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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早晨从三杯伏特加开始。
三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不加冰，不喝别的种类。
他很注意，抑或是习惯使然，每杯都只倒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是一种美德，节制的美德。如果不够，总还可以再来一杯。
喝之前，他总要晃一下，看里面金黄的液体上下起伏，好像这样就能让他的心感到安慰似的。他很虔诚，并且每天都坚持，就像做礼拜，对，就像做礼拜。他和那些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并没有什么不同，伏特加就是他的仪式。晃完后，他两手分别举起一个玻璃杯，再猛地往空中一撞，他的时机总是掌握得刚刚好，每一天，玻璃的碰撞声都和他的大叫同步响起，“Cheers！”。
三杯酒后，他的一天才算真正开始。他开始觉得神清气爽，精神也有所振奋，但大多数时候这只是一种错觉，过不了一刻钟，他又会觉得头晕目眩，不是混沌得无法思考，就是清醒得无聊透顶。他收起玻璃杯，起身拉开窗帘，深秋的阳光骤然透进来，刺得他打了个趔趄。满目的金黄、枫红，再配上红场的建筑，秋季的莫斯科美得宛如一个童话。可他还是讨厌莫斯科。
他讨厌莫斯科。十二年了，他仍然不会说俄语。他拒绝学习俄语。当然，调情的话还是会说的，他不愿因此失去所有潜在的情人。但同时，这些俄罗斯情人又让他感到乏味，连做爱也成了例行公事，和他们做爱，只能让他想到古罗马史课上的那个老头——毫无起伏的音调和必须一件应付的苦差。他极度缺乏耐心，而且非常残忍。他喜欢用甜蜜的语调来掩饰他的漠不关心。他完全不关心他的情人，他只关心两件事：一，这个人能不能和他上床；二，对方会不会说英语。他不在乎他们的英语有多烂，他只是无法忍受喋喋不休的俄语。他是英国人，所以他不会直接叫所有不会说英语的苏联人都fuck off，他会先温柔地询问一句，“亲爱的，你会说英语吗？”然后强制对方在和他相见的每一秒都改说英语，如果对方不答应，他就立刻翻脸，把酒泼在那人脸上或是站到桌子上肆意嘲讽，从衣着到外貌再到工作和理想，甚至嘲弄对方胸口处别的党徽。每次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都能看到Anthony的眼睛，黑色的眼睛，冷静的、克制的、失望的眼睛，他看到的Anthony从来不说一句话，永远是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可Anthony的眼睛吵得要命，明明就是在叹气，明明就是凑在他耳边低语，“Guy，至于这么刻薄吗？”
其实，他在看到Anthony眼睛的那一刻就泄了气，因为Anthony吵得要命的眼睛老让他想起剑桥，想起他自己曾经吵闹过的视线，想起他的Julian Bell，那个希腊式的美少年，像火一样明亮、热情，就像1930年的共产主义一样完美。
他心里泄气，嘴上却闹得更凶。他老是大吵大闹，寻衅滋事，专揭别人的伤疤与丑闻。用Anthony的话来说，就是他又在open a can of worms了。他没被苏联人打死，很大原因是他只用英语骂人，而且身型矮小，又醉醺醺的没力气打人，故而侥幸逃脱。KGB嘴上体谅，暗地里却加紧了对他的限制，以戒酒为由，把他关了一段时间禁闭。
这是他刚来莫斯科、还不愿意接受现实的时候。他现在再也没有那个精力了。
现在他老是想念英格兰。
他叹了口气，不愿再想下去了。他要找些事情做做。于是他打开大门，准备出去散步。走到拐角时，却意外地发现草坪上的邮箱里塞了一封信。还是一封粘着英国邮票的信。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给他写信，多半不会是什么好事，可他的心还是不争气地砰砰直跳起来。
剑桥，圣三一学院。他扫过信封上的地址，有点急切地撕开了封口。
非常漂亮的花体字，事实上，太漂亮了，以至于有些华丽得过了头。他以前总说，英国人要是肯把浪费在字体、领带和礼仪的时间用在核物理上，兴许原子弹早就造出来了。
“Dear Mr. Burgess,
Greetings from Cambridge.
