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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坎贝尔夫人。坎贝尔夫人，或者用她的中国名字，戚十一。她告诉我称呼她什么都行，但鉴于一些不那么重要但能起到自我提醒作用的原因，请让我暂时用她丈夫的姓称呼她。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丈夫的葬礼上。我牵着我的孩子站在她身边，她站在小小的墓碑边上，凝视着卡洛斯的姓名和生卒年。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只通过延迟一个月的信件联系。我和她都不热衷于其他的通讯方式。那是一九四零年，距离德军入侵波兰已经过了六个月的时间。天气很冷，我从没见过这么寒冷的冬天，甚至谨慎地飘了三天的雪花。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十九岁，刚怀上卡洛斯的孩子，在那个离圣诞节只剩两周的雪夜敲响了坎贝尔夫人的门。门打开以后我看到坎贝尔夫人。我绝非是因为好奇——好吧，事实上我就是，我没办法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去探听这个在一个深夜在我隔壁落脚的家庭。
坎贝尔夫人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她不高，但很匀称，未来夏天证实了它，尽管我并不知道我是如何透过她身上裹着那一件显然是她丈夫的外套中看出这一点的。也许只是我的直觉，一种美丽的幻想。她显然和我一样，已经习惯了没有暖气的房间。
“出什么事了吗？”我听见她丈夫的声音从屋子里传来，像个坏掉的风箱，也许是因为风用小刀划开每个人的喉咙。屋子很小，我站在门口能清晰看见她的丈夫弯着腰在搬出一些东西。每一个家的屋子都很小，我的屋子即将住进第三个人，吉尔曼老婆婆的屋子里则塞满了七个人。
“没什么事，只是我们的邻居来拜访我们。”她转头看她的丈夫，后者跨了两步来到门口，将门拉开一些，站在她身后看着我。
说实在的，我在见到他的第一瞬间的确被吓了一跳。他的鼻梁上横着一根铁钉，左脸铺着一层可怖的疤痕，并不是讨人喜欢的模样。我简直要忍不住开始为他们编造一段爱情故事了。卡洛斯曾拿这个打趣我，说我读太多盎格鲁-撒克逊人写的书。
“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同样也是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
卡洛斯陷入一阵沉默。
回到现在。坎贝尔试图拯救这一场灾难性的社交，尽管也没能好到哪里去。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被他的眼珠上下打量，但至少我不用一个人站在他们的门口，尴尬地绞着自己用一块新蓝布缝补过的裙子。
“我们通常一起吃晚饭。”我实在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拨了拨自己的头发，看着我的手指拽下几根发丝，“我们所有人一起，每天晚上在一个不同的家庭，我们家一般是煮豆子和墨西哥薄饼。这样大家都能吃饱。我们靠这个活下去。我们很欢迎你们一起来。”
我想我的英语还没有熟练到可以一连串说出这么长一段话，但幸好坎贝尔夫人的英语也没好到哪里去，疑惑地听着我怪模怪样的大舌音。我用手掌抚摸着凸起的肚子，静静注视着她眼睛里的黑色湖水，不去在意她的丈夫在我提到“活下去”后骤然僵硬的脸色。他们礼貌地回应后我急匆匆地退回自己的巢穴，抑制不住胸腔里剧烈的心跳声，祈祷我的热情并没有吓退这个有些奇怪的家庭。
流言蜚语不会放过任何一对新来的夫妇。我不是一个八卦的人，几乎从不在意邻居的七嘴八舌，但事关坎贝尔夫人，我还是十分乐意倾听。我先听说的是她丈夫的事，诺顿·坎贝尔，慷慨地将自己的姓氏给予她的人。他们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我猜是因为他们听说他是某场矿难唯一的幸存者——这对生活在镇上，靠相互扶持活下去的人来说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传言有理有据，甚至拿出了一张相关的报纸。纸面上的坎贝尔语气不善，凝视镜头的眼睛像两潭漆黑的湖水。其中一潭卧在崭新的伤疤上，像疮痍的红色土地兜着一汪悲恸的眼泪。按理说死里逃生是最大的幸运，但地底的故事除幸存者外无人知晓，谁能担保不是他一念之差炸毁矿洞，企图将底下的金子全部收入自己囊中呢？
