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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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收到正式邀请，将作为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工业企业家代表出席在莱比锡举办的商品博览会。
列车到站时已经是下午，一辆挺新的敞篷汽车等在外面，准备着迎接从柏林来的施瓦茨科普夫同志和他的助手。海因里希穿着衬衫，把外套搭在胳膊上，拎着一个有皮革搭扣的手提箱独自上了车。他从后座上探过去与司机握手。
“我们的参展样品随后就由厂里的工程师亲自开车送来。”他解释道，“您看，我先到一步，是为了和展会委员会讨论工作的细节，算是先遣队员。”
“毫无疑问，施瓦茨科普夫同志。”司机说。
汽车穿过市区时，海因里希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掠过沿街风景。去年秋天，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下，莱比锡市已经办过一场试验性质的展览，他的工厂恰好为这个小范围内的展会提供了第一批样品。那时，街道两旁还有更多的废墟，军用车和队列不时经过。
在更早的时候，海因里希曾经随父亲在这里度过假期——冯.施瓦茨科普夫家的家庭旅行。通用电气托拉斯的一位董事会成员与老施瓦茨科普夫颇有交情，便趁着春季博览会举办期间邀请他们到南方度假。晚餐桌上，冯.施瓦茨科普夫家的大儿子，小有成就的电气工程师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对展出的新型无线电技术设备侃侃而谈，毫无疑问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您儿子讲起话来就像我们的首席通讯专家，”董事对老施瓦茨科普夫说，“这样的人才在全欧洲都是稀缺的。”
十岁的海因里希端坐着，正专心摆弄一个火车模型。和市集上售卖的纪念品不同，他手里的是一台“真正的机器”——来自马克林公司的特别委托订单，铝制的车头拆开来是货真价实的微缩发动机，按照董事的要求，技术员将这个独一无二的模型赠予他时，特意用装在小瓶子里的汽油展示了它的工作原理。
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好啊，小修理工。”
海因里希从高背椅上跳下来。
“晚上好，维利叔叔。”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异母哥哥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他本该从柏林大学经济系顺利毕业，找一份实业或是银行业的体面工作，他乐于与人交际，尽管从结果来看并没能讨得许多人的喜爱，却让他交上了一群社会活动家朋友，随后，维利加入了国家社会党。
1940年在罗兹火车站再次见到维利前，除了这一次幼年经历，海因里希对他的党卫队叔叔几乎毫无印象。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与热衷政治钻营的兄弟话不投机，很早就离开老家，即便偶尔回到柏林也只愿意带家人住市里的豪华酒店。他是典型的实干家，认为政治辩论虽然也促使人思考，却不能创造任何东西，看不惯包括自己的父亲在内的旧帝国勋贵家庭的虚伪，但在无线电专业领域里却也像个公爵老爷一样傲慢自负。他拒绝了许多大企业的橄榄枝，远赴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安家立业，因为看好东欧乃至俄国对于技术的需求潜力，想要在这片广阔新生的土地上着手建立自己的专利帝国。
大多数时候，在柏林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里，冯.施瓦茨科普夫的长子都是更体面和受称赞的那一个，小儿子维利则是大学肄业的反叛分子，周末宁可参加街头集会也不愿意去教堂。当然，在传统的大家庭里，这种事总是时有发生，谁也没有好的办法。
但对于年少的海因里希来说，神秘的，会特意在一群大人中和他聊天的叔叔要比严肃的父亲有趣得多。
人们开始谈论新闻，通用电气托拉斯的董事询问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是否有意回国发展。
“里加是个好城市，只是离俄国太近。”董事说，“您的杰出才能不该浪费在不受保护的土地上。”
“不受保护？您为什么这么说？”
“苏联还不是工业产权巴黎联盟的成员。”
“这倒是事实。不过，也许他们将要加入呢？”工程师沉思着。
一位穿灰西装，身材矮胖的男人插话道：“谁？布尔什维克？”
周围人哄笑起来。董事拍拍施瓦茨科普夫的手臂。
“这是不可能的。”
