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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付梓之前，京治的编辑中村小姐联系我，希望我为这本书作序。我本想拒绝，因为我极其不擅长写作，更不知道该如何为他人作序。但中村小姐坚持，说我不必拘泥于传统他人序的写法形式，随意写一些东西即可，可以是对爱人的祝福，也可以记录一些我们之间的故事。我想，这件事确实十分有意义，既然这本书是京治的生活随笔合集，那我便随意写写自这本书动笔到完稿的三年间，我与京治之间的一些生活点滴好了。故而，在京治生日这天，我笨拙地提笔，写下这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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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了我五十五岁生日后的一周，我和京治搬到了大阪，这一年距我三十五岁退役从大阪回到东京，已经过去二十年。
年轻时候我们总是在东京大阪两地来往，车票攒了一大盒，我们也见证了新干线票价的上涨。那时候的我们不会想到年过半百后我们会来到大阪定居，哪怕我职业排球生涯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黑狼，我的计划也一直是退役以后回到东京，回到京治身边。
当然，这一次我是跟着京治来的。这一年，集英社在大阪创立分社，京治被调任为大阪分社副社长。在一个新的区域开疆扩土并非易事。京治在东京耕耘多年，直到近两年工作才稍微轻松了一些，一朝又被派往一个新的地方，一切从头来过，又要面对这巨大的压力。我为京治感到不平，京治的心态倒是比我平和很多。他和我说，原本以为做到总主编就到头了，没想到还能再往上升一升。
京治刚入行时做的是漫画编辑，他曾一度为没能从事严肃文学相关的工作而感到遗憾。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之心未死，在逐渐在漫画领域探寻到乐趣的同时，他也会撰写一些文艺评论，他也因此逐渐以作家的身份变得小有名气。升任管理层后，他更是将集英社内不太受重视的文艺部门发展得有声有色。他原本计划再过两到三年就提前退休，专心投入写作。但经这次调任，恐怕五年内他未必能放心放下这份工作。
现如今从入行到临近退休始终效力于一家公司的人已经十分罕见，比如我们排球运动员，转会之类的事也是稀松平常，很少有人会一直为同一家俱乐部效力。虽然我的职业生涯起始于黑狼，也终于黑狼，但中途我也曾转会到国外的俱乐部。京治不同，他从大学毕业起就一直在集英社工作，他又是个极其重情重义，对待感情究极认真的人。几十年下来，他对集英社的感情深厚得难以估量。此次调任他为副社长，也有想让他着力建设分社文艺部门的意思。他既然没有推拒，也是希望集英社能够蒸蒸日上，并做好了为如家人般的公司再尽瘁个几年的准备。
我们提前几天到了大阪，房子是京治挑的，是一幢带有一个花园的一户建，面积不算大，不过我们两个人住正合适。实际上，这个房子距离他工作的地方也不算近，一直热爱侍花弄草的他看中的其实是这个花园。
从二十岁一起从搬出去同居开始，我们住的每一间房，无论是租住的还是买的，都是京治挑的。我们一起买下的第一个房子是一个在一层楼的2LDK，那时人们大多爱往采光好，还能俯瞰城市夜景的高楼层住，因此我们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到了这个房子。那一次，京治看中的也是那房子带的花园。房子的前主人在里面种了一棵石榴树，但因为单株不授粉的缘故，一直只开花不结果，第二年京治就改种了樱桃树。 京治在这棵树下给我讲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讲完问我有没有什么感悟，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向他坦白我在大阪做了个膝盖手术但没告诉他的事。坦完白道完歉，我向他保证不会再瞒他任何事。后来我问他难道你就为了谴责我专门种了一棵樱桃树吗？他说不是，是因为上次送去的水果里我只吃完了樱桃。
可惜的是，虽然苗圃老板一再向京治保证出售给他的这个品种是可以自花授粉的，但我们等了两年，也没等到它结果。 那个房子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我也不常在东京住，所以第四年的时候我们搬家了。这一次，京治放弃了种樱桃树，在新的花园里种了一棵柚子树，这棵能结果的柚子树也随着我们搬家而被移栽多次。不过它并不能被移植到大阪来，京治临走前还依依不舍地和它道别。
说回我们大阪的房子，京治还是决定在花园里种果树。也许是为了弥补之前的遗憾，这次他又选了樱桃树，尽管关西相较于关东并没有那么适合种樱桃。保险起见，他这次种了两棵。工人来种树的那一天京治全程监工，种完我们又把家里里里外外全部收拾打扫了一遍，正式开始我们在大阪的新生活。
