尔，最后双手笔直地伸向天空，“他们不光在这里杀人，还要将屠杀带进坟墓里。”
过了一会儿，那四个士兵中最年轻的那一个把他带出简陋的监狱，带着他和他脖子上的镣铐穿过几条狭窄的街道。一开始有孩子与他同行，然后是老人，最后是一群裸着上身的棕皮肤居民。戚十一藏在围观的人里面，这样糟糕的场景拽着她回到太平洋以外的家乡。那一日遍地是萧珩和萧望，他们的影像，他们的历史，大字小字全是说明，好像今天有价值的一切只有即将被处刑的萧家。她的族人被捆住车上游街，车下人挤着人，每个人脸上铺着掩饰不住的快乐，期待着能看见多些千刀万剐自己同伴的情景。这样的场景能热闹他们的眼睛，他们热爱看人杀人。
这一次却不一样，没人想看美国人的囚徒，没有像海潮一样前浪推着后浪的人声。没有人走开，他们只是静默着，无数只眼睛默不作声地盯着白人士兵和他们手底下押着的四个囚徒。
枪声划破死一般的沉寂，子弹从某一个地方藏着的某一管枪的枪口里呼啸喷出，引起道路两旁惊惶失措的尖叫。悄悄打开窗户看的人此刻紧紧地关上了窗户，把墙壁当作最坚实的堡垒，好像躲在屋子里面就可以不用面对街上的喧腾。戚十一钻进胡乱奔跑的人群里，第一枪击中牵着最后一个俘虏的士兵的脑袋，如愿以偿让街道中央的小队四处张望，坐立难安。
尘灰和枪声之间，几个棕皮肤的人扯走了队伍里其他三个囚犯。戚十一砸倒了最后一个军官，站在诺顿·坎贝尔身前。
“我不想看到事情变成这样，”诺顿·坎贝尔说，“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我都不想。”
出乎意料的，他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什么都没有，没有声音，没有旋律，只有像雨夜里埋在土里许多年，安静端正的瓷器。
戚十一提着枪面对诺顿·坎贝尔，右手却像脱力一样，无法抬起枪对着他。时间又如同静止一般凝固在他们周围，她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嘶哑又陌生，每说一个单词就像刮下身上一块肉。
“我收钱来杀你，带你走是为了不让美国人的士兵夺走酬劳。”
诺顿·坎贝尔的笑容逐渐崩裂，慢慢恢复成他们在那个破屋子里隔着一团忽明忽暗的火对峙的模样。
她希望他是因失血而嘴唇惨白。此时她多希望那个契约从未缔结，她从来都是萧家最快活的孩子。但她只能重复一次，不去在意面部颤抖的肌肉，“我收钱来杀你。”
戚十一低垂着脑袋转身，枪始终没能对准诺顿。
诺顿在漫长的橙红色黄昏中进入小镇，进入酒馆里透出的明黄灯光。他最后一次回望西边，墨西哥的国境线遥远得成为天地交接的虚线，戚十一骑马的影子融化在夕阳橙灰的余光和黑色的带着毛边的山中。他推门而入。
穿过人群走向吧台，黛米·波本正在倒威士忌，三个年轻人站在她身后，帮新进酒馆的客人取啤酒。他摘下帽子，屈一点儿腰，把两只手肘搁在吧台上。
“要什么，快点说。”酒保催促他。
他一言不发地等着，直到黛米走来拿走银币。
那十三条人命永恒地被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灵魂背负。他所做的一切仿佛都是在偿还，补偿十三个他素不相识的，和他怀着同样对未来的期许却永远将生命停留在地底的矿友。他开始学习与写作，每阅读一个字都仿佛在他本伤痕累累的躯壳上多刻十三道永久的刀疤。愧意的巨手将他拽入潮水中，和疾病一起挤压他的肺部，让他在难以入睡的夜晚回忆戚十一逆着阳光站在他面前问他要水的下午。
他被迫观看那段鲜血淋漓的过去，每一帧影响都历历在目。他反复询问自己是否应该为她指向通往水井的道路，而他怎么能够拒绝！他仅存的良心呼喊着，哪怕再来一次，哪怕他知道她是收钱来杀他，都要为她提供一口泉水——这是他不愿意舍弃的心脏，他仅存的良心。
于是他打算去她生活过的地方寻找答案。这是一八八三年，加利福尼亚的矿山已经没有十年前那么富饶了，和戚十一从一个地方来的人也被禁止来到这块安定得如同世界灯塔的土地[4]。但移民工人修建的铁路不断延长，不停歇地运送人员和货物，像叶片的经脉一样深深扎进北美大陆。蒸汽机牵动火车沿着钢轨前进，催促着无数东边来的淘金者，也吸引着像他们一样从世界各个角落到这儿落脚的人，从大西洋到波光粼粼的太平洋。
他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穿过沙漠，走出平原，从不规避也不主动要求与他人同行。他回到旧金山，看到城内的火焰骤然升起又转身离开，头也不回。二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他一个人骑马向西，在某个时刻越过那道仅有一块石头的界碑，穿过树丛向下走，踏入冰冷旋动的水流，迈入坚实的土地，遇见一队和她一样说异乡语言的黄皮肤人，又护送他们抵达旧金山。
诺顿走进某间酒馆，没有熟悉的黛米·波本，但周围拥挤的人依然形形色色：墨西哥人，某个欧洲化成白骨的国王的子孙，号称要驱赶所有华人的爱尔兰人；酒鬼，小偷，乞丐；发传单的人，偷偷将手枪塞进别人口袋的人，阅读报纸上秣场惨案的人。好像什么也没改变——但什么都已经向前。
在窗外从地平线喷薄而出的阳光中，透过酒精和烟草，一动不动注视着他的人就是戚十一。
于是诺顿·坎贝尔朝她走去，一步一步，每走一步身上的阳光都碎开一块，每一块都是他渴望的追求的不属于他的生活。它们如火焰一样烫在他们身上。戚十一看见他黑暗的矿井中弓着腰沉闷咳嗽的父亲，在血泊里颤抖地握着他的手流泪的母亲；她看见爆炸的矿井，刺目的亮光在他左脸上留下无法恢复的伤疤，他的眼泪顺着疤痕在沾灰的脸颊上划出一道深邃的印记；她看见他指尖夹着的火光和那个落在她眼皮上，如鸟儿扇动翅膀引起的气流一样轻的吻。
她微笑着向前走，踏着碎裂在土地上的阳光。她看见祖父和父亲装在竹条筐里的脑袋，林叔床头快要被风吹散的火烛；她看见教堂口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掌，讨钱钵里的暗铜币和沙子；她看见眼神悲伤衣衫褴褛的乞丐，面目安宁地在街角睡觉的孩子。她看见他们走来的路，铺着世世代代的疾病和贫穷、鲜血和伤痛，制造这一切的怪物身后藏满无数无辜的尸体，站在山顶俯瞰被眼泪笼罩的大地。
她看见诺顿·坎贝尔，剥下一切多余的修饰的金边，张开双臂从路的另一端走来。
[1]宪章运动时期的工人报纸
[2]印第安人的头皮在19世纪的美国具有高价值
[3]美国镀金时代的企业家们
[4]1882年的美国排华法案，10年内禁止华人移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