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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希·芬克尔重新回到柏林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
街道两侧铺满脏雪，乌鸦像是着黑衣的吊唁者，天空如同浆洗过的床单一样白。落灰折断的冬青枝同肮脏发褐的旧绷带凌乱缠绕在垃圾堆里。他领子大敞，右脚上的靴子破了一个洞，却觉得这儿比起他两周前待的地方根本算不上冷。从街的拐角处冷不丁窜出来一个披着厚毛毯的女孩，稻草般的头发凌乱，光裸的脚踝像是两根脆弱易折的枯枝。他注视着她从自己身侧匆匆跑过——如同受了某种莫名的惊吓——直至在下一个街区的拐角那儿消失不见。街道上重归寂静，他仍没有动身的意思。弄不清是自己不再记得回家的路，还是单纯不愿踏上回家的路。
但他终究还是叩响了那栋三层公寓的大门。他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在柏林的大街上冻死——既然他都没有死在那不属于故国的冻原？门开了，他被肉桂和香草气味的温暖包裹。然后响起母亲的哭声与惊叫，桌椅挪动的沉闷声响。玻璃杯倒在大理石桌面上，宛如一下仓促的枪声。电话铃声接连响起，炉火燃烧起来的噼啪作响让人想起不可控的火势。他打了个冷颤，任由那些饱含痛惜与怜爱的话语如急风骤雨般击打在他左肩的伤口上，不知该作何回应。
接下来就是无所忧虑的的休假——至少他应该表现出无所忧虑的样子。再说他还能奢求什么呢？母亲把他当作复活的神子加以宠爱。父亲从没来看过他，他毫不意外，也根本不在乎。午夜的时候，他常溜进二楼埃尔温的房间里去。走廊尽头父亲的办公室里总在进行彻夜不休的争吵，他听着那些话（又或者只是装作在听的样子），如同时断时续的无线电通讯：“少校的儿子……留在后方……遭人耻笑……”母亲的哭泣宛如一首完全错乱的长笛曲，到处布满尖锐的破音和失控的旋律。埃尔温的名字被掷炸弹一般扔进支离破碎的夜的空气里，后续就跟着很长一阵子、死里逃生般的寂静。芬克尔只是坐在那张空了很久的床上，透过渗灰的月光看着相框里那张熟悉的面孔（一样的柠檬汁颜色的浅色发旋，海玻璃般的蓝眼睛，不过穿着空军制服，笑起来更开朗）。他只是看着，然后暗自思忖这一切都是多么离谱的错误，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的错误。
他的父亲不爱他，但爱他的母亲。略去大量的泪水和争吵，出于这样简明的原因，当然外加伤病上报，他得偿所愿地被留在了柏林（一个问题：偿谁的愿？他的？还是母亲的？又或者是埃尔温的？），从一个办公室辗转到另一个办公室，同一些戴小帽的打字员女士和长粉刺的小孩儿们共事。读一些地图，读很多地图，将摇摇欲坠的文件夹搬来搬去，熟悉许多人对咖啡和酒的不同喜好。当穆勒中尉举家搬往波兰南部小镇的新工作地后，他被派去希特勒青年团位于近郊的训练营，去往一位名叫克伦琴多夫的上尉那儿报道。接到调动消息的第二天他便动身了，留下干净空旷的工作台、收纳整齐的档案夹和发报员小姐们在茶水间闲谈时饱含留恋的友好夸赞。
天气好得近乎残忍，金盏花明晃晃开了遍地。他坐在那间有明亮窗户的房间里，望着窗外聒噪的黄蜂，还有和黄蜂一样聒噪的、穿着土黄色制服跑来跑去的中学生们。即便对三月来说，透过玻璃直射进来的阳光也过于温暖明媚了。他摩挲着放在膝上的军帽，强迫自己停下有关桌上北极熊摆件来历的猜测，紧接着却又被过分花哨的波斯地毯吸引过去目光。他坐在那儿，直到晌午。其间好意拒绝了拉姆小姐“来杯茶”的提议，又和几个明显因为摸不清办公室布局而走错房间的男孩儿短暂地面面相觑。就在他打算暂且离开去吃点午餐、顺便找人弄清楚新调令是否准确无误的时候，传说中的克伦琴多夫上尉极富戏剧化地登场。
