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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那个年轻副官长着一副会被画上宣传海报的、完美的雅利安人相貌：发梢有着金子的颜色，蓝眼睛则是一对海玻璃，皮肤白皙，鼻梁挺直。克伦琴多夫目前还找不到什么实践机会，得以证明那白皙肌肤之下的血液是否也如小册子上所说“玫瑰花一样鲜红”。但那年轻人特有的、泛着浅粉色的双颊和薄唇看上去有着同等分量的说服力。新来的副官不笑，很少说出回应指令之外的内容。被调过来的第一天，他从早到晚一直安静地跟在他身旁，办事严谨，从不提问，像一只训练有素且温顺的柯利犬，又宛如一块制作精良的手表，发出的声音也不比一只手表更响。所以当新来的副官主动拾起那把锃亮反光的军号，冲少年团的那帮小孩蓦地吹奏起短促却异常嘹亮的小调时，克伦琴多夫手中香烟的烟灰落下来，烫了他的手背。
“军号吹得不错，小子。”
他把烟蒂丢在地上，沾了土的靴子从其上碾过。
“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芬克尔的确长着一副完美的雅利安人相貌，这是令任何人都很难忽视的事实。他也确实不热衷于闲谈和微笑，这是一个令克伦琴多夫感到苦恼的事实。因为克伦琴多夫热爱咧嘴笑和俏皮话——也许对于一名纳粹上尉来说热爱得有些过头了。但在芬克尔面前他无计可施。年轻人笔直地站在他面前，不动声色地聆听他有关这周末营地工作任务的指示，下巴稍稍低下去，保持着一个谦逊得恰到好处的角度，同时对于他刚刚讲的有关施耐德中校肚腩的一个笑话视而不见。克伦琴多夫盯着他的浅色发旋看了一会儿，把打趣那双漂亮眼睛的话咽回到肚子里。
他的那些伎俩没法用在芬克尔身上，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其他什么时候、其他什么人身上生效。如今他依旧乐得扮演派对主人的角色——虽然他不过是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兵，同时又觉得自己已经有近三十年没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派对了。克伦琴多夫从青年时起就有着轻易成为人群中最受欢迎中心的能力。在同龄人中有着大量的朋友，年纪稍小一点的孩子也总爱追在他身后。但当他明白这种与生俱来的个人魅力在如今这个时代、在战壕和法国海岸并不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后，他便再不对此引以为豪。
从前线被撤下后，他做事依旧随性而为（虽然出于某些无法言明的态度转变，下意识略去了曾经有过的、过于张扬和刺眼的那些成分）。他在十岁出头的中学生面前表演马戏般卖弄自己的枪法、如同讲述传奇故事一样吹嘘自己带队作战的经历；托人找来一台崭新收音机偷偷替换掉柏林指挥部里的那些老古董唱片，又自作主张地把甜品里的姜饼和普雷结改成法兰克福皇冠蛋糕；休息日里他拿自己的旧军服做些异想天开的缝缝补补，又不留情面地嘲笑拉姆小姐的私人衣品（“那条丑裙子使她看上去活像只胖花瓶”）。
芬克尔正如一个称职的副官该做的那样，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旁。面对他那些颇具戏剧化的举动，他偶尔笑笑，不过大多数时候是不笑的。这已经足以令克伦琴多夫松了一口气——早先他还以为这个金发的年轻人或许从没学会过如何展露微笑呢。在这一进展之后，望向那一对海玻璃时，他懊丧地发现自己要想吐露出那些本该顺理成章说出口的俏皮话仍是很难。但在“其他什么时候”，他会下意识留心他的副官会作何反应。若是芬克尔垂下眼去，嘴角以不易察觉的弧度轻微扬起——尽管那有可能只是年轻人出于礼貌的捧场——他也会孩子气地感到心满意足。
这很蠢。他不止一次地在内心思㤔过芬克尔那似有似无的微笑后把这话说给自己听。但显然，比起犯蠢，克伦琴多夫更厌恶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说无所进展、无动于衷、无所事事，比如说他常常他妈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就像此时此刻这样。