您在莫斯科过得怎么样？希望您那边还没有开始下雪。秋天的英国非常美丽，您一定记得的。我此刻正坐在圣三一学院，给您写这封书信。
在表明我写这封信的来意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了，很遗憾，不是您的校友。我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利学院，今天探访母校，顺便也来圣三一学院一游。我自毕业后，就进入白厅工作，到现在已经有十三年了。您知道的，公务员总是在等待，等待他们的机会，等待他们耐心的果实。我自认为是个有耐心的人，却也时常觉得难以忍受。我不过三十中旬，镜中容貌分明与二十岁时相差无几，但映到我眼里的，却是一张可憎的、行将就木的脸。不过，鼓起勇气给您写这封信，却让我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一回。
这几天，报纸上都是对Mr. Philby变节叛逃的报导，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去圣三一学院、并选择在今天给您写信的原因之一。我是在昨天的《每日邮报》上看到的，想必Mr. Philby现在已经到莫斯科了吧？您有见过他吗？
我的开头实在是太冗长了，看来十三年的公务员生涯并没有让我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现在，请允许我说明我写这封信的来意。我写这封信，是想问您两个问题，两个困扰我多时的问题。
和剑桥一样，共产主义在四五十年代的牛津同样盛行。学校里的共产主义是那么的完美：它是一把消灭所有问题的钥匙，是摧毁一切特权的烈火，是没有贫困、没有剥削、没有痛苦的伊甸，是让所有的英国人平等地共享这片土地的资源与荣光的魔法。可这就是共产主义吗？我并不相信。的确，这是多么的瑰丽与美好，可我不相信完美，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完美的东西。我始终认为，人类是无法逃离痛苦的，至少不会这么轻易。每当共产主义的信徒开始大谈其美妙之时，我都想问他们，这一切该怎么实现呢？我不仅是指具体的手段，比如计划、法律那些东西，更是指英国，我们的共产主义，英国的共产主义，英国要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呢？您没有选择鼓动工人阶级，而是选择了背叛。您难道是在等待苏联？等待苏联先实现共产主义，然后入侵英国，帮助英国也实现共产主义吗？是这样吗？
看到这里，您一定觉得我很荒谬吧，可没有在英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只是空谈它的美妙，不是更荒谬吗？大学里，我看过列宁的书，也跟风参加过好几个社团讨论，可我从来没明白过什么是共产主义，也从没明白过要怎么实现它。二十岁时，我总是羞于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抱着时间将会赐予我智慧的想法，等待着某一日的醍醐灌顶。可是这一天从没有到来过。我以为苏联，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能至少教会我些许共产主义。但它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国家啊，共产主义又是个多么难以名状的东西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可苏联却越过资本主义，开启他们曼妙的计划经济，直接走到了尽头，这难道不奇怪吗？就好比一个人，不曾接受过中学的教育，却要自行越级上大学了，他不仅不觉得奇怪，并且还给这种行为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共产主义的本土化’。共产主义出现这么多年了，甚至在这一理念领导下建立的国家也已经存在近半个世纪了，我却仍然不明白苏联，仍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可以说，绝大部分西方世界的人都不明白，即使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精英，也不例外。但您不同，在您选择为苏联效忠的这几十年里，您一定无数次地想过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我相信您一定有不同的答案，您能告诉我吗？”
这个问题太难了。他看得都有点喘不上气，手指死死地按住信纸，暂时抬起了头。
他当然想过。他当然想过无数遍。他想，除了马克思，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或许马克思也不明白，毕竟他也没能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事实上，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美丽的肥皂泡泡。他也以为，来到苏联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莫斯科才是一切幻灭的开始。来到苏联后，他更加无法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他没有看到那种完全的平等、富足、尊严和自由，没有看到他成真的梦想。他不仅看到苏联的特别，更看到它的平庸。他看到八小时工作制，看到苏联人难以言喻的工业热情，也看到平等的贫穷、无尽的个人奉献与牺牲。
他无法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只能说出他曾经最接近它的时刻。
是那个炎热的、西班牙的下午。是他赤裸着上身，放奏响彻街道的“哈利路亚”的那个下午。是Philby准备刺杀弗朗哥的那个下午。是他深情地亲吻Philby耳后，几乎要流下眼泪的那个下午，“如果我被迫要在我的国家和我的朋友之间作出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友情啊，Kim，友情高于一切。”
那是他最接近理想的一刻。因此也是他最接近共产主义的一刻。即便Philby退缩了，即便他们那时一事无成，可他从没怀疑过他们正朝着共产主义前进。希望啊，希望！他想，这或许就是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意义。
他接着看了下去。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背叛。自从您和Mr. Mclean来到苏联后，莫斯科从未真正承认过您和Mr. Mclean的身份，只说您和Mr. Mclean是自发地对帝国主义感到不满，从而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虽说这是事实，但莫斯科却把在背后推波助澜的自己给撇得干干净净，您不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吗？英国把您当作犹大似的叛徒，您再也无法回到英国了，可苏联，这个您奉献了一生的国家，利用了您一生的国家，到头来，也从未真正地接纳您，这难道不是一种最深的背叛吗？因此，与其说我的问题是关于背叛，倒不如说，您后悔过吗？您恨过莫斯科吗？”