忙上忙下一整天的他累倒在床上，我边帮它按摩肩颈，边絮絮叨叨地和他说话。他默默地听着，偶尔应和两句。不过他应该是真的太累了，没过多久就不再应和我说的话，悄悄睡着了。我把他身体摆正，盖好被子，关了灯，躺回他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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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狼时的队友基本都还在大阪，他们听说我也来到大阪定居，一起来贺我乔迁之喜。可惜的是日向去了巴西，我们只能在吃饭时通过视频通话联系他。
那个时候天气还算不错，秋高气爽，京治提议我们可以在院子里做家庭烧烤，大家都很乐意。
我们坐在院子里边吃边聊天，许久没见，我们有好多话聊，聊到一半，赤苇去一旁接工作电话，佐久早在这时问我讲话怎么变得文绉绉的。我活了五十几年，第一次听人用“文绉绉”这个词形容我，笑得不行。宫侑说，就像好的二传能让攻手以为自己的水平最近提高了不少一样，他每次和赤苇聊完天都会不由自主地在和别人说话时蹦出一些很高级的词汇，还以为自己的文化水平高了几个档次，结果过段时间又会恢复原样。而和赤苇朝夕相处几十年的我，恐怕早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彻底改变。
这么一想，好像确实。京治有睡前读书的习惯，他总是靠在我身上看，我便和他一起看，看到不懂的地方，就问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会给我细细解答。再仔细一算，我跟着他看过的书也不算少了，这时候让我回高中再高考一次，我的国文成绩恐怕能提高个几十分，我也不会再因为担心考不上中体大而在出录取结果前和京治打一通宵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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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治在大阪的工作果然如我所想，并不轻松，时间好像又回到他大学毕业刚入职的那个阶段，早出晚归，时常加班。他对工作一直极其认真负责，鞠躬尽瘁，周末在家时也常常电话指导年轻的后辈工作上的事。因为在关西没有人脉，分社创立之初，他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他的工作量之大，使得他不得不暂停了给集英社下一本文艺杂志的供稿，他自己的书的出版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搁置。
那段时间他的颈椎痛得更厉害，每天晚上回去都需要我帮他按摩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他五十四岁的生日也是在公司过的，晚饭时匆匆吹完蜡烛又转头去开会。这种情况直到次年二月才稍有所好转。
次年四月，他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也是他的第一本书，在延迟了半年后，终于面世。这本书一经上架，便迅速售罄。据我所知，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也因此声明大噪。这本书后来更是斩获文艺春秋奖，赤苇京治这个名字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他本人对此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说，中国有位作家曾说“出名要趁早”，可他人到中年才突然走了“作家运”。自己领奖时站在一群年轻的新锐作家中间，总觉得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老古董”，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尴尬。
拿奖后，大阪大学邀请他出任特聘教授，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大阪住了一年。他收到这个邀请时的开心的程度远超他四十几岁升任总主编时的开心程度。
他说，人生这种东西真是非常有趣，常有一些发展让人觉得“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以及“原来一切早已有迹可循”。比如高中的时候我比他早一年进枭谷，而现在在我出任大阪大学排球队主教练的一年后，他也成为了大阪大学的教职人员之一。
作为特聘教授，他并没有什么需要完成的硬性教学指标，只需要偶尔回去讲一些讲座，或者是开一些短期课程即可。
暑假时他开了一门为期一周的暑期短课，他下课的时间正好比我训练结束的时间早半小时，因此他会到排球馆来等我结束训练，然后一起回家。他不想打扰我们，通常是坐在另一个场地旁的椅子上等我。有一回他穿了一件黑白双色的短袖，我远远地看着他，一时间竟然真的有回到十几岁时枭谷排球馆的感觉，那个时候他也是穿着黑白的训练服，坐在椅子上休息。
