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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吴哲闭着眼睛，感到双人床的那侧稍稍塌陷下去。他不大清醒，好像还停在刚才的梦里：一艘高大而古旧的船，浑浊的水面，岸上的灯，即使有灯，四面仍旧是漆黑一片。忽然，被流弹击中一般，他猛地睁开眼，说：袁朗？他侧躺着，眼前是他自己的手，掌心向上，手指微蜷，皮肤因周围的昏暗显出模糊的灰白，像有蠓虫似的颗粒在上面闪动。它看起来很陌生。这房间很陌生。黎明前的光线是混淆生死的光线。他听见他的心跳陡然变快，从他的身体里敲击着他，响得像他是空心的金属，可床那边的人顾自睡着，背对他，一动也不动。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只略响了一些：袁朗？不知为什么，话一出口，他就明白不是。这不是袁朗，袁朗没有回来，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他始终没能舍弃的幻想又与他相遭遇了：他还相信那是可能的。然而，为什么不？他看着那个熟睡的身影，并不感到诧异或恐惧，仅仅是想：为什么不？像他干脆是在反问这不请自来的无辜的人。那人醒了，翻了个身，看见他。他们一时都愣住了。窗外的天空极缓慢地转亮，慢得像水，在这灰白的水中，他认出身旁的人是他自己。看样子，至多十七八岁。那时的他在做什么？年轻的吴哲也瞧着他，在最初的猝不及防之后，很快便镇定下来，安静地打量他，打量这卧室。片刻他问：这是哪里？是我家，吴哲说。另一个吴哲就笑了：这倒不难猜。我的意思是，这是什么城市，还有，是哪一年？你多大了？这问题倒让吴哲想了一想。很久没人问过他的年纪，他也总不想它，它就像一颗扣子，从他身上掉下去了。他摸索那颗扣子。他说：我三十三了。他在心里说：袁朗已经失踪五年了。
坐在他面前的吴哲来自一条截然不同的时间线。这无需去问，他看到对方穿的权当睡衣的短袖衫，非常肯定他无论在哪个年纪都从没见过它。它是浅蓝色的，正当中印着三个铁红色的字：农四师。衣裳很干净，但字迹已斑驳，显然经受了太多次清洗，况且对于这细瘦的身体也太大了。他推了推手边的白盘子。盘中装的是他最后半袋速冻包子。趁年轻的吴哲专注于手里的早饭，他问：你这衣服哪来的？这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吧。这个？吴哲低头，按了下那似要剥落的字，这不是我的，是我朋友借给我当睡衣穿，其实是他爸的旧衣服。他听了觉得好笑：怎么，你这朋友自己没有旧衣服？哪知小孩儿说：是啊，还真没有，他本来东西就很少，要有也在部队呢。这时他却不敢问了。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像预感，但是太了然，那种了然唯有回想过去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可他凭什么把另一个他的将来当作自己完全懂得的东西？于是他只说：跟我讲讲你的朋友吧。
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刚认识几天的陌生人。可说是陌生人，又未免太不讲情分了。你会放弃早已制定好的旅行计划，跟着陌生人在全然陌生的城市下火车，甚至让他带你去他的家里住吗？他对十多年后的自己说：你肯定很不赞同，从你的表情我就能看出来。吴哲摸了摸自己的脸：是吗？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们是他们，年轻的吴哲说，但我是你，我当然知道他们看不出来的东西。我还知道，如果遇到别的能看出来的人，你就会倒霉，这种事情一般是这样的。他做了个鬼脸：你接着讲。
像这样，吴哲来到了位于西北边陲的小城。他是才高考完的学生，而这位陌生的朋友，就是袁朗，声称自己即将转入某保密部队。在他既非孩子又尚不算大人的眼里，这些事情远比部队本身更加神秘。在此之前，他只从天气预报和新闻里听见过这座城市的名字。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袁朗在火车上那么胸有成竹地要他跟来，当他们走过狭窄的土路，审视着两旁新旧的店招，吴哲突然意识到他的无措：他平视前方，不发一语，两手摩挲裤缝，好像一时冲动而犯下职业生涯第一桩罪的人贩子。为了这个，吴哲却高兴起来。他很慷慨地说：我饿了。你不是说你们这里很多好吃的吗？肯定啊，袁朗笑了，抬手一指，你看，就那儿，那家面馆特别地道，我从小就吃的。哦，他摆出一副深思熟虑的表情，要是你从小吃惯了，那还能判断出是不是真的地道吗？袁朗抬起手，大概是想扇他的后脑勺，可居然忍住了，叹口气：算了算了，不动大学生金贵的脑子——你吃了就知道了。吴哲跟着他走进去，首先就不得不相信他当真是在这里长大的：店中或站或坐的人见了他，总要和他打声招呼，“回来了”，或者，“怎么现在回来？”后一种往往伴随着细心的审视，确认他四肢齐全才移开眼睛。另有好些人指着吴哲问他：这是谁？还有：这个小朋友是谁？这个小朋友，他说，这是我弟。
“开玩笑呢，”两手端了六只碗的大婶说，“你弟在学校，我昨天刚见的。”
