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我的名字是戴夫·雷格，我向你保证，你不可能见过比我更平凡的人了。自打我一九九七年八月出生在康沃尔，我身上就没发生过任何跟魔法时刻，除非你算上当我二零零四年路过尤斯顿车站时，一根树枝突然断开，掉在那个冲我骂骂咧咧的流浪汉头上那件事。
事实就是，我原以为我一辈子都将如此，倒不是我对此有什么怨言——我们普通人不都是这样的吗？但在我内心深处，那个曾幻想我的衣橱能通往另一个世界、幻想自己住在袋底洞里的男孩，仍时不时希冀着更多。你可能会问，那你干嘛要学新闻学并入职英国广播公司呢？无意冒犯，可那充斥着控制板、摄像机和提词器的演播室不是世界上离魔法最远的地方吗？
好吧，陌生人，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昨天下午，我突然被告知首相——没错，唐宁街的那位——想要见我。上帝保佑，我以为苏格兰场终于发现我十八岁那年喝醉后在圣保罗大教堂墙壁上涂鸦的罪状了，但首相接着告诉我，他叫我来是委我以重任——为英国先生制作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英国先生。
我一定是在做梦。
噢，不，你不是，首相用他圆滑的伦敦腔回答我，喏，这就是他。
他递给我一个精致的玻璃相框，里面嵌着一张照片。上面的人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是我亲爱的祖国，我会以为他是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他长得很俊秀，有种金器般的锋利，绿眼睛明润清澈，神采奕奕，抿紧的下唇却又透出劳伦斯·奥利弗式的庄重和严肃。有瞬间，我恍然觉得我似乎在哪里的火车月台上见过他，但随即认为那只是我的错觉。
“这是你的采访人名单。”首相接着递给我一个马尼拉纸的文件袋，上面红戳的“最高机密”字样让我咽了咽口水。“为什么是我？”
首相耸了耸肩，“你的主管说你那篇关于孟买的报道拍得挺棒的。”
所以，就像这样，魔法在二十七年后降临在了我头上，就因为我为了拍到一个满意的长镜头，在贫民窟待了三天，回来后患上疟疾，差点去了半条命。我在心里无声苦嘲着自己，把名单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和首相握了握手，准备离开。
“雷格先生，”那邪恶的男人告诫我，“我相信你明白这份任务的重要性。别搞砸了。”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首相接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这是给你的。”
我瞪大了眼睛。“裹尸袋？”
“不，这是雨衣，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首相语气挖苦，“外面下雨了。”
“英国先生是我见过的最会讲故事的人。”
我的第一个受访者是住在诺福克郡的爱德华·阿赫格伦爵士，前皇家海军上将，马岛战争的英雄，圣米迦勒与圣乔治勋章获得者，你知道，死后会有一整个皇家海军陆战队乐队为他吹奏《橡木之心》送行的那种人。爵士今年八十五岁了，却依然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他就像公学里的老校长，看着你的时候，你老会忍不住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
“如果他把那些故事写下来，寄给出版社，他一定会成为一夜之间跻身《纽约时报》畅销榜的那种作家。我向他建议过，但他谢绝了，说故事一旦写下来，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而属于每个阅读他的人，而他打算把这些故事只留给自己——或者，对他而言，称之为回忆更恰当。”
爵士摇了摇铃，让人给我倒了一杯茶。他面朝窗台坐在扶手椅里，正对着一盆盆长势喜人的玫瑰花，腿上盖着一条毛毯。从敞开的窗户里洒进来的阳光像小河般注满了他脸庞上的每一条皱纹。他招招手示意我靠近。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握着一个小收音机。
我把耳朵凑近音孔。里面传来柔和的歌声，正是《祖国我向你立誓》的旋律。
“这是戴安娜王妃葬礼上，他们在西敏寺演奏的那一版。不太吉利，我知道，但这碰巧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从小就喜欢。”
我们一起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一直到终末的音符袅袅地消散在和煦的微风中，爵士用大拇指揿了揿开关，关掉收音机。“我毫不怀疑，在我们这些生有定时的凡人中，我是唯一一个有幸听过那些故事的人。”
我将镜头校准，再次按下录像键，心中充满了参与在某种隐秘的、令人惊奇的叙事中的紧张与兴奋。“是他讲给你的？我是说，英国先生本人……？”
阿赫格伦爵士点了点头，目光变得遥远。“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夏天。那年我七岁，和数不清的孩子一起，被从伦敦疏散到英格兰乡间。和别的孩子不同，我没有兄弟姐妹。去尤斯顿车站坐上火车的那天，我一个人坐在车厢的角落，抱着我所剩无几的行李，不想让人看见我在偷偷地哭。
“我父亲从敦刻尔克回来后，就一直在医院疗养。母亲天天照顾他，把我托付给了约克郡一位邮递员的妻子，答应我她很快会来看我。我只知道，在我到她家的第三周，女主人出了门，之后再也没回来。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我母亲从未来过。我学会了从配给票簿里撕下票券，去领取鸡蛋、培根和人造黄油，养活自己，可是孤单极了。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嘲笑我，说我的父母遗弃了我。我一直忍着，直到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我决定偷偷跑回伦敦，找我父母问个究竟。
“那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个七岁的男孩而言，但我充满了决心，谁也拦不住我。这么说吧，我的确经历了一些波折，还有很多堪比鲁滨逊·克鲁索的冒险，但最终，我在查令十字车站下车了。我所见到的伦敦极大地震撼了我：楼房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碎石瓦砾，街道的橱窗底下堆满安德森式掩体，防空气球在头顶慢悠悠地漂浮着。那座我从小看大的美丽的城市几乎已不复存在。纳粹空军的炸弹摧毁了它。”
