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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你有没有尝试过寻找爱情？”
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三个秋天，不久前刚结束的，漫长而寒冷的记忆还徘徊在种满了卷心菜、土豆和瑞典芜菁的山岗上。高原上的颜色在风里哗啦啦地响，浓郁厚重的颜色交叠着铺满视野，像约瑟夫·特纳的画布。
凯文·阿尤索叼着从德国士兵补给里摸来的烟，倒在地底的床上捏着他的帽子。和游击队员站在一边的农场主刚给他们送来了两只宰好的鸡，塞在一只铁皮桶里，由黛米·波本拎到山林里来。勒尚邦的居民们知道山洞里住着人，就像他们知道自己居住的村庄同时是无数孩子的中转站和终点站一样。
密密麻麻的日历上为今天打了一个鲜艳的圈，上卢瓦尔省和阿尔代什省的农民会在这个日子到镇上购买农具，食物和生活用品，赞叹这里的羔羊和绵羊是整个法国最好的——假如战争没有发生。
但战争就这样降临。没人敢说它没有预兆。一九三三年它已经就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尽管微弱，依然能促使着一个国家紧锣密鼓地预备施展未来踏上东西两片土地的计划。但它就是绕所有法国人坚固的马奇诺防线，浩浩荡荡地在巴黎铺开影子。
塞文山脉北段的秋天难得拥有铺天盖地的阳光，诺顿·坎贝尔躺在凯文身边，迷迷糊糊地快要进入梦乡，听见对方喊他姓氏才猛一下睁开眼，确认凯文叫的的确是自己。
在成为诺顿·坎贝尔前他被称为罗纳德。准确来说罗纳德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名字：他第一任老师是意大利人，误把诺顿听成罗纳德，又私自为他加上一个美丽的法国城市作为家乡，不去在意一个英国名字如何在美丽的法国南部海港长大。他教会年轻的诺顿如何用不带一点罗马口音的意大利语说话。
“听着，小子。”纯正的意大利人塞给他一沓乐谱，“哪天你能毫不费劲地跟上我，你就可以去剧院找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了。”
诺顿没能等到这一天。他的老师在他十岁的时候一头投进美国燃烧翻滚的二十年代，尽管没人预料到第二年的股票增长曲线会急转直下，像每个人的生活。
第二位老师则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一辈子都没能离开脚下的土地——“拜托，怎么有人愿意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寻找艺术”。法国人告诉他声带如何振动能发出最能取悦观众的音调。但鉴于那位意大利人在推荐信中写下的人名是罗纳德，他也没有再次修改的机会。名字叫什么并不重要，它们自始至终只是一些代号。
遗憾的是两位老师和在剧院的全部精力都没能教会诺顿，或者说罗纳德唱歌。真正把他的歌声和心脏连在一起的引导者是马德里的星空和雅拉玛的河谷。
他的歌声里没有父亲，正如他永远不会知道一个技工用什么方法供给他高昂的学费。战争需要士兵，而罗纳德需要一个全新的地方躲避债务。剧院的机械技师被一场事故送入监狱，不到一年就被装在白色的盒子里被送到他手上。父亲留给他的全部遗产不足以支撑他从法国到西班牙的一半路费，只能让他和他的英国护照从比利牛斯山的风雪中国穿行。