“也没说是亲弟啊，我认的，不行吗？”袁朗领着吴哲到桌边坐下，挟起桌角的纸巾扔给他，“这下面刚上来的新兵，我带他见见世面。”
“你可别逗了，人家看着就比你见的世面多。这斯斯文文的，新兵？净胡扯你。”
袁朗就撇撇嘴。吴哲便说：“阿姨，他没瞎说，我真是新兵。”
“哎呀，好好好，还怪听话的这个弟弟……”
不可思议的是，年轻的吴哲说，如果现在你问我那碗面的味道，我会告诉你我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记得我承认它很不错，但我无法描述它的咸淡，羊汤散发出的热气，辣油和醋混合的口感。就好像，一旦意外地来到了另一个时间线，对原本的时间中的事物就不再保有具体的记忆。可是，他的指尖下意识地落在衣襟上，可是为什么我记得小城街头的气味，还有风，还有树林？那天下午，由于无事可做，袁朗带他去了附近的一片白桦林。他还记得他问：你不回家吗？走在他前边的人没有答话。既然不愿意回家，为什么非要休这个假不可呢？他们往前走，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吴哲一径地出神，连他们什么时候走进了林间也说不确切。突如其来地，树木从所有方向环绕住了他们。夏天的白桦林那么绿，绿得叫人感到那些树干一定要像这样，一定要有一只只深浅不一的灰眼睛，否则它们怎么回望满脸惊奇的闯入者，为他们着迷的神色暗自窃笑不已。在太阳光底下，头顶密密的叶子绿着，脚底的影子却是金的，这灿金又如水波一般折射到树梢，整片树林就是一座巨大的、震颤不已的涡旋。吴哲伸手去摸那些眼睛。他问：这也是你从小就来的地方？是，也不是，袁朗想了想，那会儿，这些树还没这么高。我也不清楚它们是什么时候长成这样的，我都在外头。
直到这时候，吴哲还背着他的双肩包，里边装有他出远门的全部家当，包括用于预习的课本和习题册。他们在林子里左转右转，终于找到植被高度和密度都令人满意的草地，才坐下来，他就掏出最厚的一本书。是本词典。袁朗瞧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说你是大学生，你还真学习上了？至于吗？吴哲就摇头：不是啊，我想待在这里肯定会睡着，提前准备个枕头而已。哪有这么硬的枕头？袁朗拿指关节叩叩封皮，响声清脆，你睡在这上边，颈椎都给你别断了。怎么可能，吴哲不满道，你不觉得这枕头很有古意吗？古人还睡陶瓷枕呢，也没见谁把脖子睡断了。一旁的人摸摸后颈，没再接话。他索性就躺下来，望着很高的树尖。它们像一柄一柄箭矢，可因风轻晃时又像是弓本身，这样矛盾地站立在他们周围。盯着最明亮的地方太久，眼眶就有些发酸，滚水般的阳光使他头晕目眩。他正想起身，那头飞来他自己的宽檐帽，正正好盖住他的脸。再看就瞎了，袁朗说。他稍稍抬起帽檐，看见炎热的光线照到他身上，到处是不规则的白色斑纹，像很多场极小极小的火在烧。他在他黑色的帽子底下扭过头，再次问：你怎么不回家？
为什么他记得热的感觉，树阴的感觉，记得把发烫的皮肤藏进清凉的影子，就像酷暑的正午突然走入了溪水？从细窄的缝隙后看，树林的形象更模糊，只是些许涂抹出的色块。他枕着他的词典，听袁朗说：我爸妈都是从很远的地方到了这儿的。他说：他们干过很多，很多从前甚至没想象过的事情。你不知道，稍微往南边走一点儿，那里的草甸有多大。人望不到它的边，马也望不到，那样的绿海让人觉得恐惧，马匹却会感到宁静、安全，有时它们忘记自己驮着驯服它们的人，远古的时间仿佛重新回到了它们身上，只有草地，同类、伙伴和天敌的气味，然后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他的妈妈是卫生员，爸爸起先跟着牧民放羊，骑着马，一周之内摔下地好几回。打从最开始，她就先记住了他半张脸涂着碘酒，嘴唇豁了道血口的模样。他始终也没能学会骑马。他的身体具有无论如何难以祛除的笨拙，使得他必须反复地为自己的思想道歉。他也垦过荒，差点垦没了自己和其他队员的脚趾。还有一回，他钻进胡杨树洞里躲雪，却被大雪生生埋在了里面。日落之后，洞中伸手不见五指。他触碰到什么柔软温热的东西，同他一般处境的动物，爪子按在他的手心。他不敢摸索到它的头部，唯恐它一口咬掉了他的手，但它只是和他依偎在一起，脑袋依着他的肩。天明时分，它不知向何处一退，他整夜的热源就不见了。他这才明白真正受困的只他一个，它原是来去自如的。大概听到这里的时候，吴哲在白桦林间睡着了。 醒来时他发觉天已暗了。深青色的树顶上，星星亮了，一轮弯月悬在那里。他不知何时滚下了硬枕头，半张脸埋进草丛，一只蚂蚁沿着他的鼻梁在爬。他坐起来。袁朗说：回去吗？手里拿的是他的习题册。他还半梦半醒的，见状却急道：你别做我的题！说罢就见袁朗瞪着他，半晌才接口：我帮你做题？你白日做梦呢？实在这也不是白日，是黄昏的后半：金红的云霞过了，四周静穆，像有一件事确凿地结束了。天是很冷的蓝。吴哲完全地醒了过来。怎么会说这话，他想，太可笑了。准是高中给你留下阴影了，袁朗摇摇头，感叹道，可怜的尖子生。
他停下来，不讲了。他说：该我问了。总不能就让我一个人说吧，那你未免太以大欺小了。好吧，吴哲说，你想问什么？他把用过的餐具端回厨房，顺手打开了台板上的收音机。这是周日，晨间新闻刚过，扬声器里传出柔和的音乐声。十七岁的吴哲看他洗碗，要伸手，总被他挡开去。他似乎在犹豫，最后问：你一个人住吗？
