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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总在奇怪的细节上变得清晰，例如野口美奈子于我而言已全然是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但她那件老土的针织裙直至今日仍不时涌现我脑海，像百无聊赖的假日午后，倚在沙发软枕上快速扫台搜寻心仪的电视节目时忽然跳进视野里的一帧，画面早就切掉了，眼前播放的是令人捧腹的整蛊游戏，那匆匆闪过的一帧却视觉暂留般粘滞在我的视网膜上，被大批量地印刷，分发到大脑皮层里每一只尚且活跃的神经细胞。
如果我的大脑真有什么变异，我想，应该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怪不到星川头上——尽管我曾经为此真切地恐惧着，甚至残忍地将他狠狠推倒。那时的他果真如同一只树懒般静静地瘫软在地，因为遭遇意料之外的攻击而无法挪动一下——大概从未想过我也会攻击他。
视觉暂留，这个词语也是星川告诉我的，他知道许多奇妙的事，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信号我都懒得接收，但星川总是值得倾听。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动画是如此制成，视像是如此拍成，万千变幻能被装进我们手中的小小荧幕都是因此。所以原来人人的感官都滞后，不过滞后的时间有个体差异，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星川说他大约是长的那种，世界在他眼中长得像目睹列车经过，既然怎么也跨越不了，于是干脆站在原地不动——这是他总是慢半拍的缘由。我曾问过星川，猪的大脑也会有视觉暂留吗？星川说估计有吧；如此说来紧要的功能都存在，猪脑与人脑也没什么不同——我们便不那么害怕了。
大脑是精妙的器官，时而运转自如时而力不从心，好比对于野口美奈子，我极力想看清楚记忆中她那并不难辨认的脸却忘得更快，最后她成为了一个符号，一道鬼魅般的影子，在每一段关于父亲的梦里垂下一层白纱，罩住他的脸庞，像停尸间的软布。
给父亲买生日蛋糕是我们家的传统，在发现他死亡的真相之后，我很抗拒继续把他的生日当作一件值得纪念的仪式来庆祝。但坦白同样令人抗拒，我只能选择了比去年小一些的尺寸，作为暗地里的抗议。从那时起我知道诚实其实无用，谎言才是有效的，最应该难过的妈妈，仍笑着为一个伤害了她的人维持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形象，我猜得出她的意图；既然妈妈以此为我支撑起爱的穹顶，我也如此回报她吧。
我的妈妈如此伟大，却从不在我面前袒露自己的伟大，只是小心翼翼、本本分分地过日子。二年级时我曾在习作里写，长大后的梦想是成为单亲妈妈，得到哄堂大笑的嘲讽。我才了解，医生、警察、足球运动员，这些都是会使人肃然起敬的崇高梦想，而单亲妈妈不是；更关键的是，男生是无法成为妈妈的，就像熟知花名的男孩子，不会受女孩子欢迎。
休养在家时，我问妈妈可不可以养花，她喜出望外地应允，大概在庆幸我终于又恢复了元气，有了感兴趣的东西——在她和我都历经崩溃之后，曾被她下过定义的异常行为总算变得也可以接纳。但她的接纳只是迁就而已，以为暂时的迁就便能换取我长期的正常、稳定；我始终无法对她言明，比起我体内生长的种种怪异能量，养花不过是一次破土而出的小小试探，我的世界泥泞不堪，向她求救已然于事无补，我自己深陷泥潭也罢，她何其无辜，不该也被吞噬。
那你想养什么花呢？妈妈问，依旧是平常的欢快语气。我久久迟疑。花这方面星川是专家，我LINE问他有没有什么推荐，没有回复。
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他的回复了。