紧接着关于坎贝尔夫人的一切都钻进了我的耳朵。约翰逊-里德法令以后的每一个黄皮肤人都会被最大的恶意穿透心脏，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即将去往哪里。卡洛斯曾向我抱怨他们用更低的工资抢走了矿上的每一件活，“埃娜拉，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这群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裸体演出的剧场，还要她们从蛋糕里钻出来跳舞！”
“第二句也许是事实，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一位父亲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女儿送进熔炉。”我说，用手抻了抻餐布，“照你这么说，你又和那些抱怨我们抢走他们工作的白人有什么区别呢？”
“你懂什么？”卡洛斯发出一阵沙哑的笑声，“你是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别被盎格鲁女人煽动起来让人看笑话。”
“我不知道和你有什么好说的，你总是这样。”
我和卡洛斯的相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他日复一日的、充满骄傲的语气，好像再忍受一下就能挨过这一生。一个十九岁，英语说不好，从遥远的墨西哥边境跑到加利福尼亚的山谷的，怀着孕的女人能做什么呢？我对此毫不在意，这个镇上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贫穷、失业、饥肠辘辘，每一个挤着一个家庭的狭小住宅都能提取出成百倍的痛苦。现在关于卡洛斯和我自己已经说得够多，还是将注意力转回坎贝尔们身上吧。
在那次唐突的会面后我鲜少见到坎贝尔一家，他们深居简出，几乎从不加入我们共同的晚饭。这简直让他们包裹在风言风语当中——得益于丈夫们对坎贝尔毫无缘由却又十分合理的不善，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鲜少和我的新邻居有交流，只能靠饭后闲聊填补他们在众人眼中缺失的形象。他们成为了帝王谷最古怪的一家人。
我知道坎贝尔夫人不是一个令我讨厌的人。妄下结论并不是什么好事，但鉴于我只与他们一墙之隔，我无聊的推理也许还存在一些令人讨论的价值。
我几乎从来没听过坎贝尔夫人和她的丈夫吵架。仅有的一次是一九三四年冬天，帝王谷唯一一次被雪完全覆盖的时候。她的丈夫——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就算他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矿洞里的一切依然如影随形，那十三条人命会一直跟随他致死——在床上一病不起。我知道疾病能怎么夺走一个人。
冬天和疾病通常一同到来。寒冷能摧毁每一堵墙，雪积在凸出的墙壁上，昭示着似乎永远不会到来的春天。细菌和病毒像发疯一样透过形同虚设的衣服钻进每一寸皮肤。断断续续的咳嗽随着温度的降低很快发展成骤然爆发的雪崩，患者只能抬手用袖子或者手臂擦去夹杂着黑灰色气泡的血沫。
尘肺病不会传染。但它从矿工进入矿洞的第一个瞬间就开始在他的肺里埋下种子，耐心等待着黑色的藤蔓缠绕住每一个肺泡和每一根支气管的时刻。长期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工作后，他们脆弱的肺部只需要一个下雪天就能变成死亡的先锋。我很清楚。我眼睁睁地见过结核病菌顺着纤维状的肺攀爬，轻而易举地吞吃掉矿场上最强壮的那个矿工的生
命。它几乎是降临的唯一预兆是更加频繁的咳嗽，而这在地底司空见惯。没人能想到他前一天还能推着向小山一样的煤渣走出洼地，第二天只能倒在床上听着抑制不住的咳嗽从喉咙里喷泻而出。
随即而来的是长久的低烧和永无安宁的晚上。他伟大的妻子在照顾三个孩子与惊人地瘦下去的丈夫之间疲于奔命，整夜整夜地坐在床边注视着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呻吟，而很快他连呻吟的气力都消失了，呼吸微弱得需要她贴近他的心脏才能感受到死亡并没有把他从她身边夺走。但他拒绝她的靠近，拒绝回答她的问话，拒绝她愿意提供的任何帮助，甚至期望她能把自己的床铺搬去另一个角落以阻断疾病的蔓延。
