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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再往前走，庄严规整的阿尔巴特大街正向他敞开怀抱。金光灿灿的白夜的天空在房顶上涂下三种颜色的油彩——赤金色、橙黄色和白色，为本就流动着人的活动、人的韵律的街面增光添色。瓦赫坦戈夫剧院在街的尽头与他不期而遇，携带着俄罗斯精神美的全体朝他挺起伟岸的胸脯。在街角，普希金夫妇的塑像栩栩如生，仿佛还携带着生人的气息，仿佛普希金仍在以永恒的思想指挥、统领着本国的诗歌，使俄语的韵律噼啪作响。街头艺人们持手风琴、巴拉莱卡和多姆拉欢天喜地地奏乐，要叫整条大街都被喜悦的氛围笼罩。丹尼拉把双手深深地埋进外衣的口袋里，旁若无人地匆忙赶路，脸上却带着难耐和紧张的笑容。他有自己独特的喜悦，因而与处处洋溢的大众的喜悦并不相容，但同与世隔绝相反的是，阿尔巴特大街的喜悦并不是一种扰人心烦的搅乱，而是恰好为他独自一人的热切的狂欢做烘托和映衬。丹尼拉的手里攥着演唱会的门票，他正要赶往卢日尼基体育场看珍珠鹦鹉螺乐队。
在珍珠鹦鹉螺之前，丹尼拉还从未全身心地投入过音乐，把音乐如同饮水和吃饭一般作为生存的必要。他第一次听到《翅膀》是在电影摄制的片场里，那段奇异的音韵卷着他的头脑飞上了九重高空，而他有如背朝着圣彼得堡作空中仰泳，用俯瞰的目光游览他的城市。在那一瞬他仿佛成为圣彼得堡的主人，因此挥拳痛打那个撵他的保安也是完全情理之中的了。而丹尼拉后来与他握手言和，却只能向他报以怜悯同情的目光——丹尼拉知道他不是爱音乐的人，因此更不会理解真正将音乐当作生活的人应当如何。他总有这么一个念头：作曲家维亚切斯拉夫·布图索夫和诗人伊利亚·科尔米采夫怎么不算得上是半神呢？让他们跟普希金一样同等享受神仙的名誉又怎么称得上过分？丹尼拉喜爱布图索夫唱“我，我……”的方式，听起来就像在嘴里衔着一枚子弹。而这种特殊的咬牙切齿的唱法又在他赞颂善良高贵的沉默王子时转变成由衷的狂热，使丹尼拉几近潸然泪下。他联想到自己第一次由于节奏和韵律的美而哭，那是他小学时当堂朗诵普希金的《大海颂》，而同班的同学全都以为他生病了。
丹尼拉走到了红场，远远便望见岗哨上的士兵一动不动地矗立着。他不满地朝他们努了努嘴，这也是他不喜欢首都的原因，莫斯科的警察、军人和审查太多，缺乏真正有益的思想。但布图索夫没有临阵脱逃，畏惧首都令人大气不敢出的铜墙铁壁。丹尼拉仍然记得他反抗“人民艺术家”头衔时的锋芒毕露。
卢日尼基体育场内，临时搭建的舞台足有半层楼高，前方用不锈钢的栏杆稀稀拉拉地围了起来。有一些穿皮夹克、把头发烫得蓬松凌乱的阿飞把脚踩在栏杆上，有说有笑地抽烟打闹。丹尼拉早已是参加演唱会的老手，尽管深谙自己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但脸上依然露出放松和满不在乎的神情，不紧不慢地挤到了他们中间。阿飞们也用手指捏走嘴里的烟头，友善地侧身让出一席空位。在这些为抢占到前排而沾沾自喜的不伦不类之徒间，丹尼拉却忍不住想起他是如何与布图索夫见面的。听见阿飞们崇拜地将布图索夫作为光芒万丈的明星而讨论，丹尼拉却认为正是那一次见面令他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之间的会面并不是有约的，更不是丹尼拉饱含仰慕的登门拜访，而是去朋友家聚会的布图索夫意外敲错了门，正巧遇上了丹尼拉来开门。丹尼拉一拉开门便被头晕目眩的狂喜和阵阵由衷的仰慕冲垮了，这类产生至高喜悦的使人手舞足蹈的狂乱，一开始只被他认为是人在面临宗教对超越性道路的指示时发生的情不自禁的震颤，而他如今却像圣徒向镀金嵌钻的圣母像顶礼膜拜一般无力而虔诚地把额头顶在门框上，完全沉浸在自发的飘飘然和心向神往中。直到布图索夫的朋友亲切地喊他“斯拉瓦”，唤他上楼时，那扇把丹尼拉和他的景仰者推到如梦似幻的境界中的大门才嘭地一声关上，叫丹尼拉一下子跌回了现实的处境里。丹尼拉攥着被他摸得滑溜溜的门把手，两耳发烧，双手冰冷，心脏像槌鼓一样敲打着胸腔。