“对。”吴哲注视着指间的水流，层叠的，白色的泡沫，“也不是……其实，本来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人。”
“是袁朗吗？”
他转过头。就在那一瞬之间，他肯定他看上去并不惊讶，如同面前这张稚气未脱的脸一样。好像这里有一面镜子。寻常的镜子使时间开裂成均匀分布的两份，此刻与它的复本，如一颗沿中线切开的粒子，但他们当中的镜子使时间折叠，把切割后的微粒奇迹般地归还给它失散的同类。他笑了笑：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想，另一个吴哲说，假如两个还很陌生的人能在树林里待那么久，而且事什么都不做，这当中已经存在某种很接近爱情的东西。他还说，这进一步说明，爱情可以同时像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吴哲擦干了手，问他：你谈过恋爱啊，准大学生？他说：还没有。可能，等我回去。吴哲失笑：要不你还是再等等吧。
袁朗是这样一个人，他告诉十多年前的他自己。几年前曾有一天，他发觉他的花坛里多出了一棵他没见过的芽。它绝对不是杂草，可他不能确定它究竟是什么。这株不请自来的小苗就这么安下了家。每天中午他总要在花坛边坐一阵子，因此总是问它：你会开花吗？你是什么花，从哪里来的？它当然不会回答。他眼巴巴地等了几个月，春夏交际的时候，它开花了。是一支绿绒蒿。他说：绿绒蒿是流石滩上最好看的花。如果你没见过它，你想不到它是那样地美。它的花瓣像初夏傍晚才现出云霞的天。阳光照射时，它是半透明的。目睹它的人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要开在山上，如果风再猛烈一点，浅绿的茎一定就会折断，连同花盏一起被席卷到天上去。可它偏偏就是高山植物。它为什么会到他的花坛里来？晚上，在办公室帮袁朗整理数据的时候，吴哲问他：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哪知道。”袁朗叼着烟，愁眉苦脸地瞪着电脑屏幕，“准是什么动物身上掉的。松鼠？要么就是鸟。裹在鸟粪里了。”
“这种花大都长在喜马拉雅山区，距离我们还远着呢，什么鸟特地从那里飞到这里来拉屎？要是来过冬的候鸟，那季节也不对啊，怎么春天才来？松鼠，那更不可能了。你还不如说是熊瞎子呢。”
“谁说就不可能了？不是有这么个故事，说一只鸟从它住的国家飞出去，飞了很远，结果一箭让人射死了……”
“哇，队长，”吴哲登时惊叹，“你怎么能把这故事讲得这么乱七八糟？‘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就是这只鹰自己飞过院子的时候掉下来死了，身上穿了支箭，孔子认出来是东北方的部落造的，和陈侯的家距离很远很远。”
“哎，差不多嘛。你别说这个孔老头子，有时候也还有点儿意思。你看你也挺好，你记性好。”
说这话时他笑了一下，可视线没离开屏幕，整张脸被映得发蓝，加之眉头紧皱，咬牙切齿，看去不免有几丝鬼气。吴哲推一把桌沿，办公椅就往后退，退得远了，几乎到了台灯光的边缘，从那里望着他。他飞快地抬头，说：怎么？把烟蒂掷进了烟缸，又说：跑哪儿去干嘛，你千里眼啊？他不作声，袁朗也不移开眼，好像这一点光照的变化合该细细考量这样久，好像他的脸孔上有什么亟待辨明的东西，缺少了它，这例行的加班决计无法顺畅地进行下去。队长，吴哲说，那花是你种的吧？我可不会种花，袁朗说，你以为我跟你似的。他只耸耸肩：我很喜欢。事实上，我认为绿绒蒿是最漂亮的一种花。之前我也想过种来试试，但总担心养不活，就算了。现在想想，它在冰川上都能活，在我们这儿有什么不行的？它开花了，我觉得很开心。
“绿绒蒿？”袁朗也往后退了些，一手搭着桌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以前的战友寄给我的，他去了他们那儿做协助工作。”
“你这么说，就是承认花是你种的？”
“是又怎么样？丰富物种多样性，这不你说的吗。改天搞点儿葱给你。”
“但是，”吴哲看着他，当真很开心地笑了，“我现在又怀疑，花其实不是你种的，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你怎么证明真的是你？”
怎么证明？十七岁的吴哲坐在他一个人的沙发上，满脸严肃地思索这件事。可不管你怎样想，实情就是，要向不在场的人证明自己曾经在某处埋下过一颗种子，这是绝无可能的。你甚至不能证明，如今开放在地表的花就来自你曾握进手心的那粒种子。即使你的指甲里有残留的泥土，即使泥土上遍布你的指纹，和另一个人的指纹层叠交错在一起，即使你主张你希望的和你获得的确确实实是同一朵花，那仍然是不可能的。况且，谁能真的得到自己想象过的那朵花？假如你亲手翻掘过土层，你就会明白，人在劳作时不会分神想象什么，也无暇去许一个愿。能被证实的只有花的存在，稍纵即逝的，但是下一年或许又会回来的幸运。那天深夜，他对面前的小孩儿说，其他的人早就呼呼大睡，我们蹲在花坛边上，要证明到底是谁种下了绿绒蒿。在那以前，他们先进行了大约十分钟的赏花活动。到赏无可赏之际，袁朗说：你问它，是不是我种的。要是我，它就会点头。吴哲不大服气：什么歪门邪道？能不能讲讲科学？话虽如此，他凑近那花瓣，像凑近小小的蓝耳朵，指着身旁的人问眼前的花：绿绒蒿，你看看，是不是他种的你？哪有这么问的，袁朗抗议，好歹要把我叫什么加上吧。也是，吴哲从善如流，绿绒蒿，我问你，你是不是袁朗种的？是的话你就点点头。他问得太认真，袁朗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被怒目而视。他当即举起手：我不是故意的啊，谁让你……可就在这时，夏夜的微风拂过，浅蓝的花轻轻摇曳，像正对着他们微微点头。
