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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去之后，我度过了一段漫长的适应期。第二天，那桩案件就在报纸上刊登，头版头条，用的是中间有裂缝的黑色字体，相当醒目。清晨我把报纸取回家，压平放在餐桌上，父母坐在桌子对面，一语不发，空气像是黏糊糊的麦片粥一样。关于这件事，我一直无法确定他们知道多少，尽管做了充足的保密措施，仍不能确定这些自诩了解我的人，是否从我微微颤抖的拿着勺子的手中，捕风捉影到了一丝警觉的气息。我沉默地将最后几口粥塞进嘴里，充分咀嚼后咽下，他们还是没有抬头看我。我背上包，走出玄关，把令人畏惧的寂静牢牢封死在家里。
从我家到校车接驳点，需要跨越半个居民区，这样和煦的早晨，正是居民们聊天的理想时机。在案件的阴影下，没有人抱怨停车费、失业率和交通问题，他们全在翻来覆去地引用报纸上的内容，“颈动脉破裂”、“甚至还以同样的手法杀掉了狗”……我本人所住的区域离杉本家尚有一段距离，不难发现传播到此的非官方信息多数已经变质，有人说警察已经抓到了嫌疑人，是住在立交桥下的流浪汉，另一个人声称自己的亲属正是目击证人，凶手是个身材高大、给人以威压之感的男性。
前夜的雨还没有干透，混凝土地面上棕灰斑驳，我低下头，顺着那些痕迹，同时绕开水坑和人群，来到学校。我们被告知今天上午需要配合进行调查，按照学号的顺序，一个个被叫到有着鼓鼓囊囊的沙发的小会议室里。我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有几棵松树的尖顶映在玻璃上，像是雕版画在塑胶薄膜上留下的影子，颜色同样暗沉，但轮廓却非常清楚，网一般的树枝和针状的硬叶。阳光像渔船一样缓缓晃动，投下长条状的斑块。
那个空座位显得格外显眼，或许是因为背后隐含的信息，我能感觉到，同学们在走过它的时候都屏息静气，仿佛那是传播残忍的源头，如果靠得太近就会遭受与她同样的创伤。无论对她持有什么态度——平日里她最好的朋友、在背后议论她是非的家伙、或是毫不相关，仅仅在必要时才说上几句话的人——都将自己的感受埋在面具般的沉重表情下，甚至点缀着几滴感伤的眼泪。我一直无法理解人的这种矫揉造作，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其他人，排队插队的人，比他们更快完成任务的人，迟迟不上菜的服务员，或许他们会希望，凶手并不是隐藏在这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中间的人，但他们确实在暗中希望其他人死去。所以所谓的悲伤，就好像一群待宰杀的鸡发现它们之中少了一只，而浮现出巧妙伪装后的惊恐之情。即使非常厌恶这点，我仍然露出了类似的表情。
模仿是我的天赋之一。曾经有女性和我表白，放学后把我约到空旷的实验室，我对她耽误时间的行为感到很不愉快，但仍然保持着温和模样，一边问她“是有什么想说的吗？”，一边猜到答案，这种事再明显不过。她嗫嚅了一会儿，双手像一张网一样紧张地相互交叠起来，可惜并不符合我的审美，手掌到指根的过渡太突兀、指甲上有成排的纹路，指节上也可见没有清理干净的毛发。直到我听到耳边响起那句话，才抬起头来。坦承喜欢其他人的事实，就好像把伤害的权柄交到对方手中，我知道如果愿意，我可以答应，然后用我能想到的一切办法羞辱她，充满了阴私咒诅，因为那会让我很愉快，在一段时间后，我会丢弃她，我知道，我能做到让她自始至终心甘情愿地感到痛苦。不过，我并不出于恨意，也不是我的喜欢天生就比其他人扭曲，只是料想了一种可能性而已。然而，考虑到这样做可能给我带来的后果，我学着其他人的样子，谦逊地拒绝了，表示自己还没有这个打算，不过她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这只是例子之一，我能够得到如今的评价，支撑它的最主要就是对于其他人的模仿，不必做的和他人完全一致，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适当的情绪，大多数人就会自动把你归类到普通人这个框架之下，或许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心中都想着自己才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叫号非常迅速，每个人大都只花了五分钟左右，就推开门出来，脸上隐约流露出如释重负，这很奇怪，他们都不是凶手。我猜测警察只是在询问一些表层信息。轮到我的时候，我推开会议室的门，留意到沙发上留下的浅浅凹印，便自觉地坐了上去。正对着我的是个看起来30多岁的警官，他的身侧站立着其他两位，仿佛严密的羽翼。在他探身翻阅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他胸前的铭牌上刻着“东方良平”四个字。他停顿了很久，才慢慢地开口，询问我的名字、平时和铃美关系如何，以及昨天晚上在干什么。我流畅地回答，保持着与他间断的眼神接触。最后，他点点头，示意我可以离开。我正准备起身时，他叫住我问道：“你的头发很显眼，是天生的吗？”那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刑侦审讯中的某种策略，犹豫了零点几秒，用于回忆昨晚是否存在某些疏漏，但我为了掩盖它，特意穿了银灰色的雨披，也不存在有人能看见的可能性。因此我回答说，是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帮我推开了门。