“长官，”芬克尔在叫他。“也许您愿意把昨天我交给您过目签字的文件找出来？”
“天杀的，以后进门时搞出点动静来，小子。”他回过神来。“况且我根本不记得见过什么该死的需要签字的文件。瞧瞧、我的办公桌比国会大厦都要乱！”
“我来帮您找。”芬克尔从桌前绕到桌后，站定在他身旁，然后俯下身来，着手整理桌上零散堆放的纸张和文件夹来，顺便将带着水渍的玻璃杯和薄瓷盘摞在一起，胳膊时不时碰上他肩膀。吊灯昏暗的白光将他浅色的睫毛扫落下一层半月形的阴影，就落在眼窝上。克伦琴多夫盯着那两枚月牙看了一会儿——看了许久——然后吸了口气，干脆利落地抢过年轻人手中的文件丢在桌上。然后，他问芬克尔愿不愿意来一块蜂蜇蛋糕，或许再听他讲一个关于自己十岁时养过的史宾格犬的故事。
副官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微笑表示同意。
五月天是郊游野餐和学习打靶射击的好时候——因为天气可爱，阳光明媚，能见度极高。不会有时断时续的雨扫人兴致，树林里也少了湿冷的浓雾，露在袖子外的手不会被冻得生疼。克伦琴多夫为那些穿着制服的男孩子们做演示时心想，这世上究竟有多少看似毫不相关的事，实质上却在某些方面有着莫名其妙的一致性。他还想，那些男孩儿会不会也在心底默默思㤔：今天毋庸置疑是一个美好的野餐日。可男孩儿们却只是用异常热情又饱含艳羡的欢呼声回应他刚刚一枪打碎五十码开外的鸡蛋这个事实。
这就是祖国的新一代。他暗自想着，望着手榴弹如同被踢起的皮球划过林场上空，爆炸时迸出暗火和滚滚浓烟。男孩们爆发出一阵欢欣的叫嚷，四下响起掌声。芬克尔站在他对面不远的地方，穿着白背心和草绿色衬衫，倚着一棵栎树，悠闲地站着。在克伦琴多夫的视线扫视而过时，冲他友好而不易察觉地点头致意。他便回想起前几日的焦糖点心，还有他们两人之间关于天气和柏林的一些谈话。
总的来说，这是场成功的周末野营。没有人被匕首捅得肠子流出来，没有人窒息在厚重的防毒面具里，没有人用手榴弹炸掉自己的脸，没有人从攀爬绳结上掉下来摔断胳膊或腿。这就意味着克伦琴多夫暂时不会被某个男孩的母亲杀死在办公室门口，也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哈，走着瞧吧。他想。）。
周日夜晚的焚书将少年团的整场活动推向高潮。男孩们参加狂欢节一样欢笑和尖叫，以掷铅球的方式将厚重的、有着精美封面的精装书籍扔进熊熊燃烧的巨火中。拉姆小姐挪动她包裹在纳粹制服里的肥胖身躯，高举双手，和周围所有人击掌，兴高采烈地大声叫喊。克伦琴多夫觉得她仿佛下一秒就会如同一大坨变质黄油般融化在这烈火旁的脏地上。飞起的书展开两片彩色的硬质封面，义无反顾地砸进燃烧的纸堆里，溅起星星点点的橘色火光，和飘荡四散的碎末灰烬。这一本本扑火的蛾子。他这样想着，仰头灌了一口银制酒壶里的白兰地。可悲的彩色大蛾子。酒精把舌苔和嗓子都烧着了，他露在制服大衣立领上方的、两只深浅不一的灰眼睛不动声色地观望这场闹剧，芬克尔还是站在他对面不远的地方，拎着就快要掉在地上的空了的汽油罐，安静而隐秘地回应他望过去的视线。
男孩们有很长时间用来欣赏这一堆纸张燃起的篝火。人人都兴奋不已，谁也不愿意早早回到营地帐篷里去睡觉。周围已经没有东西能拿来烧了，但男孩们不想浪费这节庆的余兴。“再同我们讲讲您是怎样丢了那只眼的！”一个胆子大的小鬼没大没小地尖声叫起来，他身旁严肃的同伴拿胳膊肘使劲捅了他一下。
克伦琴多夫是怎么丢了那只右眼的？要当着孩子们的面讲起这个，他实则并不在意。他拿酒瓶的手举起来，冲那个没礼貌的小鬼指了指。你？小矮人，是你想听我的光辉事迹？还有谁想听我的光辉事迹？男孩们跳起来。我！上尉K！我也想！他喝了一口酒，便直接开始讲。他真的不太在意，这本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光辉事迹”，害得他只能退回后方在焚书的篝火旁对着群中学生旁夸夸其谈的“光辉事迹”。即便他煞有介事地添加了许多廉价而虚伪的润色与夸张，也不会被写进书里拍成电影，不会被人在老了以后讲给自己的孙辈。