最终坎贝尔夫人，依然被包裹在她丈夫的外套里，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握了握想要上前的卡洛斯的双手，扶着肚子亲自去开门。她的眼睛依然动人，让我想起抵达我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所经过的深邃的海洋。
她亲了亲我的脸颊，问我是否能在我家暂住一晚。我十分乐意，恨不得将卡洛斯赶到与我一墙之隔的，只剩下她丈夫的那间屋子。
我挽着她的手亲密的坐下，卡洛斯把脑袋和身子一齐转过去，不看也不听我们的对话。
我们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期间卡洛斯不耐地翻了个身，试图打断我们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话。但是谁在乎他呢？我生活的前十九年都没有这么快乐过。我手舞足蹈地向她描述我和卡洛斯的婚礼，用充满遗憾的语气告诉她我还没有穿过婚纱。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对婚纱心生向往。
她对我讲起她的婚礼，“假如它可以被称之为婚礼的话。”坎贝尔夫人用手掩住脸，露出一个笑。于是我开始幻想穿婚纱的坎贝尔夫人的模样。她一身修身的钉珠长裙，双手包裹在掩盖到大臂的白手套里，左边的胳膊上还圈着银制的手环，她盘起的黑色头发仔细地被叶子状的发卡箍好，隐藏在头上戴着宽大的，能遮住整张脸的白帽子底下，也可能是一直蔓延到她迈出五步之后的白色头纱。身后有两个顽皮的孩童帮她提起，以免拖拽在地上玷污圣洁的白色。她一只手里一定捧着一束新鲜得能够倒映出她脸上幸福笑容的花，另一只胳膊挽着她穿深色礼服的丈夫，在庄严的奏乐声中走进教堂。
想到这里我差点以为这就是现实，但事实上坎贝尔夫人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她和她的丈夫——当时她还叫做戚十一——乘火车到了帝王谷，在拥挤的车厢中，她问坎贝尔是否愿意告诉她那天发生了什么，而他反而伸手握住她的手腕，问她是否愿意敞开她的一切。长久的沉默把空气凝固成静默的海洋，车厢中人与人的轮廓都模糊了，像粗糙的画纸上被晕染开的山脉。下一个瞬间，她环抱住对方，交换了一个简单的吻。
“那天”，我捕捉到坎贝尔夫人问话中的单词，并大胆地揣测它和那些关于她的丈夫，诺顿·坎贝尔，钻进每个人耳朵中的八卦密切相关。此时我遗憾地发现，她从未向我敞开过任何和她有关的秘密，除了这场不能被称为婚礼的婚礼。我如此期待我能知道她隐藏在丈夫外套下的一切，而不是永恒地望进那两潭深不见底的黑湖。
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我们在罢工，准确来说应该是男性矿工们。他们的妻子，也就是我们，则在我的家里开会，讨论明天纠察队的事情。坎贝尔夫人没来，她的丈夫不是罢工的矿工，但幸好也没成为令人憎恶的工贼。我是希望她也能参加到我们的会议中来的，但我怎么能说服其他的丈夫呢……我连卡洛斯也无法说服。他在第一个矿工妻子进来之后出去了，砰地一声把门甩上。那场会议只持续了短暂的十分钟，卡洛斯在三个小时后带着一身的酒气回家。
我轻轻把我的手抽出，认为自己此时此刻再清醒不过，披着我的外套推门出去，盯着坎贝尔家的门缝里透出的一线灯光。我呼吸急促，反复提醒自己只是步行去楼道尽头的公共盥洗室，但我已经看到坎贝尔夫人的脸，笼罩在暖黄的灯光下。我踮起脚试图透过她的肩膀看到她已经躺在床上的丈夫，在意识到这个行为是多么无礼后尴尬地向后退了两步。
一瞬间我的记忆和现实重合，似乎又回到坎贝尔夫人新搬来的那个雪夜。我又听见坎贝尔的声音从房间深处传出，问他的夫人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埃娜拉煮了一些茶。”坎贝尔夫人朝屋子扔下一句话，我想她和她的丈夫快速对视了一下，“你想让她进来吗？”
“按你的意愿来。”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情愿，但我终于有机会进入他们的家，看到躺在床上的坎贝尔时脑子里浮现出另一位坎贝尔夫人的模样。诺顿·坎贝尔的母亲，她的姓名已经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了。我只见过她一次，她也是这样躺在床上，像风中马上就要折断的花一样脆弱，好像下一秒就要停止呼吸。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得知她是为追随淘金的丈夫而来，但他已经不知所踪，也许被埋在某座山的轨道中，也许被炸药炸成了碎片，也许抛妻弃子，成为了某位煤矿大亨女儿的新丈夫——当然，没有哪位从董事会走出来的小姐能对比她低下的人抱有多么深厚的友谊。这位坎贝尔夫人很快将年轻的坎贝尔交给丈夫的老友。他被那位矿工收养后便一齐搬离了帝王谷，直到前不久和一位新的坎贝尔夫人回到母亲去世的地方。