我结束后走向他，自然而然地伸出手要去牵他，学生们在我们背后起哄，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之后不再允许我在学校里牵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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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的有一天，我梦到我去世了的母亲，她和我说她很想我父亲。我午夜惊醒，出了一身虚汗。我心下感觉不太好，把这个梦说给京治听，京治听我说完，也觉得可能有事要发生，便陪我坐了一夜。果不其然，不到六点，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不太好了。我和京治立马收拾了行李回东京。
我父亲快要九十，算是高寿，现在去世，也是喜丧，只是我始终无法平静地面对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京治一路上都紧紧握着我的手，我透过他的手感受到他无言的安慰。
姐姐在家里守着父亲分不开身，因此到东京时，是我们的朋友木叶来接的我们。关东比关西冷一些，我下新干线后一直瑟瑟发抖，上了木叶的车后，我终于忍不住，埋在京治的怀里嚎啕大哭，五十多岁的人在这样的事上也控制不住情绪，我抬头发现搂着我的京治也在默默垂泪。
到家时，我父亲已经陷入昏迷，但呼吸尚存。一家人又在一起守了两个多小时，父亲在这时睁眼，双眼清灼，面色红润，我知道这大概就是那个叫做“回光返照”的状态。父亲开口，说出来的话清晰而有逻辑，简单交待了一些后事，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告别。父亲和我说完，便去拉京治的手，他对京治说：“谢谢你照顾光太郎这么多年，真是抱歉，之后还要继续麻烦你。”
京治说：“不麻烦的，木兔前辈也一直在照顾我。”
京治内敛，不太愿意在人前表现得与我过于亲密，这么多年在长辈面前依旧礼貌地称呼我为“前辈”。
父亲过世后，我在东京多待了一段时间。京治手上的工作多任务重，不能耽误太久，先我一步回了大阪。
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大阪已经开始大幅度降温，京治来接我时还带了一条围巾，替我围好后，主动牵着我带我回了家。他怕我还陷在父亲去世的哀痛里走不出来，特意申请了三天居家办公，好在家陪我。
我想我已经走出来了，但还是想多和他待在一起，于是决定任性一回，没有对他说类似“我已经调整好了，不用管我”这样的话。
自今年二月以后，他已经有很久没有在回家后让我帮他按摩肩颈，也很久没有在家里加班。直到这次他居家办公，我才知道他的颈椎酸痛一直没有缓解，每工作几十分钟，就要往后仰头一阵以缓解脖子的酸痛。
这种毛病不像胃病之类的，能够通过药食缓解。上一年年底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去看过一次医生，医生让他注意休息，不能长时间伏案工作，但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每天不得不连着坐在桌前好几个小时。
我绕到他身后给他按摩，他给我指了个地方，我便着重给他按那。他说感觉好了很多。
气温又降了一些，冬天是真的来了。我有一回起床的时候，发现京治的枕头上流了一大摊血，而他脸上还有已经凝固的血痂，我吓得赶紧把他叫醒。他似乎对这见怪不怪，说小时候也常这样，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因为冬季太干燥了，所以容易流鼻血。
我半信半疑。
但他无缘无故流鼻血的次数实在太多，那段时间经常讲话讲到一半，血就掉了下来。
父亲去世没多久，我真的害怕再体验一次至亲之人离开的感受，我让他一定要抽出时间和我去医院做个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医生也说多半是是因为今年冬天过于干燥，可以试试在家里放个大功率的加湿器，也许会好些。果然，添置了加湿器后，京治没有再出现这种的情况。
但我还是不放心，关东明明更干燥，京治在东京待了那么多年我都没见过他这样。
京治说，年纪上来了，加上这两年工作强度也变得大了些，以前没有的毛病、很久没犯过的老毛病现在冒出来了也是正常的。
我听到他说年纪，心道，是啊，没几年我们的年龄就要以六字打头了，六十岁和五十九岁的差别比五十九岁和五十八岁的差别要大得多，像是跨进了一个人生大关。五十几岁我或许还感觉死亡离我很遥远，一想到就要六十岁，突然就觉得死亡近在眼前。我经常豪言壮语说要活到一百三十岁，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也会因为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会在停止在哪一刻而感到惶恐与害怕。