第一次见到星川依里的时候，我就预感他会是个麻烦的人物，当时的我说不出原因，现在想来，大概因为他和妈妈在我面前时一样，脸上有毫无破绽的笑容。只是转学生的自我介绍而已，面对台下陌生的人群，有必要笑得那么开朗吗？像一个半空的杯子徒劳地踮起脚，努力够到和大家一样的刻度线，一不小心使过了劲，眼看水就要溅出来。
一开始我想避开他，以免被不知何时就要倾倒的水泼个满身。我认为他肯定坚持不久，即使他自己堪堪端稳了杯子，我们这个学校顽劣的人不少，保不齐哪天谁笑嘻嘻地一推，水总是会洒的。奇怪的是，他的杯子明明倾斜着，许多人也明明推过了，每次我以为他的水平面摇摇欲坠，就要没过杯沿，却从未洒过一滴。无论在何时何地见到，他永远像一只不眠不休的小风车，手中挥扬的彩色吊绳甩出风一般的响声，那声音的频率如此独特，隔着上学路上嘈杂的人群也能分辨得出。带着或是取笑或是好奇的打量，那些男孩子们也抡起绳子想要模仿星川，但不像，一点都不像。他们甩不出飒飒的风声，也不会像他一样笑。
我对他少了戒备，然而第一次开口同他说话，还要等到我做午餐值日生的那天。任务并不重，分配食物之类的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差事，有更能干的人来承担，我因为个子高，只被安排去做一些搬东西的力气活。饭后，我和同桌木田分到一组，负责把大家喝完的牛奶盒洗净叠好，我话不多，她也沉默寡言，完成的时候午餐时间还没结束。木田是女生，我让她回去休息，自己把装满牛奶盒的纸箱抱起来，送到办公室的窗台去晾干。
老师们都在各自的课室里陪伴大家午休，或者督促值日生们做好清洁，办公室空无一人。就在这时我看见星川正趴在一把办公椅的椅背上，朝窗台边那个主任用来养鳗鱼的鱼缸伸进手去。
“不可以！”我下意识喊了出来。
他才发现我的存在，受惊似的转头看我，鱼缸的水面在晃，波纹微动的影子映在他脸上。
“请不要摸它，”我使自己的语气尽量严肃，“鳗鱼是会咬人的，你不知道吗？”
“很可爱啊，不是吗？”罔顾我的警告，他笑得灿烂不已，依然飞快地把手伸了进去。
我开始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人并没有要把自己的杯子正过来的意思——一点也没有，甚至乐在其中。
他的动作很快，以至于从水里抽出来的时候我还抱着纸箱愣在原地。“需要帮忙吗？”这样说着，他走近我，还没得到回答就已经把手放在了箱子上。
我后撤一步，躲开他刚摸过鳗鱼的手；感受到我的视线所在，他坦然地说明，“没事的，我的手没有被咬。”
他向我大方展示他湿漉漉但完好无损的手指，箱壁上他碰过的地方滑下深色的水迹，在他说话的时候恰好有水珠滚落。鳗鱼没有咬他，仿佛被叮了一口的，是我牢牢托着满箱牛奶盒子的干燥的手掌。
那之后我错以为他是天性勇敢的人，直到这学年的游泳课开课。因为是海滨城市，其实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学过游水，就算从别的学校转学过来，进度也不该相差太多。星川却显得十分怕水，一站进泳池，就似乎双腿发颤，再也听不进保利老师的指导。为了打消他的恐惧，保利老师组织其他的男孩子进行了一个简易的憋气比赛，我也参与在内，我们成绩都不错，十五秒以上不成问题，水性很好的同学甚至能超过三十秒。老师也叫他下水练习，从三秒钟开始，一点点往上加，他嘴上说好，慢慢弯腰，可是只要水盖过眼睛，就咕噜一下钻出水面，一秒也呆不下去。全班大笑不止，把这当成一件和叠罗汉失败一样的好玩事，那节游泳课的后半程，他就坐在泳池边看大家游来游去，这样不了了之。
课后的更衣室里，我注意到他冲了很久的凉，其他人已经要出去列队，他淋浴间里的水声还在响。我恻隐之心作祟，又不想主动和人说话，幸好我的头发那时还很长，可以慢慢地擦，糊弄过去。
擦到半干的时候，星川出来了，带着完美无缺的笑容。
“你在等我吗？”
“……没有。”
“你憋气好厉害啊！怎么做到的，能不能教教我？”他热情地请教，仿佛在和我闲聊。