罗纳德领到灯芯绒马裤和红黑手帕，并意识到身边围绕的全是自愿来到西班牙的士兵时，太阳刚沉入遥远的地平线。他们在巴塞罗那停下，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教堂，电车和出租车上铺满鲜艳的红色与黑色，街上矗立着红黄紫三色的旗帜。石板被挖起来，立在街心，让人止不住回忆起1848和1871年的法国[1]。
他坐在街上某堆砖头上，靠着尚未坍塌的墙。红色的碎砖已经无法辨认这原来是哪一种建筑物，也许是某个收取高昂小费的咖啡店——巴塞罗那现在不需要小费了。天知道他为什么被塞进了加里波第营，但幸好他会说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交流不是问题，他也相信自己现在的脸色比那两个看起来就不到十六岁的意大利青年好得多。悬挂在头顶的星星像停留在他们脸上的泪珠。正在哭泣的男孩通常都在思念家乡，但诺顿·坎贝尔和罗纳德都没有家。苏格兰的记忆太过遥远，而巴黎从来不属于他这类人。
罗纳德唱了几个和弦清理自己干涸的嗓子，身后突然传出一句把所有颤音发成大舌音的法语，“同志，你是个艺术家！那你会唱我们的歌吗？”
那个刚才还在抹眼泪的意大利男孩凑到他身边，“《啊，朋友再见》或者《红旗》[2]，给我们来一段吧！台尔曼营有个会唱歌的德国人[3]，这下我们也没输给他们啦。”
“我刚到西班牙。”
“原来你不是意大利人！”男孩挺直腰，从腰上的绑带里摸出一根烟，“我是阿莱西奥。你是谁，从哪儿来？你要烟吗——我忘了，唱歌的人不能抽烟。那你一定来自法国！我听队长说刚加进来一批法国人，《到街垒去》你总会唱了吧？”
年轻的意大利人的热情让他猝不及防，手足无措地试图回应对方扑面而来的友善。但罗纳德对那些曲子一窍不通，直到国民军的子弹在他面前爆炸，把他送进穆尔西亚军医院。
那是四月十六日，台尔曼的生日，几个来自德国的士兵为这位已经被关进集中营里的人筹备了一场生日会。罗纳德身边的床位躺了一个叫林济时的中国人[4]，右腿被金托的弹片击中。另一个卷头发的德国人在见到他时快乐地和他拥抱，用流利的法语向罗纳德解释他们曾在一九二四年见过一面，台尔曼还握过这个中国人的手。
“埃里希，”林济时也用法语说话，“他也是个歌手。”
“这太好了。”德国人埃里希[5]在纸片上重重停下最后一笔，“恩斯特和保罗今晚也会赶过来，我们一直发不好‘统一’和‘工人’的音。”
“那么全世界最好的歌唱家都在西班牙了。”林济时笑，“罗纳德，来教我们唱点法国人的歌。”
“诺顿·坎贝尔。”他回答，“这才是我的名字。我叫诺顿·坎贝尔。”
自从他用回了父亲给他的名字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成为罗纳德主动或被迫抛下的事重新回到了他身边。内战之后他带着一身伤疤和没什么变化的嗓子回到巴黎，这座它离开两年的城市变得更加陌生。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滑过河岸的护栏。塞纳河倒映着属于左岸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灯光，剧院门口徘徊着穿羊毛皮靴和戴夸张蕾丝花边帽子的小姐，在摇曳五色光的灯牌下露出细细描过的眉毛和嘴唇，挽着身边穿锃亮皮鞋的先生的胳膊。
诺顿停在剧院对面，抬了抬帽子眯着眼睛端详新演出剧目的海报。罗纳德有站在舞台上献唱的机会，诺顿没有。巴黎人最钟情于伟大的艺术，在古典音乐会和舞蹈间忘记台下和剧院外咳嗽得歪斜在路边的影子。
巴黎六月的夜晚即将不属于巴黎人。春天的风和警报一起带来了战争的呼吸，轰炸声一波接着一波，像三月那场把整座城市都要泡发的大雨。街上商店的卷帘门关上了，只听见摩擦发出的金属声和汽车刺耳的鸣笛。