怎么证明？一阵风不能证明任何事情，花那么小，那么轻，要它点头，就是产生某种肉眼可见的震颤，理应是非常简单的。这之后，绿绒蒿又开花过两次。但他只去过一次袁朗失踪的地方。那不是什么确切的地点，反而是一片很广阔的区域，好像一个人能把那样大的空间全然占据。比起“去过”，或许该说，经过。那里有很多树。绵延的，似乎没有边际的碧绿的树冠，同时给人以坚硬和柔软的印象。一向来他相信茂密的植被象征着安全，树木是善良的，它们所怀有的恶意永远不会多于自然的恶意，在它们当中，你能找到一道屏障，还有活下去需要的一切。可是经过那片树林的时候，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这样相信。他想起了那朵花。树，他不出声地说，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树，如果你知道袁朗去了哪里，你就点点头。他还说：如果你见过他，你就点点头。他边说边在心里想袁朗的样子。还有：如果他曾经从你的身边跑过去。还有：如果他死在了你脚下，如果你见过他的血。如果，如果他的骨头在你的土里。他本以为，他记得树也是常常在风中轻颤的，但那天它们只是笔直地立在那里，好像凝固了，成了化石，绿莹莹地回望着他。怎么会说这话，他想，太可笑了。
“但是这太快了，”十七岁的吴哲也发出抗议，“你能不能从头开始讲？回到第一个故事那里。那时候你们还没在一起，是吗？”
“对。但是吴哲小朋友，”三十三岁的吴哲说，“只有在你很小的时候，时间的流速才是慢的。到你这年纪，它已经开始变快了。”
“也许是这样，可你说的是现实生活的时间，不是记忆和讲故事的时间。而且照你这么说，你的时间得有多快？”
“首先，我才三十三岁，又不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其次，时间的加快也不是线性的。就我的体验而言，它更像是……你见过尺蠖吗？”
“见过。毛毛虫嘛。”
“毛毛虫的一种。不同的毛毛虫，移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尺蠖爬行时，先是很快地弯折身体，然后慢慢慢慢地往前伸展，校正方向，再一点一点地落下来。我现在的时间就像那样。有时它处于弯折的阶段，有时在伸展。”
“那今天呢？”年轻的吴哲望向他，谨慎地问，“今天是哪个阶段，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他忍不住拍拍小孩儿的头，笑道：“没事的。”
由于吴哲不管不顾地倒头就睡，他们回家时已过了饭点。袁朗说这很好。他这么说，吴哲才想起来：他讲的那些陈年旧事压根就不能回答问题。再问，他想袁朗该觉得烦了，他到底在人家的地盘呢，不愿意说也就算了。但是，他告诉许多年后的吴哲，我还是弄明白了他为什么回去，虽然完全是出于巧合。他回去是因为他的妈妈病得很重，也许很快就要走了。不过我的时间还不是那么快，所以我就慢慢说吧。
在一层的砖房里，他们也不开灯，做贼似的悄悄进屋，摸到厨房吃还未冷透的晚饭。袁朗举着勺柄比比划划：从这头出去，对面就是我爸的房间，他隔壁是我姐住的，以前我跟我弟住一块儿，不过他住校去了……说着一拍脑门：不对，他把褥子都卷走了！没事，天热，我睡地上就行。吴哲眨巴两下眼睛：怎么我刚醒又该睡觉了。谁知道你这么能睡，袁朗摸了个杏子来啃，嘴上不停，我喊你来着，你压根就不醒，睡得一会儿七十度一会儿四十五度的，真当你还长个儿呢？别长了，睡姿也改改，到了学校别从上铺滚下来。吴哲没应声，看那杏子在他手里越来越小，浅色的果肉在夜色中格外显得赤裸，有一些干脆是水，渐渐地淌下来。静了一阵子，他问：那你妈妈呢？袁朗正掰那果核，愣了一下：你怎么专问这种问题？吴哲忙说：对不起，我只是突然想到，你可以不回答。你对不起什么，他攥着那果核说，她在医院呢。小孩儿就点点头。他又说：你不想睡觉，那要不再出去转转？吴哲看向他，不大确定的样子。袁朗说：我家有马。
他家当然没有马，年轻的吴哲说，但从你的表情来看，你一点也不意外。他说的马是一辆自行车。城里边没什么可转的，其实他带我去那片树林完全是天才之举，它比小城另外的部分都好看。他骑着车，驮着我在街上瞎兜了两圈，问我是不是有点无聊。我说是有点，他居然说：那你来骑吧。我就这么把他载回了他家，那不像娱乐消遣，纯粹是晚锻炼。他还说这样的锻炼对我有好处，等我回家了也要继续坚持，简直不可理喻。他忿忿不平，吴哲大笑，说：这话倒也没错。顿了下，又说：真好。可能吧，同样属于他的声音说，我不确定这好不好。