我很有自知之明，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中上水平，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恭维话。“只是普通人的程度而已，”我直言不讳，“是你太弱了吧。”
于是他笑着对我说出了我迄今都无法忘怀的一句话，“是吗？大概是因为我的大脑被换成了猪脑吧。”
我无法描述他当时的表情，好像在和我分享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十分常见的生理现象，如同说“我的眼睛是双眼皮”这样稀松平常。他的坦白太突如其来地出现，以至于我当场根本无法理解他话里的含义；如同在黑夜里突然见到陷入火海的摩天大楼，被眼前的景象惊讶到思考不了其他，事后才想起追溯，是怎样的灾难造就了这一场大火？
但那时我只是目睹着火的发生，来不及探究他背后的秘密。
游泳课是很多事情的开始，例如因为憋气训练上欠佳的表现，星川受到蒲田一帮的嘲弄，而他的平淡反应令他们越发不爽，作恶的兴致更高；例如他第一次告诉了我人头猪脑这回事，令我反复咀嚼，此后的每一节自然课，我都忍不住想这样的实验是否真能成功，他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在陈述切实存在的事实；有时我笃定这是百分百的荒唐，有时又觉得世上没什么事情确凿可信。
可惜的是，小学的课程远没有深奥到那个程度，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茫然地空想；唯一给我一点相关启示的，是很久之后的一次外出实践。保利老师带我们去了附近的沙滩赶海，我们需要观察退潮后见到的各种海洋生物，并记录下来写成报告。因为许多都是可食用的海货，还有精致的贝类，大家都捡得很起劲，三三两两地在海滩上奔忙，让老师不敢分神地盯着海水的交界线，生怕有人出事。
星川依旧是一个人，散漫地在沙滩的边缘停停走走。因为在人少的地方，他似乎收获颇丰，小挎篮里满满当当。回来的时候却和蒲田撞上了，他一向好胜心很强，瞥见星川篮子里有一枚拳头大的贝壳，就提出要拿来看看。
不可以，星川说，这里面有东西。
蒲田并不相信他的话，反怪他小气，眼疾手快地把那枚贝壳抢过来。果然里面有一只寄居蟹，毫不留情地举起大螯夹了他的手指头。
围观的人哈哈笑起来，蒲田吃了闷亏，脸上不悦，重新拿起那只蟹，狠狠往星川身上丢去。
大家一窝蜂地散开了。他没有躲，我的心揪起来。
走过去远远地看了一眼，还好，他没有事，寄居蟹落在他怀里，只夹住了他的衣服。我松了一口气。
我看见星川缓缓弯腰匍匐，趴在沙滩上，用骗我在和下水道里的猫说话的姿势，把寄居蟹送回地面。寄居蟹一落在沙地上，就迅速地缩进壳里躲起来，他跪在沙子上，埋头凝视着它。
“对不起，麦野君。”我听到他对我说，他没抬头，声音很轻，但我知道他是在和我说话。
“什么？”
“你第一次和我说话那天，我是不是也像蒲田一样讨厌？”
其实我们才因为点火器的事闹得不愉快，好几天没有再一起出去。但我并不觉得他讨厌，第一次时不曾，现在也没有，我看清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即使我觉得他像世界上所有软弱又有齿爪的小动物；我意识到我不能一边和他交朋友，一边还把他当怪物那般看待，我们不止分享欢笑，也要分担伤疤。
我想起外出前在教室看的科教纪录片，因为拍摄的多是深海环境，黑漆漆的，光线太亮就看不清楚，我们把窗帘都拉上了，好像在电影院。屏幕上演到蚌的软肉嵌进泥沙，渗出的分泌物将杂质团团包裹，渐渐孕育出亮泽圆润的珍珠；不知怎的，我好像感同身受到它切肤的痛楚。
我往前看，试图好好听讲，可是从我的角度望过去讲台星川的脑袋根本避无可避，在发光的投影前像一颗黑色的珍珠那般夺目。更要命的是他仿佛感应到我的视线，故意频频回头和后座的黑田说话，时不时和我的目光交错几秒——我们还没有和好，他望向我的眼神像犯过错的小猫，抬着上目线等待怜悯，黑暗中露出莹润的瞳仁。影片里潮声在响，铺天盖地，我脑袋里也掀起喧嚣的海浪，把我举起来又抛下。
