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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樊君，是在1935年夏天。牛津难得一见的晴天，云浅浅浮在空中，像是白色的纤薄蕾丝裙边。气温也迫近82华氏度，我们几个人干脆脱了外套，解开衬衫上面头三粒扣子，肆无忌惮地瘫在草地上晒太阳、喝啤酒。
樊君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们的世界，在我们尚且浑浑噩噩的年纪，他似乎在那时就已被一种古希腊戏剧里悲剧英雄般宿命感环绕了。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我都对那个画面记忆犹新——一个东方面孔的青年，戴着灰色的发旧报童帽，穿着略显大的浅棕色毛呢西装，提着像是刚从泥土中挖出来的深褐色平顶旅行箱，脚步悠然地步入了我们的“领地”。即使是对牛津最凉爽的夏天，他看起来也穿得太厚实了一些，白皙的皮肤因为炎热蒙上一层红晕。阳光直射下，他脸上的汗珠闪闪发光，像是大溪地珍珠一样的质地。
我们一行人里，脾气最暴躁的就属菲利克斯。他出生在法国，阳光灿烂的蒙彼利埃，他这个人的脾气就和那里的天气一样，热烈而浮躁，一点火星就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看到樊君不打商量地穿过人行道，横越草坪向我们走来，他果不其然涨红了脸，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吼道：“这里是早餐俱乐部的地盘，快滚开，胖子。”那时候菲利克斯不过十七岁，因为早上学的缘故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小。也因此，他说话总是欠缺考虑，不顾令我们骄傲的绅士传统。
二十岁的樊君无论在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真正的肥胖。和其他因为饮食过量而显得脸色浮肿焦黄的胖人比，他从外表看起来结实而健康，特别是在他的身形单薄、消瘦虚弱的同胞留学生对比下，他看起来或许有些过于壮硕了。在此之前，我们对来自东方古国的留学生并不感兴趣，就像他们眼里也没有我们一样。在你和他们亲热打招呼时，他们总会露出受宠若惊或大惊失色的表情，低下头匆匆而过。仿佛和他们说早上好的并不是同样年纪的英伦绅士，而是避犹不及的蓝眼睛恶魔。
樊君却显然和我们印象里的唯诺东方留学生形象迥异，即使他那时的英语算不上熟练，也敏锐地通过菲利克斯的表情读懂了他话语里的恶意。他蹙起眉毛，红润的脸上浮现不悦的神情，他对我们说：“你们很不体面。”
他的眼神像是最锋利的军刀一样睃刮着我们袒露的胸膛，视线像是带着火，没有半分退让。仅那一眼，我就判断出这会是个和他其他同胞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他永远不会因为我们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文明产生自卑情绪，他不会向我们低头，也不会因为几句训斥而灰溜溜逃走。他走过来，用哥哥教训弟弟一样的目光注视着菲利克斯。我们来自法国的金发小朋友心虚地缩了缩脖子，下意识把敞开的衬衫扣上了。后来他俩真的像兄弟一样相处，菲利克斯和我偷偷说过，比起自己远在蒙彼利埃的亲哥哥，他在樊君身上反而找到了更多亲切感。仿佛血缘真的在某一刻被情感超越，我们来自东方的朋友用他东方式的温柔春风化雨。
不过在那个透明的夏日，我们和刚穿越英吉利海峡，风尘仆仆的樊君初遇时，我们只觉得他是个胆大而古怪的年轻人。他走到我们面前，停下，将箱子轻轻放在草地上，垂下湿漉漉的眼睛问：“早餐俱乐部是什么？”
我们后来才从他口中得知，早餐、午餐和晚餐，是他最先学会的三个单词。
在牛津，早餐俱乐部并不算历史悠久的社团，但也算得上人才济济。它由兰卡斯特的伯基特男爵于三十年前创立，旨在以优雅和丰盛的早餐为原点，将早餐精神传递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换言之，如果不在一天之初好好享受一顿早餐的话，又怎能过好这一天？又遑论这一生？
