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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海震惊中外的罢工示威与随后而来的屠杀事件发生一周以后，化装成外国记者的伊利亚才匆匆赶到中共中央主要成员所在的上海。他显然是受莫斯科之命赶来的。在此之前，甚至在大罢工已经爆发之后，莫斯科还对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缺乏关心。因此不难想见，当5日晚上的电报飞来后，他是如何为中国人的迅速动作而大吃一惊了。
在上海六月间蒸腾的暑热中，伊利亚觉得自己仿佛身处蒸笼。鞋底飞快地踏在混着石砾的沥青路面上，发出嗒嗒的脆响，伊利亚一只手攥着写着上海地委所在地址的纸条，在一片被日光照得白花花的建筑间一边提防着引起正在戒严上海的警察的注意，一边急切地用双眼搜寻着他的目标。时不时地，他的脑子里还会闪过两天前的中国委员会会议。什么“军政工作开支预算”和“支持冯玉祥组建国际部队”！中国最大的城市已经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而他们却直到惨案发生五天，在中国工人的抗议已经席卷全国时，才对此事投以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找到那幢作为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临时所在地的小楼很费了伊利亚一番功夫。走进那座毫不起眼的小楼时，他有点不好意思。当然，不全是为了莫斯科在此事上的反应迟缓。因为事态紧急，他从北方过来，甚至没来得及换一身衣服，就汗流浃背地一路赶到上海地委驻地，便帽也由于一路小跑而歪在一边。以这样的形象在中共的同志面前出现，算得上是风尘仆仆得有些狼狈了。莫斯科的季诺维也夫情况也没有比他好上多少——他正在抓紧时间，写《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自然也来不及关心仪容了。革命就是这样，总是这样，当它降临时通常毫无预兆，而一旦出乎意料地爆发，它就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催迫着置身其中的人们响应它的召唤作出行动，而在那时，除了革命，这个脆弱的、诞生在刀尖之上的婴儿，其他的一切都是难以顾及的。伊利亚深深明白，一旦错过这个窄缝，革命或将面临着真正流产的可能。在这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必然性为革命者的成败担保！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德国革命的挫折，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在世界革命蔓延到东方国家那些殖民地时，他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由于革命者对情况反应的滞后而带来的鲜血的惨痛教训。毕竟，那条淌满了鲜血的泥泞道路，是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为伊利亚赋予了一种近乎救世的沉重责任。双重的，既在于解放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的世界无产阶级，也在于挽回那些可能因为错失了时机而丧失的革命者的生命。要做到这一点，他想，只有由苏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成熟、坚定而彻底忠诚的革命家来指导，才是最佳的策略。
但他这一次怎么就被上海的五月三十日事件远远地抛在后面、甚至几乎被隔在局外了呢？他不能不为此感到急躁。他甚至为自己感到懊恼。
怀着这种暗自懊恼的心情，在楼上，伊利亚终于在一个松木地板的小房间内见到了王耀。他正和一个模样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桌前低声讨论着什么，屋内没有其他人——为了低调起见，也为了防止遭到搜查，小房间内没有悬挂任何标语，只在案上放着一摞又一摞的书、宣传册，还有关于上海发生的大屠杀的传单，还散着新印的油墨气味。传单的作者是陈独秀。当坐在王耀身旁的那个约莫二十五岁的穿着一身灰衫的文静青年抬起头看向来客时，伊利亚想起来了这张戴着圆眼镜的、相比他印象里的稚气未脱变得更冷静镇定的年轻的脸。
这是时任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
而现在，瞿秋白是笑着的，尽管在笑容中难以掩盖连续一个月来都睡得很少的疲倦。“共产国际的客人。”秋白说，前一句是俄语，后一句就换成了中文，是对王耀说的，“我想这位客人是来找你的。”
