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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时，同是导演的朋友靠在长桌台边，远远地向那个年轻孩子偏了偏手里的香槟杯。“你知道吗？”他说，“那个男孩可是收到了巴黎政治学院的录取信的。”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今晚获奖电影的男主演，自然收获了不计其数的搭讪和眼球。他应付着，还带着些不熟练，但笑容青涩，是讨人喜欢的。“唔，”我慢慢回话，“他也许想先在娱乐版上待几年，再在时政版上露脸？”“说不定他觉得政客和演员没两样。”我笑了笑，没再搭话。天色暗下去了，靛蓝沉垂在柏林渐渐浮现的灯火上空。橄榄树叶摇动，蜡质反射一弧暗哑的光线。工作人员固定幕布，仅剩的一角在晚风里猎猎作响。
我坐在那里看完了整部电影，在名单开始滚动的时候跟随人群礼貌鼓掌。他是个很好的演员，一个可塑之材。他有自己的个性，却也有足够的柔软供人揉捏。在为数不多的特写镜头里，他略微下垂的年轻眼睛像钢笔在薄信纸上停顿时留下的化开墨迹一般把我的视线扯住。我忍不住朝前看，他坐在导演身边，当她侧头对他说话时低声回答，其余时间里像第一天上课的大学生那样正襟危坐，看着他自己的、被放大了数十倍的脸。那些变幻的光线映在他身上，一秒二十四格的真实。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愿不愿意当我的男主角。他听起来有些惊讶，我们还并不是很熟。那个电影节后的数次见面都只有寥寥几句的客套话，他也许以为我没有记住这个初初登场的，银幕上的新鲜面孔。但是在那些法国人给自己放假的日子里，我像任何一个普通观众那样坐在街边的咖啡店里，用我的手机看完了他演过的那些校园电视剧，青春电影和他父亲电影里他一闪而过的镜头。天气开始变凉时我着手写我的新剧本，分镜和光影先出现，然后是语言。我没有做一个预设，但当它快要完成时我回到第一页，很惊讶地发现这几乎就是为他而写的。这并不常见，我不把某个人当作我的缪斯。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问问他也无妨。
“我能读一读剧本吗？”一阵短暂的沉默，他问我。
“可以，但我想亲手把它送到你手上…我更喜欢纸制品，你知道的。”我感觉到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报了一个地址。当他开门时我就知道，这个男孩很没有防备心地把半个陌生人放进了自己家。我看得出来这不是一个短暂栖居的地方，而是他的家。他穿着印了大卫鲍伊的T恤和居家长裤，有点局促地请我坐下。垒到半人高的乱七八糟的小说，不知为什么他在读索尔仁尼琴，书签夹在癌症楼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茶几上摆了一排星球大战人物手办，我拿起那个戴了面具的凯洛伦：“你不讨厌后传吗？”他刚刚翻开那沓厚厚的剧本，抬起头愣了一下。“哦，那个。”他笑起来，“当有人问起来时，我就会说我最喜欢后传。我没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可是我能让每个人都生气。”“非常完美的人生态度。”我把那个玩偶放下，摇了摇头。
他看得很慢，很仔细，也许是因为我给他的不是一份完美的，精心排版的终稿，而是我草草写完随意印出来，在上面打满了修改符号和批注的草稿。他把最后一页合上，没有交还给我或者放回桌子，而是拿着它，眼睛很真诚地看着我：“我很喜欢它…让我试试看吧。”
我呼了一口气，向后靠在沙发上：“太好了。其实我对它是很紧张的。”
“你走到这一步，还会对自己的作品紧张吗？我以为没有演员会拒绝你的邀请呢…”
“相信我，”我笑起来，“没有人会对自己的作品完全自信的。”
在敲定剧本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起。我不介意与别人一起创作。但我从未听过那么多来自同一个人的意见。那份我给他阅读的初稿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彩色笔迹和各式标签，变得像一本打满补丁的老旧教科书。我从来都更喜欢故事和我的人物本身，他们才是我的主角。演员，布景和镜头都只是用于将它们呈现予人的工具。加布里埃尔几乎是有些蛮横地偏转了一些情节，我们时常为了某句台词的细微语气争论不休。有时我会赢，更多时候占上风的是他。偶尔试试这样做也未尝不可。我告诉自己，只是一点点方式的转变。我的朋友打趣我，问我为什么突然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编剧。
“这样很好玩。”我回答他，“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但我会让加布里埃尔去演。”