直至那天过去很久以后，弗雷德里希·芬克尔依然记得那时候脑子里乍然冒出的第一个想法：难道没有人教他着装的礼节？——不是一个爱说上司闲话的副官不怀好意的闲言碎语，而是一个身上明显留下过母亲疼爱痕迹、生活习惯优秀到无可指摘的年轻人困惑的疑问。他强忍着冲上前去为新上司整理好皱巴巴衣摆、将纽扣一路扣上领口的冲动，立正敬礼朝他问好。紧接着又在对方好似宿醉过后的含糊答话响起后，将想了很久的开场白忘得一干二净。尽管克伦琴多夫后来或辩解、或否认，极力声称那是场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会面——推开门后、沐浴在阳光下的那头金发简直要晃瞎他的眼（芬克尔勉为其难地认为这是一句对他的夸奖）。年轻人依然觉得那是场颇有些尴尬的闹剧。
“名字？”
“弗雷德里希·芬克尔，长官。您可以直接叫我芬克尔。或者弗……”
“弗莱迪？”
“不、其实应该是弗里茨……”
“弗莱迪·芬克尔！欢迎你——不知出于何种悲惨原因——来到希特勒青年团训练营！我是克伦琴多夫——想必你已经知道。也可以叫我上尉K，或者随便其他什么，我不在乎……”
他结束了这段喜剧独白，冲他眨了眨眼，变戏法般从军服外套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银质的袖珍扁酒壶，举起到嘴边灌了一口。接着便转身从门口走了出去，独留芬克尔一人站在原处，竭力试图从震惊和困惑中理出个头绪来。但近乎稚气的责任感占了上峰。他没等他走远，忙回过神来，追了出去。“上尉K——我是说、长官。”他脚步匆忙，跟在他身后低声喊着，显然还没能适应那个似乎只有间谍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简称代号。“有没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克伦琴多夫转头看了他一眼，丝毫没有停下步子的意思。“老天，你不用这样跟着我，小子。”他语调轻快地抱怨起来，不禁令人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工作？当然，工作。你提醒了我。有项非常紧要、严肃认真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芬克尔谦逊地跟上前去，竭力同他保持步调一致，打算以一贯的认真态度聆听新上司将要下达的第一个指令。就像一个真正优秀的副官该做的那样，他心想，即使是这位奇怪的克伦琴多夫上尉也该觉得优秀的那种。
下一秒，克伦琴多夫抬手揽上他肩头。他闻见他身上白兰地酒的刺鼻味道，混杂着柑橘果酱和热咖啡的浓香。
“走，”他兴高采烈，像是率领中学生远足的小队长。“跟我去尝尝老胡伯曼今天烤的苹果派味道怎样。”
当然，工作——绝不可能只是在美好的午后和上尉K一同品尝刚出炉的甜品点心。他们还需要在野外布置活动场地，为各个项目准备道具或实物（诸如手榴弹、防毒面具、帆布帐篷和各种有着精装封面的书籍）。其中最主要的：和孩子们相处。芬克尔不擅长这个，从不。无论对方是少年团里那些细胳膊细腿、瘦小如兔子的小男孩们，又或者是青年团中年纪稍长一些、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证明自己英勇且成熟的高年级生们。芬克尔并不是痛恨孩子的那类人，甚至连讨厌也称不上。他只是单纯地从未能掌握同他们相处的要领——在他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没能。作为一个内敛恬静、喜欢保持衣领的整洁、踢球时的动作“像个女孩”的男孩，在学校时他从来都不是受欢迎的那一个。所以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注视着过于闹腾的孩子们，偶尔作出一些语气平淡的指示：“很好，奥托。”