这本就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陆军第三小队的克伦琴多夫上尉和他的挚友兼副手汉森，令盟军闻风丧胆的史上最佳拍档。他们一路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创下不朽的功绩，为家乡和祖国争得荣耀。砰砰！啪！轰隆隆！其间夹杂一些流血事件，和很多的枪弹声，男孩们屏息凝神，面色惨白。就在某场被世界铭记的战役中，可恶的英国佬竟早早设下埋伏！克伦琴多夫上尉凭借聪明才智侥幸逃过一劫，可飞溅的弹片却刺进了他的右眼。真不妙！从此再没有K.H.神勇小队，他被勒令退下前线，来到这个操蛋的青年团训练营，每天只能和些瘦小如枯树枝的半大小子们混在一起。
没了？没了！这不是什么该死的篝火晚会，还要我在这儿给你们讲故事到深夜不成？他板起面孔来，赶在新的问题和请求被扔到面前的空气中之前，强制结束了今晚的活动。一旁的火堆只剩最后一丝赤橙火光和烟烬余灰，男孩们不情愿地拖动他们细瘦而布满薄痂的腿，不远处蘑菇般的帐篷开始三两亮起模糊的灯光。
克伦琴多夫上尉可不睡帐篷，他不得不从近郊赶往柏林的办公室。芬克尔耐心地将他还带有浓烟气味的大衣挂好，又去到茶水间拿来水壶。然后他走到窗台前去把窗帘拉上，背对克伦琴多夫，语气平淡地开口发问：
“汉森后来怎么样了？”
汉森后来怎么样了？他这样发问，就好像汉森只是离开了，搬走了，去往别的国家城市定居了。若要问一个人“后来怎样”，首先他要得有个“后来”才行。克伦琴多夫毫不意外地发现自己的酒壶已经空了，他把两条胳膊抬起来都搭在写字台上，漫无目的地望着前方。汉森·霍夫曼，陆军第三小队的神枪手，“蓝眼睛汉森”，在他刚满29岁不久后，死在法国乡下的某个湿冷战壕里。就是死于那场克伦琴多夫丢了右眼的战役里。
“我很抱歉。”芬克尔走过来，站在桌边，低声开口道。
“你不必感到抱歉。你知道吗，敌人出现时所有人便觉得毫无胜算了，可我不愿意下令撤退。
他那时候冲在我前面——冲在他上尉的前面——也许是不经意的，不过谁知道呢。于是炮弹打中了他，我只是被震倒在一旁，让溅起的弹片弄瞎了一只眼。所以你不必感到抱歉，因为我才是那个应该感到抱歉的人。”
芬克尔没有立即应答，也看不出有丝毫的神色变化。他只是搬了一把椅子来，在克伦琴多夫的身旁坐下。“我很抱歉，因为没人应该经受这些。”
“你的上尉并不是这场战争中最可怜的人。”
芬克尔似乎并不打算回应这句话。“换谁都会这样做的，长官。我是说，在那时候冲在你前面——也许是不经意的——不过天知道。因为你就是能……”他不再说了，像是停下来思索该如何合适地遣词造句，补满这句话原本应有的含义。也许他失败了，也许他从没想着继续往下说。克伦琴多夫再也无从得知他就是能怎样。不过下一秒芬克尔重新开口，克伦琴多夫注意到他鼻翼的阴影，如同一座暗色的山丘，就落在他浅色唇峰稍微向上一点儿的地方。“我不知道，至少我会这样做。”年轻人说。
克伦琴多夫注视了他的副官一会儿，然后抬起他的下巴吻了他。
在少有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聊天。准确来说并不能称之为“聊天”，因为大部分时间只是克伦琴多夫一个人在讲话。他同芬克尔讲自己家乡——科隆——那个有大教堂和莱茵河的小城。他讲那些落日余晖里的尖塔，泛着橙色金光的绸缎似的河面，管风琴的声音好似鬼魂的悲鸣。河岸的小酒馆有远近闻名的猪血香肠，乔希老爹那儿的葡萄酒和腌猪腿肉比柏林任何一个馆子里卖的都要美味，还有一种当地特制的蛋糕卷——名叫波姆克汉——他的妹妹夏洛特是多么喜欢。学校很小，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所有男孩们都爱同他一起玩儿，山毛榉连缀成一片流淌的绿色河流。他会在放学的午后偷偷跑去母亲的裁缝铺帮忙，给夹克被磨破的肘部打上补丁，帮洗得发白的连衣裙缝上廉价的塑料扣子。他的父亲从没爱过他，对他的所有爱好嗤之以鼻。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他便知道自己一定会参军，只是没有想到如今成了柏林的“上尉K”。芬克尔趴在枕头上，认真地听他讲这些从往日年岁里拾出的琐碎。依旧是偶尔笑笑，时或表示出喜恶，很少发问。直到某天克伦琴多夫实在无话可讲。他故意揉乱芬克尔的发缝，知道这又得令他在第二天早晨拿沾了水的梳子梳上好久。窗外柏林午夜的雨宛如要下到世界末日才会停，不过也许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总之没人在乎。
