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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Robert依然能回忆起那晚新墨西哥的星空。
我是在报纸上读到Lawrence的讣告的。
Kitty把纽约时报拿给我看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她是个很锋利的人，像不会生锈的铭牌，四年前面对Teller的怒火如同烧不完的柴，噼啪作响，将她的内在慢慢融掉了，填充进去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痛苦。她变得那么苦。每一个1954年曾经背离我们而去的人她都记得——我想，如果哪天我选择忘记了，她也会记着。
当时看到那张照片，那个名字的时候，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自己都无法说清。安全听证会似乎是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了，三位一体实验仿佛不是我这一代人完成的，而伯克利的记忆早已与晨风混为一体。
我觉得自己老了，量子云的幸运最终落在我不在的另一侧，我不再喝酒，从椅子上起身的时候骨头会响，我的肝一直有些问题。
我所拥有的在一天天减少，剩下的那些，它们早已不支持我去恨，去悲伤或是感怀。“可以帮我给研究所打个电话吗，亲爱的？”她点点头，离开前抽走了我手中的报纸，走到门廊又转过头来。“别忘了你下午要去见Peter的老师。”
Lawrence刚去世的第二天，消息跟着报纸一起传遍了全国。研究所的年轻人叫我节哀，几封自全国发来普林斯顿的信件都花大篇幅去描述他们与Lawrence的相处，他们的缅怀和悲伤。只言片语的信息拼凑起来，我得知了他是在日内瓦病情突然恶化的，甚至没能赶上第一场讨论会。就在他死去几天后，氢弹的国际限制共识初步达成，Lawrence最终还是没能像失势的Strauss离开政府前期望的那样，为空军军备争取更多利益。曾经反对过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他的人们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我想我也包括在内。信件里，采访里，我总是按照很官方的方式去说，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进步科技的积极促进者。就他的发明与他一直以来做的努力，Lawrence能够称得上一位伟人。
“您是否还记得四年前的那场听证会？您现在还会因为Lawrence的缺席而对他有不客观的态度吗？”有一位记者这样问我。
“我从未因为这件事而怪罪他。”
“据我所知您在战后一直强烈反对Lawrence和他对于氢弹研发的积极态度，现在您对这件事的看法有所改变吗？”
我尽可能地努力维持自己双手的稳定，我想我逐渐学会了如何谨慎地回答任何问题。“我认为……观念上的相悖不会导致我对一个人的看法改变。我在氢弹问题上与Lawrence博士的不同意见并不与我曾经与他的愉快共事相冲突，也并不与我对他的尊重和缅怀相冲突。”
这就是我愿意说出的全部了。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恨过Lawrence，激烈的感情在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透明的障壁，无法穿透过去，所以闷在了还没来得及萌发的地方，然后就全部坏死了。
但后来很多次，我试图回忆起与Lawrence的最后一场相遇究竟是何种场景。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那应该是一次残忍痛苦的诀别，或是回光返照的和解——他们总是对死者宽容，愿意接受一个所有人都爱戴他的终途——可我想不起有这样令人刻骨铭心的事件。他的死，就是那么发生了，如同一场忽然停下的雨。
我没能有机会在Lawrence死前见到他，我们的最后一次的相见当然也不是在那场惊悚闹剧一样的听证会上，还要更早，再早许多。早到我们两个人错将再见说得很轻。
那大概是在华盛顿的独立大道上，当时我是不是要去白宫，是去见什么人，讨论什么问题，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了。那段如履薄冰，生活在暴风里的日子如此遥远。依旧清晰的只有昏暗的早春天空，不时路过的游客，推着婴儿车沿着路面上一条直线走的母亲。路边的店里朝向街头的电视机一遍遍重复着同一条新闻：杜鲁门宣布放弃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一任总统。
等红灯的时候几辆轿车从我眼前横过去，卷起些灰尘，等到车全部过去，我才发现斑马线的尽头是Lawrence。
由于他的出现过于超乎预料，我有一会没能反应过来。绿灯亮起来了，我应该走过去，可难以形容的意愿使得我如何也迈不动步。Lawrence走了过来，他穿着一般参加鸡尾酒会才会穿的衣服，外面罩着风衣，我几乎以为他脸上的疲惫是我的镜像。
我应该询问他为什么全力支持氢弹开发，应该警告他限制利弗莫尔的研究规模和结构，应该质询他Frank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最终说出口的只有，“华盛顿大概比加州冷了不少。”
他耸了耸肩，没有看我。“我想你早就习惯东海岸了吧。”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的语气，那种陌生的倦怠使我无法将他与我的朋友联系起来。
“你来见GAC吗？我可以帮你传达一些信息。”