“不，克劳斯。”“让我们再试一次，弗兰克。”——十岁的弗兰克点了点头，然后从刚刚爬上去的绳结上掉了下来，发出“哎呦”一声吃痛的叫喊。不过所幸他们都是在新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懂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至于令芬克尔过多费心。拉姆小姐带着一群扎两条辫子的女孩儿从他身旁走过，不置可否地撇撇嘴：“听上去你像是在训狗。”一旁的克伦琴多夫大笑起来，芬克尔移开视线，涨红了耳朵尖。
但说实在的，只要跟在克伦琴多夫上尉身边，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就不算太多。尽管这位不太正经的上尉总在念叨着自己有多么怀念从前带兵作战的日子，但他还是无一例外地赢得了所有孩子的喜爱与崇拜。或许就像崇拜一位夸张的电影主人公那样，芬克尔暗自心想，望着克伦琴多夫站在砂袋垒起的掩体上，语气严肃地给男孩们讲解投掷手榴弹时的注意事项，然后仰头喝光酒瓶里的最后一口白兰地酒。芬克尔确信在工作时间饮酒是违反了某些相关规定的，但他从没对此说过什么。他只是抬头看着克伦琴多夫，看他怎样随意地将那个爆炸物掷了出去，又是怎样轻松赢得男孩们的喝彩。
偶尔也有棘手的突发事件，譬如周日的清晨两个十三岁的男孩因为斗嘴扭打在一块儿。年轻的副官从叫好起哄的人群中拼命挤过去，看着面前地上那两个面红耳赤、衣服上沾满草屑的男孩，犹豫着是该说“停下来”，还是“冷静些”。克伦琴多夫上尉紧随其后赶到，完全没在生气，并且似乎觉得踟蹰不前的芬克尔比起打得难分你我的小男孩要更有意思。他把手搭在腰带上，注视着这场小型马戏，在芬克尔身旁不动声色地站了一会儿。“小男孩其实没那么难管教。”他语气随意地开口，好像只是在谈及钓鱼或观鸟的技巧。
“当你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或者说什么都不管用的时候，就吼他们。”
这场本身就没那么严重的小小争执在上尉K的怒吼声中被强制终止。又在一些老生常谈的说教的话，外加创可贴、热可可和果子甜面包的作用下被彻底消解。芬克尔注视着两个男孩勾肩搭背、一瘸一拐地走出餐厅，把视线转移到自己面前的那杯热可可上来，感到些许费解（就好像他自己也是个需要安抚和劝慰的小男孩似的）。克伦琴多夫拍了拍他的肩，在他一旁的位置上坐下。
“艰苦的工作，”他把手肘搭在桌面上，用肩膀碰了碰他。“不是吗？如果你想调走的话我也不会怪你。”
“不，长官。”连芬克尔自己都惊异于他如何能这般迅速地给出否定的答复。“我很高兴能同您一起——我是说，在这儿工作。”
“是吗？”克伦琴多夫转过脸去，挑起眉梢。“很好。反正我也只是说笑——想调走其实没那么容易。”他又咧嘴笑起来，已经是这段谈话中的第三次。“况且我也不会轻易把你这样一位出色的下属给放走。”
他实在是很爱笑，芬克尔心想。
他逐渐习惯了这位电影主角般的新上司——无论是他那即兴且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还是突然增多的下午茶时间。他也逐渐习惯了青年团营地的工作。芬克尔甚至从克伦琴多夫那儿学会了“吼他们”这个绝招——虽然后者绝不承认这一点，还说芬克尔那不过是“提高了嗓音的友好叮嘱”。少年团里每周都能看到些可爱的新面孔，同时青年团又会失去些青涩的熟悉面孔。一些人带着残破的四肢从前线被撤下来，另一些人则怀着年轻的信心和雄心被填补上去。除了孩子们，人人都在猜测那个最终将会到来的结局。突然间街上的色彩就讽刺地变得明艳起来，越来越多柏林的居民们像迎接某个并不存在的节日般选择穿上自己最好、最鲜艳的衣服。当破烂的帷幔即将在不久之后的某天骤然落下时，没人不想确保自己盛装出席这场闹剧的最后一幕。
