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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克雷格曼第一次意识到凯尔文·加布里埃尔的存在是在六年级的社会学课上，那时代理老师在讲残疾人权益和法案，他念出凯尔文的学号，问：“如果意外导致了你身体上的残疾，你会做些什么？”凯尔文说：“我猜我会很难过，我会自杀。”安德烈停止了翻教科书下军事杂志的手，然后他产生了一种感觉，凯尔文再也不会在学校说那个词了。
他很快就忘掉了这个小插曲，安德烈这人对那些直接攻击他的事以外的东西印象都没有很深，他和凯尔文成为朋友还是那之后的事情。其实很难想象这一切，他们住得很近，在食堂的固定位置只隔着一排，他们的所有必修课都排在一起了，但他们不算一见如故。克雷格曼一家搬来的那天，整个街区的人都前来打招呼，有拿超市的打折卷的，有拿巴黎产的手工肥皂的，还有当天烤的苹果派吃不完端着盘子就来了的，新斯特拉福就是这样一个快乐到无聊的地方，人们大多都像白面包一样质朴而普通，上报最多的犯罪行为是自行车被偷。安德烈有一次试过早上出门慢跑，从他家出发，跑到教堂，医院，市中心广场，校图书馆，中餐馆，高中，市政厅，汽车旅馆，然后就上国道了。他看着那条笔直的柏油马路和两侧金黄色的草地，想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也会是一样的，教堂，医院，市中心……直到他的两脚酸痛，肌肉像被锤子砸过一样疼也很难跑出这种景色。安德烈气得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暗下决心在能考驾照的第一天就去考票，然后一辆威风的奔驰双座跑车以两百码的速度飞驰而过，他的唾沫差点被风溅回自己的脸上。
总之，说回那天，克雷格曼夫人一一谢过每一位邻居，她是一个爱笑的女人，笑起来牙龈都露在外面，她亲切，富有同情心，一些发咬舌音时的德国口音让她更招人喜欢了。她把苹果派端回晚餐桌上，刚要开炉灶，门铃就又一次响起。安德烈在楼上往下喊：“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饭？”他妈妈说：“再等一会儿，亲爱的。”然后打开门，来的是加布里埃尔夫人和九岁的凯尔文。
“真抱歉这么晚还打扰你们，我刚把卡尔从主日学校接回来，”加布里埃尔夫人看起来不是很抱歉，她的嘴唇是深粉色的，小腹微微隆起，她说自己住在隔壁街，听说有新邻居就想过来打声招呼。克雷格曼夫人，对吗？拜托，叫我乔安娜就好。这么客套了一番，克雷格曼夫人终于忍不住了，把目光全放在小凯尔文身上，后者一直乖乖地抿着嘴唇，站在他妈妈身前，好像镜中的维纳斯里面那只小丘比特。“卡尔，是吗？”克雷格曼夫人喜笑颜开，“我有个差不多大的儿子，你们以后可以一起玩。安德烈，下楼！你有新的玩伴啦。”
安德烈就这么第一次见到了凯尔文。他皱着眉毛，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离开他还没整理好的新房间，看见凯尔文时，他有一瞬间几乎能确信他在电视广告上见到过他。那个巧克力麦片广告上揉着肚子的小孩，或者某款新发售的儿童向桌游里抬着夸张镜框的，总之就是那一类，十二岁会去踩红毯，十六岁和大自己八岁的经纪人上床的童星。他还正好穿着一套崭新又合身的正装，和安德烈因为个子猛窜而看似缩水的裤腿对比强烈。克雷格曼夫人说：“安德烈，这是卡尔。”
加布里埃尔夫人微笑着说：“在等什么呢，凯尔文？说‘嗨’。”
卡尔说：“嗨。”他也笑了，一嘴齐整的，钢铁森林般的牙套。安德烈想，哦，原来他没上过电视，然后咕哝了一声“很高兴认识你”。大人们总是有一种思维倾向，就是把两个小孩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迅速地滋生出友谊，好像两根相见恨晚的藤蔓依附着彼此。但两位女士都没有逼着他们做些什么，说到底，加布里埃尔夫人真的只是来打声招呼，他们很快就离开了。门关上后，安德烈迫不及待地问他妈妈，我能先吃一口苹果派吗？
几天后，新学期开始了。安德烈并不是一个多特殊的转学生，他准备了一些自我介绍，但站到班级里时发现老师已经替他把话讲完了。前后桌的人问他德国怎么样，他说我不记得，哥们，我那时候才一岁，我就是个胚胎啊。然后极其无聊的一年度过了。这一年他很快地发现错过班级最开始的交友期会对他的人际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了五年级，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朋友或是熟人团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然如黏糊糊的蛛网一般紧密且合拍，即使偶有摩擦，往那关系里新加入一个元素总是困难又很冒险的。就像一个餐桌，四个人，屁股有各自的位置，偶尔谁叫了一个别处的朋友过来，就拉一张额外的椅子，但仅此而已，他永远不能坐在四个人之间，而总是那个外来的。这是新转来的安德烈，这是刚搬来的安德烈，这是安德烈——他表兄克里斯嘴里能放下二十块小熊软糖，听了这种介绍语几个月后，安德烈决定再也不坐在谁旁边了。他要交朋友，就得自己交。