“不需要了，Oppie。”熟悉的称呼此刻显得那么突兀，“我主要是有其他事要办——绿灯还有十秒了，你不走吗？”
“你今晚有空吗？”
“下午四点去阿尔伯克基的飞机。我还得去跟国家实验室沟通。”
他要回洛斯阿拉莫斯了，虽然只是短暂的，但我还是心里怪异地涌出一点伤感。“替我向Norris问好。”
我就要错过绿灯了，于是便转身走过了斑马线。“再见，Oppie。”一声告别从身后追了过来。
我没有回头去看。想象之中Lawrence只注视了短暂的几秒就按照他的既定路线离去，我们的对话只是一段不咸不淡的插曲。事实是，这段面对面的对话很快被伯克利寄来的几封正式口吻的强硬声明冲掉，被两场撼动大陆的氢弹试验冲掉，被试纸数据，官方文件和口供记录冲掉。可是当时在华盛顿冲突还没来得及酝酿，背叛还没来得及登台。
我却再也没有见过Lawrence。我想当时我应该回头的。
洛斯阿拉莫斯是一块长在我面上的疤痕。每一张我在Time和Life上的大头照，都能看见血肉之上刻着的这个谶言一样的名字。我从未想过自己曾经在剑桥，在哥廷根当作唯一的支柱的故土，此后取代了微观宇宙的异象，成为了我梦中唯一的鬼魂。可我又无法怪罪任何人，就像我无法怪罪那个放弃化学而学习物理的自己。
现在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不再是属于印第安人的沙漠，不再是马背上的童年，不再是长满红色锦葵的河谷，这些景致全都不复存在。那片凌空而起的名为死神的火光彻彻底底地颠覆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定义，想要将它归还给往昔已是不可能。即便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那里仍属于军事禁区。
后来，我曾去过一次新墨西哥。从普林斯顿车站乘火车，七小时后在丹佛转车再坐四小时，下了火车后我便双脚徒步，一脚深一脚浅踏过马蹄之下的土地。稍微有些累了就席地而坐歇一会，天空从灰蓝转变为绛紫的时候，我到达了圣塔菲。
旅馆里的人很少，中部平原的深秋正是每个人都一无所有的时节。感官能够接触到的只有几首不再时兴的后摇，电磁嗡嗡作响的声音与仙人掌，除此之外就是旷野上不时降临的大风。
Lawrence没有举办面对公众的葬礼，尽管他极富盛名，有一众博士生、全国上百个加速器和一个诺贝尔奖。他葬在伯克利，就好像他一辈子永远停留在那里，而且此后也将永远成为这个地名的一部分。
1944年的时候，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秋天里，我给Lawrence写过一封信，在其中竭力克制不传达太多感情。“很高兴得到你来自橡树岭的消息，在我这边的情况也比以往好了很多……”我们在整个计划期间都没有太多见到彼此的机会，就连通信都少。大多数情况下，我是通过将军或是Charlotte得到的电报了解Lawrence的情况的。“……工程方面的人才一直是我的团队所缺乏的，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当时他在哪里呢？橡树岭或者是汉福徳，我看着信纸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它放回了打字机，在收件地址那一行敲上了伯克利。
“一两个月的时间内这里将会取得显著进展，如果你能够来拜访将是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就项目方向做比之前都更全面的讨论。你会记着这一点的，对吧？”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读到我藏在信纸之下的意思，我也不知道那些将信件悉数归入机密档案的信息安全官员能不能读到。在不断前进的计划之外，在鱼缸中不断堆起的弹珠之外，有一个长久潜藏在我心里的声音，它总能在我意志淡薄的间隙冒出来：我只是想他了。
Lawrence最后还是从加州来了，当他穿过警卫和栅栏，笑着和我握手，调笑着说路途过于遥远时，我恍然觉得自己回到了那片阳光之地。你现在看起来比二十五岁的时候还要瘦，他拍着我说。
我的办公室正对着酒吧，我已经不记得这样的规划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之举。我告诉Lawrence那里是整个小镇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他小组的科学家也同样把这间彻夜不眠的小酒吧当成是灵魂的托管所。
但他到来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因为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共用着同一张桌子，一遍一遍将手底下的一封给利物浦那边的回信划掉重写，就好像是中学时候写告白信那么努力。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起身的理由，所以也只好读了八遍Hans给我的计算，直到眼底的字都开始模糊彼此分开。这种拉锯战式的沉默持续了几十分钟，我悲哀地想或许Lawrence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而我又不愿意离开。
最终是我结束了这段沉默。“Ernest，我办公室这里还有些酒——现在酒精都是兑水的，我存下来的战前的应该算是镇上最好的了。”
“我不想喝酒。”他几个小时里第一次放下手里的笔，“Oppie，我不碰酒精很久了。”
“好吧，光是喝酒确实没有什么意思，否则我们为什么不去酒吧呢。”我也扔掉报告，“好不容易到新墨西哥的荒漠一趟，这可是和城市生活太不一样的体验了，我们可以去骑马到台地边缘的，你还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和Frank来这里的那一次吗？”