维利说：“干嘛玩这个，海因里希，你难道还想当个工人吗？”
“好的工程师也应该是出色的工匠。”海因里希皱着眉头，“父亲说的。”
“真有道理。不过，如果在柏林，像你这样年纪的小家伙应该来参加我们的青年营。”
“我才不参加政治社团。”
“哪有什么政治社团，”维利生气地说，用手指点着他的脑袋，“夏令营！小伙子们去森林里徒步旅行，摘树莓，钓鳟鱼和白鲑鱼，再大一些的还会学习打猎。”
“打猎！”
“依我看，你的里加没有这种有意思的‘政治社团’吧。”
“我们在海湾里划帆船，也很有意思。”海因里希垂下眼睛，“但父亲很忙，不是总有时间带我去。”
维利同情地搂住他的肩膀，“你真应该回来住。海因里希，我们德国人是要在自己做主人的土地上生活的。”
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是否曾考虑过在那时回国，如今已经无从知晓。就在同一年，在停不下的失业和破产浪潮中，纳粹党在大选里开始收获引人注目的支持票。不过，远在拉脱维亚里加的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对这些浑然不觉。
书架上一直摆着一列很漂亮的火车模型，铝制外壳，流线车身，螺旋尾翼。海因里希带着父亲的客人到房间里，吩咐女管家端来咖啡。
此时已经到了1939年的末尾，海因里希毕业在即，正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他原本照常要去摩托竞技俱乐部打发时间，但是从早上开始外面就阴沉沉的，午饭后果然下起雨来。他打量着客人，并不掩饰眼里的好奇：来人是个很年轻的工人，可能和自己一样大，这在来拜访他父亲的人中是很少见的。
年轻工人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在门厅里脱下帽子和大衣，露出被雨水微微打湿的黑发和瘦削脸孔。他安静地跟在海因里希身后走进书房，把抱着的遮盖着防水罩布的什么东西小心翼翼放在地毯上，直起身来，摘掉左手的手套，抹了抹额头。
海因里希注意到他有一双谨慎的灰眼睛。
“约翰.魏斯，是个修理厂的钳工。”年轻工人道，没有贸然与他握手，“弗里德里希.孔茨先生脱不开身，委托我来给冯.施瓦茨科普夫先生送订制好的机件样品。”
这是海因里希的生命中第一次遇见约翰.魏斯。不等他自我介绍，钳工魏斯就自顾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表单递给他，请他确认无误后签上名字。
海因里希犯了难：“可我对父亲的发明一窍不通。”
一窍不通是夸大其词，事实是他不想给自己平白无故添加一场实践考试。他深知父亲对待工作的严谨较真，轻易签字出了问题只会把责任转嫁给自己。
他看看窗外，并不把表单还给魏斯。
“您还是等我父亲回来吧。”
“可是，”魏斯诚恳地说，“我应该要赶快返回店里去，出来太久要算作旷工的。”
“急什么，外面下着大雨呢，赛车手们都休息在家，修理店能有多少生意。”他把咖啡推给对方，“对了，我是海因里希。”
魏斯点点头，“您好，海因里希先生。”
他没再谈论工作和孔茨先生，也没有顺着方才的“赛车手”和海因里希聊些什么深入话题。约翰.魏斯像任何一个随机的送货工人那样，除了签收单据外对顾客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不大情愿地接受了海因里希的提议，等到工程师回来亲自验收机件，对提出的几个技术问题对答如流，脸上却没什么表情，仿佛这一切再平常不过，收回单据后，就不失礼貌地向父子二人告辞了。
海因里希全程在场，他看出来父亲的惊讶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欣赏，果然，魏斯刚走，工程师就说：“孔茨什么时候雇了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人。”
“您之前去店里没见过他？”海因里希随口问。
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摇摇头，话题就结束了。约翰.魏斯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雨天里一样，无声无息地走进里加的德国侨民中。等到他们再次相见时，新年已经到来。
傍晚，海因里希从外面回到酒店，前台的女服务生叫住他：“施瓦茨科普夫先生，有位女士在等您。”
海因里希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七点钟，晚餐时间，当时市政广场上正好在敲钟。我向她推荐了今晚的菜单。”
“在您看来，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种问题怎么回答，”女服务生困惑地看着他，“不过我猜她是从国外来的，讲德语的时候带有口音。”
“哪里的口音？”
“您为什么不自己去和她聊聊呢！”
“好吧，您说得对。”