三十年前，东京开放同性婚姻登记，我和京治登记结婚，现在算一算，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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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治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为着这也算半个大生日，一方面为着把去年没过成的五十四岁生日补上，准备得非常的隆重。我们难得喝了些酒，喝得半醉不醉的我们坐在客厅地上，像小孩似的抱在一起不愿意分开。
可能因为太久没喝酒，加之京治的酒量本身就不太好，次日他晕晕沉沉了一整天。但这种晕沉持续了三天都没好。他晚上答应我第二天白天就去医院检查，但还没等到天亮，他左手手臂突然开始发麻刺痛，这突如其来的疼痛直接把他从梦中叫醒。
我们半夜驱车前往医院，路上他的手臂已经恢复了一些知觉，但我还是很慌张很着急，以几乎是压着超速线的车速开到了大阪最大的医院。但我忘了这是在半夜，开得再快也没用，因为医院很多检查只能白天做。值班的医生听完我们描述的症状建议京治做一个颈椎核磁。半夜做不了核磁，我们只能再等几个小时。
医院很大很空旷，消毒水味充斥在每一处的空气里，也许是因为我的心也是凉的，我总感觉夜晚的医院阴森森的，于是和京治又坐回车上等天亮。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却再一次像之前听闻父亲命不久矣的消息匆忙赶回东京时一样开始瑟瑟发抖，想放点音乐缓解焦虑，结果连着按错几次播放按钮。京治比我冷静很多，和我说他的同事们也基本都有颈椎病，这不是什么大病，不要那么紧张。
核磁结果出来，医生一看，果然是颈椎突出压迫到神经了。但京治的问题比想象中要严重一些，原本对于颈椎病，医生通常会建议保守治疗，但京治这个情况，医生说，还是要做一个手术比较好。
我太知道这些伤筋动骨的手术存在着多少潜在的危险，颈椎又靠近神经，手术创伤大，后遗症更多，我是不太愿意让京治动刀的。我又带京治回东京看，看了几家医院，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保守治疗是不太行的。
京治说，那就做，早做早好，最坏的情况我残疾了，我没有爸爸妈妈也没有兄弟姐妹了，你不能不管我。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说，呸呸呸，不会残疾的。
我们还是决定回大阪做手术，毕竟我们的家现在在那。
手术前一晚，我一夜未眠，我想起我们家的另一个成员，是我们很多年前养的一只狗。它叫fuku，是一只体型偏大的萨摩耶。在我不在东京的大部分日子里，是fuku陪京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在我退役的前五年，fuku和京治大概比我和京治更为亲密。
犬类的寿命并不长，大型犬的寿命就要更短一些。fuku陪伴了我们十年，以十四岁高龄离开了我们。十年的感情，让我们早已把它视为了我们家的一员，fuku一去世，我们的小家又只有两个人了。从宠物医院回来的那天京治哭了一晚上，之后我们再也没养过小动物，他只专心侍弄他那些花花草草，因为花花草草要是养得好，能陪人一辈子。
想到这里，我不可自制地反刍半年前那种失去至亲痛彻心扉的感觉。虽然我和我两个姐姐的关系很好，但我们早已经有了各自的家庭，大姐甚至已经做了奶奶。父亲的去世代表着维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的线也断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和京治已经到了一个老无所依，只有彼此的阶段。
京治明天就要接受颈椎手术。这并不是什么简单的手术，那几天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虽然大多数病例都能痊愈，或是仅留有一些不影响生活的后遗症，但也不乏因手术神经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甚至是死亡的案例。我一看到这些我的心便悬了起来，我有点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京治我该怎么办，这个念头刚一浮现，我就痛苦得要捂住左胸。
但我觉得我也不能先离开京治，fuku去世的那天京治的悲切恸哭，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海中回放。
京治的手术时间在上午，进手术室前，他先同我单独说了会话。
他说：“自从爸爸去世后，光太郎变得胆小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担心我会突然死掉。”
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我似乎确实有些草木皆兵了。除了那次被他流鼻血吓到，还有一次，他只是因为感冒咳嗽了三天，我便硬拉着他去医院检查，生怕是肺部感染。