大学时光就是伯基特男爵所认为的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绅士的早餐时光，如何充实地度过那四年、享受早餐，对他而言是所有牛津大学在读生的必修课。
在我被任命为俱乐部新任主席时，早餐俱乐部经过三十年风霜摧刮已经门庭寥落。即使我使劲浑身解数拉拢会员，连留级的老油子和幼稚的新生都不放过，在经过两年时光后也只发展到五人帮。除了我和之前介绍过的菲利克斯外，还有来自谢菲尔德的安东.卡尔伯格、和他同样有瑞典血统的莫雷加德、以及来自美国的奥斯汀。但我们仍然霸占着自然博物馆后的草坪，只要感谢十六年前的主席杰夫洛伦，是他以桥牌的方式从国际象棋社那里赢得了这片草坪的所有权。所以当樊君在没有经过我们早餐俱乐部允许就擅自踏足这如茵丝毯时，我们会感到一阵愤怒。这是被全校忽视的边缘社团，以及寂寂无名的五个单身汉，仅存的自尊作祟。
“早餐俱乐部，顾名思义，就是一起吃早餐的社团。怎么样，伙计，有兴趣加入吗？还是你们那里的人不吃早餐？”
莫雷加德举起啤酒瓶，挑衅地朝樊君一笑。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这个玩笑并不算好笑。和他关系亲昵的安东也是象征性地弯了弯嘴角。樊君愣了一下，而后微微挑起了眉毛，他的眉毛颜色很淡，笑起来时和眼睛弯成一个角度。他回答：“那肯定不，早餐可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樊君成为了我们早餐俱乐部成立三十年来，第一个中国成员。
学期开始没多久，我们就发现了樊君并不是外表看起来那样严肃。虽然他时常爱板着脸，但那其实是因为不擅英文而导致的假象。他在分辨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时，会下意识神情凝重，像是内阁大臣聆听圣御。但私底下，他是个爱笑爱闹的性格，虽然也带着几分东方人特有的腼腆和内敛，但一旦遇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比谁都要活跃。我印象最深一次是我们一行人去爬山，在半山腰上遇到了硕果累累的野梨树。风吹过，空气里弥漫着熟透的梨子的香气。正值无法缓解的饥饿感占上风的年纪，我们一行人都下意识咽起了口水。但那颗梨树高大笔直，不是好攀爬的长势。当我们望洋兴叹的时候，樊君已身先士卒攀上了树干，穿着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牛津鞋，他敏捷而迅速地爬到了树顶，朝着我们耀武扬威地喊，示意我们把外套脱下来展开，接住他丢下来的梨子。
他擅长几乎所有的运动，从网球到足球，甚至第一次上手的划艇，也能在一个下午的练习后不逊划艇队的成员。他的乒乓球打得尤其好，连自诩英伦半岛第一的神学院威森豪尔教授都甘拜下风。樊君从为人处世到性格爱好都和我们所熟悉的亚洲留学生有较大区别，即使英语水平稍有不足，尤其是在写作上的能力并不能完全满足学业上的要求，他也在短短半个学期里成为了学校里的知名人物。莫雷加德不无邀功地和我说，幸好自己当初多问了一句，就因为那句拙劣的笑话，我们早餐俱乐部在金子闪耀于他人面前之前，及时而幸运地将之收藏囊中。
樊君当然也有弱点，比如他的酒量和酒品。几瓶啤酒就能让他脸色通红，又哭又笑，甚至唱起我们都听不懂的中文歌。我们只能捕捉到其中的几个词，在酒醒后好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樊君红着脸，指着窗外的连绵雨丝说，那雾霭了一整个牛津的讨厌天气，就叫做“毛毛雨”。至于“小亲亲”这个词，他却死活不肯再给我们解释了。