他实在说不上方才把他从地面世界上拉走，使他的灵魂满怀激情地游荡的感情究竟是对是错——一方面他疑心他的崇敬不过是情绪化的一时兴起，是一类人云亦云的追名逐利；另一方面他确信刚才敲门的千真万确就是布图索夫本人，而他对这个用音乐从里到外地改变了他性格的神人感激不尽，拥有了难以忘怀的回忆。这种井喷式的喜悦把他的整个思想都冲涌得摇摇欲坠，叫他一阵一阵地偏头痛起来。而他为了一探究竟，分辨清这些使他困惑不已的念头，竟决心紧随其后，跟着布图索夫敲响了办聚会的房门。他借口说头疼得厉害，只得丢下颜面来找素不相识的邻居讨止痛药吃（原来他也认为头疼是个假借的由头！），余光却滴溜溜地跟着布图索夫的身影转遍了整个房间。丹尼拉束手无策地站在客厅中央，与周围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的音乐家和诗人们格格不入，等待着他借口中救命的药片。而丹尼拉相信布图索夫在他投射出热烈的目光前就注意到了自己，因为他此时正坐在房间的角落，以同样能叫人喜悦的友善的目光回报丹尼拉，他对待丹尼拉就像对待一个真正交心的朋友。
体育场内的灯光忽地暗下来，舞台后响起如雷声般滚动的电流声和串串即兴的旋律，还未等丹尼拉从梦幻的回忆中回过神来，布图索夫就已经出现在舞台上。只见他着简素的条纹马甲和熨得一丝不苟的衬衫，脚上穿的是再单调不过的尖头皮鞋，比起珍珠鹦鹉螺十年前华袍及膝、浓妆艳抹的新浪潮时期，布图索夫的如今衣着简直是要让时尚颜面扫地——但他整个人却散发着整洁高贵的气质，讲话柔声细语，举止考究优雅，几乎让人屏息凝神。“唱《一样的枷锁束缚我们》吧！”台下的观众以几近哀求的语气不遗余力地尖叫着。舞台上的灯光变换得愈发迅速，使人一会儿觉得暮色正浓，一会儿又感觉四周燃起冲天烈火，仿若下了炼狱。乐队似乎并不急于与观众互动，按部就班地演奏起最新的几首曲目来。
站在舞台的中心的正下方，丹尼拉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音浪裹挟着，如痴如醉地晃动着身体。他被眼前光华四射的场景迷得晕头转向：聚光灯炽热的光芒照在吉他、贝斯的卷弦器和品丝上，这些粗鄙的现代乐器、代表颓丧文化的舶来品仿佛拥有了和宫廷乐器同等的地位，甚至显得比提琴和管乐器更为雍容华贵。在演奏弦乐器的乐师身后，键盘手娴熟地敲击着合成器，犹如罗盘一般引导着音韵的航行。丹尼拉这时才缓缓意识到那些为他让道的阿飞们是多么慷慨，而他又是这么的幸运。只见布图索夫站在他的正上方，离他仅有一臂之遥，他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近在咫尺的布图索夫，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看清他天鹅绒般的皮肤和像上了油的琴弦般紧绷的肌肉，简直就像他把鼻尖紧贴在电视屏幕上，全知全能地观察着屏中人的一举一动。丹尼拉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到布图索夫用鞋油擦得锃亮的皮鞋，而他又是多么渴望把颤抖的指尖贴到音乐家身上，毕竟就连那次珍贵的见面他也只是向布图索夫点头，眼中洋溢着崇拜的幸福，就连碰一碰彼此的双手也没有过！他已经足够接近伸手的念头了，但布图索夫忽然迈着大步走开，坐到舞台另一边的钢琴旁，开始弹唱那首了不起的抒情曲《我想和你在一起》。丹尼拉懊悔地打了个寒颤，把满手的汗来回擦在了牛仔裤上。
但非要这样不可么？他不由自主地遐想起来，会面时甜蜜的记忆又把他的眼睛擦得亮晶晶的，他一下子又因为那个念头变得不明白了。伸手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变得荒谬起来，他疑心若是真的这样做，自己珍贵的便是实在的名利，而非布图索夫本身的天才了。在他看来，向名人讨签名是奇怪的，名人希望他们紧张、狂喜、狂呼乱喊甚至于紧紧捂着胸口昏倒，但这并不是禀赋留存于世的方式——难道人们会因为其穷困潦倒、身败名裂而不爱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吗？他真想对布图索夫说：“我全身心地喜爱你的音乐。”甚至于他更想把繁杂的父名和姓氏摒去，直接亲热地也叫他斯拉瓦、搂着他不住地亲吻，但他绝不想表现得慌不择手，向名人布图索夫出卖自己的为人的整个尊严，反过来也使布图索夫出卖他的才华为货物。
