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1942年11月12日
战争已经开始三年了，我还没有杀过人，又或者说，没有直接杀过人。
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我正坐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雪一直在下，车厢里鸦雀无声，窗外的景色也越来越单调，百无聊赖之际，我决定写点什么来打发时间。
两年前德军刚刚占领巴黎的时候，我正好从军校毕业，格里沙这老东西难得好心地运作了一下关系，把本该前往希腊前线的我调到了巴黎。我于1940年的冬天被安排住进了巴黎郊区的一栋老房子，马加特上校告诉我，那房子的主人是个参加了2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老兵，不过他受了很严重的伤，倒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威胁，只是相比那些住进法国姑娘房子里的军官，我的日子会稍显乏味一些。
我当然知道他们会在那些姑娘的房子里做什么，只不过我对这种事完全提不起兴趣，住进谁的房子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是暗自祈祷那位军功赫赫的法国老兵是个好相处的人。
上帝难得眷顾了我一回，利威尔•阿克曼确实是个好相处的人，只是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我见到利威尔的第一反应是诧异——他的身形出乎意料的娇小，长了一张堪称绮丽的脸，这与我想象中凶神恶煞的退伍老兵截然不同，而这份艳丽却又被总是微蹙着的眉毛和一道穿过眼睛的长长疤痕压下了许多，显得有些哀怨。而那道狰狞的伤疤并不能掩盖住他温和平静的气质，因此尽管他总是冷着脸，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却并不让人感到恐惧。从福利院的那些孩子再到我，没有一个人是害怕他的。
住进他房子的那一天是圣诞节清晨，巴黎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马加特上校领着我从总部到郊区，路上行人很少，战争时期并没有多少节日的氛围，浪漫之都一片肃穆，只留一片白茫茫的城市。
利威尔家门口的积雪被清理得很干净，他带我们去看他给我准备的房间，上校用德语吩咐了些什么，他不咸不淡地回应着，一副不太想搭理我们的样子。
房间朝向很好，干净整洁、温暖明亮，看上去是长期有人打理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母亲的房间，他本不愿意交出来的，只是在上校的强硬要求下才作罢。我想了想，用法语对他表达了感谢，他这才勉强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起初我只觉得那只灰蓝色的眼睛像不会融化的冰，但现在回忆起来才发觉那是蒙了雾的、平静的海。
之后的日子里，他每天帮我准备很难吃的早饭，然后早早出门，再在宵禁开始之前回到房子里。尽管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礼貌地用法语向他问好，他还是一副懒得正眼瞧我的死样子，每天不是坐在壁炉前沉着脸看书就是缝衣服，阴沉又吓人。
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三个月，在我终于受不了他持续的“投毒”和冷暴力之后，我抱着满腔怨气询问他为什么总是对我视而不见，并尖锐地讽刺了一下他做饭像女巫炼药，厨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法兰西之耻。而利威尔的素质也实在称得上低下中的低下，他冷笑一声，对他的厨艺水平不作回应，但将他冷暴力我的原因归结于我糟糕的法语水平——此人将我的法语水平贬得一文不值，并将其形容为“含了一大口浓痰一样令人作呕的口音”，声称一听我说话就觉得被吐了一身，所以才要每天踮着脚尖远离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对我并无偏见，只是那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至极的日子——几日前被带走的邻居埃尔德·金被德国人判处了死刑，他曾是利威尔的下属，这两个从战争里存活下来的幸运儿有着很深的交情，而我只是一个恰好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
好吧，骄傲的法国人被迫做亡国奴确实相当憋屈，更何况利威尔是一位曾为法兰西而战的士兵，但这些家国荣耀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上心的东西。我既不爱德意志，也不爱法兰西，战争和政治就像生命一样，看似宏大实则虚无，我不觉得有任何意义值得这些人前仆后继。
在这里就不得不写一写我的童年了。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格里沙·耶格尔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是一个医术不错的医生，曾为许多达官贵人看过病，我的母亲戴娜就是这么与他相识的。戴娜·弗利兹是个落魄容克出身，格里沙跟她结婚后得到了贵族头衔，但生活质量却远远达不到贵族的标准。不过他们并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原因可不只是格里沙的救命之恩，还因为他俩有着臭味相投的政治立场——是的，我的父母是标准的纳粹，对元首和第三帝国可谓鞠躬尽瘁。在这对狂热夫妻的逼迫下，我学了不少东西，18岁时，我无可奈何地被他俩送去了军校。