我亲眼目睹坎贝尔夫人临死前的嘱托。那时我六岁，抱着一个破布娃娃站在楼梯的拐角，偷偷摸摸地透过坎贝尔夫人敞开的房门得知屋里发生的一切。如今它距离我太过遥远，而我六岁时尚且不会说英语，只能任由记忆幻化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模样。
如今记忆和现实微妙地重合，我再次站在十三年前的位置，毫不客气地打量着诺顿·坎贝尔。他继承了他母亲的深琥珀色眼睛和褐得近乎黑的鬈发，却和她内敛温和的气质背道而驰。本尼成功把老友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性情古怪的人——准确来说本尼改变不了什么，坎贝尔和帝王谷的每个人一样，都在他出生的时刻奠定了未来的基础。他容不得半点示好，像从坚硬外壳里探出脑袋的乌龟，在受到一点触碰后都会缩回背上的巢。但他又能永远饰演着一个礼貌的形象，不论我对他的妻子表现得多么亲昵，对他们的屋子表现出多么浓厚的好奇，多么频繁地试探他忍耐的极限。
我百思不得其解，坎贝尔夫人究竟如何拥抱住这样一个残破的灵魂。
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只指南针。我又要开始进行无谓又刻薄的揣测了。他在矿难以后成功地一头钻进金子里，试图抛弃所有过去缠绕在他身上的一切，试图在寻宝中得到他需要的成功。但我不认为他能轻易把它们斩断，就像卡洛斯无法和他生长的布拉沃河割裂一样。它们虚无缥缈，却能像藤蔓依附树枝一样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和心脏。同时我也知道，他的命运注定不会通过挖到一座金矿或数颗珍贵的宝石而改变。它只会让他变成一个更加令人讨厌的暴发户，变成吞吃自己兄弟姐妹血肉的巨兽。
“我其实没有煮茶。”我不知道我怎么说出这句话，但我的两位听众都没有给予我我想象中的表情。坎贝尔夫人应当诧异地看我一眼，质疑我为什么拆穿她的谎言，然后局促地走到丈夫身边向他解释事实真相；她的丈夫则应该愤怒地从床上跳下来，大吼着把我从他们的家中驱逐，仿佛寒冷和矿洞的粉尘没有在他的肺留下痕迹。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
坎贝尔夫人只是抿着嘴站起身，缓慢地挪到餐桌边，用一把巨大的餐刀切割一条要维持他们接下来一周生活的面包——我那时并不知道它未来会被命名为大萧条面包以纪念它简单的三种原料。我接过她切下来的一块，粗糙的小麦或面粉制品碾过我的喉咙，直到我嘴唇的一角挂上咸涩的潮湿痕迹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哭。
她明显吃了一惊，手足无措地站着。我盯着她刀背上模糊的影子，扑进她怀里嚎啕大哭。她僵硬的手臂抚摸着我的背，让我不自觉地开始讲刚才发生的一切。
卡洛斯回来的时候带着浑身的怒气和酒气，一进门就拿着桌布擦他的枪。
“请不要用这块布。”我瞪了他一眼，“擦枪的布在你身后的墙上。”
他突然发作起来，“那些盎格鲁人究竟教会了你什么？还有我们的新邻居，那个男人为了钱杀了他的十三个兄弟——也是，你没在矿上工作过，不会知道这样做多么可耻。而他的老婆是个不该出现在这片大陆上的中国佬。你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也是从蛋糕里面跳出来的！我简直觉得你下一次就要把她拉进女人们的纠察队了。”
我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你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一点儿体面也没有。”
“你就期待这个吗？期待我丢掉体面好增长你的体面？”我走到他面前，“卡洛斯，你是不是觉得非得有人比你低一等，你才会高兴呢？”
卡洛斯把枪和擦枪的布一起放下，站起来高高地扬起他的手。我继续盯着他气急败坏的眼睛，“你还是这样——除了在家里这样你还会做什么呢？你甚至不敢用这张脸面对老板和警察。”
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坎贝尔夫人终于无法忍受丈夫什么都不在意的模样。