“记得。那次我告诉你我正在找你当时研究的暗星——那时候我对天体物理的了解，基本和中学生差不多。”
“让我们看看星星吧，这里虽然有些灯光，但已经算很好的环境了。今天正好没有风暴，甚至连云都很少，在秋天你可以看到大熊座的。”我站了起来，绕过桌子坐在了他和打字机中间，高度优势使得Lawrence不得不仰视我。
“Oppie——”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手伸出来又悬在空中，最后落下去。
“或者飞马座，现在这个月它正在天幕最顶端，再旁边就是北极星。”我低下去，伸手放在Lawrence的鼻梁上，取走了他的眼镜，“你如果不看可以把这个借给我。”
没有眼镜的Lawrence令我很不习惯，他条件反射式地眯起了眼睛以适应变化的视野，他整张脸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我心中充盈着说不清的情绪，眼镜在我手心里折叠起来，我不断无意识摩挲着眼镜腿。Lawrenc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最终说，“让我们从一开始的来吧。”
“那就喝点威士忌再说。”
然后他笑了起来。
现在我抱着毛毯坐在旅馆的床上，窗外飘着点点的星火或是灯光。在无数个重复的失眠的夜晚里，那些星火总是相似的。四下如真空一般寂静，连我的脑海里也不再有任何吵闹的幻象。
我想喝酒。这是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而接下来几乎是连锁反应一般，我开始想念Ernest。
但我接着就意识到，他不在了。
凌晨三点，我举着手电筒走进了沙漠。一路向我认为的洛斯阿拉莫斯那片台地的方向走去。
在伯克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跟Ernest提过我在去哈佛前在新墨西哥的经历。他像其他人一样照着刻板印象叫我cowboy，用这个称呼的时候他就会看我，认真地盯着我。“找个机会带我去，好吗？”然后我就理所当然地答应他。那是一种不假思索的依赖，是汲取安全感最轻易的方式，所以我总是答应他。答应他不再搞工会的活动，答应他去参加原子弹项目，答应他不要轻易离去。
我只是太容易依赖他了，反正无论怎样他还是会给我带早饭，会提醒我交教学报告，至少在我们的故事最开端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将自己的心寄托在他的身上，让天分带着我们走，让水自己去流。
之后的未来都不在我们的思考维度里，如果一定要为什么东西忧虑的话，那就选择一个过于炎热的午后吧，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或是禁酒令，或是很失败的观星。Lawrence和星星没有什么缘分，让他拿着望远镜，他只会把旧金山湾的水波错认为仙女座，而且打死不承认。
Lawrence有时会让我讲讲新墨西哥的星空。我告诉他那与其他任何州，任何国家的星空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在沙漠里，你会觉得切实地身处银河。身旁人类的造物全都了无踪迹，只有宇宙，那无规律的一片寂寥。
不会孤独吗？
或许那更像是家。而且是永恒的家。
沙漠里很冷，临近冬天，风卷着沙怒吼着，推着我，竭力阻止着我的前行，像是一个愤怒的哨兵。我低着头走了很久，觉得自己正走在时间的纬度上，一点一点地朝着太阳行走的反方向，从主观意义上，这样就像是走回到了过去。
接着，不知受了怎样的力量的指示，我抬起头。
漫天星河依旧铺展在天上。就像曾经在新墨西哥时，每一次我仰头望向他们一样。
但是我还是忘了，星星也并不是永恒的。
等到它们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场轰轰烈烈的，让世人永远铭记的爆炸之后，深藏于体内的苍老终于成为向内塌陷的痛苦，它形成了一个自我吞噬的山谷，贪婪地用引力捕捉一些能证明它的存在的事物。当它走向死神的时候，星星变得易怒，惶恐，满身狼藉。
最终一切都不再留下。在星星死去的地方，光，温度和时间全部失去其实际意义。
再次看向新墨西哥的星星时，我终于感到自己身体里的某一部分永远地死了。
或许早在那个得知Ernest Lawrence死讯的清晨，或者更早，在那个普通的华盛顿的早春午后，我就死掉了一个部分，可我那时不知道。几百光年之外的一场恒星的葬礼，要等几百年才能被地球看见。所有的荣光只有在彻底失去后才产生意义，而身处荣光之中的时候，我是想象不到午夜的模样的。
几百年的重量压垮了我，我蹲在地上，像只满身是水的狗一样颤抖起来。
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那一个夜晚，我和Ernest还有我的弟弟就在这同一个地方支起了帐篷。帐篷外生着小小的一簇篝火，温和得像一颗太空荒漠里的星星。
“我好像能找到你研究的那些暗星。”Ernest对我说。他的脸上满是火焰映照出的明亮。我从来没有过机会告诉他，他其实不戴眼镜的样子更好看。
“你找不到的。那才是重点。”Lawrence实在是在面对星星时毫无天赋可言。“它们自身的重力吞噬了光，就像太空中的一个洞那样，任何东西都被卷入进去。”
那时我们看不到暗星，就像我们还看不到自己并不遥远的未来，走向迟暮时的一身窘迫。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些概念并不是可以天生掌握的，比如背叛，悲伤和悔恨。
那时我们还拥有很多。而拥有的时候，我们总不自知。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