结果他一个人吃了半个学期的午餐，没和课上的任何人介绍自己。这主要是因为数学课上有一个婊子干涉了他的计划，指甲全涂成亮片色，头发就像金色的火，安娜·格林，他现在还记得，她可能已经忘了他了。每个班上都会有那种该去特殊教育学校，但是因为家庭权势或者无知或者蠢的缘故留在了普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安德烈班上有这个叫史蒂芬妮的女孩，肥胖，斗鸡眼，辫子总是松垮得像两条麻绳，说话像一台过热的拖拉机引擎。每当她在教室后排开始喘息，老师就会停下手头干的一切事，呵斥其他人不许笑，然后用手帕捂住史蒂芬妮的耳朵。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你要出去待一会吗？安德烈对她没有什么意见，大部分时候他就当她不存在，必须要和她说话的时候就平常地说，你好，史蒂芬妮。安德烈对她说，这是你的数学试卷，帕特里克先生让你放学后去他的办公室见他。
就凭这一句交流，安娜·格林就编出一整套他和史蒂芬妮在约会的狗屎来。永远不要小看前青春期女孩的刻薄程度，她们的嘴皮和芭蕾舞鞋一样冰凉尖锐，她们的想象力足够支撑这世界每个角落的创意写作课题。传闻终于到安德烈的耳旁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疑惑，然后是否认，最后才是愤怒。说到底，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被分配给了一个低能妞而愤怒，还是他人的讥讽让他感到彻头彻尾的羞耻这件事令他愤怒，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又一次要和什么东西挂钩了。他憎恨安娜·格林，他憎恨她身边只会嚼口香糖的跟班，他甚至没来由地憎恨起史蒂芬妮来，即使她也是一个无辜的长期受害者。五年级，他十岁或者十一岁，眼睛像两块死去的檀木，对约会的唯一理解是男孩和女孩牵着他们黏糊糊的手指，把舌头放在一起甩来甩去，然后互相看裸体，那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有天放学，他刚收拾好背包，就听见安娜·格林的犯罪同伙去和史蒂芬妮搭话，她们先是夸了她今天“看起来很可爱”还是什么狗屎，然后不怀好意地笑着问，你对安德烈怎么看？
他的身子僵住了，然后他听见史蒂芬妮咯咯笑了几声，说：“他挺酷的。”
安德烈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结束这场闹剧的。他通常是脑子比身体动得快的人，关于这点，卡尔曾戏谑地评论过要是在战场上早就被子弹射成筛子了。他可能是面红耳赤地朝着那群女生的方向大吼了一声“操你妈的”，也可能拍桌而起，恐吓她们“再说这种屁话我就把你的头打爆”，但他也有可能，而且还是更有可能，起身离开了这个焦灼的场面，耳朵红得不行，棕黑的短发都快烧起来，然后用他能想到最恶毒的目光瞪了史蒂芬妮一眼。他也不记得他回家后干什么了，他只记得自己整个学期都坐在第一排只是为了不和史蒂芬妮对视或分到一个小组什么的，这听上去有点可悲，但那时的他认为这实在是必要。他的策略有效，流言很快就漂到另一个冤大头身上，男生们开始讨论女生的胸罩轮廓，他则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兴趣爱好上，他表哥的杂志，初中的物理教科书，他把视线从找到一个容许他从零开始认识的朋友这一目标处挪开，直到凯尔文再次在他的生活中出现。
凯尔文十岁，刚开始接受哥哥的身份。安德烈在班级里发数学试卷的那天，凯尔文在家庭录像带里温柔地看着婴儿床里的妹妹，柔声说：“她睡得像只小老鼠。”
他来自于一个大家庭，他有个在南美当志愿者的叔叔，爸爸则是一个“深受文化熏陶”的男人，意思是他家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包括清朝的古钱币，艾塞克斯郡某个公爵用过的镶边茶具，据说是南北战争期间的军功章，大书架，天文学导论，日晷，纪念收藏款蓝瓶可口可乐，以及其他一些堆积在阁楼里的零碎装饰。凯尔文小时候的婴儿床上就有一只来自东欧的捕梦网，他长久地盯着上面洁白的羽毛吊坠看，不睡觉也不哭泣，一切稀罕的玩具都被一股怀旧的柔光滤镜笼罩着。凯尔文的父母比起新斯特拉福的大部分父母都更在乎教育，也更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焦虑，在老师连续三年评价凯尔文为“安静，被动，但停不下来”后，他得到了自己的处方药。
医生看了他的眼底，耐心地要求他随着屏幕上显示的光点点击鼠标，他照做，每次都比应当点击的时间快一些。他被诊断为无法集中性的注意力失调障碍，早上醒来配着早餐吃药和镁片，据说这样他就不会无意识地啃指甲，或者在课上不停地玩自己衬衫上的纽扣了。