“你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去死？”墙与墙之间隔音很差，我清晰地听见她的声音。
“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她的丈夫沉默了许久才低声说，时间长到让我以为他已经死亡，“我理应受到这样的折磨。”
“你问我是否愿意与你坦诚相待。”她叹了口气，我想象她拢了拢额前的碎发，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现在我说，是的，我愿意。我和你一样，同样剥夺过其他人的生命——起初我不认为这是犯罪，凭什么他们可以合法杀害我的家人，而我所做的一切甚至我的存在就是犯罪？我的父亲在被捕前一晚已经得知了消息，也有人劝阻他前往外国使馆避祸，我听见他拒绝，而我那时候太小，不知道这样的拒绝会带来第二天的屠杀。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它距离我太遥远，导致受害者与加害者都变成模糊的一片。但这就是血一般的事实。”
她并非在对对方表达心意，也绝不是决心答应对方的求婚，而是赤裸裸的招供。我双手颤抖地提着裙子，扶着墙，几乎要马上摔倒。坎贝尔夫人——坎贝尔夫人！她此时此刻一定想不到有一个年轻的、对八卦十分感兴趣的女孩正在用心听着他们的争吵，并即将得知传言背后的真相。
“我还要承认的罪名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的爱人。”
我怔住，脑海里掠过无数个我抓不住的影像。我的理解一定出了差错，或者她说的根本不是英语，或者我根本听不懂英语。
“我不知道那是她的父亲，只当是一个寻常的、和别人在生意上没谈拢的富商。假如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能用无数个虚拟的语式打造现实。”
我意识到我无法再听下去了，从墙边落荒而逃，倒在床上像被抛在岸上的鱼一样挣扎。我想象坎贝尔夫人倒在她丈夫的怀中哭泣，想象她的丈夫厌恶地松开手，让她摔倒在石板地上，额头和嘴唇抵着冰凉的地面，一如既往的不耐烦地盯着她头发与头发之间流下来的血。
眼前的一切都在颤抖，桌子突然倾斜，伴随惊雷一样的巨响，仅剩的几个盘子哗啦啦地砸在地上，噼里啪啦地变成白色的的碎片，像被打翻的画板一样铺满了视野的全部，回旋的声音疯狂地刺入我的神经。我似乎被抛入了海洋深处，水压沉甸甸地压着肺部，在像水又像血的粘稠水流中沉浮。我什么也感觉不到，被水流向下拖拽，抬头注视着逐渐远去的阳光。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坎贝尔夫人，脖子上的蓝色石块在蜡烛跳跃的火光中闪闪发亮。她的眼睛里包裹着莫名的悲怆，而见到她的一瞬间我就知道，我的小维娜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个名字不是她父亲给予的，我也从不知道她是否能被它命名，但是维娜，我最勇敢的小雏鹰，未来最坚强的女战士，我真希望她能知道我有多么爱她。
最终坎贝尔夫人说服了她的丈夫去医院，连带着我一起。尽管她的丈夫一再表示这已经是回天乏术，且他们的积蓄不足以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甚至于说出希望能早日解脱的话。尘肺病是漫长的死亡，逐年累月地积累着折磨着它的患者，让病人迫不及待地进入地狱——假如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地狱。但假如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座，能让做尽一切坏事的恶人永世居住的地狱，为什么在那里的会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生命中忍受了这样多的痛苦，流了这么多的眼泪，未来还要接着继续受难？谁来给我们补偿？一根根粘附在机轮上的胳膊，一堆堆被烧成灰烬的尸体，一条条被工厂吞吃的生命，谁来给他们补偿？谁来解救他们被踏进泥土，幽闭在连炸药都炸不破的铁匣子里的灵魂？
坎贝尔夫人和她的丈夫在医院里只待了两个晚上就匆匆回到家里。罗斯福总统火炉边噼里啪啦的木柴声不会通过收音机传到加利福尼亚偏僻的山谷里。我本在睡觉，整个人已经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但被门外的一阵脚踏木板和随之而来的吵闹声猛然惊醒。卡洛斯正将他的手搭在我的手上，呼吸声平稳安定。一切都很安静，我能清晰分辨出门外脚步声。坎贝尔夫人挂着黑眼圈，搀着她的丈夫，慢慢朝他们的家挪动。