袁朗和袁明的房间很小，两张床险些就要挨上，间隙只容一人通过。床也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孩子的房间。一张床果然空荡荡的，另一张铺得整齐，进门时吴哲却有奇怪的感觉，好像反倒是袁朗的床从来没人睡过。床边有扇窗户，望出去是院子，爬藤架高高立着，上面什么也没有。他又想问，张开口连忙屏住，袁朗瞟他一眼：怎么了？金鱼似的。吴哲小心说：你弟弟……哦，他拿起枕头，拍了两拍，我弟读职校，学厨师的，平时都不在家。我姐结婚几年了，最近为我妈的事才搬回来。你看看，睡觉还是软枕头好吧。这话一点停顿也无，吴哲抱着他掷过来的枕头，只得接道：部队的枕头也不见得有多软。所以我睡地板就行，袁朗说。真不知那是个什么逻辑。
人的骨头，翻身时撞到木头的地面，即便实际是轻轻一下，听上去也尤其地硬，尤其地疼。躺在袁朗的床上，他暗自心想这是什么缘故。他看见的一切似乎都是硬的、冷的，白墙，门窗，窗外缺了植物的爬藤架，天空中刀一样的月亮，丰盛的星子像刀光折射了千万点。他小声喊：袁朗。怎么了？袁朗说。我睡不着，吴哲说，你睡床吧，我睡地上，不然我睡不着。可是没有回音。他等了一会儿。四周静得他感到自己能望见地平线，原来眼睛和耳朵可以构成切实的关联。他改口道：反正你睡上来吧。还是那么静。他开始怀疑袁朗睡着了，刚才是他做梦。可就在这时候，被他喊了几遍的人坐起身，伏在他床边说：明天我送你回去吧。送你去车站。
“回去？但我才刚——为什么？”
“你要不想回家，就接着去旅游，你不是有计划吗。”袁朗按了下他的被角，却不看他，“最开始，我不该叫你来的。抱歉。”
“但我没觉得不好，”吴哲侧过身，看清他的神情，不知为何就想流泪，“我觉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今天这么晴……”
他指着夜空。星星无比清晰，离这屋子很近似的。它们不停闪烁，就像打哈欠，从一处光源传染到更多、更多。他们挤在那张床上，也是这样头碰头地打着哈欠。袁朗告诉他，他始终感到是父亲的性格，那种无法改变的软弱，早在他和弟弟还未出生的时候，它断送了他们返回原籍地的机会。母亲本就有慢性病，长期在西北边疆生活使情况更遭，类似的事不算罕见，因此他不需要讲得多么仔细。这一趟，到了实在应该回家的地步，他只感到疲倦得厉害。有时心理上的抗拒会表现得像身体的疾病。讲到这里，他又说：就当我一时昏头，明天我送你，行吗？吴哲听着，不作声，却冒出一个念头：原来一点没什么神秘的。他想躺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其实简单得很，是他，而非一旁睡着的成年人，突然能如此看透对方的来由，生命的冲动和意志的成因。尽管此刻，年长的他自己严正警告他：你最好重新考虑你下的结论，它只适用于极小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但当时他想到他也会从十七岁变成二十四岁，然后三十四十，他会离这天晚上的星星更远，就算返回此地，看见的很可能不是相同的星群，像这样被它们驱使而向陌生的人坦陈一切，而接受陌生的人坦陈的一切，这必然不会再发生了。他问吴哲：你遇到过同样的，不是同样，你遇到过和它类似的事情吗？可能有，吴哲说，可能没有，无论如何，这一件事是属于你的。我一直睡不着，他说，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不过天边很早就有了亮光，这不算数。还是讲讲属于你的事吧。
这事发生在绿绒蒿开花之后不久，吴哲说。袁朗被捉去，转头又捉了他一起去总军区做汇报。那地方很远，一天打不了来回，得在招待所住一夜。就像这样，不大的房间，不大的两张床，只是过道足够两个人并排走动，窗外不是光秃秃的院子，是一座带假山的小池塘，水边还有凉亭。吴哲乐呵呵地跑去拍照，回屋摆弄着相机给袁朗看，拍的净是些蜗牛、石头、苔藓，还有水里张大嘴巴的红鱼。袁朗对着小方屏幕感叹：你下去打猎这么久，就猎回来这些玩意？他拿回相机，叹道：哎，无所谓，无所谓，早知队长你一点没艺术细胞。把你手上那艺术细菌洗洗吧，袁朗板着脸说，该吃饭了。
是如此这般相安无事的夜晚。他睡在靠窗的那张床，吴哲睡在门边。出差时总是这样。可到了凌晨时分，院子里静悄悄的，每扇窗后都熄了灯的时候，屋中忽然一声巨响。吴哲的床塌了。他坐在地上，虽说醒了，大脑还懵着，在一片昏暗里看见袁朗很快起身，拧亮了台灯说：怎么了？扭头一看这情形，他的脸上就也有点发愣。他走过来拉起吴哲，带着人到自己床边坐好，问道：伤着没？到这时，渐渐地，吴哲才觉得撑过地面的手腕隐隐作痛。小腿砸到了床架，说不出是酸疼还是痒。袁朗蹲在他跟前，握住他的手翻来覆去，好半天下了结论：没事，大概拉了一下，等会儿我去要点冰来。他的声音都还在犯困，多半只有听见响动时短暂地清醒了一瞬，说到一半时打了个哈欠，险些咬到被他攥着的手指头。他抬起脸，看吴哲发觉没有。吴哲说：咬断了算床砸的？他们就忍不住笑起来。严肃点，袁朗说，别笑了，谁知道这床质量怎么样。说着索性坐到地上，让吴哲把灯再拧亮些，找他腿上是不是扎进了木刺。他坐在那，突然完全醒了过来。温暖的、略显粗糙的皮肤，这样耐心而细致的摸索，好像在某个隐藏的点上，周围的一切会霎时间爆燃，就那么停止存在。他看见两幅白窗帘间露出一条细长的夜。蓝色深得像黑，像火药，最笨拙和直截了当的引线。他收回目光，发觉袁朗正望着他，好一会儿才问：哆嗦什么，吓到了？怎么可能，吴哲立刻反驳，好歹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他真想说：其实我整个人都睡在那张床上，并且整张床都是木头做的，因此它可能的刺很多，很多。袁朗站起来，不看他：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冰。