芬克尔偶尔也会想到这件事。不过由于他大多数时间都同孩子们和上尉K呆在一起（又或者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所以实际上他并未对其倾注过多的精力。他不知道克伦琴多夫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虽然他每天看上去都轻松寻常，邀请芬克尔品尝更多的点心，同他谈论音乐和天气。但他偶尔还是会显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颓唐和失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席卷在这一摊泥泞且布满碎石的洪流中，人会轻而易举地对一切都感到失望。不过芬克尔已经习惯了和人生中的各种失望共处，从很早以前就是这样。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别人对他的那些失望，还有他对于自己的，他对于生活和这个世界的……一旦排除掉这些他早已习以为常的失望，芬丝克尔便发觉，来到青年团之后的这些日子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活得舒展且尽兴的时光。
他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但他清楚这只不过是种屏蔽了可视后果的、短暂的快乐。可同时芬克尔也觉得，自从三九年起，他的生活就仅凭这些稀有且时或间断、速食军粮般的快乐在维系支撑了。但是、好吧——要他下决心直白地承认这点还不太容易——同克伦琴多夫上尉共事与那还有些许不同。芬克尔发觉自己久违地记起了该如何正常地呼吸。先前在柏林时，他好像被一股疯狂的热风暴所裹挟。而在斯大林格勒，那儿的空气则冰冷沉重得仿若凝结。他宛如从恒久的溺水中短暂地获救，先前人生中发生过的那么多错误此刻都变得不再重要。柏林近郊这座营地里、克伦琴多夫上尉的办公室，是他在这场飘摇风雨中有幸遇见的一叶舢板。
他抓牢这块舢板，然后把自己交出去，带着某种孤注一掷的意味。
虽然无人在意。但两个月过去，副官芬克尔的工作范围从一开始的“协助办公”，逐渐扩大到“和上尉K共进晚餐”、“欣赏上尉K的唱片和剪报”、“陪上尉K一同批评犯错的男孩”以及其他什么诸如此类的琐事上。这没什么，毕竟之前他在科莱因中校那儿工作时，也曾有过被邀请共进晚餐的经历——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手肘不能放在白色棉麻桌布上的那种。在品尝肉糜馅饼的同时，谈一些相对来讲不太严肃的政治话题，对着热情的女主人和中校可爱的金发女儿礼貌微笑。所以，和克伦琴多夫共进晚餐也许同样不算什么。在某顿晚餐过后的早晨，芬克尔试图这样说服自己，然后拿起那件上尉的军服外套，敲开门后朝他走过去。
这是个麻烦事——指的是芬克尔需要如此频繁地提醒克伦琴多夫那些应当注意的细节。克伦琴多夫从没听进去过，依旧在背心外面不穿衬衫直接套外套，大大咧咧地敞着领口。也许他只是单纯地讨厌那些繁琐的要求，又或许是他喜欢每天清晨听芬克尔略显无奈但仍保持礼貌的唠叨。芬克尔从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也没打算弄清楚。当他明白那些叮嘱和提醒都没用时，便决定动手去做。尽管这儿不是军队，也用不着每日和军衔更高的人物打交道，男孩们更不会对上尉的着装发表意见。但芬克尔有他认定重要的事情。他耐心地等着克伦琴多夫套上外套，然后直接略去那些话语，上前一步就着手将衬衫的纽扣一路扣到最上，接着又耐心地整理好发皱的衣领和歪斜的金徽章。“好了，”芬克尔敛了眼眸，动作轻缓地抚平了胸口处那个总是翘起来的口袋。“这样看起来好多了，长官。”他知道他不会在意的，但还是压低了嗓音，不愿显出哪怕一丝洋洋自得来。