回到教室，我看了看手表，自我进到小房间以来，过了7分23秒，比其他人花的时间长了些许，但我并不认为这能说明什么。我从小就是个宿命论者，接受各种各样的生死，因此哪怕在那个时候，我也全心全意地认为，在一场凶杀案中死去，就是她的命运，至于我，我应该获得非常幸福的生活，如果命运站在我这一边，它就应该保护我。傍晚，我走在熟悉的街沿边缘，却只敢走在阳光照亮的那一侧，尽管那已经是阳光本就十分虚弱的黄昏。
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并没有错，那或许只是一句无心之辞。警察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反而开始调查学校里那些臭名昭著的小混混，以及经常在那块区域出现的可疑人士。由于没有目击者，这桩案件在新闻版面上牢牢固定了十几天，那时候每天入夜，街上都空空荡荡，这是非常讽刺的事——当人们认为有一个可怕的幽灵在城市中穿梭的时候，犯罪率总是会降低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大多数市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安宁环境中，小镇有了一种新的秩序，大家井然有序地排队购买电影票，在电梯里轻声细语，堵车时也不再抢道，我对此十分满意。过了一个月，新闻版面开始逐渐被其他东西占据，遥远的中东地区的战争、新的癌症，人们的行为也故态复萌。
正是在那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切已经不同了。在一个故事结束之后，人们会在一段时间内还沉浸其中，但有一天就不再提起，仿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遗忘不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遗忘是一瞬间的事。那天我向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回忆着杉本铃美死前的脸，感伤和恐惧都不能减轻那脸上的痛苦，她的手无力地垂落在身侧，像一条温顺的蛇，正是它缠绕着她纤细白皙的脖颈，越来越紧，而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我读过《奥德修斯》，佩内罗普的手在织布机上穿梭，既织又拆，不知为何，当时我觉得她在手底下的就是命运……过马路时，我发现信号灯上的广告铁架上，更换了一个推销洗牙器的广告，这件事让我彻底地意识到，不断变化且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世界，已经与她远离，广告牌只是变化的冰山一角。她死了，我才得以专心致志地表现自己的爱意，因为活着的时候她不会容忍这些，世界处于不确定性中，而我不在乎，且始终如一，如果有人能与我一同……我突然后悔没有留下她的手作为纪念。
又过了几个月，连我对于此事的记忆也开始模糊了，只有藏在衣柜第三个抽屉的那个包裹提醒着我。它成为了小镇上的人共同的集体无意识，或许有些人还会梦到。被凶手杀害的是杉本一家以及他们的狗，推断的遇害时间是午夜，没有留下任何毛发、指纹或者脚印，警方调查了周围的所有居民，她的学校同学，他们的同事，始终一无所获，这一家人像是被某个无形的东西抹去了。名义上的调查还在继续，但实际上多半没有人会相信如今还能出现什么突破。那座房子被仔细地清理过，并且因为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人们在计划把它拆除；又换了一块广告牌；我考上了D学院。
生活被明确地划分成几个板块，18岁之前经历小学、国中、高中这样的转换，之后则是大学、职场直到退休。当然，在第二个部分，人们需要面对的东西会复杂得多，但这样被预先告知的过渡，多少能够纾解一些适应新环境时的紧张之情。那种曾经像是利剑一般灼伤我的欲望，随着大学生活突如其来地消弭了，就好像某种尤其厉害的传染病肆虐之后消失在雨林中，你不知道它何时会再来，只能通过一些征兆进行预测，对部落中的原始人来说，那是星象，对我来说是指甲。当它恢复到正常的生长速度时，我几乎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不受到任何事的干扰，也没有被发现的恐惧。
这所学校吸纳的并不仅仅是杜王町的居民，周边城市也会有大量前来求学的人，因此本地人大都对于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讳莫如深。我发现那样的生活很适合我，充满着规律和计划，可以将时间与精力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层面。我那时时常听27号奏鸣曲，莫扎特，仿佛那就是我井井有条的生命的缩影。