海因里希不太热情地走进酒店的餐厅，一眼就看到了那位等待的女士，她戴着一顶沙灰色的软帽，独自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来，对上了海因里希的眼睛。
“晚上好，奥尔森夫人。”
“施瓦茨科普夫先生。”奥尔森夫人轻柔地说，“您为什么不称呼我的名字呢，就像白天在展会上那样。”
“我没料到您今晚就会来，林娜。”
“请原谅，海因里希，我不得不这时候来拜访您，其实是为了另外的事。我想找一个人……您也许认识他。”
海因里希犹豫了。林娜.奥尔森双手交握，深灰的，目光敏锐的眼睛从细框眼镜后面凝望着，让他无端联想起里加港下的海浪，最终他做出了妥协，点了一杯加柠檬片的矿泉水。
“试试吧，”他含糊地说，“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林娜给了他几张旧报纸，日期上看，是两年前的某一期《人民观察家报》，大篇幅的宣传部长讲话和前线新闻被毫不在意地折叠过去，只展示出刊登在末版角落里的一条讣告，配有很小的一张葬礼相片。
他抚摸过报纸上印刷的文字：帝国保安局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在赴外公务中车祸殉职。
起初，海因里希以为和林娜.奥尔森结识只是平常小事。
和平博览会的第一天，一家挪威船运公司的经理弗雷德里克.奥尔森对海因里希带来的海洋导航仪器样品大感兴趣。他是纯粹的商业专家，对工程学的东西完全是外行，因此向海因里希推荐了他的技术顾问，同时也是他的新婚妻子林娜.奥尔森。
奥尔森女士是德国人，而且巧合的是，她与海因里希一样，过去一直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这种隐含的亲切感在她告诉海因里希，自己婚前的姓氏是约尔德，父亲曾经一度在拉脱维亚里加的德国货轮上工作时达到了顶峰。
“每个里加的德国人都知道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师。”林娜显得十分欣喜，“我在受邀人员的名单里看见您，还猜想过会不会只是同名同姓。”
其实，海因里希对无论是“林娜”还是“约尔德”都毫无印象，尽管按照对方的说法，他们是理工学院的同学，也许曾经就在某条走廊里擦肩而过。不过他心底浮现的轻快的惊讶并不作假，林娜的出现好像法庭上意料之外的证人，给他在里加的那段仿佛已经隔了一个世纪的遥远青年时代做了确证。
他解释自己过去和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民间联合会的关系十分疏远，因此对住在里加的各位同胞并不熟悉。林娜露出了轻蔑的神情。
“侨民联合会！您难道不知道那群人都是法西斯党的忠实信众吗？”
“啊，当然……”
“我父亲过去在社区里受人冷落，因为那些人指控他虽然在法西斯党员的船上工作，却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坚信别人是劣等民族，”林娜愤愤地说，“他常说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师不屑与那类人为伍，是德国侨民的模范……您父亲现在怎么样？”
空气忽然变得沉重了。
“现在我知道您至少在1940年就离开里加了。”
海因里希露出有些苦涩的表情：“我父亲是被纳粹的特务暗杀的，这个案子在当时动静不小。他不肯回去效忠帝国，对他们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
林娜在胸前画了十字。
“对不起，海因里希。”
“为什么？真正的行凶人已经受到审判。有段时间，我甚至羡慕我的父亲，因为他不用直面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犯下滔天罪行，您一定觉得很幼稚可笑吧？”
林娜十分坚定地看着他。“我不会这么想。”
“您真是善良的人。”海因里希说。这时候，有人来找他说，柏林来的电台记者想要给各个占领区来的企业代表们拍一张合照。他向林娜道歉过后匆匆离开了。
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的上衣口袋夹着证件，介绍他是柏林阿斯卡尼亚公司生产导航仪器的工厂负责人。在等待拍照的间隙，他又见到了林娜的丈夫弗雷德里克.奥尔森，这才知道奥尔森夫妇持着英国和挪威的双重护照和驻德英军的入境许可，是从英国占领区过来的，他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林娜的身影。
拍照的记者海因里希也不陌生，不久前，他们在相当沉重的气氛中相识——沃尔夫也认出了他，由于正端着相机，只冲他点一点头。
等照片拍得满意，卡尔霍斯特的工业处专员也与他们这些企业界代表聊过之后，海因里希终于抽出空来，走到记者旁边和他问好。
“您还在为柏林广播电台工作，沃尔夫同志。”