和我们其他人相比，年纪最小的菲利克斯跟樊君的关系最为亲近。他几乎一有机会就和樊君黏在一起，即使最开始见面是他先不体面地恶语相向。但樊君实在是个温和宽容之人，那件不愉快的往事在他心中似乎没留下半分痕迹。他似乎天生有把坏事抛离脑后，只留下快乐记忆的天赋。当我们其他人耿耿于怀于讨厌的事情时，比如面对校方和政坛主流的、对希特勒政权擅自扩军的微妙态度时，往往会爆发同学与同学间的剧烈争吵。在那时的很多人看来，英国作为孤悬于欧洲大陆的岛国，可以对欧洲上空漂浮的阴云视而不见；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欠缺起码的敏锐性和先验性，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人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只顾着自己宁静优雅的贵族式生活，将整个世界置身事外。樊君总总笑呵呵地安抚，提议去吃顿好的。按他所说，对中国人来说，没什么烦恼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即使偶尔，他也会因为报纸上短小的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陷入漫长的沉默，但他的消极就像是雨天窗外的一层雾，会被他自己轻易抹去。很快的，因为菲利克斯新买的牛角包或印度留学生用英国面粉研发的类似松饼的产物被塞进他嘴里，他的胃袋被填满的刹那，那些坏情绪也就顺势烟消云散。
那年圣诞假，我邀请樊君到我在约克郡的母亲家做客，却被他委婉地拒绝了。他和奥斯汀留在了冷清的学校宿舍里，身边只剩下同样寂寞的留学生们。那年冬天下了比往年更大的雪，几乎把整个世界冻住了。坐在烧得旺盛的火炉边读樊君寄来的信，信里写他在银装素裹的牛津和奥斯汀打雪仗的小事。措辞简单，用句简洁，英文在我们一行的帮助下进步不少，即使我心知其中有奥斯汀帮忙润色的功劳。在信的末尾，他委婉地写，我养的百合有升天的迹象，希望我早日回来挽救于水火。我一瞬间有一种在阅读家书的温暖，心里也暖烘烘地像是生了把火。自从十五年前，我的父亲因病客死南非，我就再没体现会过类似的家的感觉。身处母亲家，和她促膝而谈，我也觉得自己仿佛一个受邀的贵客，她对我诚惶诚恐的态度常常让我手足无措。也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对樊君发自内心的喜欢的来源——即使是面对国王，樊君也会是我行我素和坦诚大方的。他从不尊崇任何人，也不会因为身份差异而给一个人赋予超出人格以外的附加价值。他是永远坦诚谦逊的，面对他就像面对一块镜子，你用什么态度，就能获得一样的反射。他的好是晚霞般笼罩四野，温和的性格下是对自身绝对的骄傲。如果不赞成你这个人，他不会选择出言不逊，而是仍旧挂着一副和善的克制笑容，离你越来越远。
为了我的那盆奄奄一息的百合，也为了心里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我提前了返校的时间。并且为了给樊君和奥斯汀一个惊喜，我特意在出发前一天才写信告知自己的行程变更，如果我的计算无误，那封信会在我踏进宿舍前的那天清晨送达他们手里。
违背我引以为傲的计算能力的，是一位女士的到访，也因为她的出现，同时改变了我们早餐俱乐部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位女士的命运。
奥斯汀的家乡在美国的宾西法利亚洲，据他自己所说，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证券经纪人，母亲也是名门淑女。在他之上有个大他两岁的姐姐，颇有艺术天赋。但因为家风保守，并不被允许抛头露面，当众表演，即使她的理想是当歌剧演员。事实上，奥斯汀之所以远赴重洋，也是为了逃离那让他窒息的家庭。
1935年冬，某个下着雨的夜晚，奥斯汀离经叛道的姐姐收拾行李，悄悄离开了家门。她留下的那封信上说，自己要去欧洲追寻自己的理想。当她身披霜雪，精疲力尽地抵达牛津车站的时候，午夜钟声刚刚敲响。得知消息赶来车站的奥斯汀找错了站台，他让樊君在出站口等着自己。 所以泰勒在这天寒地冻，大雪堆积的异国他乡，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来自东方的青年。乌黑的头发上结着霜气，围巾上也落了一层雪。他看着和奥斯汀长相相似的来自宾州的金发女郎，下意识的动作是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披在了对方身上。