凯尔文从不是典型的“多动症孩子”，他最多是乐衷于，或者习以为常于探索。他知道家中每本书大概的位置，大部分装饰品背后藏着的故事，他摸过花园里的日晷上青苔的走向，手指碰上乐器，锡塔尔琴，吉他，碰上他爸从哈特福背来的龙与地下城全新规则书。在生日聚会上，他注意的不全是礼物盒子的大小，还有人们的表情，声音，如何称呼他或他的父母，他就这样手捏着自己卫衣的某一角或是顺着头发把事物尽收眼底，表情温和得像一颗春季的橡树。所以他不明白吃药的必要性，学校的内容没有很吃力，也没有什么影响他生活的地方，而且那些小药片时常让他反胃。他问他妈妈，女人犹豫了一下，说：卡尔，你病了，你可能现在还不懂，但这能帮你更好地融入……
后面的话他一句都没听进去。他意识到这些小零件和自己对家庭来说就像一座座神龛，神龛必须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马耳他的丁格里悬崖，罗马广场上雄伟的朱庇特和朱诺，以及厨房，卧室，主日学校的小礼拜堂。要是从那个位置移开，很多被看作理所应当的奖赏就会消失。他意识到接下来，他每个月都得回到这个给他一个标签的办公室里，接受询问。每两周都要回到另一个光鲜而纯白的办公室里，躺下，接受更多询问。他感觉自己吐出来了一点。凯尔文五年级时，已经弄懂了自己的位置，那之后他觉得这一切都他妈无聊透了。
他在食堂有固定的座位（第五行，第八列），定时去看牙医，每周日都去主日学校，练习弹琴，和几个课上的朋友一起去公园玩篮球或者邀请他们来自己家玩星球大战的某款衍生游戏。他绝对精通于和医生们见面，可以说他十岁就学到了怎样做最好的病人。他爸妈参加那种不会带上孩子的大人们交流自己焦虑和问题的晚会时，他会确认妹妹睡着了，锁好门，拿着一些空酒瓶出门，一个人走得很远，一路都在踢着一颗石子。
凯尔文会对着高速公路上的车扔酒瓶，像在扔燃烧瓶，他玩游戏的时候也喜欢丢燃烧瓶，哗啦啦一声，一条漂亮的投射线，虽然他那时候还没学过这个词，但他觉得一块闪着光的东西在阴天的空中划过的样子很漂亮，犹如霓虹。他从来没砸中过，但也收获过好几句愤怒的车主摇窗下来的嘶吼，操你妈，奔驰的车主说，别他妈砸了，奥迪的车主喊，凯尔文咧着嘴笑了，直到牙套箍得他脑仁痛，然后他回到妹妹身边，摇晃着她的泰迪熊，问，你有没有偷吃熊先生的蜂蜜？
长到十七岁时，他不再记得约翰，马太，诗篇；它们统统进了火堆里。他不记得妈妈带他去见克雷格曼夫人的那天。他更不记得班上有人传安德烈的传闻。倒好像记得自己模模糊糊地在社会学课上说了令代理老师倒抽一口凉气的话。凯尔文的脸埋在自己的小臂上，下午两点有充足的日照，他穿一件触感坚硬的绿色衬衫，趴在桌子上，注意力早已飘向窗户外边，以至于他没有管紧自己嘴的阀门。通常情况下，他能把那些寒冷的讥讽和黑暗的想法随风飘走，或是留在午餐桌上，成为同龄人们的笑点，但那天的温度实在是太过舒适，让他感觉自己似乎可以原谅身边的人每天都在重复干同几件事了。他说或许我该自杀的时候，眼皮还是半合拢的，声音像羽毛落地，不颤抖，不悲伤。这件事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他没被紧急叫到教导主任或者校长室去，代理老师尴尬地说了一声，哦，好吧，有点激进的想法，迅速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他抿了一下嘴，很想睡觉。
毕业之前的科学展他和安德烈分到了一个小组，在实验室的桌子旁他们的椅子离得最远，便探着头讲话。小组最开始想做自发电火箭发射器，考虑了一下制作难度最后果断选择了做一个DIY种植箱，在圣诞节假期那些植物就可以自行生长了。放学后，他和安德烈被分配去最近的五金超市，买铝箔，花盆和十五瓦的灯泡，他们手里各攥着组员们一起凑出的几美金，一前一后走。这真尴尬，卡尔想，他不准备跟我说话吗？于是他打算开场，比如火箭很酷你上了初中可以做，或者如果我们有剩的钱可以买点糖，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
安德烈突然转过头来，他下定决心般说：“嘿，卡尔，是吧？”他一边说着，嘴角一边往外漏着白气。濒临最冷的冬季，他还是不拉上大衣的拉链，合身的毛衣领口往上看去是冻得泛红的脖子和下巴，风刮过他们之间凝结的空气。“我叫安德烈，我在社会学课上见过你。”凯尔文慢慢地把半张脸从淡色的围巾里抬起来，回答：“嗯，我知道，你还在帕特里克的进阶数学课。斯塔福德斯普林斯怎样？我听说那里的河水到了夏天很美。”
“是啊，很绿，还有什么的...鱼会把你的每根脚趾头都咬出血。”安德烈认真而困惑地说。他没来得及自我介绍过，也没和任何人提过自己从哪里搬来，他想问为什么卡尔知道这些，但是卡尔笑了。“我靠，哥们，”他笑得咳嗽了起来，最后一丝冬日黄昏的光线照在他的侧脸上，“太恶心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回到储物柜旁，安德烈的靴子被雪弄脏了一点，凯尔文捧着一大袋铝箔，就像捧着一束奇怪的花。他们的大衣口袋塞满了扭扭糖和牛奶巧克力，从此他们亲密无间。在他们能发现两人的距离确实像两根依赖着彼此生长下去的藤蔓一样之前，首先就拐到了同一条路上，就好像被自己的步伐引领，脚踝擅自拐上了另一个人住的街道，而不是理智或判断。这是青春期时不会细想的东西，就像缴税，房地产股市和月度业绩统计报告。