爵士停顿片刻，放在膝头的手痉挛地握紧了。那一刻，他的目光似是穿透了尘雾腾腾的七十多年，凝望着战火飘摇中的英伦都城。他接着继续道：
“那天晚上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警报响起后没多久，我就看到三架梅塞施密特109从云端飞过，身后拖着长长的烟雾。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们管它们叫‘长尾巴的死神’，只觉得它们在晚霞中像流星一样闪闪发亮的银色机翼还怪好看的。当然，我很快就为我的无知付出了代价：轰炸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将我的整个世界猝然撕碎。
“那一晚，纳粹德国投下了三百多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像是发誓要将伦敦从地球上彻底抹去。我跟随人群踉踉跄跄地往防空洞跑去，脚下的大地在颤抖，到处都是碎片、火焰和人们的尖叫。许多房屋前夜才挨过炸，这次又不幸被命中，那被炸开的墙体、黑洞洞的窗格，看上去就像一张张残缺不全的人脸。
“我跌跌撞撞地逃命，最后躲在一户人家的掩体下面，捱过了轰炸。世界又恢复了平静，人们开始忙着扑灭大火，抢救伤员。我没受伤，可是无处可去。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哪家医院，即便知道，我也没法过去——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来运送伤员了。我在那一刻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一点：我的确无家可归。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我自己。我的父母很有可能已经死了，双双死在今夜的轰炸中。那种无助感简直令人瘫痪。
“我走到桥上，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我睡着了，直到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
“我面前是一个年轻男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他瘦得几乎消失在长长的大衣里，第二个注意到的是，他在冲我微笑。就和我今晚见到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也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可他没有对我呼来喝去，没有不耐烦地把我赶开，就像售票员、列车员，和我在那一周遇到的每个大人一样。他的笑容就像一束穿透黑暗的光线，抚慰了我的心。我又开始哭了。
“他蹲下来，给我擦眼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的父母在哪里。我说我没地方可去了。他二话不说将我抱起来，问我愿不愿意先住在他那里。我拼命点头，死死地抱住他，生怕他改变主意。就在这时，我闻到他身上传来一股浓重的、我在那时还不知道是来自新鲜血液的气味。
“他领我回了家，帮我擦洗身体，喂我吃饭，我躺在他的床上睡着了，那是我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他的家很朴素，我猜他只是暂住于此。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文件、信封，还有一台打字机。窗台上有一盆玫瑰花。我从一封信上得知他姓柯克兰。
“半梦半醒间，我听到浴室里传来水声，还有呕吐的声音。我要到更久以后才会知道，他和英伦大地休戚与共，因此所有加诸在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都会忠诚地反映在他自己身上。我至今也无法想象一个血肉之躯的人要如何捱过那种痛。那种仿佛每一寸皮肤、每一根骨头都在燃烧的痛。”
我听得完全入了迷。静谧的春日午后，只有蜜蜂在花园里嗡嗡飞行的轻响。爵士喝了口茶，我注意到，他端着茶碟的手在微微颤抖。
“要是我早些知道，我断不会提出那么多无理要求。你知道，一个长久以来缺失关爱的孩子一旦获得了什么人的关切，就会牢牢地抓住它，变本加厉地向那个人索取，像是要把自己这些年来受的苦，从这个人、这个一味宽纵他的人身上全部讨要回来。孩子是敏锐的，能探知到来自大人的爱，而我正是利用了这份爱。
“我在柯克兰先生家里住得开心极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得到了某个人的注意力，那让我陶醉，让我飘飘然忘乎所以，可内心深处，那个独自蜷缩在车厢角落的男孩，却未有一刻停止过恐惧。我恐惧于哪天醒来，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就会消失，消失得仿佛从未出现过，然后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柯克兰先生在战时的具体工作是个永恒的机密——也许我孙子的孙子有朝一日可能会知晓它。总之，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早出晚归。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工作的地点就在斯坦摩尔的本特利修道院，那是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司令部。白天他工作的时候，我就看他书架上的书。他什么书都有——从《坎特伯雷故事集》到《弗兰肯斯坦》。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后来在大学选择主修英语文学的原因。”
爵士笑了笑，放下茶碟。把毯子往胸口拢了拢。也许是错觉，他锐利的灰眼睛里隐隐有一丝赧然。
“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可能会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我还是决心讲出它来，我不想将它带进我的坟墓。请谅解，雷格先生，从现在起你不得不承担神父的角色......