泰勒后来说，那件有些年岁的毛呢大衣上，有橄榄油香皂淡淡的气味。在历经几十年的记忆磨蚀后，仍然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她的鼻间。在她每次结束演出，披着大衣向所有忘情鼓掌的观众谢幕时，脑海里总会浮现那张年轻的东方人的脸，用炯炯的眼睛穿过夜色望着自己。即使嘴唇紧闭，似乎也在用眼神诉说着什么。一刹那，温暖气息环绕。
樊君始终是个相对寡言的人，所以直到最后他也没翕张嘴唇说出那些被雪压塌在心里的话。在1936年冬天的牛津镇车站，樊君对泰勒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很冷，对吧？”
泰勒愣了下，在终于赶来的弟弟和脸被冻得发红的樊君注视下弯了弯唇角。
“比我的家乡冷多了。”
樊君来自遥远东方的温暖城市，在他生长的孩提时代，从未知晓雪的含义。直到二十岁时远渡重洋，身处异国，他才第一次看到雪。但在最初的新鲜劲过去后，那个天气现象也不再新奇，像是融化在了樊君大脑里。但当泰勒和他说完这句话，天上又神奇地飘起了雪花，在那一刻，雪的概念和眼前明艳骄傲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时隔多年，仍在回忆时如严冬版刺骨，像是身上每一寸神经都被冻得发疼。
那天在樊君被炉火烧得暖烘烘的单人间宿舍里，樊君和斯威夫特姐弟在错误的时间吃了一顿错误的早餐。屋外一片漆黑，雪花扑簌而落，屋里樊君煮好的红茶咕嘟嘟冒着热气，主菜是煎得有点焦的荷包蛋和吐司，以及樊君新实验出的用英国原材料制作的中国美食，好慰藉他辘辘的中国胃——摊得很薄的一张饼，撒着坚果粒和切得细细的煎蛋丝以及培根碎，比起果酱，似乎蘸着番茄酱吃会更好。
三个人席地而坐，就着一把椅子吃完了那顿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樊君的房间不是没有桌子，只是唯一一张桌子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书堆满了。他们只能因地制宜用椅子当餐桌，地毯和枕头当做椅子。那天晚上，三个人睡在了樊君的房间里。泰勒睡床，而两位绅士裹着薄薄的毯子睡在地上，底下垫的是樊君从跳蚤市场淘来的大衣，咯吱窝处被打了几个补丁勉强穿着。比起被穿出去招摇过市，似乎当床垫更适合它发挥功用。和邋遢的奥斯汀相比，显然樊君的房间更让泰勒能忍受。但也因如此，他们错过了我寄来的信，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踏进樊君的房间时，看到的就是三个人东倒西歪睡得不省人事的样子。一瞬间，我以为他们是上世纪看完《少年维特之烦恼》而相约共赴黄泉的一组文艺青年。而我很遗憾的，并没有被通知。
他们醒来，雪停了，樊君像是从荒岛回来的鲁滨逊一样大口吞吃我带回来的巧克力。我煮了咖啡，年轻的世界也慢慢苏醒。我们相互介绍自己，围炉取暖，谈谈笑笑。来自不同国家、长着不同头发、说着不同语言的几个人像是兄弟姐妹般感受着温暖与善意，聊着明天和理想。泰勒一直披着樊君在车站前给她披上的那件大衣，笑容明亮如春天提前到来。她是个头脑清醒，才华横溢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往往会有种与生俱来的骄傲。她也不例外，但她身上又带着美国姑娘特有的淳朴和和善，让你情不自禁和她拉近距离。或许就是在那时，我笃定她会成为闻名遐迩的大明星。她天生就具有明星应该具有的素质，不再需要后天习得。
因为语言隔阂而口讷的樊君只是看着我们淡淡地笑，脸上被壁炉的火苗灼得发红。他偶尔插入几句，往往是泰勒好奇他在遥远的东方的生活时，他会一瞬间露出一种受惊的小动物似的表情，猛地点头解释几句。奥斯汀看向他的眼光有种微妙的戏谑感，而当时粗疏的我却毫无察觉。我只是感到奇怪，常对自己家乡缄口不言，似乎怕多说一句会暴露相思情怯的樊君，在今天竟如此慷慨。慷慨地向我们娓娓道来自己的童年过往，以及和英国所完全不同的社会风貌。