再睡下时已是凌晨。他侧躺着，面朝窗户，把轻伤的手搁在一旁的椅子上。袁朗探过身子，他先感到灯光被遮住了，再感到房间里暗下来，似乎对方不是关灯，是变了一个小小的魔术。很快他就睡熟了。清晨醒来，比醒在夜间轻得太多，好像睡梦是树梢落下的一片叶子。他没起身，小心翼翼地扭过脸。袁朗离他很近，这床毕竟也太小了，但他们之间还有极窄的一道空隙，太阳光照着它，充满了它，将它变成一层明亮的黏膜。毫无缘由地，他想到眼球，眼睑，靠近与贴合的弧度，在眨眼的时候，形成世上最简洁的阶段性的彼此占有。他想到他旁边的身体里有和他一样的血在流，这令他想转身抱住仍在熟睡的人，可他的手还在椅子上，仿佛与他的任何企图切分开了。其实他不敢稍动一下，袁朗很容易醒。如果你看见了那场面，他对年轻的他自己说，你肯定会觉得非常滑稽。后来他也真的说出了类似的话，在他打赌输给齐桓，被迫去洗沾满泥点的作训服的时候。你看，十七岁的吴哲说，你又快进了。吴哲停下来，问他：你想我怎么说呢？在我的脑子里，对这些事的记忆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把它们一件件分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吗？”他半信半疑地问，“以后，我也会这样吗？”
“没有人的记忆是完全有条理的。难道你记得清你三四岁的事吗？”吴哲想了想，拍拍他的肩，“可能，就是比一部分的人稍微再乱一点吧。”
总而言之，他输了一个很无聊的赌，孤单单地在水房搓洗袖口，思考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食堂做菜的规律他都记住了，前些日子还偷偷溜进厨房看了一圈，凭什么今天的肉菜不是……想到这处，就看见袁朗走进来，站在他边上。吴哲警惕道：你干嘛？紧张什么，来人露出一个笑，我督工，没意见吧？有意见有用吗，他垂下头嘀咕。怎么没用，袁朗说，你尽管提。他干笑两声，继续同泥点争斗。时候不早了，但他们这里不熄灯，周末尤其热闹，外边的走廊偶尔飘来高低的说话声，接着就是笑，笑声总那么响亮，从这头回荡到那头，像春天闪电。水房里倒是安安静静的。有个龙头坏了，怎么也拧不紧，一滴一滴地渗水，吴哲专门拿表来测过，间隔五秒，是个很合格的滴漏。袁朗踱过去和它较劲，开一下关一下，它坚贞不屈，总归是五秒。这可好了，他盯着它说，外头打雷，里头下雨。吴哲笑出声，抬起头，目光就在镜中与他撞上了。他们一时都没有动。楼上好些人跑过去，震得天花板咚咚直响。那这就是乌云，他想。但他不说话。他想起那天早晨，在招待所的床上，他长久凝望着他们之间的光线，好像只要它在，这里就不属于他们日复一日生活的寻常空间，而是在它以外，超出了它，不必听从它的管辖。一旦它消失了，他们就落回去。他等待它引起的热从他的身体上离开。可是现在，在寻常的中心，袁朗这样子看着他。可是他的双手还浸在堆满肥皂泡沫的塑料脸盆里，有一只裤腿长出一截，被水流压得很扁，紧贴住长条洗手池底部的白瓷砖。非要在这时候？他不能移开视线，不能不去看。可是，可是，这真滑稽。过了许久，吴哲猛地丢开了手里的湿衣裳。你什么意思，他说，为什么总在这么，这么好笑的——没办法，就是在这时候，袁朗走近他，像那天一样握住他的手腕，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因为，有时候，其实这就够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轻的。不好意思，他对十七岁的吴哲说，我又要快进了。就好比，几年之后，他记得也是夏天，早晨，或者可能是中午，铁路叫他过去，把消息告诉他，他觉得那也很轻，就是有人在他心脏的表层轻轻折了一下，造成一道很细巧的折痕。过阵子再去看，才知已淤血。是这样，其余的没什么好再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住在那深色的淤积里，但并不总是如此。像尺蠖，他说，记得吗？有时候他直觉什么不对：四面太亮了，他的眼睛看到周围的太多，好像他从他自己当中被拽出来，悬浮在他前方一寸的位置。他毫不怀疑所有事情都是假的，除了他和他自己之间的距离，无从言说，无从测量，像抽干了水却不能因此变空的海底裂隙。但并不总是如此。年轻的吴哲看着他，表情有些担忧。他笑了：我知道你是真的，我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梦。
“你，”小孩儿迟疑地，但是郑重地说，“你会想到死吗？”