第二天，我和其他的矿工妻子们冒着雨到纠察线上去，几辆卡车朝洼地开过来了。我走近驾驶室，对司机说，我是工人代表的妻子，为了团结，他不应该再往前开了。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只有你们几个人？”
“只要一个人就能构成纠察队，我们也是人。”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好吧，我罢工的时候你们可没来帮我。”他骂骂咧咧地甩上驾驶门，把车往回开。
警察逮捕我们的时候是罢工的第五个星期，那天坎贝尔夫人为我们送来了热咖啡——咖啡渣冲的水，我们当时只有这个。我看见她脖颈上的堇青石明亮的如同悬挂在夜空中的明星。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们的膝盖在烧火的锡桶边上都会瑟瑟发抖。我们被两辆卡车拉走，关在两间相邻的牢房里。坎贝尔夫人原先是不用被捕的，但她看见绝大多数的妇女都被拉上车后从锡桶边跑了下来，跳上了第二辆卡车后面的门梯。
连监狱里也没足量的食物和床，唯一的一张被一个带着刚出生婴儿的菲律宾母亲占用了，连杯子都不够关在这里的每个人用。我看到她拿狱警给她的罐头牛奶喂孩子时想到了我的小维娜，但这个念头只在我脑子里蹦出来了短暂的一下，我已经不害怕失去了。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也不怕失去。在悬崖上起舞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跌下深渊，朝地面下坠时耳畔呼啸的风声裹挟着恐惧加速他们拥抱大地。但我大胆地猜测，他们与疏忽毫无关联，诺顿·坎贝尔同样也心甘情愿地跳下山崖。
我们出狱那天，矿场的董事和他的小女儿正在罢工的现场。我一辈子都住在矿区，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场景，他们乘火车最好的车厢慢慢悠悠地晃到矿场，只是为了分几张钞票，他们房子里的成千上万分之一。坎贝尔夫人在看到那位漂亮的小女儿——她的漂亮在帝王谷是无法想象的，从没有人穿过这样昂贵的长外套，也从未有人戴过这样圆润光滑的珍珠项链，坎贝尔夫人的脖颈上只有一块手工打磨的堇青石——和她的丈夫对话时紧抿着嘴唇。我还想对她说什么，但她只疲倦地摆了摆手，像一张被风吹破的画一样推开了她的家门。
两个星期的监禁生活把她的全部健康都抽走了。我为自己的迟钝感到抱歉，却只能站在楼道的另一端看着她僵硬地向前走，简直像一座腐烂到即将化成无数碎片的雕像。又一连着两个星期，我都没看见坎贝尔夫人，也没透过那堵墙听见她和她的丈夫的谈话了。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一夜未眠，在床上翻来覆去，差点打翻放在手边的茶。第二天太阳刚跳出地平线的时候我就又一次敲开了她家的门，在我的脑子反应过来之前——我究竟在多少个不恰当的时刻站在这扇门口！
这次来看门的是诺顿·坎贝尔，我已有预料，但看到他的瞬间还是心生不悦。我不必向他多解释什么，但凡他的两只眼睛还有一点儿作用，两只耳朵能听到屋子里坎贝尔夫人的一点儿咳嗽声，他就会知道我提着热茶是来做什么的。
我越过他的肩膀看见闭着眼睛躺在窗边的坎贝尔夫人。我想，阴郁潮湿的监狱一定引发了她的某种旧疾，否则她一定不可能倒在被子里，好像一副骨架。
“我想我们应该对现在的情况作一些解释。”我轻轻掩上门，把她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能解释的。”坎贝尔垂着眼睛看着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而我一清二楚。”我说，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这很好，一切都很好，轮不到我做什么说明，但我的心告诉我，我必须把真相讲给你听。那天在下雨，我们从镇上走回了山谷，然后我们就看到你在和那位漂亮的小姐谈话了。我不知道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但我光看她就能猜出来。事实就是这样，她有权拥有一切，而我和你的夫人只有权受苦，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
坎贝尔愣住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脸上露出这样一种惊讶的表情。