“讲讲你自己，柏林小子。”
芬克尔叹了口气，一声很轻的“唉”，迅速溶解在床头灯灯光照不到的卧室黑暗里。不像是不满，却也明显谈不上乐意。他讲起从四岁起便开始学习的长笛，他的军官父亲，死去的飞行员兄长，接到讣告信时泣不成声的母亲，哭喊着如果她的两个儿子都无法从前线回来她自己也会立即死掉。他说起话来语速很慢，好像光是竭力回忆起那些事就已经足够困难，将它们讲述而出更是要费上好一番力气一般。克伦琴多夫握住他的一只手，抬起来端详。然后他吹起口哨来，洋洋自得地。是一段悠扬的前奏。
“莫扎特。”芬克尔笑起来。“可惜这首不是长笛协奏曲。”
克伦琴多夫当作没听见。他继续吹下去，直至把他记忆里的部分全都吹完。“这是双拿长笛的手。”他轻快地总结道，摩挲着芬克尔的指尖。“你该早些告诉我。”
其实他知道这没什么。这已不再重要。他告诉他抑或不告诉他，早些告诉他还是晚些告诉他……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拿长笛的手，握画笔的手，捧诗集的手，持剪刀的手……现在全都满着。被枪支和手榴弹填充和占有，再显不出原先的职责来。整个世界都即将坠进癫狂的深渊，他们不是改变时局的巨人，只能顺从地等待命运的到来，并力图在那之前挥霍掉最后一丝真实的情感。
八月里，营地里小男孩约翰纳斯·贝茨勒的到来为克伦琴多夫带来了一系列戏剧化的变动——甚至比他本人原先的设想更为夸张的那种。地图上的榛子和腰果每日都在改变位置，柏林变成了一只等待围猎季开始的胆战心惊的兔子，防空洞的建造从未显得如此急迫，走在路上的人们惴惴不安地在心底暗自盘算即将到来的最终结局。即便乐观如克伦琴多夫，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局势已经是糟糕中的糟糕。人人都知道战争已经进行了许久，在北非和法国，在苏联和中国，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但这次战争就要打到家门口，打到公寓前的石头街上、拐角处那座小教堂前、河岸旁的小学那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没人能准确知晓。但没人不因此而感到隐约的惧怕。
克伦琴多夫把白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城市的防御工作上，指挥下士尽可能多地建造反坦克锥，用装满沙土水泥的麻袋垒砌掩体和土堤，还有——应罗茜·贝茨勒夫人的嘱咐，给小男孩乔乔安排些诸如发传单一类的轻松活计去做。芬克尔依旧紧紧跟在他身边，正如一个优秀的副官该做的那样，对指令报以简短干脆的回复。德语单词的音节短促，音调单一，说出口时像是一截软木塞落在地上。但他比往常笑得多了，对克伦琴多夫的幽默举动也懂得作出相应的反应，就好像他们是默片时代的一对喜剧搭档。“很好，芬基，这是个征兆，再过不久所有人都该疯了。”克伦琴多夫摇摇头道。芬克尔笑了笑，“我可没疯。”他说着，用勺子把他黑森林蛋糕上的樱桃挖走了。
的确，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快疯了，但克伦琴多夫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都要死了。元首，上尉K，有着完美雅利安人相貌的芬基，所有人都得死，一个也逃不掉。那天稍晚些时候，他在想这些事时，芬克尔少见地主动冲他低语。“以后你会带我到科隆去，”他说。“去看那座大教堂，吃烤猪肘。”他露出一个年轻的微笑，口吻也是同样年轻的。他说“以后”，而不是什么“等战争结束后”、“等我们胜利后”。以后。这甚至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狡猾的时间段。虚无缥缈，却被他说得言之凿凿。“我们可以在莱茵河西岸找一栋两层公寓，后院里种两棵鹅耳枥。”“东岸。”克伦琴多夫反驳道。“西岸尽是些闹哄哄的该死的游客。不过有关鹅耳枥的那部分我没意见。”然后他莫名感到悲伤起来，低下头去吻了那双拿长笛的手。