他们仍旧坐在自己在食堂固定的座位，上课也不会坐在一块，像兄弟会成员一样期待老师把他们分到一个小组。他们的兴趣爱好也不太一样，安德烈在中学的招生会上提前加入了科学社团，里面有许多不嫌麻烦也想造火箭模型的人。凯尔文则继续弹琴，买了一些二手的效果器和唱片，上中学时他能很好地演奏出Smoke On The Water或Sweet Dreams了，他还会弹些披头士给他爸妈还有外婆听，与此同时，他开始读诗，文学课上不收录的诗。但放学的铃声一旦响起，他们就会各自教室后门溜出，走到一起，直接回家打游戏或者在长椅上坐一会儿，或者走到教堂，医院，市中心广场......他们什么都聊，除了自己遇到的难题；对什么都笑，除了话题中刻意避开的那些。他们的父母在彼此结识的第二年就把对方家里的男孩视为家里最常见的景观，就像添了一棵盆栽或是茶几什么的。
安德烈有时会在他迅猛发育的脑子里想自己为什么能和卡尔变成朋友，他通常的解释是，那些以为自己认识卡尔的都不那么认识他，而且卡尔对熟不熟的人态度都差不多，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冷淡，这令安德烈在和其人相处时没有一丝一毫作为外来者的顾虑。他们分享但不过度分享，友谊像一种自然又浑然天成的东西，把他们的灵魂越拽越近，像交融在一起而充满沙哑笑声的影子。
十四岁，盛夏，安德烈第一次被高年级的打。那不能说是霸凌，考虑到他只是遇到了几个离辍学还有一步之遥的高二生，而他们多半嗨了。青春期来势汹汹，像一颗子弹一样穿透了他的腿骨，骨头在凝固中重新拔高了自己，让他在同龄人中时常感觉自己像一杆笔直的狙击枪。他晒棕的脸上开始多了一些痘坑，看起来像香烟烧痕或是太阳耀斑。有时感到没来由的头晕，有时做有关死亡的梦，他妈妈每天早上都提醒他餐桌上有牛奶，说额外的蛋白质很重要。他的态度更尖锐，在任何有反射的地方整理自己的头发，也会故意讲些讽刺的话让女孩们被逗笑。他每周去田径场上跑三次步，基本都在放学后或是周末的清早，肺部沉闷而黏着的空气很快就被大口清泉似的新氧气替换，直到他感到布料紧紧贴在后背上的触感，浑身汗臭，舌面上一股盐和铁锈的味道。他撑着自己疲惫的，酸痛的，笔直的小腿，躺在田径场中央空旷的草坪上，心跳从濒死般的雷鸣声逐渐减缓，一个金头发的身影逐渐走向他，蹲下，手上拿着瓶装果汁。
在安德烈的下颚线越来越深刻，胳膊肘硬得像颗陨石一样的时候，凯尔文也成功地长成了一个英俊的柠檬芝士条。相对于他，卡尔更纤细，白得像根本没晒过太阳，像每年到了夏天都要去北欧或者英国这种除了阴就是雨的地方躲着。卡尔的五官也长开了，不再像食物广告上会出现的纯真男孩，那种被资本主义青睐的无暇特征，已经变成了更沉重的特征和皮笑肉不笑的神态。但他的眼睛仍旧清澈得像泉水，搭配一颗金色蒲公英一样的头，已经迎来了不少异性的关注。
他没加入什么社团，倒是偶尔会去礼堂看校剧的排练，甚至还在那伙戏剧小孩的邀请下去试过一次镜，角色是仲夏夜之梦的狄米特律斯，他拿下了那个角色，却没再去过排练现场。也就是那天他认识了瑞秋·卢里，她演海伦娜，结束后他们一起去买了奶昔喝。瑞秋说自己每年都要跟着学校的戏剧老师演一部，去年是罗密欧与茱丽叶，前年是西贡小姐。卡尔说那挺好的。瑞秋说，一会儿剧团的人要去披萨派对，要一起吗？卡尔说，那就去吧。原因很简单，他得找个借口不去看咨询师，这周有关他“对外部感情的接受度”的话题他还没有编好。
派对很成功，在一个大一点的戏剧孩子家的一层举办的，在那儿没几个人认识卡尔，不过那之后在学校见到他都会打声招呼了。很多的自我介绍，握手和脸贴着脸，他们的名字卡尔一个都没记住。他从那地方逃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偷了整瓶橙汁，去找安德烈。青春期同样以大量的抑郁和空想时间击打在他的身上，让他有种难以忍受的讲话欲望，曾经对他而言简单无比的自我封闭已经被揭开了一个口子，让里面的内容不倾泻而出很难，就像开了封的罐头，接触到外面的细菌后自然会开始腐败，直到红色的血肉逐渐锈成深绿色，一块一块从骨头上剥落。而没有人比安德烈理解他有时破碎的话背后真正的含义。他看着安德烈躺在草坪上，很难不注意到他的脸上有一块青肿，两个指腹大小，看起来能契合上一只拳头。
“我给你带了喝的，”他说，坐在安德烈旁边。
安德烈的手臂遮住了他的眼睛，“谢谢你，就放那吧，”他调整着呼吸说，“你去哪儿了？”
卡尔说：“戏剧小孩们邀请我去他们的披萨派对。”
安德烈说，哦。这时他把手放下，去拿那瓶饮料，就像饮用生命之水一样大口喝着，喉结像坏掉的升降机。他喝完之后说，不论你想问什么，别。