也是在那天，我们知道了樊君有一门从小定下的亲事，对方是他没见过几次的女人。对此，他异常抵触，甚至萌生过不再回去的逃跑念头。
“但我学习就是为了回去，和国家的未来比。我自己这点家事算什么呢？”
大概是咖啡里加了威士忌的缘故，樊君的脸色愈发红了，说话的音量也蓦地提高。我发觉他眼角有几点荧光，不像我一样视线常挂在他身上就难以察觉。而后，我听樊君诧异地问：“泰勒，你怎么了吗？”
泰勒偷偷擦拭眼角的动作竟然被他发现了，一时间我们都有些惊讶。我迟钝地似乎明白些什么，却没有深想。泰勒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回答觉得有点累。因为在场的唯一一位女士的这句话，我们意兴阑珊地结束了谈话，我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出来让淑女安歇。在走出房间前，泰勒叫住了我，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即使再有勇气的人都会下意识生出怯弱的情绪。她或许也不例外，她在第一次见面的人中选择了唯一无害的我当自己的倾诉对象。在昏黄的灯光下，她有些伤感地问我：“樊是生活在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对吧？”
我回答道：“女士，要相信此时此刻，我们正同处一个屋檐下。祝你好梦。”
我面色平静地离开了房间，却在关上房门的刹那，感受到心间无法压抑的沉闷遽痛。在我孩子气十足，为他人的对欧洲大陆的时局漠不关心感到愤慨时，樊君却早已思考过更深的东西。他的国家，他的同胞正在地狱中受苦，而他身处大洋彼岸心里也受着煎熬。我明白了即使在一起玩闹嬉戏时他也像总和我们隔着一层的原因，我明白了他温和笑容下坚定眼神的含义……
泰勒在牛津暂时安顿下来，跟随隐退在此的女高音歌唱家帕琳学习。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这位在我童年时代震动了整个欧洲的歌剧明星现如今正在镇上隐居。她的表演曾让孩童时的我深深震撼，连艺术为何都不懂的年纪，却因为她的演唱而莫名流下了泪水。但从这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口中，泰勒具备的是有希望超越她的、更为惊人的天赋。当她如此宣告时，在场的人中，只有樊君附和了她的话。连骄傲的泰勒也不敢奢望的，害怕不被兑现的未来，在樊君口中，并非一种预言，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樊君笑着说：“到那时候，中国也会好起来了，你一定要答应我的邀请去我的祖国表演。”
泰勒红着脸点了点头，回答道：“你的邀请我一定应约，到时候也一定要带我体验中国的早餐。”
开学后，我们早餐俱乐部加入了第七位成员。成立三十年又七个月的第一位女性，虽然她并不是牛津的学生，但我们都一致通过了她的入会申请、
我问樊君，中国的早餐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有煎蛋和吐司。他告诉我，在他们那里，能吃上早餐的是少数人，更多的，一天吃一餐已经是奢望。他最后说，“我要让我的同胞、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孩子们，也都能安然享用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因为早餐开启了一切，只要能好好享用那一餐，就说明今天不会过得太坏。”
就这样，我从欣赏和喜爱樊君，变成了像是追捧偶像一样的心态。这对我这个愤世嫉俗的怀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退化还是进步，我不敢深思。
泰勒开始在学校的戏剧社客串演出，为此我们和戏剧社经历了一番艰苦的舌战，到结果是让所有人满意的。当泰勒化着简单的妆，披着朴素的戏服在舞台上唱着《魔笛》选段时，整个宇宙鸦雀无声。隔了几十秒，才从观众席传来猛烈清晰的掌声。是樊君第一个鼓掌的，他把手拍得通红，白皙的脸上也是因兴奋生出的红色。他大喊道：“bravo”，泰勒躬下身朝他的方向轻轻鞠躬。自此，樊君在除了“奇怪的中国人”、“东方蒂尔登”等昵称之外，他又有了另一个称号：“斯威夫特骑士长”。以此形容他风雨无阻，不屈不挠出席每一次泰勒表演的行为，在所有人眼中，他就是初出茅庐的泰勒斯威夫特的头号支持者。