诺顿躺在床上，摩挲着自己的手指。他睡不安稳，警报和飞机尖锐的声音把挤在同一张毯子下的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催着人从床上弹起来合拢百叶窗，好像这样就能把惊慌的逃亡阻隔在这间小公寓外。他也无法离开，没有目的地，只能和绝大多数被巴黎美丽的标签遮盖的人一起留在原地等待不可预测的未来。
警报声促使他翻身下床冲下楼，本能的应对超过了大脑的思考，看见隔壁房子的门口陆续走出一队近乎疯狂地将行李塞进或捆在汽车上女人、老人和孩子时诺顿才意识到他应当去找戚十一。公交停运了，火车站的栅栏锁上了，他的自行车三天之前被人连锁一起偷走，最后的出租车被拦住了，有人出三千法郎的高价离开巴黎。每个人似乎都在咀嚼空气中的恐惧与混乱。
诺顿冲到戚十一的公寓楼下时还没喘过气，正好撞上她推门出来，带着夸张的耳饰，像是要去参加舞会。
“你在这儿？”她疑惑地发问。
“我来和你告别。”
话说出口的一瞬间，诺顿的心跳和呼吸都暂停了，仿佛从未奔跑过两个街区。他抬头望向阴沉沉的天空，它下一秒就要投下火焰、战争和死亡，“波兰，丹麦，然后是法国，整个欧洲都完了。我打算去美国，现在走船票只用五十刀，谁知道过两个月会涨到多少。”
“我不会离开巴黎。”戚十一平静地回答，平静得令她自己和对方都害怕
“祝你好运。”
战争来临的第一个冬天漫长而难过。天气从十一月底开始变冷，一直在下雪。雪落在遭到过轰炸的房顶上，落在新建的桥上，落在巴黎的街道上。雪落在铁轨上，落在有时因为太重而拖在地上、甚至断了的电缆上，落在德国士兵灰绿色的军服上，落在挂在建筑物三角楣上的巨幅红色万字旗上。在戚十一冰凉的公寓里，雪终于让房子里有了一丝灰白的而惨淡的光线。
小车和公共汽车在街道上已经消失了踪影，只有穿着毛皮大衣，戴着羊毛风帽的女人走过，而戚十一和安妮·莱斯特，住在她楼下开玩具店的女人，哆嗦着等在商店门口。
“天真冷，不是吗？”安妮裹了裹身上的外套，被风吹得不自主地往前踉跄。
“你本来可以不用和我一起在这儿排队的。”戚十一解开自己的红围巾，系在对方脖子上，“莱斯特先生在维希政府就职。”
安妮几乎是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我不想成为那种在他怀里生活的人。再说，他能分到的配给也只是多一块黄油而已。”
“可那毕竟是一块黄油。”戚十一把手揣回灰大衣的口袋里，低下头盯着鞋尖。
推开房门倒在毯子里的时候她会想起诺顿·坎贝尔——对方曾经牵着她的手和她一同卧在这张毛毯里。诺顿的黑眼睛连同百老汇的绚烂的灯光在她眼前短暂出现又消失。她暂时不会知道诺顿将在法国待到战争结束：他乘火车去了塞文山脉的北端，在十几个村庄中叫做勒尚庞的那个停下了脚步。
戚十一，这个名字突兀地从他脑海里蹦出来的时候，他和凯文正躺在山洞外面的草坪上。他们刚切断一段运输补给的铁路，从列车顶上呼啸着冲下来的一颗子弹精准击中他的右臂关节。他庆幸它没有伤到他的声带，以免影响未来的演唱。诺顿不记得上一次唱歌是在什么时候，歌唱的能力和巴黎一同消失了。许多和弦固执地停在他的喉咙里，无论如何也不肯出来。高原阻碍了演唱，旋律就算冲出喉咙也会受到山脉的阻挡，不甘心地回到出生的地方。
“假如你要寻找爱情，你为什么要找她呢？”
——这个一出生就被抛在法国的姑娘，这个十一岁得知自己在国内的父母被悬挂在绞刑架上的姑娘，这个十六岁就失去姓名加入了抵抗组织的姑娘，这个二十四岁和你分别后生死不明的姑娘。
凯文·阿尤索摸着拉碴的胡子，想在游击队找一个人说话。奥尔菲斯满心满眼只有爱丽丝，何塞作为水手的浪漫让他理解不了平原上奔驰的牛仔，诺顿则是一块没有任何浪漫因子的石像。至于黛米和爱丽丝——他可不想向姑娘们讲述他的安吉丽娜！