其实那不是很疼，像被鹰啄了一口。安德烈不知道是长期用药会让人的肌无力还是怎么，那个高中生一共揍了他三下，打偏了两下。全程他手里都抬着科学社团需要用的仪器，它们一个都没摔坏。他还几乎能确信任何一个路过那个仓库并遇到他们的人都会被打，他只是出现在了不合适的时机。这一切理性化都是在他发泄似的跑完几公里后脑子里剩下的东西，他真正想的是他希望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死。他希望他能把他们的舌头和脸皮割下来，让他们看着彼此暴露在外的血肉，尖叫着哭泣，他希望把他们关在密闭的小房间里直到缺氧而死。这件事令他很快意识到即使在同龄人之间他已经显得匀称，高大，自信，离他想要的控制主权还有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距离，这个事实令人挫败，就像城市小得令人遗憾。
他看向卡尔，对方没有说话。夏季的热风刮过修建不齐的草坪，一只腹部干瘪的红蚁爬上他的小腿，空气闻起来像一块干燥的放坏了的奶酪。隔天，他们学了希特勒的发家史，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生活继续着，瑞秋·卢里和剧团大获成功，他们谢幕，在彩带的飘扬和无酒精樱桃气泡水的味道下，学期结束了，安德烈在老师安排的座位看随身携带的口袋书，卡尔则是在后台尝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条大麻烟。
上高中前的暑假发生了太多事，回头一看，总有许多小小的预兆和不想经历二遍的挫折。每个热门的商业电影都得有一条同样精彩的预告，对后来成为“双人军团”的两个人而言，从广义来看，预告片可能是科特柯本的自杀，天生杀人狂和搏击俱乐部的上映，从个人的历史来看，安德烈会骄傲地说是碰到真枪实弹的那天。他还在斯塔福德斯普林斯的时候，爸爸经常叫克里斯出去打猎，他则是在房子附近跑步，或者和当时的朋友下湖游泳。他们会领农场里看门的一条老猎犬同行。开车去郊外的路上，克里斯一路都在讲那时，带着一种甜蜜的怀旧口吻，秋季，老猎犬夹着尾巴踩着落叶慢吞吞地跟着他们，它看起来忧心忡忡，鼻子在黏湿的土壤上嗅闻，似乎在寻找血和油水的味道，又似乎只是在装作忙碌。安德烈的爸爸教他如何瞄准，如何屏息，和树干与灌木交朋友，直到观鸟者们最热衷的雀鸟把枪杆当成一枝造型别致的树枝。
“枪声没有那么吓人，我当时只把它想象成爆米花机，”克里斯笑着说，副驾驶坐着他的史密斯-威尔逊半自动猎枪和一排子弹，后排坐着安德烈。“刷的一下，那条狗就从你爸腿边窜了进去，好像屁股被人点了火。我聚精会神地盯着林子深处，过了好一会儿，狗叼着一只野兔的脖子跑了出来，四只爪子狠狠地踹着土地，你爸把那只死兔子从它的口中扯下来时，看到它的獠牙上全是血，像两颗红色的冰块。我跟你爸说它真是条好狗，你最开始选中它时我还暗里觉得它派不上什么用场呢。你知道你爸说什么吗，安德烈？”
安德烈摇摇头。
“他严厉地说，别去夸它，也别用手摸它的头，你会被咬的。”克里斯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安德烈没明白他为什么笑，也不需要更多他爸的格言了，他问：“所以我们这次打点什么？”
克里斯从副驾驶处拿了两个蜜瓜，一只便宜的毛绒玩具，一个纸糊的靶子来。安德烈从鼻腔后面发出不满的声音。克里斯解释：这附近不让打猎，再说你爸也不可能同意我带你去打兔子或鹿，对你来说太危险了。晚些，安德烈第一次摸到了枪，他顿时就明白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枪托紧紧倚靠着他的肩膀，让他的锁骨微微发痛，时常说揉进骨里的亲密往往带来阵痛，那他和猎枪之间发生的一切大概就是一种虐待关系。胳膊肘往下些，他听见克里斯遥远的声音，一定是他太紧张了，他的心就像有狂躁症般猛跳着。远处二十米摆着那只便宜的兔八哥玩偶，他看着玩偶立起的耳朵，想象那属于一只野兔，有着天生的灵巧，警惕，鲜活和食物链底端最该有的卑微，耳朵尖上藏着黑色的杂毛，既是趁手的靶子又是劣等的象征，三点一线，他默念。
扳机被扣响，万物静寂，那个玩偶的头部发出焦炭和火药的气味，他觉得自己的手上都沾满火药犹如苦味的盐的味道。“我下次能叫卡尔过来吗？”他安静、喜悦地问克里斯，克里斯笑得像一个肯德基爷爷。太好了，他欣慰地想，这孩子终于找到了更为热衷的爱好。
那卡尔呢，卡尔这时候在干什么？
凯尔文正为了出席少年法庭作准备，他换上一套西装，戴了一串佛珠手链，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请求别人的表情。他妈妈在发现他会开拓他爸爸年轻时的书架后高兴坏了，劝说他参加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时间也能被算到社区服务里。最开始，一切正常，后来他被逮到在俱乐部聚集地点的咖啡馆后院抽麻，店主最开始以为是一只觅食的野生狐狸，呵斥了几声，看见在夜里也分外显眼的金发和他明显是嗨了的，游离地盯着夜空的大眼睛。他跟安德烈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会为自己的行事找理由，哪怕是面对询问，拷问或者眼泪，他都会平静地做，平静地接受，就像他那天平静地打好领带，乘公车前往地方法院。像这种青少年非法持有大麻的案子法院平均每天受理十起，每起用不了五分钟就搞定，他敢说法官还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就已经给他下好判决了。