这个问题比上一个简单多了，可却同样让他感到痛苦。
他后悔过，但并不频繁。他在斯大林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后悔过。他在登上那艘逃亡的轮船时，在甲板上拢紧Anthony给他新买的大衣，并且意识到他可能永远无法回到英国时后悔过。除此之外，他并不后悔。他前二十年顺风顺水的人生以及脚下踩着的无数特权注定了他将在剑桥时厌倦一切，变得愤世嫉俗兼无聊透顶。他以为踏上这条路能够让他永远地远离无聊，或许他背叛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不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幸福，而仅仅是为了远离个人的无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永远地远离了无聊，却再也没有远离过痛苦。就像Anthony倚在酒柜边说的那样，“Happiness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an happen to an agent.” 说这话时，Anthony躲在窗帘后的阴影里，只有鼻梁和额头的一小块是被白色的日光给打亮的，在那一瞬间，他短暂地脱离了痛苦，好像看到了一种永恒。
至于另一个问题，他恨莫斯科吗？当然。他每天都在恨这座城市。但他想对方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莫斯科，那他的答案和他是否后悔过的答案是一样的。他恨过莫斯科，但他的仇恨是有限的。或许是他越认清莫斯科，就越不恨它。整个西方都觉得苏联是那么特别，但苏联其实并不特别，它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国家一样，利益至上、统治至上。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再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就避免了旷日持久的仇恨。
可即使他没有那么多的悔意与仇恨，背叛这个话题依旧让他感到痛苦。莫斯科最深的背叛，不在于它无法真正接纳他和Mclean，而在于它向他们传递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为了信仰，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什么都是可以背叛的。莫斯科总是要求他们放弃个人的私利，从一开始的政治倾向，到共产主义的爱人，再到他们个人的生命，最后是他们的友情，他们唯一剩下的东西，唯一高贵的东西。他们的友情甚至比他们可怜的信仰更加高贵，更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斯大林用狭隘的国家利益给他们重重一击时，几乎把他们的信仰砸得粉碎时，他们的友情却仍旧坚挺：它或许有裂缝，但从未被击垮过。但莫斯科不这么认为，莫斯科只有一条准则：所有的东西，在苏联的伟大理想前，都是次要的。他们的友情无足轻重，Mclean，包括他自己，都是可以牺牲的，可以背叛的。莫斯科一步一步地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用行动告诉他们，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什么都是可以背叛的。
不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他想，他最宝贵的人生经验，恐怕就是这一条：如果一个所谓的信仰要求你放弃一切，那这个信仰是不值得皈依的。一个人不能完全地一无所有。
“写及此，我才意识到，我的这封来信，恐怕对您在苏联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其实，这对我在英国的人生也没有任何好处，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毁了大半了，因此也就无所谓了。给您写完这封信，从圣三一学院出来，我就要去苏格兰就任了。就任，倒不如说是流放。一个离开伦敦的公务员什么也不是。实在抱歉，我抱怨得太多了，话说回来，为了您的人生，我相信您知道该如何妥当地处理这封信。我并不奢求您的回复，您可能也已经看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封信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把它们写出来。信中多有冒犯，我在此诚恳地请求您的宽恕。请您相信，我绝无任何批驳您的意思。
随信附赠两件来自英国的小礼物。希望能稍解您思乡之情。
Yours sincerely,
H.A.”
他往信封里掏了掏，摸出一张圣三一学院的明信片，和一片金黄的落叶。他走回房间，把那封信扔到壁炉里。薄薄的纸很快就燃尽了。
他把明信片和落叶都放到抽屉里，抽出一张落灰的碟片，听激昂的“哈利路亚”再次在房间中响起。他挥舞起双臂，想到Philby昨天还派人来找他，说想见他一面。他拒绝了。Philby这个叛徒，临走前都不肯告诉他真相，他和Mclean去的明明是莫斯科，Philby却一直骗他是法国。他Guy Burgess就这么脆弱吗，就这么承受不了现实吗？这个叛徒，等他们其中的某一个快死了再相见吧。
他开了一瓶香槟，因为他觉得今天是值得庆祝的一天。然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居然握不住瓶子，在香槟酒瓶裂成碎片之后还在不住地颤抖，他试探性地碰了一下地上的碎片，鲜血立刻流了出来。不是幻觉，那就是他终于患上帕金森了？他咧嘴大笑了一下，然后倒在了地毯上。
他今天也没有喝很多酒。怎么就晕厥了呢？
等到他觉得身体里的血液开始慢慢变凉，并且再也感受不到指尖的麻木时，他才意识到，他可能马上就要死了。
他就要死了。他就要死在这里了。他就要死在寒冷彻骨的莫斯科，死在这个他从没真正理解过、从没属于过的国家了。
是他的幻觉吗，窗外好像开始下雪了。
Bring me my bow of burning gold
赐予我 燃金的弓
Bring me my arrow of desire
赐予我 我的欲望之箭
Bring me my spear oh clouds unfold
赐予我 我的长枪 让乌云消散
Bring me my chariots of fire
赐予我 烈火造就的战车
I will not cease from mental fight
我的精神斗争永不停歇
Nor shall my sword sleep in my hand
我的利剑也不会在我的手中沉寂
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
直到我们把耶路撒冷 和平的圣城
In England’s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建立在英格兰绿意盎然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