王耀已经先一步默然起身。冲秋白点头示意后，他迎出门外，掩上了身后的红棕木门。见到伊利亚，他一时间有很多想问，如“你怎么来了”或“有没有见到巡警”又如“莫斯科怎么看待我们在上海的工作的”，然而这些话积郁在胸口，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他在伊利亚面前站定，抿了抿嘴，终于像报告一般对伊利亚说：
“李立三同志主持了上海总工会，还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这次事件可让各个上海市的行业都组织起来，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然而你也不难注意到，这次抗议活动是民族主义性质。上海的工厂主愿意参与进来，声讨外国领事，但他们未必会听共产党指挥。刚刚我在和秋白同志——啊，就是你知道的斯特拉霍夫同志，说的就是这件事……”
伊利亚听着，没有打断王耀，没有插话。他身上残留的暑热在清凉的小楼内已经慢慢散去，王耀的语调平缓，报告工作时有条不紊，因此尽管在来时的火车上将帽子盖在脸上假寐时伊利亚已经在心里飞快梳理了几遍中共党人在上海的抗议活动中的组织作用与事件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包括国民党的参与——他仍然十分耐心地听完了王耀对如今中共在上海工作的简短的介绍。王耀尽可能平静地向伊利亚叙述了工人活动的情况与中共在五卅惨案后展开的各项工作，但结束时句尾的颤抖——听起来像是一声哽咽——还是泄露了他的紧张情绪。他在内心希望伊利亚没有发现。的确没有，因为伊利亚正想着另一件事情。关于这件事，他暂时还不能向王耀说明。
过了片刻，伊利亚才轻轻回道：“我明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同志在组织全国罢工中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一次中国的工人们走在了共产国际前面。我希望我来得还不算太晚。”
王耀摇了摇头，但不是为了宽慰显然陷于微妙的情绪之中的伊利亚。“还不晚。”他简短地说，虽然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革命的关注的确不多——那是由于莫斯科对于中国的情况尚且缺少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觉得没有深入了解的必要。伊利亚的到来带来了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共产国际，这个一直以来代表着劳工的和革命的国际，势必会为上海的工人提供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援。这是毋庸置疑的。
王耀对此怀有信心。
然而也不能不忧虑。这种忧虑似乎无所从来，王耀也无法立刻明白自己到底在隐隐地担忧什么。当他刚刚看到伊利亚汗水涔涔、还沾着旅尘的脸时，除开一朝重逢的高兴之外，一块黑黑沉沉的石头就猛然间挂在了他的心头，似乎一直能坠进胃里。他决定暂时不去想那是什么。
在罢工期间，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紧张。直到夜幕降临，王耀才决定暂时放下自己正在写的那份即将发向广州的汇报，出门送客。他放下笔向身旁一看，伊利亚举着一份《申报》，似乎正看得聚精会神。
“布拉金斯基同志，”王耀踌躇了片刻，试探道，“您什么时候懂中文了？”
没有回答。王耀撑着桌子，轻轻拉下报纸的边缘——他看见伊利亚的帽檐微微下拉，稍微遮住了眼睛，似乎是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上，背依然挺得笔直，但已经睡着了。
王耀咬牙，这个共产国际“代表”就是这样代表着共产国际出面的！但旋即又想到伊利亚两日来一直赶路，此前的中国委员会会议也有他出面，也许伊利亚自己也早就累坏了。
他替伊利亚抬了抬帽檐，伸手拍醒了他。要叫醒一个精神上时刻处在紧张中的人并不是难事，他的手好像刚刚碰到伊利亚的肩膀，后者就睁开眼，一双红色的、似乎正处在刚刚惊醒的迷茫中的眼睛与王耀对视了。
“我这是……”伊利亚有些不好意思，他看了看王耀，又指指报纸上的图片，“……中国字我一个也没有读懂，只好看看报纸上的照片了，可惜也没太看清。这张大概是铁路工人罢工吧？……”
王耀顺水推舟：“是的，布拉金斯基同志。铁路罢工在目前看来影响将会最大，也是最紧要的。您认为我们应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这方面吗？”
“要使各省间的交通崩溃，只推动某几个点的铁路罢工是不足够的。”伊利亚此时已经站起了身，从无梦的昏沉之中被唤醒似乎并没影响他思考的迅速，“而在这一方面，需要给帝国主义者们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战斗，使铁路交通完全停摆。要快，要全面。”
——就像恩格斯在《神圣同盟对法战争》中写的那样。王耀在心里默默补充。
“那么，你这次是谁？”走到楼下时，王耀抬起眼睛，认真地问。