“有天晚上，柯克兰先生告诉我，他必须要外出，整整两天。我知道成熟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点头接受，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回报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恩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机会呢？可我内心的那个小孩闹腾起来，在我耳边恶魔般窃窃私语：‘就是现在了。他要走了。他要离开你了。这是他为抛弃你找的借口。’
“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从未对我有过丝毫怒气与不耐烦的绿眼睛，说：‘昨晚我闹肚子了，我感觉很难受。我需要人照顾我。’
“柯克兰先生没有吭声，只是看着我。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着他像魔术师揭开绸布那样，揭穿我的谎言。我不知道他从我眼睛里看见了什么——惭愧？希冀？挑衅？恐惧？但最终，他点点头，对我说他晚上会回来看我，只是不能久待。
“我放心了。不知为何，我有这么一种感受，就是他言出必行。我看了一下午的书，美美地享用了晚餐，浑然不觉纳粹对伦敦最可怕的轰炸即将拉开序幕。那晚的月亮美极了，是满月，大而明亮——它也叫‘轰炸机之月’。
“大约九点钟左右，我听到了防空警报声，轰炸随即开始了。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恐怖的爆炸声，连绵不绝。炸弹炸毁了泰晤士河畔的炼油厂，熊熊大火将半边天空烧得通红。有一枚燃烧弹就落在隔壁的街区，天花板和窗户被震得格格作响，灰尘簌簌而落。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如此渺小、如此脆弱——就像蛋壳。我蜷缩在窗台下面，突然被没顶的恐惧吞噬了：柯克兰先生此刻在哪里？我会不会已经害死了他？也许他原本能好端端地躲在防空洞里，却因为我无耻的私心，赶来‘照顾’我，因而不幸丧命？那样的话，我永远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就在我害怕得魂不守舍的时候，我听到台阶上传来钥匙的声响。门开了，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扑了进来。是柯克兰先生。他还活着。他的发丝和袖口都烧焦了，浑身散发着血和硫磺火药的味道，可他还活着。他一关上门，就贴着门板倒在了地毯上，再也站不起来。我爬到他身边，那股朦胧的恐慌再次在心头复苏了：我感到他已经奄奄一息。
“新一轮轰炸开始时，我钻到他怀里，紧紧抱着他，我们两个挤在门边，天昏地暗中，世界地动山摇，我以为末日也不过如此了。他似乎晕过去了一会儿，然后又醒过来，眼皮震颤着，呼吸粗重。他睁开眼看了看我，虚弱地笑了笑，把我抱住，然后又闭上眼睛。远处，炸弹倾泻而下。爆炸声每一响起，他身上就跟着传出一阵剧烈的颤抖，就好像那炮弹正在屠戮的是他活生生的血肉。他的颤抖顺着手臂蔓延倒了我身上，到最后几乎是在痉挛了。我隐约感知到他正承受着某种极度的剧痛，可他自始至终一声不吭。
“在轰炸间歇，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他请我给他拿点水来。他的嗓音嘶哑，像是烧焦了。我爬到厨台上，给他倒了一杯水，从他抽屉里拿出他的手枪，回到他身边。我喂他喝了点水，他睁开眼睛瞧着我，眼里满是血丝，眼珠却像高烧一般，亮得吓人。我拍拍手枪，对他说我会万一有坏人来，万一德国人来了，我会保护他的。
“柯克兰先生没有责怪我私自翻他的抽屉，也没问我会不会用手枪——我自然不会——只是摇摇头，像被逗笑了，接着对我说德国人不会来的。他说，英吉利海峡的海床上躺满了数不清的、曾试图征服英国的敌人的尸骨，德国人在踏上英伦半岛之前，会率先成为那堆朽骨中的一员。他说这话的语气令我浑身发冷。那是我第一次从他身上感知到凶狠与威胁。
“长夜漫漫，斯图卡轰炸机调头往南飞去，轰炸那里的港口和军工重镇。柯克兰先生又在痉挛了，身体弯曲起来，死死地攥着我的手，把我都捏疼了。我除了小心翼翼地抱着他，陪伴着他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某一时刻，我真的感到我身边是个垂死的人。他的呼吸变得很浅，满是冷汗的脸灰白如石膏，眼皮下方的眼睛正在渐渐失去光芒……
“我不能让他睡过去，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是不会死的。我打了一盆清水，用湿毛巾反复擦拭他皲裂的嘴唇。他身上烫得吓人。我狠狠心，摇晃他的肩膀。如此反复几次，他醒了过来，惨然地呻吟着。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但我必须这么做。我问他：‘你能不能给我讲几个故事？’
“过去很长时间，柯克兰先生才眨了眨眼睛，费劲地聚焦在我身上。我等着他训斥我得寸进尺，无理取闹，但他只是久久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开始了讲述。”