现在的我后知后觉地感到，星川其实很像一只蚌，紧紧闭着壳，然而内里全是软肉，不堪一击的。那部分只有我能触碰得到，可我却用冷硬的壳切断他的心意，至今找不到弥补的机会——为什么会弄成现在这样？
归根结底我是一个无比差劲的人，以为躲在壳里就能逃避外界的枷锁，结果只是接二连三地伤害了每一个对我好的人，妈妈，星川，保利老师，似乎我越是抵抗，那遗传自父亲的懦弱、自私和暴力的基因越是一一应验——或许其实我内心的怪物从一出生就长在我身体里，而与任何人无关——那些CT怎么能说我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不妥，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你身心都健康，我记得当时妈妈温柔地对我重复这句话。
今夜也是如此，在台风侵袭的深夜，妈妈走进我的房间，以为我在安睡而准备欣然离去。我本可以这样继续装睡下去，但我睁开眼睛，对她暴露里面满含的泪水。
“很爱你，一直以来都感谢你。”我向她剖白。
妈妈还是像最亲近的朋友一样，以“没什么大不了”的笑容回应我，对我说搞怪的俏皮话，安慰我的情绪，但我知道，她比谁都想要我正常。很遗憾，妈妈，我并不正常。
无论我跳车，装病，砸东西，还是突如其来地哭泣，妈妈从来没问过一句缘由，说过一句不是，始终对我报以关爱。但我感受得到，她看我的目光惴惴不安，如同最熟悉的人开始变异，我在她心中已然成为无法理解的怪物，只不过她狠不下心来抛弃，因为这头怪物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
比起那些肩负无数严格要求和超高期待的小孩，我已是幸运至极，我的妈妈唯愿我平安健康地长大，和任何普通人一样组建一个小家庭，听起来轻而易举，那是她作为母亲卑微的愿望，我作为儿子当然要尽量满足。简单，这是件简单的、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勉强说服自己：只是平凡的人生而已，不可能做不到；降低标准至此，怎么可能做不到？
可是妈妈，我真的做不到。
我受够了维持正常，这样的生活，已经耗尽我所有的力气。
妈妈，打我吧，责怪我吧，星川可以理直气壮地忤逆他的父亲，我却不能忤逆我的母亲，因为你对我这样的好，无可挑剔。星川想逃离那样的家庭是人之常情，我又岂敢再索求什么？
妈妈，你的儿子并不可怜，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可怜的人。我从不觉得自己可怜，仿佛一旦作如此想就会让妈妈的付出付诸东流，她比我可怜千万倍，仍然为我不辞辛苦，不曾有半句怨言；但无论我的妈妈表现得多么积极乐观，我早已深深明白，我只要存在，对她便是日久天长的负累。
可怜的人是受害者，而非我这样的施暴者。当我举止失常的时候，妈妈总怀疑是什么外界力量的入侵，她想到蒲田，想到保利老师，想到学校里的其他人，唯独没有想到，坏掉的是我本人。她拼命找寻谁才是罪魁祸首，是谁令她的儿子变成非人的模样，不是啊，妈妈，没有谁，是你的儿子本来就这样。
但我的幡然醒悟来得太迟，到今晚已经罪无可恕。想放弃一切的念头折磨得我彻夜不眠，只能眼睁睁看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亮起来。可是破晓后的天色依然阴沉，因为台风的逼近，外面的世界正乌云笼罩，暴雨肆虐。而房间里一片死寂，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加固的窗玻璃把风雨牢牢隔绝，我感到自己正身处风暴的中心，一旦迈出这座台风眼，周遭的骇浪便会将我撕裂。
在这短暂的台风眼里，我想起我和星川也曾在电车里度过许多的雨天。那不过是梅雨季的小打小闹，往往我们骑自行车前去时还是晴天，半路上便下起小雨；又或者当我们在车厢里写作业时骤然来临，我们便抬起头来欣赏，看脏兮兮的车窗被雨水打过之后，附着的灰浆又幻化成另一个图样。旧电车的窗玻璃很薄，雨滴洒落的声音清晰可闻，山林绿野无边无际，隔着窗户模糊像水彩在雨幕中溶化，电车是这连绵湍流中唯一牢固的礁石，我们是陷入这梦境里唯一存活的人类。