伊利亚顿了一下，很快明白了王耀的意思。伊利亚懂法语，上一次他来中国时，用的是一个法商的身份，化名为弗朗西斯·波诺弗瓦。四下无人，他摸了摸衬衫，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来一本蓝色封皮的护照，有些得意地晃了晃，在两人面前打开。
“扬·奥莱希尼茨基，”伊利亚朗声念道，“波兰裔美国人。职业：记者。我这里还有一家报社的委任状，兹特派扬·奥莱希尼茨基先生赴上海为我报社工作……怎么样？够搪塞警察检查了。不过在外面你得叫我奥莱希尼茨基才行。这一次的准备很周全，也相当顺利。只是这听起来，为我办假照的同志说，像一个中世纪的名字。”
王耀为伊利亚煞有介事起的假名字笑出了声，又默默念了几遍，只觉得波兰语比起俄语来还要令人舌头打结。
“奥莱希尼茨基记者同志，”等到王耀终于觉得能够流畅地念出这个名字时，他也敛起笑容，正色道，“我会告知其他同志你的新身份。也请你做一个称职的记者，将上海正在发生的事广播到全世界更遥远的地方，让异国他乡的工人们也知道，中国上海的同志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他们作出怎样的斗争。”
“我就是为了这个飞到这里来。”伊利亚说。他已经没再看着王耀，而是别开了目光，望着刚刚进入初夏的上海。在夏夜里，温暖的柳丝飘拂出一种毛茸茸的质感，似乎在不停地抖落停留在身上的尘埃。更远的黑暗里漂浮着一点灯光。那灯火通明的世界现在与他们全然无关。
他们没有共同待得太晚，很早就分别了。为了避免耳目，伊利亚的住处被安顿在距离地区执行委员会稍远的地方。而王耀连日来一直睡在地区执行委的办公处，有时仅仅是伏在微弱的灯旁。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少天没有解衣而眠。即使时处夏天，也只能偶尔用凉水冲一冲脖子。尽管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工作，他的脑子里却一直是乱糟糟的，只有捧起盆中的水洗脸时才感到一丝清凉和镇静。他既想上海，又要想全国，想湖南，想广州。这些地方都连在他的身体上，可他并不真正知道，下一步该走到哪里。
布拉金斯基对此一点也帮不上忙。尽管他提了意见，王耀想，很多意见。
临别时，他们互道明天见，并像从前那样，约定了明天的会晤。
但无论是王耀还是伊利亚都食言了。此后的几天，他们并没有时间见面。伊利亚扮演着他的“记者”，不仅到游行的队伍中和待救济的罢工工人家庭里去，也借身份之便，和李立三一道去见了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
伊利亚听不懂中文，因此谈话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谈话结束后李立三向他扼要地介绍的。末了，他忍不住问伊利亚为何问得这么详细——难道他要写一部《上海工人阶级状况》吗？伊利亚放平了他的本子，以认真的口吻告诉这个年轻的干部，他要当好中国革命的记者，将上海正在发生的一切广播到全世界。国际工人应当知道这些，他补充道，我相信，上海工人的成功会鼓舞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的信心。
而王耀在小楼里读到了真理报刊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和季诺维也夫在同一天发表的《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
后一篇文章尤其引起了他的注意。长久以来，在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将如何写入世界历史，是王耀很少设想的。共产国际之“国际”，自然是《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只是习焉不察，当党内的同志称共产国际时，往往轻看了其中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联合的意味，而更多将目光投注于共产国际的中心与灵魂所在的苏俄。可莫斯科的眼睛就是登高望远！王耀意识到，季诺维也夫，这个苏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在与白色恐怖的斗争中锻炼得极为老练的革命家，从一个中国革命者们还达不到的高度指出了一些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方面。因此，他十分想将这两篇文章裁下来，夹到最常携带的笔记本里，但他最终没有用小刀裁切那薄薄的纸张。
他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记住。因为，哪怕是千秋万代那样长的岁月，被人们记住的文字——也就是刻写在心灵上的，往往比被刻写到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字的作用都大。