爵士停了下来，故意吊胃口一般，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膝盖上的毛毯。我几乎在沙发里坐立难安。
“那是怎样的夜晚啊。我自诩不是个词汇量贫乏的人，可时至今日，仍然只能用魔法这一词来形容。纯然的魔法，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他从远古时期的阿尔比恩讲起，讲那曾经孕育了亚瑟王的廷塔杰尔城堡，讲起在森林中飞来荡去的罗宾汉，讲妖精和精灵的故事。他娓娓的嗓音如同河流，所流经之处，万物生发，丰沛滋润。他的讲述如此动情，就好像这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他讲到阿瓦隆岛的时候，我好像真切闻到了那苹果树的清香，看见了岛屿四周夏海的迷雾。他讲起那一场场征战，我好像真的听见金戈铁骑的声响，看见旌旗猎猎飞舞，感到白蜡木削成的箭矢掠过我的鬓发。我感到自己跟在他身后，切切实实走在古老的、不列颠的土地上。我的心是那么宁静，充满了喜悦；纵然一墙之隔，纳粹的飞机正弹如雨下。
“他的声音带领我穿过林荫幽径，行过乡间山崖，直抵海角天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我与我的故土间紧密的连结，感到灌注在我血脉间的、蓬勃而纯然的爱。在那个本该令人万念俱灰的夜晚，他的故事给了我希望。我听得热血沸腾，偶尔潸然泪下，我感到自己无所不能，感到在那条黑暗隧道的尽头，有一个广阔而光明的世界在等着我。那里没有纳粹、没有轰炸、没有死在街头的人们，只有白仙女的歌声、翩翩起舞的精灵和独角兽。那里，英雄总能凯旋而归，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这个满目疮痍的人间所缺失的一切美好之物，在那里都永垂不朽。”
“我睡在他用讲述为我编织的茧中，就像婴儿在摇篮里一样，很快就睡着了——亏我还是那个打定主意要守着他的人！”
爵士放下茶杯，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我看到了他眼角闪烁的泪痕。有某种沉重的东西从他肩膀上卸下了，我看得出来；这些年，他就如西西弗斯般严酷地背负着这段往事的巨石。
“我醒来时，柯克兰先生不见了。我给我留下一封信，对我说他并非抛下我不管，也并非是要惩罚我，只是碍于工作，不得不如此。他说我可以在这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给我留下了他所有的书与配给票。我以为我会哭泣，会愤怒，会埋怨他——但神奇的是，经过昨天那一夜，这种种情绪似乎都荡然无存了。我一夜之间成长了，从一个孩童，长成了一个少年。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开始学着照顾自己。每当我感到疲累，对这个世界充满厌恨时，我就想起他故事中的那些人，那些情节，从中汲取力量，直到今天。”
阿赫格伦爵士平静地看着我。“后来我得知，我的父母的确死在了某一日的轰炸中。一枚燃烧弹落在了他们所在医院的屋顶上。我毫不怀疑，柯克兰先生在问到我的名字后，次日就去查了讣告名单，因此才选择照顾了我那么久。我不敢想象，假如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这一切会有多么难熬。战争足以毁灭一个壮年男人，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正是因为柯克兰先生，我的心灵才得以保存下来，不说完好无损，可起码，时至今日，它仍怀着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在搏动着。”
他低下头，凝视着自己绞纽在一起的手，骨节如同盘虬的树根。我又呆坐了好一阵子，才如梦初醒地关上录影机，眨去我自己眼睛里的热意。午后辉煌的阳光倾泻而入，室内被笼罩在金灿灿的光雾中。
“你还记得我提到他当时在窗台上养了一盆玫瑰花吗？他将它留给了我。他说他养这株花正是为了提醒自己，即使在战火硝烟中，生命也总能找到出路。德国人可以轰炸他的国土，却无法摧毁他的意志。”
爵士温煦地笑着，指了指我面前窗台上那几盆绛红色的玫瑰。“这些玫瑰花，正是由他当年留给我的那一株所繁殖而出的。柯克兰先生没有说错——生命总能找到出路。”
他拎起水壶，往花盆里浇水，兀自哼着歌。我将设备放回包里，收起三脚架，感谢阿赫格伦爵士分出时间接受采访。 临走前，爵士递给我一个长方形的、系着浅绿色丝带的盒子，那是一瓶2008年的唐培里侬，外加一包玫瑰花种，那毫无疑问，正是出自窗边的那几盆。“请务必送到柯克兰先生手中，并代替我向他问好。”他和蔼地说。
我点了点头，喉咙里有种怪异的阻塞感。
爵士一直将我送出花园，我转身和他道别。他垂下苍老的眼睛，盯着自己的皮鞋，接着抬起头，直视着我。那瞬间，我仿佛看到多年前穿行在废墟中那个执拗的男孩。
“我马上就快九十岁了，”他说，“我太老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会再接受我。但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他而战。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他关上了花园的栅栏门。