我说：“我很怕京治突然离开我，但其实我也害怕我会先离开京治。fuku走的时候，京治哭了很久。”
京治听我突然提起fuku，愣了一下，然后握住了我的手，说：“我也很矛盾。我怕死，我也怕光太郎死，我怕我把你一个人留下，也怕你把我一个人留下。fuku离开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到四十岁，如今已经五十多了，这个问题还是在那困扰着我。
不过，我现在好像想到了解决办法 —— task focus，活在当下，还记得吗，‘一球入魂’的真正含义。你知道的，我今天会安全地从手术室里出来，今天的我们依然健康地出现在对方面前，今天的我们依然相爱，今天的我们依然幸福，明天的我们也许会比今天更幸福。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无论先离开的是你还是我，留下的那个人难过几个小时，然后带着我们这几十年的幸福与美好回忆，等待再见面的那一天。这样，你觉得如何？”
我说：“可是你现在并不健康。”
他说：“我马上就要变得健康了。”
京治被推进手术室后，在外等待的我度秒如年。我们选择在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进行手术，这家医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过去，我曾在这里的接受了大大小小不下十余场的手术，那时京治就在我现在所在的家属等待区等我出来。如今，角色对调，躺在手术室里的人是他，在外面等候的人则变成了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以前京治在手术室外等我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煎熬，我完完全全理解了为什么他在得知我瞒着他做手术时，会如此的生气。
我明明坚信手术会成功，手术台上躺着的人会变得健康，但还是忍不住地心慌。
手术时间很短，算上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意识恢复了的京治嗓子肿得说不出话，但在对着我笑。
京治恢复得十分顺利，术后第三天就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一周后便出了院。一个半月后，他摘掉了颈托，三个月后的复查结果也非常好。
再到下一年夏天的时候，大阪分社比我们想象中提前了一些进入正轨。这一年里，我们正常地工作，平淡地生活，假期会去周边自驾游一圈，新年的时候还去了一趟皇后镇，关于南半球美丽的夏天，你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京治对它的记述。总而言之，我们又长了一岁，对对方的爱又多了三百六十五个二十四小时的分量。
京治在找到接班人后，提前从一线退了下来。他在来大阪前以为可以完全投入写作的时间还得往后拖两年，如今看来，倒是正正好按照了他原定的计划。在五十七岁这年，他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实现了他十八岁的梦想。而这本书也在我们搬到大阪三年后的这个夏天里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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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搬过来时种的樱桃树果然可以结果，京治曾经为之遗憾的两件事如今都已经圆满。
那两棵树第一年时还显得有些弱不禁风，结的果也又小又涩，到了今年，已经亭亭如盖，果实也变得又大又甜。艳红的樱桃结满了整棵树，仅靠我们两人根本吃不完。京治便将樱桃分送给每位朋友和邻居，又拿剩下的酿了一些樱桃酒。我们偶尔会小酌一杯，并在夏季奥运会开始的时候，邀请朋友们来家里一同品尝。
这次不仅日向来了，黑尾月岛他们也来了。那天是奥运会排球赛日本队的第一场，京治从杂物房里翻出一个我们好多年前买来看电影用的投影仪，支在院子里，然后我们一大群人挤在那两棵樱桃树下边烧烤边看比赛。
日本队势如破竹，获得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那些年轻的队员们脸上因胜利而挂着的笑容一如我们当年。
岁月如流，今年距我第一次上奥运会打比赛已经过去三十二年，距我在枭谷第一次接京治托来的球已经过去四十一年。
我想起我们刚种下这两颗樱桃树的那天，我躺在他身边看了会没戴眼镜安安静静睡着了的他。夜色抚平岁月在他脸上冲洗出的痕迹，他的眉眼与年轻时并无二致。我抬手摸上他的脸，轻轻摩挲他的眉毛，总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让最好的月色留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木兔光太郎
2052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