“你不会明白。”诺顿翻了个身，试图哼一支意大利民歌，阿莱西奥教给他的。曲调很欢快，但节奏被他可以放缓，反而透露出一种断断续续的悲伤，像盘旋在战争天空上的黑乌鸦，嘶哑地敲响丧钟。
“这歌是什么意思？”凯文坐直身子，瞪着眼睛打量诺顿，“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你唱歌。得了吧，我还以为你刚来的时候是吹的。所以你真在维也纳学过音乐？真在金灿灿的剧院里唱过歌？”
诺顿瞥了一眼凯文，“只是我不常唱而已。”
“那等巴黎结束了，我岂不是可以在凡尔赛宫听到你的音乐！”凯文一骨碌站起来，“你能把刚才那首再唱一次吗？它讲了什么？”
“请把我埋在山岗，并插上一朵鲜花。”
爱丽丝·德罗斯未来的计划里包括一本讲法国抵抗运动的巨著：关于黛米·波本，何塞·巴登，凯文·阿尤索和诺顿·坎贝尔，当然还有奥尔菲斯；关于游击队与革命者，死去的和活着的人。无法在黎明的前夜用纸片记录下的故事，都会在胜利到来之后变成灿烂的回忆。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德国人首次前来。在此之前，都是法国警察和宪兵独自巡逻这个地区。法德关系法国服务团来到勒尚邦，宣布要为德国军官准备80个床位，为名单上的人准备90个床位，名单上都是在东线战场上挂了彩的伤兵。他们征用了主街上的利尼翁旅馆，就在藏了十几个犹太孩子的房屋边上。
在临近圣诞节的日子，高原上下了很大的雪。黛米·波本害怕下雪的时候，她得从镇上背着一周的补给回山上——而大多数时候镇上的人也在挨饿。走到山顶的路上，积雪能漫到腰上，双脚也会冻僵。更可怕的是，木鞋留下的脚印能让来休整的德国军官一路找到游击队的住处。
“普林尼。”诺顿环着手臂，倚靠在年轻昆虫学家的书柜上，“合作或者等待死亡。”
梅莉·普林尼关上了房门，面对着她的三角钢琴和琴盖上摆着的一排昆虫标本，“听着，坎贝尔，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像你这样的人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了，雷比埃[6]也去过西班牙，但他再也没回来找我要过寄存在这儿的大衣。对于你，我不敢说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我不想被警察和宪兵骚扰。我不想自己家里发生任何和你有关的事情。”
“普林尼，虫子就对你这么重要？”诺顿抬手握住某只被困在玻璃盒里的蝴蝶。它抻着翅膀，仿佛下一秒还要朝天空飞去。
“是很重要。”梅莉把手缩回毛衣的袖子里，“现在请你离开我的房子，坎贝尔。”
黛米·波本坚持和何塞·巴登一起坐火车，反正法国宪兵不会为难一对周末从巴黎到城郊买新鲜食材的夫妇。黛米兴奋地用她流利的法语向翻阅她证件的宪兵描述她在马赛遇到这个西班牙口音的的水手的故事，“当时我一定想不到我在圣诞节的晚上会答应他的求婚！”
直到宪兵第二次巡视，她才抓着对方的袖口把这个故事讲完，而何塞·巴登从头到尾一言不发。从他离开西班牙已经过去了四年的时间，但不足以让一个梦想扬帆起航的大副将他的梦想全部埋葬在塞纳河里。他盯着明显是趁周末出来踏青的年轻姑娘，打量她们的帽檐和宪兵褶皱的裤腿，最终被忽然冒出的一个用褪色头巾裹着脑袋，还穿着宽松羊绒衬衣的亚洲人吸引了注意。
等两个人下了火车，骑自行车在山头转弯的时候发现依然缀在他们身后的亚洲人时，才意识到也许出了问题。
“她可能是日本人！”黛米压低声音，把自行车头扭得靠近何塞那边，“日本人和德国人没什么区别，我听说他们会把整个村庄都烧掉。”