“英国先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我的第二个受访者，出乎意料地，是个美国人。乔什·卡尔威特，来自俄亥俄州。
我们坐在托滕汉姆宫路的一家酒吧里，落地窗正对着伦敦阴云密布的天空。多年来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经历，让我能准确识别出我们池塘对面的表兄弟们——美国人眼睛里向来有种天真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在我们国家的人身上，已被糟糕的天气、多舛的命运磨砺成了一种无奈而阴郁的自嘲。
“简而言之，”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啤酒，“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我就在伦敦。”
我点点头，余光里看到擦桌子的侍者朝我们投来好奇的一瞥。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消息的，老天，太疯狂了。发生了这种事，我却在大西洋另一端，回不去家。我妈妈肯定急疯了，因为我弟弟达伦就在五角大楼上班，”他沉重地吞咽了一下，“他当天晚上就死在了医院里。”
“我很抱歉。”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一会儿，又侧眼望向窗户，发了会儿呆。我知道他正在拼尽全力和体内的悲痛搏斗，不让它跑出来，占领他的双眼和面颊。他深深吸着气，腮帮子凹陷下去，然后扭回头看着我。我钦佩他没有选择当场走掉的勇气和坚强。
“是啊，当时糟透了，最早的一班飞机也得等到十五号晚上九点。太疯狂了，”他又说了一遍，“我压根不敢相信出了这种事。那么多人、那么多条生命.......”
他的声音又消失了，嘴唇在痉挛。这就是我的工作中我最讨厌的那部分：不得不目睹着人们在你面前崩溃，与此同时继续冷酷地从他们嘴里拽出回答。好在片刻后，卡尔威特先生继续道：“我买好了机票，不知道能去哪。我压根没心思继续旅游，可又不想回酒店一个人待着，我怕我会发疯。我于是出了那家餐厅，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就只是往前，让自己动起来。
“那是个晴天，街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我头一次羡慕起英国人，羡慕他们的无忧无虑。我一直走到了白金汉宫，那里人更多了，挤满了整条街。置身人群中让人感觉很好，你明白吧？它会稀释掉你的存在感。你会感觉自己不过是这么微小的一份子，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你的伤痛也就微不足道了。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它才会无限地膨胀，占满你身边的空间，最终压垮你。
“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听着周围嘈杂的声响......接着人群忽然安静下来了，从白金汉宫的铁栅栏背后传出音乐声——那竟然是美国国歌，”卡尔威特先生嘶哑地说，“我无法形容，在那样的至暗时刻，在伦敦的街头，听到《星条旗》的旋律时，我的心情。我旁边的一个人告诉我，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白金汉宫上方响起另一个国家的国歌。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摆弄着盘子里的薯条。“你知道吧，这首歌写于我们两国还是敌人的时候，一八一二年战争。想想看，这样一支歌竟能在白金汉宫演奏，就为了表达对美国的支持……他们演奏得很棒，那是非常肃穆的一刻。所有人都在哀悼。我周围的英国人都哭了。他们埋头抽泣的样子，我无法忘记……我真的永远也忘不了。”
他又停了一会儿，用手抹了把脸。“真对不起，我语无伦次的。”
“别担心。”我安慰他。
“那会儿我给某个政府部门工作，因此，我下午回了趟大使馆。你猜怎么着，柯克兰先生也在那儿。他神情很凝重，眉头紧锁。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很少看他有这么横眉冷对的表情。同事告诉我他在考虑飞到美国去，但华盛顿实施了航空禁令。
“他打了很多个电话，之后就离开了。我在办公室待到傍晚，前台的秘书过来递给了我一张纸。那是一封三天后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悼念仪式的邀请函，她说，柯克兰先生给大使馆的每位员工都送了一封。
“我通常不是个笃信宗教的人，我和你说，以前我最痛恨的就是每周日的例行礼拜。但这次我知道我非去不可。十四日那天，我按时到场，坐在座位的最后排。彼时我已经得知了达伦的死讯，可还处于刚得知噩耗的那种麻木中。我就带着这种木然，听坎特伯雷大主教讲完了悼词。他说，没有任何黑暗能熄灭希望的明光，可是我的心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激起它的任何感受。