到这里该谈些什么？要知道，克伦琴多夫讨厌那些“若是我们没有在战争年代相遇……”一类的论调。他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竭力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可怜人。他没在想这种事，真的没。他也不畏惧死亡——因他知道那拿镰刀的老家伙迟早有一天该会来到。他很庆幸能在世界毁灭前遇见芬克尔，也很乐意随着这个该死的世界一同毁灭。但芬克尔不该同“毁灭”有一星半点的联系，他应该活到八十岁，在莱茵河岸随便什么小镇上拥有一栋奶白色的公寓，拥有一个和他生活在一起的爱他的人。但克伦琴多夫又怎能主宰他人的命运呢——既然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无从主宰？他戏剧化地怨恨起一切来，但最后只得把盛白兰地的酒壶满上。
来年春天发生了很多事：罗茜·贝茨勒被吊死在城东广场上，乔乔多了一个他们从未得知的姐姐，他那本《呦吼，犹太人！》也快要编撰完成了。而克伦琴多夫帮忙掩饰了一个藏匿在居民楼里的犹太女孩。出于一些很容易想明白的原因，他没有把最后那件事告诉芬克尔。四月里，矢车菊开了遍地，像是许多忧郁的蓝色眼睛。苏联人从东面打过来，美国人从另一面。在月底的时候，希特勒给自己的脑袋来了一枪。而克伦琴多夫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冲芬克尔大吼大叫。虽然他当即便对他道歉了，可等到晚上，他依旧无法原谅自己——又或者是无法原谅这个世界，无法原谅这场该死战争中的任何一个人。芬克尔的蓝眼睛是海玻璃，不该是那些忧郁的蓝色矢车菊。任何人都无权往其中倾注畏惧与忧伤——克伦琴多夫更是不能。芬克尔把下巴搭在他肩上，正在读一些里尔克写的文字，是信件的内容，不是诗：
“爱，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予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是最高的工作，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这个来自布拉格的小子*还挺能说会道。克伦琴多夫这样想。芬克尔握着他的手，轻声说没事的。尽管他并不知道他在安慰些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他找出那些空闲时间画着玩的设计图纸，找来法兰绒窗帘当作红布，回忆起母亲教给过他的针脚。他要为自己“最后的实验与考试”设计出最华丽而心满意足的登场服饰。他们当真要如同一对久负盛名的歌舞剧演员搭档前去赴死。芬克尔跟在他身边，尽可能地帮他，像一个合格的恋人该做的那样。为他从拉姆小姐那儿搜刮来棉线，又从旧货铺买来女士帽子，只为了扯下那几片色彩艳丽的鸵鸟羽毛。无人在意的时刻变得多了，因为柏林在倾塌、在掉进猎兔犬的利齿里，有更多其他事情值得柏林指挥部的人去关心。但他们仍只在夜晚无人时亲吻，谈起长笛和大教堂，谈起莱茵河和鹅耳枥。
他等着那个日子，他也等着。那是闭幕演出，是最高的工作，最重大的事。须得有枪炮的轰鸣声为他们开幕。到了那个清晨的时候，他们都穿上克伦琴多夫亲手设计的军服。芬克尔用那双拿长笛的手拾起军号，就像他第一天调过来时那样。他笔直地站在他面前，下巴稍稍低下去，保持一个谦逊的恰到好处的角度，眼里带着笑，货真价实的笑。“因为你就是能叫人乐意同你一起欣然赴死。”他轻声说着，看不出一丝悲伤的样子。“不管怎样，反正我是乐意这样做的。”
再过五分钟，天便亮了。军号声在柏林的废墟上响起来，嘹亮且悠扬。
注释：
*引用了《给青年诗人的信》。冯志译本。
*“来自布拉格的小子”就是指里尔克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