“日本人也有好人。”
“那我们就要把她介绍给整个游击队吗？”
“你别这么怀疑。”何塞扭开车头，以免两辆车绞在一起齐齐翻下山崖。
等何塞和黛米绕去另一个山头，再从山路上跌跌撞撞地冲到山洞门口时，正巧看见先前那个亚洲人好端端地被欧仁妮·梅——镇上旅馆的老板娘——领着朝洞口走来。于是两个人变成了两尊呆滞的石像，看着巴黎来的交通员深一脚浅一脚地迈着步子。
于是诺顿·坎贝尔从梅莉·普林尼的昆虫堆里回到山上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副场景：戚十一坐在黛米·波本和爱丽丝·德罗斯中间，后者捂着脸把笑声埋进掌心。凯文·阿尤索正打开着不知道哪一个冬天贮存的酒瓶，久违的酒精气息蒸腾在点了火的山洞里。战争在这一瞬间远去了，枪炮声和党卫军军靴的踢踏声都消散在笑声和噼啪的木柴里。
凯文先看到诺顿，招手唤那个把帽子握在手里的游击队员过来坐下，“艺术家，你的脸色这么不好，难不成镇子上有漂亮的姑娘拒绝你玫瑰一样的嗓子？”
爱丽丝感觉到自己被戚十一握着的手慢慢松开，对方站起身，似乎在仔细地打量着来人。
“小妹妹，别太认真！”凯文快活地把酒瓶塞进诺顿手里，脸却朝着戚十一喊，“他不是什么盖世太保，可别用审犯人那套对付他！”
戚十一像一个理智和愤怒的集合体。她开始笑，嘴唇牵动苍白消瘦的脸颊和深陷的双眼。这个曾经把脸埋在红围巾里的人被巴黎的黑市贩子和只剩下瑞典甘蓝煮通心粉和杂草的创意食物折磨得皮包骨头。她的胸口不断起伏着，声音变得很怪异，时而像深受伤寒和结核病困扰的老夫人，时而又像个还没进入变声期的小女孩。
“最开始巴黎的抵抗者永远也数不过来，但我们小组的三个人加起来还不到八十岁。我开的第一次枪是对着那个告密、强奸、虐待，无恶不作的混蛋。我用枪口对着他，然后扣动扳机。”
安妮·莱斯特的玩具店位于热尔曼-皮隆一栋四层建筑的底层，内部的墙面都是温暖舒适的金黄色，六米长的橱窗足以展示最漂亮的铅制、木制、金属或赛璐珞玩具。它原本可以只是一座吸引孩子和父母的金色玩具店。但这位不愿意把全部人生交付在父亲和丈夫身上的玩具商便在特洛伊滑轮木马被改装成藏起机枪的战车，大型的九柱戏中装满炸药棒，长毛绒玩具熊的肚子里塞满子弹。
她的丈夫，那位奉命进驻巴黎的德国盖世太保对他的妻子毫无怜悯之心。折磨不是为了让她说出真相的手段，而成为发泄莱斯特先生愤怒的目的。两个星期以后他觉得在妻子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将审讯时放置在他尊贵的雅利安屁股下的椅子扔向妻子的腹部。鲜血蜿蜒爬行，覆盖了地面上积累的深色痕迹。布娃娃被戳破肚子，撕破，弄空；玩具娃娃的脑瓷脑袋在子弹下变成碎片。
戚十一在乘火车来之前才将莱斯特先生逮捕——这个词显然不适用于此，但她确实判决了他。
“真野蛮。”
等疯狗一样的德国人大吼大叫地甩着脖子上的军牌离开后，梅莉站在一地玻璃和折断碎裂的标本间抱着自己的大衣。
“你想通了吗？”
“想通什么？”
“合作或者等待死亡，普林尼。所以在你面前什么最值钱？人命还是虫子？”他盯着梅莉，仿佛在端详一尊死去的雕像。
“你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梅莉加重了最后的音调，“军功章或是游击队。你是怎么想的呢？尼斯的罗纳德，梦想成为歌剧演员，却只能在从山上下来，可怜地站在我这堆垃圾中间。”
听到这个名词，他仿佛被雷击中一样望着梅莉墙上的挂钟。它和诺顿的手表是一个时间，而不是德国人规定的新时间。
“所以你打算把你的挂钟拨慢六十分钟吗[7]，普林尼。”
梅莉用她惯常的口吻说：“这是荣誉攸关的事情，坎贝尔。”