他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餐盘。
“我模糊地听到主教宣布了什么，然后听到了管风琴的声音，庄重而洪亮，泛着金属的质感。那声音一直传了很远很远，再从巨大的穹顶、从地砖、从花窗、每一寸墙壁上回响过来，犹如一记当头棒喝，我突然间清醒了，坐直身体，茫然地等待着。
“然后，几千人同时唱响了《共和国战歌》。同样的，我从没想过会从英国人那儿听到美国内战时的歌曲。歌声响起的那一刹，一股战栗从我身体里爆发出来，一直传到头顶，让我头皮发麻。那歌声浑厚圣洁，就像天堂的军号，拉动你的每一根神经。你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跟着作出回应。
“我从不知道除了我们美国人，英国人也能将这首歌唱得这么好，你知道，完全捕捉到了它的精髓。唱到‘祂正践踏那滋长忿怒之果的地方’，我感到包裹着我心脏的那层麻木的外壳裂开了。我听到自己哑着喉咙，加入了合唱的队伍，也跟着唱起‘荣光，荣光，哈利路亚。’
“‘当祂为世人圣洁而死，让我们为使人自由而生！’那句犹如一声呐喊，一种久久滞留的震荡，一下子震开了我心里最后那道阀门。就像拆下水龙头的密封圈，愤怒与悲痛喷涌而出，无休无止。我开始哭，哭得几乎站不住。那年我三十五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周围还全是人，可我就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
他抬起头，棕色的眼睛潮湿了，浸润在泪光里，就像牧羊犬的眼睛。
“我听过这首歌的各种版本，可只有英国人的演唱能让我流泪，让我想跪倒在地，歌颂或是祷告。”卡尔威特先生喃喃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是基督徒，但在那一刻，我的心的确被一束圣光给照透了，我感到也许在尘世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悲痛被领悟、被接纳、被托举住了。我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但它给了我信念。”
“所以人们才叫它信仰。”我接道。
卡尔威特先生点点头。“当天，柯克兰先生也在教堂里，但他走得很早，也许赶着飞去华盛顿了，”他说，“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对他说一声谢谢，直到现在。”
他正视着镜头，咧开嘴，温厚地笑了。“听着，英国，你真的很棒，你知道吗？谢谢你。”
他甚至比了一个大拇指。
我关上摄像机，结束另一个圆满的访谈。卡尔威特先生站起来和我握手。
“麻烦你转告柯克兰先生，假如下回他碰巧来俄亥俄，务必到我的啤酒厂坐坐。他的酒我请了。”
“英国先生是个怪里怪气的家伙。”
我的第三个受访者，玛丽·汉诺威太太，过去三十年一直住在苏塞克斯的牧场上。她在六十年代曾和我们的祖国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而据她形容，那可远不算什么愉快的经历。
“从他房子里老传来各种各样的怪动静，”她抱怨，用拐杖敲了敲弯曲的膝盖，“有时是爆炸声，有时是笑声，还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鸣叫声，很朦胧。我一度以为他的房子闹鬼了，因为看在上帝的份上，那里面有没有别人，对吧？”
不等我回答，她自顾自继续道：“总而言之，非常可疑。你说，他该不会是在偷偷研制什么危险品吧？”
“也可能是在下厨？”我提议。
汉诺威太太撇撇嘴。“谁知道呢，他有次是向我借过一份食谱，我记得好像就是前两年的圣诞节。他来找我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嘟囔着什么他输了赌约，什么要证明自己之类的话。新年之后，他又来敲门，把食谱还给我，气哼哼地说我的做法肯定有问题，抱怨我害他在别人面前丢了丑。你听听这叫什么话！这份食谱是我祖母传下来的，绝不会有任何错误。”
她说着推了推面前的白瓷餐盘，示意我拿一块挤花曲奇。它泛着诱人的金黄色，顶端有一滴果冻状的树莓果酱。我咬了一口，的确美味非常。“或许是他搞错了配方。”
“他太倔头倔脑。他完全可以来向我请教，可他偏不。”
我有些忍俊不禁。“所以，总的来说，你觉得柯克兰先生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吗？”
汉诺威太太把她那只花斑短毛猫从扶手椅下面抱出来，抚摸着它的皮毛。“很难说，”她深思熟虑了一会，“我想他有时候的确有点特立独行。他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势，将别人都隔绝在外头。我的意思是，那段时间我都没见他有什么访客。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花园里，看书，缝纫，抽他的烟斗，捣鼓那些花花草草。有时候我觉得他怪可怜的。”
这是我在之前的受访者那里所从未听过的。我不由睁大了眼睛。
“有一年春天，我们那个社区举办活动，好像是苏珊·格林提议的，没错，为了庆祝她的照相馆开张。她邀请了这一带所有人，包括柯克兰先生。我猜他一开始根本不想去，但苏珊帮过他的忙，他不好意思推脱，就也来了。整个聚会期间，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也不和人说话，怪拘谨的。”