不。克伦琴多夫实则很是在意。因为他紧接着便开始嚷起来，说如果所有的年轻小伙子都像芬克尔这样严肃正经的话这世界迟早会完蛋。芬克尔愣在那里，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相信他的笑容还是他的话。而克伦琴多夫早就已经开始动手卷他的袖管。接着又收拾了一顿那过分整洁服贴的领口，顺带着解开从上向下数的两枚扣子。
“这样一来你也看起来好多了，芬克尔。”
克伦琴多夫抓着他领子扯了扯，一个标志着大功告成的、孩子气的动作。年轻人趔趄着俯了过去。然后上尉顺势将他拽近自己，凑过去吻了他。
如果芬克尔截止到目前的人生中终于出现了一件正确的事，这便是了。
冬天的时候，防空警报响起的次数愈发得多了。等到天气稍微变得暖和起来，城市里便开始建筑起防御工事。柏林再次被某种混沌的热风暴所裹挟，不过与先前那时候已经完全不同。就如同能在火山口附近嗅见刺鼻的硫磺味，人人都能闻出空气中充盈到漫溢而出的焦灼与不安。克伦琴多夫有许多事要忙，这就意味着芬克尔同样有许多事要忙。混乱之际，一时间似乎没人去关注那些本该关注的事了。
但他们还是认为谨慎为好，将所有零碎的爱意都藏匿进没有第三个人的时刻。没人提起最终将要到来的那个时刻，也没人对明天作出美好而自欺欺人的假设。没有“要是……”，没有“万一……”，没有“假设我们在别的年代相遇”，没有“倘若我们到法国或美国去”。在那些幽谧的夜里，他们不谈未来。这并非说他们是颓唐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只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清楚知晓编造的美梦就只是美梦，而过于充盈的希望则更容易摔个粉碎。他们是做出了选择的人，也是背负责任的人，在如今这个时刻，已经不能再谈论情愿抑或不情愿。他们只是顺从地接纳命运所给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畏。
于是每一个吻都是倒计时。每一句情话都变得好像遗言。不，芬克尔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伤感而可悲的情形。尽管整个世界也许明天就会倾塌成一片碎石瓦砾，但他却感到自己像是终于摆脱了以往那种混乱不堪而惊心动魄的脱轨状态，迟来许久地行驶上了一条目标明确、却坚实安稳的路径。在道路的尽头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在等待着他，但这黑暗不再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凶险可怖，反倒显出一种宽宏而慈悲的柔情，如同母亲的怀抱，或是午夜时闭上眼之前的最后一个吻。
他把这想法讲给克伦琴多夫听，后者愣了愣，然后笑话他和这世上所有的富家小孩一样总爱多愁善感。那时他们刚从营地成员小男孩乔乔·贝茨勒的家中出来。克伦琴多夫扛着那辆需要补胎的自行车，芬克尔于是只得帮他提着手提包——尽管他总觉得扛自行车的工作理应由自己这个副官来做才对，但克伦琴多夫没有留给他争辩的余地。在贝茨勒家中他们还碰上了盖世太保和乔乔的姐姐英格——一个奇怪的组合，尤其考虑到他们之前从未听说过乔乔还有一个姐姐。那是个挺漂亮的年轻姑娘，一张脸瘦得仿佛只剩下眼睛，栗色的头发波浪一般垂在两肩。她看上去和她那金发蓝眼的小弟弟似乎没什么相同之处，也许是遗传了那位他们从未谋面的贝茨勒先生的外貌，又或者是——然而克伦琴多夫的视线在她的证件上稍微多停留了一会儿，随即便大声宣布核对无误——芬克尔呼出一口气，看向靠墙站着的五斗橱上放着的的银相框。