他开始抽大麻的时候，他妈妈的腹部又再一次隆起了。他只有很偶尔才会感到自己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一次是在意识到母亲确实如葡萄藤般遵循着多产的教导时，另一次是他被抓了个正着的那天，两位家长一起出现在警察局门口，和一个无奈的值班警员讲完话后，他们把他带回了家，一路上都没说话。他爸叫他回房间反省，他就那么做了，晚风让他脑子已经清醒了不少。他听见客厅传来的细碎的吵架声，两个人正在互相责怪彼此。他爸说，一定是因为卡尔的舅舅，多坏的影响。两个月前他被好心人从尼泊尔的公路上救下来，被发现的时候在太空毯里颤抖并把裤子全部尿湿了，显然他已经蓄了胡须，留起编织羊毛般的小辫子，和许多中年危机的美国人一样踏上了内容包含大量致幻剂的自我寻找旅行。卡尔第一次听说这事时候笑了，自我寻找，那不是青春期的时候应该干的事吗？他现在也笑了，月光把他的脸照成卵石似的惨白色。
轮到他妈说了，他家很文明，吵架用回合制。女人诅咒男人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不知道他都在和怎样的小孩玩，他的烟卷是从哪个小孩那里得来的？她的卡尔不可能去哪里买那种亵渎的东西。他们就这样彼此怪罪着，看似是在说卡尔的问题，实际上是表达自己长久积压的不满。他闭着眼睛，感受仅存的一些兴奋效果在他的脑海中消散，想象母亲肚子里安稳睡着的生命，一个无意识的存在能不能听见这一切呢？他将作为一个加布里埃尔生下来，一生下来就同大天使共用名号，作为一个圣洁的，传来喜讯的，扑满柔光滤镜和光晕的小婴孩，在所有的家庭宴会中大放光彩，直到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主角。
有一瞬间，卡尔甚至有点怜悯这个还在黑暗与虚无中的小生物了。如果我妈摔倒了，然后你提前从她的腿间流出来，他浑浑噩噩地想着，在人们给你举办一个小葬礼时，我会对你空荡荡的棺材眨眨眼睛的。他这么想着，睡着了，清晨起了个大早，熨西服，偷吃了半盒冰淇淋，在他家长醒来时悠闲地问：我的出庭日是哪天？
从法庭回来的那天他绕道去找安德烈，其人正在停车坪上和他爸一起修车。他爸说“扳手”，他就拿扳手。他爸说“一字螺丝刀”，他就拿螺丝刀。他爸说“安德烈，那是你朋友吗？”，他猛抬起头。他俩坐在家门口的长椅上，安德烈讲猎枪和可能的工作，说你闻起来不再有烟卷的臭味。卡尔说，我戒了，我开始觉得那东西也很无聊了。安德烈说，哥们，我希望和你分到一个班里。卡尔说，是啊，我也是。他垂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羊毛西裤的裤脚，还有安德烈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军靴，不再说什么，因为他开始觉得说出任何话都很无聊了。
这一年他们十六岁。开学前，安德烈的驾照成绩出来了，压着线合格，他对正确的开车方式没有兴趣，在乎的只是能够载着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能力，即使这只是他爸淘汰下来的旧车。他的副驾驶总是被凯尔文占领，就像两个友好的邻国。他开车时，卡尔永远在旁边说个不停，从前面车主的幻影丹尼车贴到他从未听说过的科幻故事，他随便地听着，听入迷了就急刹车或是被摁喇叭了再补上转向灯，他们小吵一架，沉默，直到卡尔挑起另一个话题，像讲一千零一个故事那样说些光怪陆离的话，直到安德烈停下。
目的地抵达，易洛魁高中——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集，所有的挫折，不幸，排挤，烦躁，愤怒，抑郁和憎恨落到的支点，燃烧瓶投射线的最终目的地。安德烈还记得放学后他在停车场看到卡尔，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卡尔咧嘴笑了，说，还能怎么样？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发生的事都会再发生一次，只是在一个大一些的教室，伴随着难一些的课程和等级更加森严的小组织结构。事实上他们停车时就该意识到了，布拉德·霍夫的路虎跟一台虎式坦克一样横跨在教学楼旁，两人都很默契地不去讨论它。安德烈是不想提，卡尔是，极其仁慈的，不想提从而让安德烈一整天都臭着个脸，但避而不谈的东西终将以更惨烈的方式重新回到生命中，这点二人心知肚明。