在演奏的高潮，台下先前迷醉的氛围被混乱的尖叫声一卷而空，丹尼拉困惑地眨了眨眼，仿若刚从方才的思考中幡然醒悟。这时，他抬头望见乐师们抡圆了膀子，像掷铅球一样奋力甩动着手臂，拳头里飞出一枚枚飞镖般迅疾、轻盈的小薄片。“这是在扔什么？”丹尼拉推了推旁人，贴着他的耳朵高声问道。“拨片！你懂吧，弹吉他的拨片！你干嘛还愣着啊？伸手接呀！”被问者也同样对着他的脸大吼道。
丹尼拉稀里糊涂地举起了手臂。他这时已经不是出于同布图索夫亲密而表现出狂热的态度了，再说他站的地方离音乐家这样近，难道说先前自己饱含无限柔情的注目礼还称不上亲近吗？丹尼拉是多么心满意足，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这一夜几乎要成为他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回忆！他那双青年人的闪电般迅疾的眼睛精确地看清了布图索夫挥舞手臂的方向，于是他像朝拜似的虔诚地双手合十，像是为了奖励他的诚恳和热忱一般，那一枚拨片也正巧像子弹一样飞来，恰恰好好地卡进了他的无名指和小指的手指缝里——要是他举手的位置再偏一点儿，要是他的双手再汗津津一点儿，说不准幸运就不会掉进他掌心了。“你是接到了吗？恭喜，恭喜！与你同喜！”先前被他问话的旁人眼底一下子被照亮了，他急切地朝丹尼拉凑过来，迫不及待要看一看这枚曾经被音乐家布图索夫捏在手上的珍贵的拨片。丹尼拉朝他露出腼腆的一笑，两人凑在一起看了又看，就连丹尼拉自己也被这一枚被名誉眷顾过的拨片弄得晕头转向了——他也笑吟吟地摩挲着它，简直要在上面看出黄金的光泽。
在那位热情的旁人终于恋恋不舍地转过头后，丹尼拉便信手将拨片往衣袋里一放，而后的一夜他竟没有再想起这件精巧的小物什。他又唱又跳了整整一晚，喝了不少酒，在演唱会结束后同别的观众一起在体育场外合唱那首歌颂豌豆射击墙壁的《砰-砰！》。“砰！你的眼睛爬上了额头……额头变得燧石般坚硬……”，直到他醉醺醺地躺倒在床褥里，那些梦幻的经历仍还像流星一般在他脑中飞行。丹尼拉迷迷糊糊地哼唱着，每一个毛孔都向外喷出幸福的热气。
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天，丹尼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起床的时候只觉得浑身酸痛，脖子沉得像是要坠进地底。他没有太多事可做，于是便又披上外套，走到繁华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去放风。阿尔巴特大街仍然像昨日一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的门柱间穿梭，在街角，普希金夫妇的雕像依旧显现出高贵的姿态和气度。那些他所熟悉的空气仍然洋溢着欢乐，似乎从未为演唱会的结束而叹惋，用痛惜、压抑的态度接迎他的宿醉，反而是以永恒永续的喜悦欢欢喜喜地奏乐。持手风琴、巴拉莱卡和多姆拉的街头艺人们走到丹尼拉身边，而这次他决定给他们零钱，好令他们也能从他身上拿走一部分喜悦。他把手伸进衣袋里，像捞水里的蛤蜊一样把硬币搅得哗哗响，他忽然又想起昨夜最神圣、最幸运的时刻，但那枚拨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丹尼拉迟疑了。
“您怎么了，先生？”乐师们不安地问道。
“啊，什么事也没有！”丹尼拉将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把硬币摊在手上数了数，“拿去吧！祝你们也有美好的一天。”
丹尼拉没再想拨片的事。若是真是丢了，他又该去哪里找这根掉进干草垛里的针呢？他一点儿也不伤心，高高兴兴地继续与阿尔巴特大街爆豆子一样热闹的氛围同喜同乐——他的心同卢日尼基体育场内其余三千名观众一起震荡，而不停止在区区一枚汗津津的拨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