父母对我寄予厚望，我却从来没让他们如意过。在高中的时候我遇见了我真正的家人——库沙瓦先生，或者说，库沙瓦叔叔。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也是我想象中家人应该有的模样，他温和、谦逊，带我玩耍，教我投球，从不像格里沙那样逼迫我，只有跟他待在一块的时候我才能歇息片刻。
库沙瓦叔叔在我即将升入大学时因病去世，我曾请求格里沙为他医治，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库沙瓦叔叔是个犹太人。我因他的离去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现在想来，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在巴黎每天无所事事地过日子，利威尔或许是看出我并没有那么狂热，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我会将我的配给带回家，任他处置。他收下了，但是饭桌上的食材还是原来那几样，我带回的稀罕货只会偶尔出现，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利威尔的厨艺有了很大的长进，我也就不去在意这些细枝末节了。
1942年11月13日
又离苏联近了一些，火车的轰鸣声就像我生命的倒计时一般，这对我来说本该是一件轻松而平静的事，但我此刻却不由得感到些许烦躁。巴黎现在下雪了吗？利威尔受伤的手指和腿还在痛吗？法兰西是个温暖宜居的地方，希望这刺骨的冬天能放过他院子里的玛格丽特菊，不过他说过那些小花的生命力很顽强，所以他们应当能挺过这个冬天。
在利威尔家里住了半年后，我们逐渐熟络了起来，他不再像块冷硬的石头一样对着我散发敌意，尽管他说话依旧夹枪带棒，但一旦跟他相处久了，就会迷恋上他那独特的语言艺术。我在闲聊中了解了他的身世，非常巧的是，他也是个落魄贵族出身，没见过爹，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抚养他长大的舅舅在他16岁那年撒手人寰。彼时正值那场无聊的大战，我们俩的祖国在西欧平原上打得火热，利威尔到了标准年龄就去参军了。
他总是闭口不谈二十多年前的事，一问就是“没什么好说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忘了”。说实话，我对退伍老兵的战场传奇并不感兴趣，但我总是忍不住去想，像利威尔这样一位真正上过战场的人会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这或许可以缓解一下我的痛苦。
那时我来到巴黎已经半年有余，我和同事抓走并处死了不计其数的抵抗组织成员，我平时虽然消极怠工，但手上也已经沾染了许多条人命，我却感受不到任何常人面对死亡该有的情绪。悲伤、恐惧，甚至是快意，这些都没有，只有一阵又一阵无尽的空虚。无数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里，我不憎恨他们，也不同情他们，只是庆幸库沙瓦叔叔不必遭受这一切。
死亡是他的福音，或许死亡也能给我带来幸福。
“你上军校、参军，一毕业就是尉官，在战事紧张的时候从柏林跑到巴黎来过清闲日子，居然是为了找死。吉克，你真是我见过最莫名其妙的人。”利威尔对此评价道。
我笑了笑，不再提起这个话题。
利威尔的右腿有伤，走不了太远的路，但他每天都会去的福利院离家有一段距离，我提出接送他，被他拒绝了。他拒绝我并非想在法国人面前做戏，而是因为那个福利院是抵抗组织的一个窝点，利威尔每天去那里，照顾那些可怜的孤儿，再与他们分享一些情报。顺带一提，我带回的那些物资也多半被他送了过去，但是看在他现在厨艺不错的份上，我决定不跟他计较了，我总觉得他之前做饭那么难吃是在针对我。
1941年的圣诞节到来时，我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年了，那天晚上我推掉了军部的晚宴，留在了家里。利威尔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军装破了不方便出席，他便主动提出帮我缝补衣服。
其实我说了谎，那点小口子很难被看出来，但我就是不想跟他们待在一起。利威尔的房子像是有结界一样，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平静下来。说起来也是有够诙谐的，唯一能给我带来心安的不是“同胞”，而是面前这个敌国老兵。
于是我们坐在壁炉边烤火，利威尔帮我缝衣服，我在一旁无所事事，只能盯着他看。他的右手少了两根手指，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动作，想来他经常给那些孩子补衣服。壁炉烧得噼啪响，火光融在他脸上，这个雪夜很安静，我有些困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补好的大衣盖在我身上，壁炉还在烧，利威尔不见了踪影。我打了个哈欠，带着大衣回房间，却在房门口看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利威尔像一个鬼一样站在房门口，我的睡意被他吓得一扫而空。他或许早就听到了我的动静，但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于是我也不动，站在原地看他。
不知过了多久，他向我走来，问我要不要去院子里走走。利威尔很少主动邀请我做什么，我欣然答应。
院子里种了许多玛格丽特菊，我蹲下身把压在玛格丽特菊上的积雪拂去，他就站在一边看着。我问他为什么不一起来，不怕花被冻死吗？他说不会的，这么一点雪冻不坏她们，但还是蹲下身和我一起清理花上的积雪。