马库斯.沃尔夫比海因里希年纪要小一点，但在政治履历上进步得多。去年秋天，海因里希收到通知，要他前往纽伦堡为他提供给同盟国的某些记录了帝国罪恶的文件做核实和陈述。这实际上成了一场不大愉快的旅行，尽管他是作为证人，法西斯罪行的揭露者和反抗者，甚至战争的胜利者来到这里，但重温噩梦并不轻松。
接待他的先是苏联人，后来又换成美国人，他们态度均是彬彬有礼，所有的谈话也都在烧着壁炉的暖和房间里进行，然而海因里希仍旧有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好像他身上的那段浑浑噩噩的法西斯的过去也正公之于众，放上庭审的被告席。
对他这样地位斐然的“帝国要员”却能做出坚决而彻底的反抗，美国来的检察官助理表示出了一些敬佩和同情，问他，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出庭作证，是否愿意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展示立场。
“只要您认为那是必要的。”
“您对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的去向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所有我能拿到的文件已经全部提交给苏联军事——”
“我是说，”美国人打断了他，这些话在连日的陈述中已经被重复过许多遍了，“您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补充的吗？”
“没有了。”
“他毕竟是个挺有本事的法西斯管家，您觉得呢？”
“他杀了我父亲。”
“还有无数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和共产党，不是吗。”美国人冷笑着说，“您和您的苏联朋友恐怕有误会，我的老板不计划包庇德国刽子手。不过对我们来说，您叔叔还有些特别之处，施瓦茨科普夫先生，他的手上或许没多少鲜血，却有些别的东西。”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应该明白的。”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海因里希的眼睛，“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的手上还沾着黄金。”
在这类语焉不详的对话之后，法庭的取证很快结束了。由于火车晚点，海因里希只好在城里多停留一天，傍晚他心情沉闷，沿着运河散步时经过一艘空置的旧驳船，有人正靠在绑着绳索的缆柱上埋头写些什么。
他忍不住停下来，隔着一段距离，在岸边远远看着，几分钟后，他惊觉自己在回忆华沙。
——在维斯瓦河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也有过这样一条船，约翰.魏斯曾经在那里与他分享一个秘密。
“我大概在同盟国公诉人的办公室见过您。”船上的人注意到了他，冲他挥挥手里的报纸，动作敏捷地跳下台阶，回到河岸上，自我介绍是柏林电台的编辑和记者托姆斯。
托姆斯是个笔名，对方没有刻意隐瞒这一点，很快，海因里希就在交谈中知道这位几乎与他同龄的年轻记者真名叫做马库斯.沃尔夫，但他们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天差地别。沃尔夫是战后随同流亡苏联的共产党组织一起回到德国的，是占领区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成员，最让海因里希在意的是，作为德裔犹太人的沃尔夫却几乎是在莫斯科，在斯拉夫人社群的中心地区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少年时光。
因此，当记者托姆斯，或者说，沃尔夫表示想要对能够突破阶级出身的狭隘限制，在帝国的心脏里反抗法西斯主义，战后又主动参与生产恢复的青年企业负责人施瓦茨科普夫做一段专访时，海因里希提出了一个不怎么复杂的条件：他希望得到一张莫斯科的相片。
这种对苏联城市的明显兴趣博得了沃尔夫的好感，他邀请海因里希到自己住的酒店去，一起喝一点白兰地酒。
沃尔夫给他看了一张保存在证件夹里的照片，两个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并肩站着，背后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这张不能给您。”他故作严肃地开了个玩笑，解释说这是他自己和弟弟康尼在1941年秋天的合影，那个时候，纳粹德国的军队已经越过了边界，在广袤的土地上朝着莫斯科行进，拍过这张照片不久后，沃尔夫一家就与其他许多人一起疏散到了别的城市，在随之而来的第二年，他的弟弟加入红军去了前线。
“这是在高尔基大街，”他指着照片上两人身后，“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同志就是沿着这里进了克里姆林宫。”