1943年的整个12月都下着大雪，一直持续到1944年1月和2月，厚达一米的积雪堆积在道路和轨道两旁。即使是这个白色世界是不安全的，人们在壁炉边焦急地等待春天的到来：另一端的苏联人熬过了斯大林格勒的冬天，那么法国人也一定能挨过这个冬天。等到积雪融化，他们英勇的游击队员就会和新冒出来的盟军战士一起回巴黎了。
但这个冬天似乎看不到头，先是一连串的大雨，然后是暴雪，地面被冻得像铁一样。食品店门前排着长龙，巴黎人兜里揣着供给券，耐心地等在队伍里。戚十一捏着手里购买人造黄油的紫券和棕色的肉券，期待肉架上在三小时后不会空空如也。胜利的消息能给人带来许多美好的愿望。
叶子又长出来了。春天在他们意识到前就铺满了群山，嫩绿的叶子从积了一个冬天的雪里探出来。和春天一起来的是巴黎解放的消息。但德军的反应比欢笑声更快，把勒尚庞的男人都挂在了电灯杆、树上和阳台下面。随风摇摆的尸体沿街排成行，党卫队军官看着，喝着酒，笑着，亲手用照片记录自己的罪行。
整座城镇，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此时和地狱一样宁静。屠杀发生的当晚爱丽丝·德罗斯和黛米·波本在谷仓里紧握着彼此的双手，静待死亡或者新生。所有人都颤抖着，压低对死亡的恐惧。最后打开门的是从诺曼底来的法国人，于是她跌跌撞撞地沿着走过无数次的小路走到镇上，抬头望着奥尔菲斯的白色衬衫和凯文·阿尤索的红色夹克时，突然意识到地狱并不会和死亡一样悄无声息。
她不认识的妇女和儿童在惨白的人脸和松动的胳膊中寻找自己要找的人——尸体。盖过了巴黎的喜悦的哭喊声堆在一起，唤不起他们的动静。她们把自己的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从绳索上解下来时，部分皮肤和肌肉已经撕裂了，于是他们的头颅和身子在她们手中分成两截，成为昆虫的巢穴。
“现在你的标本工作可以有很大的成果了。”黛米在将凯文的外套叠起的时候对拿手帕擦拭脖颈处新增伤口的梅莉·普林尼说。
“我不把人当成虫子。”梅莉扭过头，蓝眼睛倒映着黛米额前两缕泛白的头发，“但我愿意和你收好他们的东西。”
爱丽丝在没有被完全捣毁的德军指挥部寻到了几张残缺的照片。他们得到并信任收音机的消息太迟，导致匆匆忙忙点起火试图烧毁犯罪证据时盟军已经到了门口。蓝眼睛的法国士兵一脚踹开门，踢翻了刚点起的火盆，照片和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都跌到地上，由火焰慢慢吞噬它们存在过的证据。
“德罗斯女士，”某个士兵将还往下掉灰的记录交给她，“我们十分感谢游击队的付出。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无法解放法兰西。”
躺在对方手上的第一张照片是挂在阳台下面的奥尔菲斯。他的镜片不知道去了哪里，膝盖处隐隐约约能看到脏污和血迹。
爱丽丝听见自己的声音，“我很荣幸。”
她们在新堆起的土坡上摆放上鲜花。
一九四五年夏天，爱丽丝·德罗斯终于回到了英国。
忽略伦敦的断壁残垣，不列颠群岛和她离开时并没有多大变化。她的公寓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得以幸存，只是钢琴盖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琴谱和墙上的照片都摔下来，玻璃裂了一地。她拾起地面上自己的半张笑脸，摩挲着挂在胸口的相机。那群来自不同国家，战后难以再次相见的青年，以及塞文山脉上的全部回忆，都被她留在永恒的时光里。