我想强作笑容，却笑不出来，迅速而激烈地擦了一把嘴角扯开的伤口，它在监狱里被坎贝尔夫人用手帕擦拭过。“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因为你和卡洛斯归根到底还是一样的！”
“你又知道什么！”坎贝尔突然打断了我，“在我看来，她像一只刚吃完一整窝老鼠的、油光水滑的漂亮母猫，胡须上还沾满了鲜血。”
门突然开了。坎贝尔夫人，捧着一只快要燃尽的蜡烛，裹在她丈夫的外套里，只露出一截苍白的脖颈和一个悲怆的微笑。
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少见到坎贝尔夫人和她的丈夫共同出现，久到我已经认识了新搬来的另一个女孩，和坎贝尔夫人来自同一个地方，长着同样漂亮的黑眼睛，只不过她的右眼狂妄地横着一条刀疤。坎贝尔似乎已经离开了帝王谷。我偶尔在街上碰到坎贝尔夫人，她匆匆地行走，只留给我一个背影。当然，我和卡洛斯也没好到哪里去。我已经放弃劝他晚上不去酒馆，只希望他能晚些回来，或者最好永远不要回来。
“他们在地狱里工作了八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甚至不能喝一口啤酒吗？我也和他们一样在地狱里工作了十小时，我不应该享受被酒精麻痹头脑的感受吗？”他总是这么说，然后将门摔上。枪已经生锈了，他再也没参加过任何一次罢工，夏天到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要去芝加哥碰碰运气，我没有阻拦。相反我某次在给纠察线上的人带咖啡时，似乎若隐若现地看到坎贝尔的脸。
请忽略上面会被人嚼舌根一辈子的话，但它确实是我心中所想。春天和夏天都过去了，我们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比去年这时候要好一些。其实我不该做这样的比较，我们的生活总是一样的——请不要说我悲观，我并非认为它永生永世不会改变，我依然期待未来，而我也正投身于建造这个未来当中。
秋天的第一片叶子坠在我的头上，我推开家门，总感觉心里十分烦躁，似乎卡洛斯还呆在家里一样。我掐了掐自己的手臂，打算到镇子上去买一些面粉，但拉开房门时突然听见门外地板的咯吱声。我很熟悉这样的脚步声。
我听见来人敲了敲隔壁的门，似乎能看到坎贝尔夫人站在门口迷惑地眨眼。
“是我。”坎贝尔说。
时间兜兜转转地转了个来回。这样的情景在过去发生过太多次，我相信我能准确无误地描述出门外正在发生什么。坎贝尔夫人倚着门框站着，仿佛盯着一个陌生人。没有人说话，他们就这样隔着亘古的沉默站着，直到我忍不住想要开门去买我的面粉。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坎贝尔站在原地，甚至显得有些局促。
——哦，操，但我真的想出门买面粉。
坎贝尔夫人没有说话，任由她的丈夫牵住她的手，摩挲她手腕上的茧和旧疤。她没有哭，但坎贝尔的眼泪流下来了。他头发长长了，蓬松地扎着脖子。我几乎能看到他袖口新添的划痕，大概是某种切割或锉削矿石需要的工具留下的痕迹。他从兜里摸出那块堇青石。它被更加细致地打磨过，在太阳下闪闪发亮。
“你愿意让我为你重新带上它吗？”
坎贝尔夫人没有说话，只翘起嘴角，“我愿意。”
我到镇上买面粉的时候，坎贝尔夫人正和她的丈夫挽着手走在我前面，向他们共同绘制的地面迈出第一步。指尖相触的时候，第一缕阳光正跃出地平线，从墙壁的的缝隙钻进来，织进她的衣袖里。她的丈夫攥紧它，紧紧握住自己金色的梦想。这个瞬间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地面上的草冒出新芽，贪婪地吸收着能让它生长的阳光和空气；墙壁上不存在的窗仿佛也同样敞开，风扑面而来，裹挟春天青色的气息，拥抱每一个在逼仄矮小的房屋里挣扎的人。
与此同时，他们脚下的道路蔓延，蔓延，越过黄色粉笔制成的陆地，跨过红色的山脉，背离塌陷的闪金石窟和燃烧的唐人街，不断延伸至矗立的铁栏杆脚下，朝遥远而又触手可及的未来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即便他们不断地被身边沉重的桎梏拖慢脚步，即便他们已经辜负了一切并将永远承担亲手制造的苦难，即便他们被无情地推向苦难的海洋，剥夺憧憬未来的权利，他们仍要继续前行；即便前方依然是无边无际的炼狱，即便他们要在炼狱中被烧成灰烬，他们仍要紧握着彼此的手前行。我想，即便无法亲眼见证，他们所期待的未来最终一定会到来。就让他们成为扑进烈焰的飞蛾促使它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