事情真正急转直下时，我的大学生活已经结束。80年代，文学系还有很广阔的就业前景，因此，我偶尔也需要参与由业界知名公司举办的各类应酬，以毛遂自荐。酒会前一天，我刚刚剪过指甲，它生长了令人担忧的长度。即使处理我的生活一向很轻松，我依然不能确定在七年内出现两桩手法相似的案件，会不会让记忆力不错的那部分警察开启新一轮调查，这算不上是很短的时间，然而当人们发现隐藏在看似无关的事情下的内在联系，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
欲望的感觉很难描述，像是无尽的海洋一样，让我深感眩晕，又像是需要喂养什么巨大的猫科动物，如果不按照它的想法行事，它就会发出连绵的、表示不甘心的吼叫。如此前后夹击下，我穿上西装，紧了紧领带的结，模仿出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应有的神情，以迎接传闻中的重量级人物，尽管在我心里只有对他们的蔑视。
这是个颇为现代化的酒吧，除了传统的清酒之外还提供各式各样的鸡尾酒，甚至是杜松子酒。我被迫喝下它，酒精穿过喉咙的感觉非常怪异，全无快感可言，谈话节奏甚至没有给我提供小口细细品尝的机会。我预见到自己将坐在这个桌子旁，在昏暗的灯光下倾听一群人细数他们在此领域的种种成就，时常点头，偶尔用得体的语言回复，直到天明。远处有人正在跳舞，我不了解的舞步。歌手唱着近似轻摇滚的调子，双手抓着麦克风轻轻晃动，他们随着节奏旋转。我还足够清醒，可以看清有几双皮鞋笨拙地碰到高跟鞋尖，又迅速地跨到另一边去，女人的手抓着裙子的褶皱、或扶着舞伴的腰，灯光只能照亮一半，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在文艺复兴时期……明暗交错。我的喉头一紧。
我转过头去，重新将视线落回正在谈着经历的长辈身上。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顺着他的话回答，就好像七年前我顺着来询问的警官的话来回答，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是东方良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追查这个案子，是否在某一刻感觉到挫败感，而选择放弃。我从来没见过能够切实地把长期计划转化为习惯——也就是说，融入生活本身——的人，除了我自己。灯光把我的指甲映得闪闪发亮，我意识到，命运让我站在人群之上。我或许向往做一个仁慈的观察者，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与之相冲突的欲望，因为畏惧和怀疑，我选择用道德压抑它，那么，我信奉的并非是道德本身，而是遵守它能够带来的安心和稳定，然而，让自己获得慰藉怎么可以称得上是罪行？在我动用道德来抑制这种感觉的时候，安心和稳定早就灰飞烟灭了。
想清楚这点之后，虽然客观条件没有任何改变，我却感觉自己变得纯粹许多。那些舞伴继续着充满渴望与忧伤的舞步，任由自己沉醉于歌词中，这些人与我如此遥远，他们为着我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献出自己的生命，心血甚至是骨骸。我继续与那些名流攀谈，他们已经点燃了烟，重重帘幕下，我们都看不见彼此的眼睛，也使得远方的人影变得模糊起来，只有歌手的声音在话筒里噼啪作响。我得体地回复了他们的话，几乎可以看到他们在脑内对我的评价：资质普通的人。这正如我所愿。或许是因为清楚了这一点，他们不再主动与我搭话，我终于能够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等待事情结束。
正在那时，我见到杉本铃美走出迷雾，靠在棕黑色的门上，穿着粉红长裙，黄色光打在上面，混合出奇妙的色泽，光线也让她的容颜变得不像她，但是从那双手中我可以认出来，千真万确。她侧身对着我，没有看我的眼睛。这当然是幻觉，在迷雾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么多细节，但我当时难道可能弄明白这些？我的身份让我继续坐在椅子上，只是远远地打量她，她没有舞伴，只是一个人随着流水般的音乐旋转，那不是轻摇滚的节奏，反倒像极了27号钢琴奏鸣曲。尽管完全是臆测，我相信自己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情感，或许是祝福。音乐停止后，她也走出了门，那个背影一下子就消失了，像是物体被投进水里，水面立刻恢复了平静。我对着同座的人压低声音，表示要去一趟厕所，立刻也从那扇门走了出去，那正好是空气的交界处，来自酒吧内部的氤氲雾气和凉爽的夜风混合在一起。
古希腊的渔民，会特意把网撒在冷暖流交界的地方，来捕捉适应两种温度的鱼群，我突兀地想到。生活中有如此多互相交融的东西，一切都在慢慢稀释，留下一锅沸腾的汤。或许刚刚那个时刻，正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她会彻底地散去，而我从此将继续生活，情感淡漠，不被极端的快乐和痛苦所左右，也不必承受他人的注意力，按照属于我自己的周期行动，最重要的是，始终能够保持平静，并感到安心。
两天之后，我得到了那支箭。这表明，命运的确是乐于站在我这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