他在柏林家中的卧室里也有一副这样的银相框，里面是两张相差无几的脸庞——它们是那样相像，叫人见了其中一张就一定能联想起另一张。而当其中一张脸庞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之时，另一张脸庞继续存在的意义便只是无限放大了前一个可悲而惨痛的事实。这样一来，那对差异明显的姐弟仿佛也变得值得艳羡起来了，不论他们只是各自遗传了父母的相貌，又或者他们实际上根本就——克伦琴多夫揽过他的肩膀，胡思乱想的芬克尔于是不得不加快步子跟上去。他们沿着来时路向回走，道路一旁的城东广场上，罗茜·贝茨勒夫人的红鞋子悬在半空，看上去像是一只冻僵了的、在早春寒风中迷茫不已的凤蝶。
在解冻的春天，连言语也能更加轻易地涌出。芬克尔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有着关于照片的故事的人。克伦琴多夫弯下身子，从床头柜的最底层翻出那本厚重的相册：里面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合影与单人照，能引起人怀疑的早已尽数销毁，所以没什么新奇的。他叼着烟，将那些泛黄相纸上的人指给芬克尔看：这是他当屠户的父亲，脾气从来都坏得吓人，但归根结底是个好人。那是他母亲，有一双天底下最巧的手，柏林最好的裁缝铺子也打不出她手下那样结实的补丁、缝不出那样大方素雅的花边。那边那位留着浅棕色短卷发、戴钟帽的年轻女人，有着尖下巴和高耸的颧骨，一对闪闪发亮的猫儿眼。那是他的洛特——小妹妹夏洛特。虽然手臂和脚踝都细瘦宛如树枝，但却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勇敢和最野心勃勃的姑娘。还有一些克伦琴多夫自己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候、刚来柏林时拍的。站在河畔、大教堂、或是勃兰登堡门旁，冲着镜头快活地大笑。那时候他的两只眼睛都还是橡树种子般的棕色，笑起来时脸上的皱纹也少些。
得以瞥见一眼过去使得克伦琴多夫回忆起那“金子般的二十年代”。他说这话时口吻轻浮，好像刚喝下一整杯杏子鸡尾酒，又好像单纯是在回味一场梦。你知道，那些饭店和夜总会，闹腾的街边酒吧。你总能轻易见到流亡的俄国贵族，裹着厚皮草，眼窝深陷，脸庞苍白，突兀的鼻梁像是一小节坚硬的白桦树枝。还有整齐划一踏在地板上的、有着金色鞋跟的舞鞋，彻夜不停的摇摆舞，高举的双手，柠檬汁兑琴酒。那些小鸟般叽叽喳喳、笑起来前仰后合的Flapper girls，扎眼的苹果绿色钟帽，流苏裙摆飘荡起来，像是一连串燃烧的星星。“哦，不，我不知道。”芬克尔趴在他胳膊旁，眼神温柔。“请再多讲讲吧。”克伦琴多夫看着他，把燃烧的香烟换到另一只手上，这样就能用离芬克尔近的那只手去磨蹭他的浅色发稍。
然后他讲起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在那儿男人亲吻女人，男人亲吻男人，女人亲吻女人。还能享用最好的爵士乐和黑啤酒。他的一个朋友——“你能想象？竟然是在警局里工作的人。有一副好嗓子，周六晚上经常穿一条火红的裙子前来献唱。老天，你真该看看他那条花哨的羽毛披肩，还有马戏团舞女才会戴的那种翘檐帽子。”芬克尔垂下眼去，笑起来。尽管他没有察觉，但这已经是这段谈话中他第三次微笑。“当然。”他说。“我也真希望能亲眼看到。”
相比克伦琴多夫，他很少谈及自己。如果果真要谈，至多也不过是提及学生时代几件印象深刻的趣事。他的童年显然没有多少乐趣可言，而他眼中的柏林当然也要比克伦琴多夫眼中的逊色许多。“我假设——你是独子。”克伦琴多夫把酒杯满上，似乎决定今晚是个适宜提问的夜晚。他抿了一口那琥珀色的高度蒸馏酒，冲芬克尔扬起眉梢，等待着被补全的下文。后者于是怔在那儿，不知该作何解释。芬克尔沉默着，缓慢地思索和斟酌。如果终有一日他人生中的那些错误要向外人道出，那么他得保证这不能成为一个新的错误才行。而克伦琴多夫在他这儿从不意味着错误（如果硬要形容的话，也许是更像是某种错乱的失控）。也许是时候了，他想，也许这从来都不算什么。