“不。”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会的。死，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最终他还是答应让袁朗送他去车站。他觉得他不能不答应。车站实际在隔壁市，前一天他们坐了摩的，今天就好些，能搭熟人的顺风车，就是开面店的大婶。只不过睡得迟了，醒来时家中又是空无一人。外边太阳光金灿灿的，室内暗些，像座洞窟，桌上摆了两碗面，拿罩子扣着，凉了大半。吴哲坐下来，环顾四周。白日里这屋子显得更空，虽然干净，一下子看起来很旧很旧了。除了袁朗，别的人他谁也都没见着，好像谁也都不存在。他暗暗想：说不定袁朗是化作人形的妖怪，这里是妖怪的老巢。袁朗瞧他：瞎乐什么呢你？他说：没什么。可是刚摸到筷子，房门叫人猛地推开了。一个女人立在门边，多半是跑来的，喘得厉害，一时说不出话。袁朗忙过去给她顺气，问她：姐，怎么了？你，袁英说，转脸瞥见吴哲，视线却没有停留，你，赶紧去医院，妈快要——
我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让我也跟去了，十七岁的吴哲说，我想他们大概没细想过，那时候根本没空想。袁英是跑不动了，吴哲骑车载她，成了袁朗在后头跑，车身歪斜时就扶一下。如果你看见了那场面，他对年长的自己说，你肯定会觉得很荒唐。但当他们狼狈地穿过小街、冲向医院时，他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身后的确实是他的家人，前面不远处的白房子里，躺在病床上的是他的妈妈。路上袁朗还问：袁明，袁明呢？打电话了，袁英坐着，可仍旧喘个不停，打过了，但是太远，太远了，我不知道……他们风风火火地上楼，跑过走廊，跑进房间。进门的一刻，先前的声音全都静止了。吴哲简直不敢呼吸。他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她一点也不老，只能说是个中年人，虽然他早就明白尚未衰老的人也会死的，此刻仍惊异于她面容的宁静。那甚至可以称作健康，让你疑心是什么弄错了，她本应还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可是转瞬之间，那平和的脸孔猝然皱缩，五官扭结起来，稀薄的一层血色褪去，代之以枯竭的、可怖的青白色。一旁的护士过来，为她注射止痛。她的神情又舒展了。他们就此开始了等待。
关于“快要”，应当说明的是：没人能判断它指代了多长或多短的时间。赶到医院是上午，来时乱糟糟的，一坐下来，也就是这么茫然地静着。吴哲觉得病房像裹在好多层打湿的纱布里，像那中心有一团火，不能让它熄灭，也不能让它蔓延，只能是守着它，忍受这湿漉漉的使人窒息的空气。他们一人坐在病床一边，彻底地将它围住了。袁朗背对着房门。袁英在他的对面。当中有人进来，吴哲转过头，见是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戴着眼镜。爸，袁英说。袁朗的手动了一下。吴哲想起来，先前他只问了弟弟，却没问一声父亲。男人在屋子里来回地走，一点不在意他们中的不速之客，或许他根本就没有看见。忽然他站住，说：我抽根烟，有事叫我。说完就出去了。剩下他们彼此看着。母亲睡了，可眼睑不能完全闭合，总有两道隙缝，露出眼白，深色瞳孔的一角像秘密的字。袁朗垂头看了看表，说：他们去车站的车……我不回去，吴哲轻声说，别再叫我回去了，好吗？他别过脸。袁英倾过身子，按了下他的手。
那不是我第一次目睹人的死亡，他对吴哲说，可能袁朗也不是，但我没告诉他，也没问他，因为这不重要。既然他这样说，吴哲就没有告诉他：以后你还会见到袁明，会看见他和妻子一岁的女儿抓周。袁英会给你寄很多零食，让你在宿舍里得到临时优待，整一个月都不用自己洗袜子。至于他们的父亲你不会再见，短短一年之内，他也将因病逝世。很多年你都不会知道这个，也不知道袁朗有没有为此再回家一趟，事实是很多年里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那情形与他的失踪一般无二，好像某种说不清是残酷还是仁慈的预演，其实这就是一个人只和自己一道活着的感觉。可或许这些事不会再发生一遍，或许那个另外的时间另有它的规则。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对他自己说。
正午刚过时，有那么一会儿，病房里其他的人都出去了。袁英到楼底等袁明，袁朗下去买几人的午饭，他们的父亲始终不断地离开、返回、再离开，突然之间，单剩下吴哲守着弥留之际的病人。那不过是很短的一阵子，可是坐在那里，不能不感到它漫长得永无尽头。他挪近了些，坐到袁朗先前的位置。这一副母亲的面孔，紧贴着骨头，由于死亡的迫近变得很薄，任何的细微变化仅存在于它的表面，不能再传入身体的内部，再使后者做出反应。他想起他读到过，人死时最后消失的是听觉。触觉，它排在前边，太用力的触碰，或者就是寻常的抚摸，会令将死之人感到疼痛。他伸出手，用他最轻最轻的动作，握住那只手的一个指节。它很瘦，但并不冷，也许冷的感觉尚未传到这处，它还不知自己是垂危的手指，只是诧异于今天它这样笨拙。他松开手。