有一次雨下在火车快要经过的时分，我们还是伫立在山谷口，冒着雨悠闲地等。雨并不大，若站在树下，几乎感受不到雨丝的存在，只有偶尔从叶片之间汇聚而成的大颗水珠冷不丁地坠下，刚好掉在我们头顶。我和他推推搡搡地嬉戏，一边想躲过水珠的敲击，一边试图让对方的脑袋被砸上一下。直到玩得累了，我俩才挤在一小块谁都不会淋到的区域，并肩紧挨在一起，静静等待火车的降临。
“麦野君，”那时的星川忽然告诉我，“我最近在想，可不可以也申请加入合唱团呢？”
虽然我们都是音乐组的成员，实际上参与活动并不积极，我只分到一两句和声，星川更甚，因为是转学生，合唱团里暂时还没有安排他的位置，他只有站在一旁摇铃鼓的份。
“当然可以，”我回答他，“不过，怎么突然提起？”
星川讲出他之前的担忧，由于总在转学，他觉得加入了社团活动就要好好完成，如果临时走掉，反而会耽误大家的进度。
“其实我唱歌也不错的呢！”他笑起来，对我轻声唱起《晴天娃娃》的童谣，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亮汪汪的，在雨天的树荫下也剔透闪光。
平心而论是件很傻的事，我不知多久没听过那么老的童谣，但我的心被无以复加的喜悦占据，只想祈祷这样的日子最好永远停止，一直不变地持续下去。神奇的是他唱着唱着天空就真的放晴，火车也平稳地由远处驶来，红色车厢划破满山谷的雨雾，像我的心愿得到上天的应许。
看完火车回去，荒草遍布的小径上出现许多蜗牛，雨后的泥土湿润，总在积水的角落里爬行的它们，也成群结队地出来透气。为了绕开它们，我们互相搀扶提醒，走了比平时更为茂密的草丛，步伐比平时更慢，更小心。草叶上垂悬的水滴晶莹，沾湿我的裤腿，我在这一天从头到脚都变得湿漉漉，心情却异常晴朗。
总而言之，只要想到星川和那辆电车我的心就总是晴朗，总是郁郁葱葱，像一个无比安全的洞穴，把我和他连通在一起，我在这头呼唤一声，那头便总是有回应。那时我以为盛夏将至，这样的晴朗还很漫长，从未想过这洞穴会有坍塌的一天。
原来我也如此迟钝，原来除了视觉以外，其他许多种感官也能滞留，从前的种种回忆全部重叠累积到今夜，笑和痛都加倍地深刻，像春日里初见他时，我总远远在他身后观望不敢上前，樱花的花瓣铺满路面，而他的影子寂寞地投射在樱花之上，随着脚步缓慢移动。
这么说来，感官的暂留简直是奇迹般的造物，我们在电车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那时的欢欣在这风雨交加的清晨仍然保鲜。星川也会这么觉得吗？一定会的，他说过他是长的那种——可是，是否同理可得，打在他身上的伤痕也停留得比一般人更久，疼痛也消散得更慢？
我终于翻身下床，用冷水糊了一把脸，冲刷掉一夜的挣扎。雨势更加汹涌，风在窗外发出可怖的呼号，但我想在我放弃一切之前，至少要将和他的洞穴重建起来。星川是陪我一同涉足泥潭的人，我不能先放手。
我打开门，走出台风眼，冲进暴雨中。风比想象中还要猛烈，然而此刻在我耳中仿佛褪色成了背景音。响彻我脑海的，是那天傍晚我被校长怂恿着吹奏的长号，明明不过是情绪化的宣泄，毫无章法可言，听起来却像轮船靠岸时的汽笛，响亮而悠远。我在心里再次用尽全力地吹响号角，在那昨日重现的长鸣声中，我的船舶也逐渐归港，心中的信念越来越明晰。
妈妈，星川依里是我想要照料的花。带他逃走，是我这个满身负罪之人唯一可做的赎罪。
星川，你那里天晴吗，在狂风大作的台风天，我披上雨衣出发，暴雨横浇在我脸上，巨浪倾泻在我身上，一切都糟糕透顶。但我真的很想打电话问问你，你那里天晴吗？如果天晴，我现在就动身去看望你，你可以收留我吗，在我孤身穿过呼啸的风暴之后。不过我想，你大概和我身处同一片乌云下，情况比我好不了多少。天气不好也不要紧，我这里也是一样，那么我们就一起离开，动身前往宇宙大挤压，时间倒转，人类、火车和猫咪都会往回走，牛肉饭会变回牛，大便会返回屁股，人类会变成猩猩，恐龙会复活，但愿我们初生的那天，会是一个好天气。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