泰勒也心知肚明，她每次谢幕时总会精准而虔敬地朝掌声最响亮的那个方向先弯下身，因为视线中出现那熟悉的、脸色赧红的东方青年而面带笑意。那一刻的她不再是舞台上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神女，而是一个羞涩的宾州少女，因为一道灼热的目光而心跳加快。
从他俩视线交汇处迸发的欲说还休的火花让我的年轻的心也变得雀跃不已，我天真地以为，这样美丽的日子可以天长地久、所有美好的感情可以开花结果。不论是欧洲大陆上希特勒带来的阴云还是樊君远在中国未曾蒙面的未婚妻，那些丧命于战火的生灵，在我变得轻浮的心里都不值一提。起码在演出的时间里，我全身心投身于一场短暂的幻梦，一场因为丰盛的早餐带来的、让人头脑昏然的幻梦。在那段时间里， 早餐俱乐部的所有人，或者包括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处于那飘飘然的梦境里。我时常觉得，当一件真正重大的事情发生前，人会先后处于两个阶段。先是警醒愤慨，提心吊胆于事情发生；而后在漫长的无望等待后陷入麻痹，自欺欺人想或许坏事不会发生。殊不知，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悬垂头顶，无法挽回。
是一声炮响击碎了那场梦，也打醒了我们。当我们从自己构筑出的脆弱乌托邦里出来时，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鲜血淋漓。等反应过来时，樊君已收拾好了行李，订好了船票，在所有人的诧异和震惊里。他分外平静地说：“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它已比我预想里来得晚的多。这段时光是我偷来的，我一生也不会忘记。”
我这才知道，原来樊君从未入睡过。在祥和的牛津校园里的每一天，他都在清醒中煎熬，在自我唾弃里不断思考，到底该如何拯救这个国家。如今，他想通了，他决意回去，即使力量微茫，也要搏力一试。
他之所以每一次泰勒演出结束时忘乎所以，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鼓掌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把每一次都当最后一次对待。泰勒从两人见面第一天起也冷静地明白，他和她，注定是不同世界的人，只是暂时处在同一个剧院里，终有曲终人散的一天。于是，她每一次谢幕，也都像是最后一次那样，用力弯下自己高傲的脊背，向那个来自远方，也注定要回到远方的中国青年，深深致意。
樊君走的那天，泰勒没有去送他。我们其他人，早餐俱乐部初始五人组、并没有壮大的学校边缘社团，即使送君一别也嘻嘻哈哈。除了哭的梨花带雨的菲利克斯，我们其他人约好了要最后给樊君留下笑着的印象。
安东拥抱了樊君，强行往他已塞满的箱子里塞了一瓶威士忌，据说是瑞典特产。
莫雷加德还是忍不住洒了些泪，导致他笑得分外难看。这个爱开玩笑的人拍着樊君的肩膀说：“樊，很开心我当初问了你那个问题，即使你回答的实在差劲。”
樊君笑着回拥了他，莫雷加德的脸上浮现出更难看的表情。为了他的声誉考虑，在此不多赘述。
菲利克斯哭得比所有人加起来都伤心，他这个小弟弟像是要把全牛津人的眼泪都哭干。他抱着樊君不撒手，声嘶力竭地问你不能不走吗？樊君用一贯的温和笑容搂着他、安慰他，说：“我的名字叫振东，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振兴东方。那里是我的家，我的使命所在，她现在正在流血，所以我该回去了。”
奥斯汀默默拉开了不依不饶的菲利克斯，把一枚雪白晶莹的雪花胸针塞进了樊君手里。那是女士胸针，即使奥斯汀闭口不言，我们也都心知肚明它的原主人。樊君看着手掌那枚胸针，今天第一次浮现出失神的表情。隔了许久，他才有些黯然地笑了笑，小声对奥斯汀说了句：“谢谢。”