他的手很小、很漂亮，白皙又骨节分明，这双曾经杀死过许多人的手现在正在轻轻拨弄花草，我们靠得很近，不知为何我有点紧张，尤其是在不小心触碰到他指尖时。冰雪把我的手指冻得通红，而我的手心却开始冒冷汗。或许是察觉到了我僵硬的肢体动作，他把手覆在了我的手上。
他的手小我许多，手背像是贵族小姐的手一样干净纤细，而手心上的老茧却又摩挲着我的手背，被茧擦过的地方泛起一阵痒意，我不敢轻举妄动了。
于是我们俩就这么蹲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手牵着手。
“冷的话就回去吧。”
花园里的积雪仿佛变成了火星子，不断地灼烧着我。我不冷，我好像要被火烧起来了。
当时我的脑子可能是彻底糊涂了，另一只尚可自由活动的手不受控制地拔下了一枝花，往前一举，怼到了他脸上。利威尔愣了一下，那支小小的玛格丽特菊被我贴到了他的嘴上，我的手依旧在轻轻颤抖，柔软的花瓣扫过他的嘴唇，那是什么感觉？和亲吻像吗？
“不许拔我的花。”过了半晌，他拍开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下过雪的天空很晴朗，月亮高悬，空气冷冽，我低头与他对视，他似乎在等我说什么。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睡觉？”最终我只问出这一句。
他移开目光，告诉我圣诞节其实是他的生日，我现在住的房间是他母亲的，他有些想她了。
这可让我太过意不去了，我提出换一个房间，他说不用了，这是上校的安排，换房间算违反军规。
“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礼物，真是不好意思啊。”
他蹲下身捡起了那支花，看着我的眼睛，说道：“不用了，已经收到花了。”
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速了。
1942年11月14日
那之后的日子依旧没什么变化，他照常去福利院照顾小孩和交换情报，我依旧每天在巴黎混日子，偶尔和同事一起参与一些抓捕他同事的活动。
直到1942年7月，也就是四个月前，我奉命抓捕一位名叫佩特拉·拉鲁的抵抗组织成员。
佩特拉小姐在利威尔常去的福利院工作，我看过她的照片，她的眼睛如利威尔的一般温和，这样一位温柔的女士在福利院工作，没有人会质疑。
抓捕行动原定在下午，但我们收到了行动暂缓的指令。
傍晚下起了暴雨，把持续了几天的闷热空气一扫而空，我的心情却没有因为凉爽起来的天气而得到舒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和佩特拉素不相识，不会因为抓捕她而感到任何的愧疚和痛苦，我之前明明已经抓过很多人了，怎么会因为一个佩特拉而感到焦躁？
俄国前线还在胶着，陆陆续续有士兵被调往东线，巴黎的守备逐渐松懈，或许是因为夏天到了，水汽和热浪让我几乎难以呼吸。
抓捕行动不仅成功了，还有“意外的收获”——几名抵抗组织的成员企图对我们发起自杀性袭击，只可惜失败了。
我是真情实感地为他们感到可惜，往后福利院恐怕没人敢接手了，那些可怜的孩子又要何去何从呢？
回到房子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暴雨还在下，我艰难地撑着伞从车里下来，却看到二楼窗户口一个非常模糊的身影。
房子没有开灯，但在黑灯瞎火的暴雨夜里，我却笃定那是利威尔。
我走近了些，伞经受不住狂风暴雨的吹打，我被淋湿了大半，模糊的影子清晰了一些。雨水一颗一颗砸在窗户上，划过玻璃，落到地上。窗户上的一条条水痕划过利威尔的脸颊，我站在楼下，举着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伞，与他对视。
雨水模糊了他的面孔，我知道我看不清他，他也看不清我，但还是固执地抬头望着那扇窗户，我们一动不动，像极了两个木偶。早已到了宵禁的时间，这里很安静，唯有暴雨声振聋发聩。
我知道我抓的人是他很亲密的同伴，他也知道他的同伴要对我们发起袭击，只是我们对彼此什么都没有说。不知过了多久，他转身离开了窗台，暴雨要停了，也夜深了，我收起伞，走进房子。
我想起了埃尔德·金，那个连累我遭到利威尔一顿臭骂的男人，房子的氛围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巴黎待了一年半了，全世界都打得快失去理智了，我想我相当幸运，还能躲在利威尔的家里逃避这一切。只是梦该醒了，我收到了调令，于11月中旬调往俄国，我的枪法不错，或许我会在杀死一堆苏联人后冻死在雪里，又或许我在战场上还没搞清楚东西南北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了。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关系，我该去寻找属于我的归途了。
直到临行前我才告诉利威尔，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看着我，我笑了笑，壮着胆子上前抱住了他。他没有反抗，我抱了他很久，我轻轻地拍了拍他，说：“战争会结束的，我们都会走的，不要害怕。”
我到底在替他担心什么呢？利威尔应当是不会害怕这一切的，他经历得比我要多得多。早在我没出生前，他就目睹过比今天这一切还要惨烈许多的东西。
或许害怕的人其实是我，在巴黎的将近两年让我变得有些贪生怕死了，这都要怪他，怪他太心软，怪他太温柔。
利威尔拿脸颊轻轻蹭了蹭我，“不要害怕。”
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死亡给库沙瓦叔叔带来了福音，我即将走向我的归途，生命没有意义，但我希望利威尔能活得久一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就当是在诅咒他吧。
1942年11月15日
外面的雪又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