“没准他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
“也许吧，也可能他已经先入为主地断定大家不会喜欢他，因此就远远地躲开。这都要怪《每日电讯报》那群吃饱了撑的记者。他们当年进行了一个匿名问卷调查，询问群众他们心目中英国的形象。我想柯克兰先生可能是有那么点难过，因为他和普遍回答所给出的形容词不太符合，你知道，没有像丘吉尔那样侃侃而谈啦，或是像詹姆斯·邦德那么风流倜傥。”
“我始终对邦德不太感冒，”我承认，“勒卡雷更合乎我的口味。”
汉诺威太太耸耸肩。“总之，要就人际交往这点而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他很友善，这点我确信，可与此同时，又的的确确难以接近。噢，但他和孩子们一向相处得很好，经常读书给他们听。我猜是因为只有孩子会被他身上的气质所吸引。”
“你指的是？”
“一些非常梦幻的东西，”汉诺威太太莞尔一笑，“一些让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既感觉年轻，又会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逝去的青春的东西，诸如幻想、浪漫和冒险。我想柯克兰先生有种本领，围坐在他身边的时候，那些东西像是活灵活现地变成了真的。”
“就像魔法。”我说。
汉诺威太太点点头。“他有点像从前的船长，让人想跟随他，跳上一艘船，扬帆起航，驶向变幻莫测的大海。可惜，大人们谈论账单、报税和工党支持率，只有小孩才会对兔子洞、海盗船、鼹鼠和癞蛤蟆先生畅游的世界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他很——”
“孤独？”我试探。
汉诺威太太狡黠一笑。“怪里怪气，”她意味深长地重复，“但我始终觉得，‘怪里怪气’不过是‘特别’的另一种说法。”
“英国先生是个傻瓜！”
我瞪大眼睛，差点把手里的麦克风掉在地上。
露西·弗莱彻还在兀自蹦蹦跳跳。她今年五岁了，金发扎成了两条小辫，她的家人如今就住在英国先生隔壁。我蹲下来，耐心地询问她为何会有此评价。
“上周他急急忙忙地跑出来迎接我，被自己放在台阶上的水壶绊了一跤。”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实在是太傻了！”
我在四月二十三日那天完成了剪辑，将这卷汇集了总共十多个人的采访片段的成品录像带送至了白厅。我不知道首相看完后作何感想，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我暂且逃过一死。他接着递给我一张卡片。“今天晚上八点，别迟到了。”
上面用烫黑的字体印着肯辛顿附近的一处地址。
今夜晴朗无云，八点钟，我准时抵达了。那是一栋维多利亚时期建筑风格的房子，漂亮的白色前廊，墙壁漆成了亮黄色。夜风吹拂，整座花园暗香摇曳。
我站在台阶上，心如擂鼓。大约半分钟后，门开了。
我的祖国显得比照片里还要年轻，穿着衬衫和毛背心，手上还沾着一点墨渍。当那双明亮的绿眼睛毫无迂回地盯住我时，一股激动攫住了我的喉咙，竟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张口结舌了半天，柯克兰先生挑起一侧眉毛。“邮箱在你后面。”
噢，天哪，他把我当成了送信的。
我将录像带直接往他手里一塞，然后跨进了屋里。柯克兰先生没立刻把我扫地出门的唯一原因，恐怕是他正忙着阅读那张由唐宁街10号全体人员，外加首相亲自签署的贺卡。我拉开挎包，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放到炉栅旁边的地毯上。“这是他们送你的礼物。”
柯克兰先生扫了一眼，要我说，他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是有什么特殊的场合吗？”他翻来覆去看着那卷录像带，好像希望能找到贴在上面的说明似的。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只负责拍摄。”
他挑了挑眉毛，然后耸耸肩膀。“好吧，”他说，“放映机在我书房里。让我给你煮一壶茶，请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几分钟后，他将沏好的茶端了上来，那茶壶和茶具比我在任何一座博物馆里见到的都要精美，印着纤丽的花纹。我环视着这座房子，从壁龛里的烛台、厚厚的缎子窗帘、桃花心木家具，再到墙上一幅幅轮船的油画。我确信摆在壁炉上方的是一个纳尔逊的铜像。我确信这房子里相当多的东西都价值连城。
他上了楼，关上书房的门。我坐在包着丝绒布套的沙发里等待着，忐忑不安。要是他感觉被冒犯、再迁怒于我怎么办？汉诺威太太不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他的厨艺吗？她还说他难以相处。万一他觉得首相这番努力完全是多此一举，并对我的心血冷嘲热讽，我又该怎么开导自己？正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我听到楼上传来轻轻的响动，立刻坐直身体。