就是在高中，安德烈开始觉得身边的人跟不上他了。他的身高日益增长，体型也越来越匀称，他的眉弓，鼻梁与脸颊看起来几乎是个成年男性了。他总是会提前学课程，无论是代数、几何、实验报告还是文学赏析，他都能很快找到一份适配的规则，套用上去，就能得到一份很不错的成绩单。高一的英语课要读完整本《远大前程》，他读了网上的书评，写了一份书评的书评交上去拿了个A-。这并不是说他喜欢走捷径，而是对他而言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就只是泔水。他专注于擅长的东西，修木工和计算机的选修课，并在英语课上用课本遮着笔记本算物理题。教导主任说他继续下去可以申请到一个不错的大学，但也要记得享受一下高中的乐趣，多出去玩玩，他说，谢谢你，先生，然后把门重重摔上，并假装那是过堂风吹成那样的。
他与更多人保持互相认识，简短地说几句话，然后掉头就走的关系，因为这里简直是小学的翻版，人们通常反应很慢，蠢，虚伪，和人打招呼的下一秒他们就埋下头去和同行人窸窸窣窣，关于你的相貌，你的衬衫是在哪里买的，你看起来太过严肃，你听说过他家是德国裔吗？然后砰的一声，安德烈·克雷格曼就变成一个基佬新纳粹了。或许大学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直到他长成一个告诫自己孩子不要有那么多愤怒的中年人。这些事他都不会多想，他只是感受，憎恨像一层盔甲一样长在他的血肉之上，像寄居蟹，没人打他或卡尔，但他的自尊早就被摁在地上和地面摩擦了好几个回合，有些东西是逻辑不能拆解的。
安德烈和凯尔文，据知情人士透露，升上高中后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玩电子游戏，去商场或是只是一块走路，人们也开始一并称呼他们。安德烈发现他并不排斥被和金发男孩放在一起，他也注意到卡尔变得更加安静和内向。当他们和其他人在一块时，他简直就像一个金色的影子，极其偶尔才说一些暧昧不清的话，譬如“我没意见”或“我要和他一样的”，通常像一个没骨头的软体生物一样把背靠在靠椅上，沉默着看向其他人的脸。
只有卡尔自己知道，这副牙套最近越勒越紧了，在数学小测时和乐队排练时都勒得他面色苍白。他发誓自己一放学就要去约牙医，有时，他甚至觉得整个神经系统都被链条束缚着，几乎无法行动，痛得难以忍耐时他人的脸就融化成一堆奇怪的幻影，眩晕的影子们高声笑着，讽刺着，最后化为一堆散发腥臭的肉泥，有点儿像草莓圣代顶端的酱，卡尔清楚这些人和死了没有区别。他想起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十根粉红的手指，一百个守护天使绕着他的脑袋唱歌。他在经历死亡前经历了太多的出生，太多干稻草般囤积的鲜活与褶皱，他的祖母和外祖母，祖父和外祖父无一不在世，家庭聚会每年都要举办，人，人，人，上帝赐福过的人，受洗的人，压得他的胸膛喘不过气的会呼吸的灵魂。从不消失，永不停歇，直到一切都变得安静，死亡接踵而至。
他听见谁说：卡尔？嘿，卡尔，你还好吗？
这是安德烈。他的脸还是正常的，他还活着，像一团烧得太快的火一样活着，太好了。卡尔喘了一口气，找回了自己的嗓音，他想，热衷于和安德烈待在一起，说不定是因为他向来讨厌寒冷。他听到自己轻轻地说：“我们得报复回去。”
安德烈问：“什么？”
当问出口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卡尔的意思。
“你是说布拉德·霍夫吗，还是有别人？”他如此问，感到自己的耳朵烧红了，他分明知道卡尔说的不是这个。
凯尔文看着他，摇了摇头，他的灵魂微微颤动。
很难想象零日计划是在安德烈卧室的书桌上从零撰写出来的，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具体的名字，或许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战和小说皆是如此，但说白了，过程和两个高中生一起写作业也差不多。安德烈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头有橡皮擦的铅笔，凯尔文坐在他的床上，背靠着墙和海报，说：“那么刀呢？你觉得战术刀会有用吗，《惊声尖叫》里的那种？”
“不，蠢蛋。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捅人，太没有效率了。”安德烈站起身，检查了一次门锁，然后才坐回位子。卡尔看出他的紧张，干瘪地笑了一声。“放松，我只是在随便提议。”
安德烈说：“我们可以做炸弹，你看过那个采访吗？有人能用厨房里剩下的材料做出一流的硬毒品，手作雷管炸弹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酷，”卡尔说，“那能确保很大的死伤。”
凯尔文听见安德烈在笔记纸上速记着，默念出来几个词，什么“大屠杀”“宣言”啦，他爸爸的M1卡宾枪啦，觉得一阵滑稽。这原本只是一个冲动的闯入性思维，如果不被他的发声器官和嘴唇捡起，就不可能诞生于世。但随着安德烈的拓展，它听起来愈发像一个可行的计划，一件超乎想象的事，一件迷人的，值得投以所有注意力的事。他一直觉得，要真能有什么打破新斯特拉福漫长的无聊，那一定是富有动物性的吼叫，枪响就是其中很好的代表。