终于我们决定去试着拍摄某个镜头。在已经足够冷冽的寒风中，他穿着单薄的蓝色衬衫，赤着脚匆匆走过修道院回廊冰冷的石砌地板，脸颊和关节变成带着不真实的粉红色。我在监视器中看着他的黑发随着脚步晃动，却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脆弱，仿佛行将死去的秋叶：他的眼睛掩藏在垂下的睫毛后面。我知道我做了个正确的选择。
琐碎的会议和筹备工作全部都被处理完成，等待开机仅剩的那些天，他像一个女学生一样交叠双腿，坐在那里读那份被助理一丝不苟地录入、排版、装订好的剧本。他时不时地出声读那些台词，我却感到眩晕。在话题不涉及到我的电影、他演过的电影、我们都看过的电影、出名或不出名的电影和即将拍摄的电影时，我给他讲西班牙和南美，博尔赫斯和加西亚所写的苦难土地；讲我模糊记忆中再也没有回到学校的同学，街道上人头攒动，游行的学生，工人和毒贩挤在一起。讲普瓦提埃大学，反对首次雇佣合同的游行，我的朋友们封锁起学院的大门，警察的盾牌反射出寒冷的光，一个女孩冲他们竖起中指；我听见游行的人们回应我的呼号，切格瓦拉和列宁的画像被贴在墙上，某个人在博客上称呼我“同志”，我把烟灰掸在盛过冰淇淋的玻璃碟子里。他安静听着，不时微笑。我问他，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说，其实没什么，只不过是很多电子产品和tiktok，刻薄得没什么新意的同学，造谣他是同性恋却没想到他真的是。讲到这里他突然笑起来，我用询问的目光看他，“不是，”他摆摆手，“这整件事难道不是非常欧亨利吗？”
“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性取向攻击别人。”
“有些事好像永远都会发生。”
天气开始变暖时，我们拍摄完了第一组镜头。加布里埃尔说出那些句子的方式能让我忘记这是事先写好的台词。休息时助理替他补妆，他咬着吸管喝无糖可乐，半闭着眼睛，任由粉扑和毛刷在他脸上挥动。他喜欢书，一样喜欢电子产品，像小男孩那样拿着游戏机玩马里奥赛车。加布里埃尔表演者剧本中所写的那些“穿过门廊，把围巾放在餐桌上，随意翻动手边的信件，把撕开的信封扔在一边。”我凝视着他手腕挪移的动作，薄薄的嘴唇抿起，在夕阳燃烧的光线中阴影被扯到不真实的长度。我挥手示意，摄影师垂下了笨重的机器；他却拿着信纸在原地怔愣，仿佛被囚困在了这一格被窗棂分割开的，沉默的场景之中。我忘了他是怎样走回场边，重新变回加布里埃尔的。也许我没有资格察觉到这件事的发生，如同目睹天使敛翅。
接着我们到南法去，等着夏天到来。在马赛边陲昏昏欲睡的小镇里，我和加布里埃尔借住的别墅中的时间仿佛凝结成了固体，有时我想这样的日子是否会永远机械地重复下去。“就像土拨鼠之日。”他笑起来，把腿跷在矮桌上，盛着柠檬水的玻璃杯在他手上留下水迹。我们并肩走过斑驳的街道，他宽松的棉麻衬衫大敞着领口。我陪着他坐在人迹寥寥的空旷广场中央的喷泉池边，浅浅的水面下是或新或旧的硬币，像鱼的鳞片。他弯着腰，长长地把手伸出去，让鸽子们啄食他手心里的谷物。午后的太阳把他的皮肤晒得微微泛红。夜晚的零碎灯光亮起来时，他在诱骗游客的纪念品摊位上给我挑了一个打火机。加布里埃尔把那个小东西放到我的手里，笑容几乎是羞赧的。
“给我最喜欢的导演。”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最喜欢的导演了？你有时候对我可是颇有微词。”
他抿了抿嘴唇，“那又是另一件事了。”
后来的某一天他带回来一袋新鲜樱桃。夏天快要到了，我几乎能看见这些第一批上市的鲜艳果实带着叶子堆在集市上。他带着一点满不在乎地穿过客厅，把樱桃倒在厨房的水池里。我没有刻意去看他，但一些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餐桌下林立的木质椅腿之间追逐他迈步时的脚踝和小腿，鲜红表皮一闪而过的反光，水槽前窗子的高亮把他切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黑色影子，他打开了水龙头：水面的波光像一段序曲一样映射在墙上。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却没有转头看他，只是把手伸进水中，几颗樱桃因为我的动作而移动，碰撞在一起，在水下发出沉闷的声响。在余光中我看见加布里埃尔手腕内侧的白皙皮肤，像一盏吊灯忽然摔碎似的，我莫名想起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在这个狭窄而模糊的比喻中，性别短暂地变得无关紧要。接着他抬手抓住我的上臂，用他的嘴唇贴住我的。那是苦涩的，我从他的呼吸中品尝出了这一点。他的手垂了下去，我把他搂到我的怀里。在薄薄的衣料下，他的脊背轻轻起伏。最后我放开他，走回客厅的长沙发，我听见他从水中捞起那些樱桃。