相机记得黛米·波本，比她还年轻的姑娘，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冒出了白色的头发；相机记得何塞·巴登，他是从马赛的港口爬起来的堂·吉诃德；相机记得凯文·阿尤索，洗得发白的红夹克在金红的秋风里被吹得像起飞的鸟；相机记得诺顿·坎贝尔，他决心买一张回巴黎的车票，坐在拥挤的人群中唱游击队的歌。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德罗斯女士在英国的公寓里打开电视，从威尔士矿工罢工的新闻跳转到了佛朗哥去世的报道，于是何塞·巴登和诺顿·坎贝尔的名字自然而然地跳出来了。在海上漂泊的水手终于能够回到西班牙共和国，而为她奋战的人等到了他为之流血的未来。
她很少想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只是偶尔，偶尔在伦敦的街上撞到一个叽里咕噜说话很快的姑娘会回头，盯着对方瀑布一样的栗色头发确信那不是黛米·波本。她试图写信，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他们的地址：黛米和梅莉应该还住在勒尚庞，何塞不知道在哪片海洋上，诺顿和戚十一应该在巴黎……也许他们搬去了另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
爱丽丝只好凭借五十岁的脑袋完成二十岁许下的愿望。打开那本充斥着游击队鸡毛蒜皮的琐碎的日记本的那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仿佛整个鲜活的世界都向她重新张开怀抱。
时钟在这一刻停止响动，指针向回转，把时间拨回三十年前，所有的想象都在这个瞬间从座钟跃出，填满爱丽丝冒出白色发根的金头发。她拄着拐杖拉开信箱，照片哗啦啦地掉下来，巴黎和勒尚庞的回忆朝她俯冲。她又能看到塞文山脉绵延起伏的影子了：高大的树木在雨中泛起红色，山谷和田野都盖上了沉寂的白雾。凯文·阿尤索会用他的外套包裹野生的树莓和蓝莓带回游击队驻扎的山洞，黛米·波本在满地黄叶里找到了牛肝菌和鸡油菌，何塞·巴登接过篮子里的蘑菇扔进悬挂在火焰上的锅里，诺顿·坎贝尔轻声哼着某种语言的歌。
当然还有奥尔菲斯。奥尔菲斯靠在她肩上，一笔一画地在诺顿的卷烟纸上写他们的故事。
[1]此处指1848年六月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
[2]这两首歌都在二战时是意大利游击队的经典曲目
[3]此处指恩斯特·布施，德国左翼歌手
[4]此处指谢唯进，他在西班牙内战时用的是林济时这个名字
[5]埃里希·维纳特，德国左翼诗人，他的诗被汉斯·艾斯勒谱曲后由恩斯特·布施演唱
[6]此处指皮埃尔·雷比埃，西班牙国际纵队志愿兵，第一政治委员，法国义勇军游击队司令，以“雷米上校”出名
[7]德国时间比法国时间规定早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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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确实打算写一个三万字的完整短篇的，但是由于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它成为了现在这个诡异的样子。我是真的不会起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