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夜里离开医院，吴哲说：我得打个电话。别人还在外头忙着，他独自坐在客厅，袁朗出去前把灯打开了，照得室内透亮一片，和黑沉沉的夜隔绝开来，反而像变小了。电话拨通之前，他本已打算好要说的谎：路上碰巧遇见同学，三五个人打算到西北转转，他决定与其单独行动，倒不如和他们一起。可是听见沈琼在那头喂了一声，他不知怎么就讲了实话。实话又更加颠三倒四，他说：妈，我跟刚认识的人下了火车，我很好，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的爸爸在胡杨里躲过雪，但是他们的妈妈死了，我碰了一下她的手，不知道有没有弄痛她，但是那时候……他说：我记得你拉着爸爸的手，是不是如果从开始一直拉着，躺在那里的人就不会觉得疼？袁朗进屋找火柴时，发现灯又关了。吴哲坐在电话机边上，一声不吭地流眼泪。他叹了口气，慢慢地走过去。他可能会说，吴哲想，他八成会说你哭什么，或者别哭了，或者，我就叫你先回去的。大人总那样。可袁朗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把透湿的脸贴在自己的衣襟上。
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他们一道去扫墓的时候，袁朗讲起好多年前的一场葬礼。是一位很年迈的阿訇，说不定足有一百岁了。他出殡时，几个青年给他换上整洁的新衣服，拿白布裹了他，合力抬到肩上，就那么走出门去。他们在日头底下走，许多的人渐渐聚拢了，沉默地跟着。四面全是白茫茫的光焰，好像门外简陋的城镇消失了，成了沙漠，沙漠又消失，成了水。镇子，沙，水，这完全构成一整条严密的逻辑链。走了好远，队伍才抵达世代埋人的地方。就在那里，他们把裹着白布的阿訇掩埋了。他怎么会记得这个？那时他才出生不久，按理说，他不该有如此清晰的印象。也许是父母或姐姐提起，他就将那画面据为己有，当作是他亲眼见的。现在，吴哲说，我也觉得我真的看见过。你对别人讲了什么，就是把你讲的故事分给他们一点。好比说，现在我拥有了你的一点点记忆，你也有我的。或许我的记忆不会再增多，只会变得模糊，混沌，进而碎裂减少。这毕竟是最常见的悖论：时间越多，记忆反而越少。
“但是你还相信，对吗？”十七岁的吴哲说，“你还相信，说不定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
为什么不？无论在怎样的时间里，他们都曾听过，见过，无声无息地消失，而后全无征兆地重新出现的人。那些人都变得和过去很不一样，然而这有什么关系？他愿意接受那样的改变。假如你认识到一件事、一个愿望的非理性，可仍然选择相信它有可能发生，别的人就会说：这很荒谬。然而说到底，相信的最底层必然含有一点荒谬：任何知识里都包括他人的知识，任何经验里都包括他人的经验，你没有理性的根据，但你必须选择相信他人，除非你能赤手空拳，生造出所需的一切。尽管，有时很多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人的下落。袁朗描述的葬礼，如今也不再那样举行了。最麻烦的是，如果选择相信，你会不知拿这些记忆如何是好：不能承认它就此封闭，无法将它全然打开，像拾起一张秘密的相片，不忍烧毁，又不忍细看，全因焚烧不是销毁的唯一方式。做了这个选择，你就总是生活在某种凝滞里。这里有太多层叠的矛盾。可是，简单而言，吴哲说，我一直，一直都相信。
“你也可以把那些事都告诉我，”十七岁的吴哲说，“平行宇宙，你们的保密条例管不了那么远吧？要不，你写下来，我保证看完就烧了。”
“想什么呢你，又不是当特务。”吴哲一时啼笑皆非，摇摇头，“不是这样的。你说你是我，但你不是，你明白吗？你没必要，也不能对我的故事负责。”
“可我肯定还是会爱上他，对吧？你看，我就说，遇到这种人你会倒霉。”
吴哲就轻轻推了他一把：“好了好了，别整天想这个。你有专属于你自己的倒霉，和我无关，可以了吗？回去尽情地倒你的霉吧。”
“我知道了。”小孩儿说，“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想告诉三十三岁的吴哲：当他莫名其妙地回到那间屋子里，无人知晓他已失踪将近一天。就好像他掉出这个宇宙的时间都不作数，他在时空的夹缝里看见了另一个他自己。他留到了葬礼之后。那和他参加过的别的葬礼没什么分别。他们的父亲哭得很厉害，把眼镜片都沾湿了，也没想到要取下来，等他记起这事，人群已散了，他的眼泪已不像先前那样地流，是不是摘下眼镜又变得无所谓了。那天晚上他们经过城里的小公园，当中有一条河，并不通航的码头上锚着一艘船，是木头做的，很旧了，可能从来也没有航行过。河岸两边有灯，灯太暗，太稀疏，在浓黑的夜里孤苦地漂流。也是那天晚上，三十三岁的吴哲做了一个梦。他和袁朗并排在水房里洗衣裳，泡沫飞溅，下雪似的。洗干净的作训服挤在脸盆里，他跑上楼，囫囵地将它往齐桓脚边一丢，说：菜刀，自己晾晾吧。齐桓吓了一跳，见了袁朗又吓一跳，拾起脸盆说：你俩发什么神经？他们瞧着他，笑个不停。在没有开灯的宿舍里，那双因用力搓揉而发红的手脱下他的衣裳，捧出他赤裸的，潮湿的身体。他躺在小床上，他的心轻得像肥皂泡，透明，饱满，并且完好无缺。哪怕它就这样，鼓胀得碎裂开来呢。他真想说：干脆碰破它吧。因为那也是好的，因为，那正是他想要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