我最后对樊君说：“要永远记得，好好吃早餐。也祝愿你爱的所有人，都能享受一天中最重要一餐。”
樊君从车厢里探出脑袋，头上还戴着两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顶灰色的帽子，帽子下的脸却是比初见时更亲切、鲜明而美好。他冲我们大声笑了笑，用已经很娴熟的英语回答道：“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早餐俱乐部的精神！”
火车在轰鸣声里缓缓驶去，在驶离月台边缘时樊君看见了一个披着大衣的身影。是他丢下的大衣，从跳蚤市场淘来，打了补丁，用橄榄油香皂仔细清洗，虽然旧但干净。不久后蜚声世界的歌剧女明星朝他深深鞠躬，是最后的、虔诚的、深沉的谢幕。樊君的笑容越来越大，直到泪流满面，他乘坐的火车也带走了属于我们早餐俱乐部的岁月。那之后不久，安东毕业回到了瑞典，辗转中又去了法国，和中途退学的菲利克斯一起从了军。奥斯汀从哲学系转到了物理学系，说总想为这世界做些什么。莫雷加德加入了兄弟会，变得愈发繁忙，许多政治家是从那里起步，或许他也不例外，想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一些改变。泰勒在老师的帮助下，去到伦敦继续进修，在我们再知道她现状时，她的门票已经上涨到让人吃惊的价格。而我，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晃晃悠悠，只在闲适的早餐桌上指点山河，慷慨激昂。我拿起了我的笔，想写一写那位失去消息的中国朋友，以及他所带给我们早餐俱乐部的所有的所有。
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所爱的所有人，都能享受那美好晨光。无论是歌唱、写作、研究，或者只是为别人披上大衣，我们都有为这世界做些贡献。而早餐俱乐部的这种精神，正是樊君教给我的。
尾声
我很想念他，在这之后的四十年时刻不歇。当我们终于抵抗了岁月衰朽，再次见面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他在广州的家里，我们像是分离多年的亲兄弟般拥抱在一起。
聊完其他人的近况后，樊君拿出一张唱片，即使外包装已残破不堪，里面的碟片仍光洁如新。他打开唱片机，房间里响起泰勒舒缓动听的歌声。
“在延安的时候，废了老大劲才搞到的。害我把安东给的威士忌都给出去了，你可不要告诉他。”
樊君调皮地吐吐舌头，时光好像尤为善待他。从他布满细密皱纹的眼睛里，我依然能看见二十岁时的他的影子。只不过是一个更成熟、更冷静、更宽厚的二十岁的他，他可以为所有人披上遮风的大衣。
只是好奇，我问樊君：“泰勒四十年代来中国演出过，你有去看吗？”
樊君点点头，附和道是日本投降后那一年，她随着其他欧洲的艺术家，来上海文艺慰问。那时候一票难求，万人空巷，事实上最开始没人知道泰勒会来。毕竟她在那之前不久病了一场，还没痊愈。不过最后，那次演出分外成功。
樊君说：“人太多了，掌声太大，我的被淹没了。她也如我们所料真的成为了大明星，即使是现在的孩子也知道她的名字。”
我和樊君说：“演出结束后，泰勒去英国探望老师，我们顺便见了一面。她说，因为不知道你在哪，所以她朝每个方向都深深谢幕。起身的时候，她因为大病初愈感到头晕，但也因此依稀看见了你，穿着红色的衣服，特别显眼、特别喜庆，鼓掌也特别用力，和以前一模一样。但很可惜，站直身子她又看不到你了，她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幻想。”
樊君不再说话了，只剩下泰勒的歌声静静流淌。隔了几十年那么漫长的沉默，樊君对我苦涩地勾了勾嘴角：“我那天穿着白色的衣服，被身后包厢的人不小心泼了一身红酒。和那个人争论时刚好错过泰勒的谢幕，那时候我想，她肯定没有看到我。”
我说：“但她其实是看到了。即使过了那么多年，隔着那么多人，也会看到自己的第一个骑士。”
两鬓斑白的樊君摇着头笑了笑，在泰勒的歌曲播完前他和我提议：“走，时间不早了，是时候去吃早餐了。”
《早餐俱乐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