他反复读了很多遍季诺维也夫在文章最后写的那句话，“我们全心全意地与中国工人站在一起”。他努力想要想象出在写下这句话时季诺维也夫的微笑，然而除了在照片中，他并没有见过季诺维也夫的脸，因此想象得并不生动——于是，想着想着，那笑容就变成了伊利亚的微笑，以一贯的毫不动摇，向他传递着确定无疑的信号：在国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决不会孤立无援。
数天后的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共产国际在五卅事件爆发后的第一个官方决定，也就是三项关于支援五卅运动的决定。卢布汇款和募捐活动随后踩着莫斯科作出的决议的尾音迅速赶到了上海。这是莫斯科在短期内能给予的最大支持。而据伊利亚说，莫斯科的许多报刊正在写作大量的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抹黑，声援上海的工人运动。王耀读到大报纸上刊发的几篇，心头稍稍松了一些，也觉得相当振奋。从苏俄接连发出的许多文章，还有莫斯科工人们的示威游行，在国际上为中国工人们制造了颇大的声势。在这样的汹涌之下，帝国主义对于五卅运动的军事干涉只能是一个落空的计划。
而在莫斯科的第一批汇款到达上海后的几天，伊利亚的考察却提前结束了。他走得匆忙，甚至没有事先告诉王耀和中共的同志，而是让加拉罕帮他买了一张去青岛的船票。从那里，他也许会去日本，也许继续北上，回到国内。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同任何人提及。
王耀对这一决定有些惊讶，但他明白，就在全国工人进行抗议的同时，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一定还在发生其他的事。说不定，那里也在积蓄力量，预备着推翻覆盖在地球上的浓重的黑暗——那一刻一定就如同十月革命的霹雳，在黑沉沉的天幕中撕开一道眩目的金门一般震撼人心。
而他伊利亚不能不去。他要推动它，或更准确地说，为这暗中跳动的火苗添一些枯叶，使其最终能够延烧到全国各地，使它凝聚起全部的力量，最终强壮得能够摧枯拉朽。
他还是决定去送伊利亚一趟。分别，伊利亚说过，对于革命者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要学会服从它，服从于要从事推翻一个旧世界的工作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并且，始终对重逢抱有希望。
因此，他和加拉罕一道，将伊利亚送到了码头。在出发的前一夜，伊利亚好好打理了一下头发，熨平了衬衫和背带，现在，只要他不再习惯性地微微蹙眉，看起来就更像一个美国记者了。王耀觉得，如果他摘下那副圆圆的眼镜会更好，但伊利亚不置可否。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宁可看得更清楚一些，以免迷失方向。
伊利亚已经踩在登船的舷梯上了，忽然又跳下来。他气喘吁吁地挤过人群，向王耀伸出一只手。
“我完全相信，这一事件会成为夏天的一场暴雨。你看，王耀同志，天边正积聚着阴云，在某个时候就会瓢泼落下。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暴雨来临时的力量吗？而夏天是常常有倾盆暴雨的。因为在夏天，一切都是活泼的、沸腾的，在夏天里所发生的一切，自然也是极端激烈的。我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现在就正热火朝天，处在蓬勃不安的、接近沸腾的时刻。如果说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开端，就像铁总有它的熔点一样，那么，我们的论断是，那个开端已经到来了。莫斯科希望，中国党的同志们能够继续组织推进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将其特别地扩大到铁路总罢工的形式，如果能够实现，这将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恐惧于中国工人团结一致的力量。让这暴雨来吧。”
他们的手握到一起。随后，伊利亚率先松开了手，以他一贯的轻捷果断的动作穿过人群，沿着舷梯向船上跑去，直到登上邮轮后，还扶着栏杆，向仰起脸的王耀挥动他抓在手中的便帽。
邮轮发出悠长的汽笛声，从江口启碇。王耀紧紧绞着手，眺望轮影渐渐变远、变淡的方向。天边的蛋彩色的云翻滚起来，愈卷愈浓，从海上来的潮气与空气中的盐粒似乎在空中交汇在一起，谋划一场将彻底把这座城市洗透的、带着工厂周围的尘埃气息的大雨。在柔波软语的涛声中，将人的脸庞映成橙粉色的暮色渐沉渐暗，但热力似乎一分一毫也没有减消。令人窒闷的空气僵滞着，这危机之中的平静漫长得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
天气越发闷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