柯克兰先生迈下最后一级楼梯，我看到两只猫从他拖鞋旁边飞快地溜走了。有片刻，他只是站在那里，双手叉腰，一声不吭。我注意到，他的眼眶有点发红。“你还好吗？”
他飞快地瞅了我一眼，我从那眼神中读出了责备——我不该戳穿他。“我希望你能喜欢，”我大着胆子继续道，“剪辑花了我挺久的，你知道。”
他不言不语地穿过客厅，弯腰拨了拨壁炉里的燃料，接着挺起腰。
“我很喜欢，”他言简意赅道，“谢谢你。”
不知为何，这两句简单的话语种蕴含着深邃的力量，一下子令我心潮起伏。我渴望继续同他交谈，甚至幻想我能摸摸他，好确信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我想知道他是否也像我们一样，有着温暖的皮肤和柔软的头发。
“我不是什么特殊物种。”
我吓了一跳，正对上他谴责的、挖苦的视线。看样子，这不是他第一回得到这种待遇了。
“对不起，”我立刻说，“我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
他仍然背对着我，拨弄着纳尔逊将军雕像上小小的佩剑。就在这时，头顶的天花板传来砰砰两声，听上去像是什么人在以头抢地。我想起汉诺威太太提及的关于房子闹鬼的传言，顿时汗毛倒数。这时，我听到柯克兰先生笑了，一种俏皮的、孩子气的笑声，就好像他很得意吓到了我似的。“它们是我的朋友。”
“它们？”
“妖精、小精灵和独角兽，”他陈述，“只有我能看得见它们。”
我晕乎乎地应了一声。又是一阵沉默，茶壶里的茶已经冷透了。“我没想到他们还记得，”我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侧过身体，看着我，像是指望我赞同他。“也许你让人很难以忘怀。”我说。
柯克兰先生掀了掀唇角，很难说他是否把这句话当作了赞美。半晌，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走向门口的衣帽架。“我准备出去走走，”他没好气地说，“我受不了你继续这么盯着我看了，就好像我是动物园里唯一那只长了三只眼睛的猫头鹰。”
我扑哧笑了，柯克兰先生并未再动怒，只是自顾自穿戴好。十分钟后，我跟在他后头，我们一前一后，慢悠悠地走在西敏桥上。寒白的月光倾洒在黝暗的泰晤士河上，粼粼闪烁着，滩涂附近雾起水涌。我看到桥洞那里有个人临风而立，正在拉小提琴。他将琴弓拉过琴马，乐音随即飘向夜空。一段缠绵悱恻的旋律。时间像是变慢了，几乎完全凝驻。
柯克兰先生也停了下来，站在桥栏边上，俯瞰着脚下的涛涛河水。我试着去想他所经历过的时代，当吟游诗人的足迹遍布这片土地、当伦敦尚被称为朗蒂尼亚姆的时候。那段由黄金、白银、战马与罗盘构成的光辉岁月。一个问题突然涌到了舌尖。“你感觉孤单吗？”
他没有转过头，唯一显示他听到了我的问题的，是肩膀微微的一下动弹。“我对我的处境没有什么怨言。”良久，他说。
“这可不算是回答。”
“指望人们永远地留在你身边本就是愚蠢的，”他轻轻咬字，“愚不可及。”
我试探着走到他身边。他没有躲开。我们一起俯瞰着河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说我这些年明白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我真正能改变的事情很少。无能为力的感觉挺糟糕，但我也差不多习惯了。”
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使我上前一步，抓住他的肩膀。他着实地吃了一惊。
“可你的的确确做到了，”我说，“你给了他们信念与希望。可能那只有几个月、几天，甚至几分钟，可即便是启示般的一瞬，也胜过漫长却枯朽的一生。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们都爱着你。”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生日快乐。”我说。
长久的一秒、两秒过去，我突然意识到，小提琴曲不知何时已随风而散。夜风掠起柯克兰先生的长风衣，吹得它如流水波动，而他则永恒地伫立着。半晌，他的肩膀松懈下来，犹如云开雾散，他的嘴角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
“好吧，来自康沃尔的小伙子，”他说，“谢谢你。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作为回报？”
我盯着他的脸，心砰砰直跳。过往的二十多年人生都涌向了这一刻。“我想看看魔法。”
“闭上你的眼睛。”
我照做了。片刻后，我听到他让我睁开眼睛。头顶黯淡的夜空中遽然布满了辉煌灿烂的烟火——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的烟火，白热而炽亮，似超新星爆炸后的余烬，将黑夜映得如同晨昼。它们形态各异：展翅欲飞的罗宾鸟、手执长矛的骑士、狮与玫瑰、航向天际的三桅帆船……英格兰轻轻拍了拍手，霎时，烟火化作数不清的星星，朝我们飞落下来。就这样，在度过了二十七年平庸、乏味、了无新意的日子后，我亲眼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魔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