那是一个干燥的午后，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潮湿的。他的手在我衣服上留下的水迹仿佛缓慢地扩大，湿热，像手心里的水泡。我把他按在那张老旧的木餐桌上，他很克制地发出呻吟，我充满耐心地对待他，节奏缓慢，等着他在高潮时的喘息和啜泣。汗水变冷的时候，他叫我，“斯特凡。”我很不忍心地听着桌子吱呀作响。我把手伸进他的衬衫，如同阅读时手指划过那些句子似的，我抚摸他年轻的身体，肌肉和骨骼的错落美得像一首精心铺排的诗歌。当他抓住我的手腕时，我注意到他的手指有多么漂亮：它们曾经那么多次地出现在我的镜头中。从那天以后，我们像面临着分别的情人那样做爱。加布里埃尔跨坐在我的身上，头仰起着，暴露出脆弱的脖颈。我把在片场上用过的句子放在这里：做得很好，你很出色；再试一次好吗，加布里埃尔？我喜欢让他面对着我，看那张脸上流露出近乎痛苦的神色；阳光像蜂蜜一样流泻在他的身体上，斑驳的深浅使我想起多米尼克斯万被水打湿的衣服。事后他会光裸着腿走开，给自己倒柠檬水或者开一罐可乐，精液顺着他的大腿流下去。有时我们那么急切地吮吸对方的嘴唇，他不加掩饰地尖叫起来时嘴角会有血的殷红。
在某个夜晚他钻进我的怀里，我们很少在同一张床上过夜。他的头发有肥皂的清洁香气，我把鼻子埋到里面。加布里埃尔的面颊贴在我的颈侧，一种难以忽视的热力像铅块一样压迫着呼吸。银幕喜爱这张脸——我也一样。吹响地中海的风穿过了这个房间，白色窗帘飘起来，像是要卷进一些墨蓝色。他睡着了——我却对着并不深重的夜色睁着眼睛。夏虫的鸣声忽然响起来，我回忆起南半球冷漠而永恒的夜空。
在那个夏天里的一些时候加布里埃尔是任性又乖戾的。我看得出来，他是个演员，但不愿意太多地由人摆布。他忍受我在片场里的吹毛求疵和控制欲，我忍受他的反驳和脾气。他非常骄傲，也许因为他并不真的把演员当做自己的职业和前途。他会把剧本扔在我身上，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冲我尖叫。在夜晚他的指甲给我留下很多血痕，最后又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和我开无聊的玩笑。我们午夜到海边去，为了避开人潮。我站在沙滩边缘远远地看着他沿着岸线赤脚走路，在风中他的头发自由地飘飞着。我不无遗憾地想，我们几乎只会在白天拍摄夜晚的场景…时至今日摄像头依旧无法像我的眼睛那样看到这样的深蓝。
我画过加布里埃尔，并且没有像一般人会做的那样去掩饰这件事。我变得不太熟练，曾经学习的技能只剩下了足够我画出分镜的那部分。颜料不情愿地化开，磨磨蹭蹭地变成我想要的颜色。他在我旁边好奇地窥探，很快又失去了兴趣，走开了。那不是某个特定场景下的加布里埃尔——我用另一个方式记录下了这些。那是由碎片一般的细节构成的别的什么，一种印象或者幻想。有时我想我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就像言语无法定义一场狂风，我只能感受到它像暴力的手腕那样无情地掠过并且留下一地狼藉。一点傍晚泛绿的光线，鼻尖，嘴唇弯曲的线条。我怎么样去描摹这样一个人？在我镜头里的那个人并不是加布里埃尔。费心思考这件事情不会有结果，但我记住了一些事情。比如他抬起头时眉毛的动作和穿过他发顶的暗色光线，仅此而已。
最后的那个夜晚，我问他，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他坐在那里，把手里的书放下，朝着另一个方向流露出思考的神色。我从中看不出来什么，而且出人意料地，我没有等待评价时惯有的紧张，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它抽去了那样荡然无存。我听见花园里的喷泉池水声汩汩，一种难以察觉的背景音。我忘记了我在期盼一个怎样的回答，也许什么也没有。他站了起来，拿起那本书，以那种舞台剧演员的夸张姿势拿着它，用同样的夸张语气开口——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天啊，加布里埃尔…”
“但是！”他不理会我，继续假装念着不存在的老套文字。“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放下书，坐了下来，以一种得胜者的残酷口吻对我说：“怎么样？满意了吗，大导演？”
所有拍摄完成的那天我开车送他回去。他向我要一支香烟，这令我想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抽烟的场景。他靠在我身边，汗水残留在他的身上，皮肤黏腻，但是没有人有力气站起身来。我伸出手臂捞起被我扔在一边的长裤，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他凑过来，那里面只有一支了。我找到了那个打火机，点燃了它。他用一种近乎轻率的动作把那支烟从我的手里抢过去，叼在唇间，深深地呼吸。淡蓝色的烟雾袅袅升起，像舞台上的幕布被无情地合上。
“我不知道你抽烟。”
“我成年了。”他满不在乎地耸肩。
此时此刻他责备地看着我，仿佛在质问我为什么没有给他点火。夜幕已经垂下来了，出现在我眼前的画面却仿佛是模糊的回忆，隔离了久远的时间，以至于我无法产生任何临境的情感——像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我从口袋里找到了那个打火机，它被放在我手心里的感觉像锋利的刀尖那样鲜明地出现：冰凉的，带着命运般的笃定。
我擦了一下滚轮，火焰燃烧起来，又立时暗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