安德烈好像写完了他初次拟定的计划，他交给卡尔看，他慢吞吞地扫过每一项。“用臭鸡蛋砸布拉德·霍夫的车……”他读到一半就哑然失笑，“你真的很讨厌他。”
“是啊，他就一混蛋。”安德烈垂着头，低声说，没有和他对视。
他又接着往下读，像在读诗歌，每一排的字看起来都只是精确的指令，不一定详细，但都由目标为导向。他想起在科学展听安德烈指导其他组员，他站在一个纸壳箱上，发号施令，写一份报告只需要六步，有标题，假设……剩下的他忘了。后来安德烈会说，练好准头只需要三步，造一架火箭只需要二十六步，他或许只是通过这种精准和生命中其他的冗杂、琐碎与模糊的边界划清界限，也或许只是向往能上战场的时候。他读完了，抬头示意安德烈，他立刻把那张纸叠好，说：“我们走吧。”
“去哪儿？”
“出去，把它烧了。计划都在我脑子里了。”
“不会有人翻你的垃圾桶的，哥们。”凯尔文一边开着玩笑抱怨，一边从床上翻身起来。他不讨厌这种严谨的态度，这是安德烈性格的很大一部分，也给了他一种他们真的在做些什么的实在感。外面下着小雪，两个人都穿好了大衣，卡尔戴上他的围巾，手套，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出安德烈家，还不忘了把门口的信放到餐桌上。
街道月朗星稀，路灯全部亮了起来，冷空气随着呼吸进到肺和内脏深处，令人感到焕然一新。一路上，枯萎的山毛榉树与枫树如死灵般陪伴着他们，在雪地中踩下一个又一个脚印，在石板路上留下一些雪泥的痕迹。雪落在卡尔柔软的发顶，慢慢开始融化，安德烈则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他的手表上显示现在是晚上，七点零五，这是个周六，派对的人群还没有涌上街头。
他们走过一些平平无奇的灰色楼房，一路走到了公园的深处，某个人迹罕至的滑梯旁，安德烈从他的兜里拿出那张纸和打火机。纸被丢到被脏雪浸湿的落叶旁，他点火，火苗温顺地从纸的一侧燃起，迅速且饱满地吞噬了整张笔记纸与落叶，像一只动物在用尾巴和爪子遮盖他们的秘密。两个人低头看着小小的火焰，安德烈笑了。他知道，但现在还不会承认，没有卡尔他不会这么做，他可能半辈子都会把愤懑怪罪给安娜·格林，布拉德·霍夫，以及像他们这样轻松得到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的人，也可能会在哪天把拳头对向他们，直到所有骨节都沾满了滚烫的血。但卡尔，卡尔只需要一两句话就能让他明白是更大的什么出了错，社会，教育机构，对文化的服从……他现在不需要这些名词了，他觉得许多东西都可以被打包，扔进这堆火里，连环的厄运将在那天彻底结束。
他需要响声，需要这把火烧得更旺，他知道卡尔也这么想，他的心跳声好像就在耳旁。他们太久都没有出过国道了，也许堆高的尸体能让他们看到更多。两个人的脸都冻得很红，卡尔的围巾被风吹散了一些，他看见卡尔把渐弱的火苗踩灭，剩下一堆烧焦的残渣。
“你有想过什么时候完成它吗，这个计划？”卡尔问他，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黏着，很快乐，像苹果太妃糖。
“最后一学期的冬天？我们需要找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他说。
“嗯……”卡尔用很重的鼻音回应。
“你不喜欢？”
“我不知道，我一向更喜欢春天，”卡尔抬起眼睛看他。“我们还可以在我过完生日后再执行任务。”
“哦，”他回应，“别着急，我们可以慢慢决定。还有一年多的高中生活可以享受呢。”
“去你的吧。”卡尔又笑了。
直到有什么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宁静，一伙醉鬼互相搀扶着走过公园，其中一个把眼神落在他们身上。“你们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呢，吃屎的婊子脸？”那人用被呛住的声音说。他们对视了一眼，安德烈说：“在我把你的脸打烂之前赶紧滚。”
“是啊，你该自杀。”卡尔说。
醉鬼的朋友拽着他，瑟缩了一下，喊着别让我再看到你们两个，踉跄着走了。
哇哦，安德烈想，我真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他说那个词了。他想问他还记不记得那节课，或者加布里埃尔夫人牵着凯尔文见他的那天，记不记得那天的天气或心情，但他觉得这应该留给之后的时机。凯尔文说，我们回去吧，靴子重新踩在纯白的积雪上，安德烈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和远方派对人群欢笑的声音。他们在夜色下哈着气，圣诞节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