于是他讲起来。在开始前，要先否认——“不，我还有一位兄长。或者说，曾有一位兄长。”他说这话时并不像是在讲起某些伤心而糟糕的过往，而是像单纯陈述一连串过于复杂而令人倍感疲惫的事实。他讲起他人生中的那些错误，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的错误：譬如颠倒的性取向，令他从小就感到无所适从的所谓“男性特质”，总在失望的父亲，给予了他本不应得的爱的母亲。然后是战争——所有人都该认同这是个疯狂的错误。他有意或无意放过的那个法国佬，他开枪打死的那个苏联小孩，他亲眼见到的死在坍塌房子里的女人和孩子。还有埃尔温——他的飞行员兄长。这又是个俗套的故事了：兄弟俩一同前往战场，该回来的那个死去了，不该回来的那个却被留在后方。“不。”克伦琴多夫凑上前去，扳过他的下巴，亲吻他的额头和眼窝。这很奇怪，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流泪，而K的胡茬又惹得他发痒。“没有人‘不该回来’。”
“也没有什么无形的道德准则去评判它们为‘错误’或者‘正确’。”
他没再继续说下去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劝慰的时刻，因为劝慰总能引申出不必要的怜悯。
但其实这已经不再重要。芬克尔觉得自己的人生再没有如同此刻一样正确过。
子弹射进他身体里时，芬克尔只是发出像目睹香槟软木塞砰地一声被打开时轻声的惊呼。
倘若连疼痛也早已在先前的预想中，那么疼痛在此刻便不再具备任何威胁作用。他冷静而顺从地眼看残缺的建筑物滑稽地倾倒下去，而泛白的天空则迅速接替其涌上。像是一幕被迅速掀过的幻灯片，又像是把头顶没入水面之下那一瞬间眼前骤然变换的模糊景致。他不知道克伦琴多夫什么时候赶来他身旁，又或许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曾距离彼此太远。他握起他的手，像是此刻他们手肘下方是餐桌锃亮反光的桌面而不是碎石瓦砾，像是此刻他们身体下方是河岸的绿草而不是流淌开来的血泊。芬克尔看着K那两只深浅不一的眼睛，想说他军帽上鲜艳的鸵鸟毛即便在这时候也显得和最初一样好笑，而今早他亲自为他涂黑的眼眶也不应该被泪水冲洗得如此狼狈不堪。他还想说，这一切其实并没有他先前所有噩梦里曾经历过的那样令人恐惧，反倒更像是那本被烧毁的诗集里几行可爱的句子：
“我们总是一再地两个人走出去
走到古老的树下，我们总是一再地
仰对着天空，卧在花丛里。”*
芬克尔不记得最终他是否把这些话都说出了口，也不记得克伦琴多夫是否给出了任何相应的答复。他只知道自己曾经可能会死在十四岁时家中的浴缸的水龙头下，十七岁时军校宿舍那个无人会光顾的小阁楼上，二十二岁时欧洲某个布满雨水和泥浆的湿冷战壕内，二十四岁时北国冻原充斥恶意的刺骨寒风里。但这些可能没有一个变成过现实，唯一的现实便是此刻。他能感觉到克伦琴多夫温热的掌心和喘息，能看见他一只是蓝色、一只是棕色的眼睛，再然后，黑暗如一个来势汹汹的吻降临在他眉间，将他周身包裹。
芬克尔觉得自己的人生再没有如同此刻一样正确过。
END.
注释：
*引自里尔克的诗《总是一再地……》。全诗如下：
总是一再地，虽然我们认识爱的风景，
认识教堂小墓场刻着它哀悼的名姓，
还有山谷尽头沉默可怕的峡谷；
我们总是一再地两个人走出去
走到古老的树下，我们总是一再地
仰对着天空，卧在花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