在照片无法拍到的远处，海因里希试图想象一座由砖红色高墙包围着的，异国风情的庭院和大楼，在一些其他的画报中，他看过带有红五角星的尖顶塔楼。
沃尔夫说海因里希是他遇到的，少有的清醒地仇视着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人，这里到处是困顿其中的可怜受害者，毫无意识地沾了满身泥浆。“我们的电台很需要您这样的同志，”他说得很诚恳，也有点沮丧，“人们想要质疑我们总是很简单：逃到国外去的人又怎么好高高在上地指责陷在沼泽里的同胞。”
“我想，不同处境的人的战线是不同的……”
“也许人们正希望听到一个像您这样的德国人的故事。”
一种莫名惆怅的情绪油然而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自己逐渐成为了足以引导他人的人？海因里希摇摇头，吸了一口烟，然后慢慢吐出烟雾。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在这片人性沦丧的汪洋里，曾经有人拯救了我……”
海因里希正奉工程师父亲的命，陪同戈德伯拉特教授的女儿贝尔塔在海滨散步。天气十分阴冷，码头上只有几个无所事事的装卸工，海浪涌动拍打着沿岸，表明不久前刚有一艘渡轮驶出港口。
贝尔塔在计划一场朋友间的小型音乐会。她的脸颊发红，细碎的发丝从绒线帽的边缘漏出来，被冷风吹着贴在皮肤上，海因里希专注地看着，觉得湿润的，张合着的嘴唇比它吐出的那些话有趣多了。
贝尔塔停下来，不大高兴地看着他。
“你没在听我说话，海因里希。”
“没这回事。”海因里希嘟哝说，“音乐会，我听着呢。继续走吧，贝尔塔。”
“我们已经走到码头上了。”
“我太认真听你说话，都没注意到！”海因里希煞有介事地环顾四周，“你想去划帆船吗，小姐？”
贝尔塔抱起手臂，“不，海上太冷了，而且天气也不好。”
海因里希耸耸肩，如果身旁的是他在俱乐部里的朋友，也许他们很乐意冒点风险。这时候，他忽然看见有个十分眼熟的背影正站在码头边缘，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他往前走了两步，对方好像结束了眺望，转过身来，一下子对上了他的视线。
海因里希认出他来了，“魏斯——约翰.魏斯，对吧？”
他有点洋洋得意，又忍不住觉得奇怪，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年轻工人魏斯原本不会让他念念不忘，可是当他再次面对他的眼睛时，记起他的名字又仿佛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魏斯似乎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他们，或者海因里希会跟他说话。“您好，施瓦茨科普夫先生，”他很礼貌地垂下眼睛，“戈德伯拉特小姐。”
贝尔塔很惊讶，“您认识我？”
“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我帮灯光师做了调试工作。”魏斯抬起头，飞快地看了她一眼，“人们都说您是位才华出众的钢琴艺术家。”
“您自己怎么看呢？”
“我认为他们说得对。”
“海因里希，你不给我们做个正式的介绍吗？”贝尔塔显得挺高兴，暗示地推了推他的胳膊。
魏斯也看过来，好奇地等着听小施瓦茨科普夫先生会怎么介绍自己。海因里希不知怎么有点窘迫，其实他和魏斯之间几乎还称不上相识。
“贝尔塔，尊敬的戈德伯拉特教授的尊敬的音乐家女儿。”贝尔塔为他浮夸的说辞瞪了他一眼，不过海因里希没注意到，他正在思考到底该怎么描述另一位。
“约翰.魏斯，嗯……他为我父亲工作。”
“工程师是孔茨先生的修理店的顾客。”魏斯说，“我是店里的钳工。”
“优秀可靠的真正德意志青年，技术工人。”海因里希立刻对贝尔塔补充道，“我父亲对魏斯的工作赞不绝口。”
魏斯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您太夸张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过，您今天怎么有空来码头上吹冷风，不怕算作旷工啦？”
“我是做完了工作才赶过来送行的。”
“朋友？”
魏斯犹豫了一下，不很确定地说，“算是吧。我们是在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民间联合会的活动上认识的，听说她要和家人一起搬到挪威去了。”
贝尔塔忽然问：“您是侨民联合会的成员？”
“俱乐部里常常举办主题是德国文化的讲座，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多了解一些自己的祖国。”魏斯没有承认或者否认，他说了些别的，“我从小生活在俄国人开的农场里，对真正的德国几乎一无所知。”
“真正的德国。”海因里希重复了魏斯的说法。
“真正的德国可不在冯克的小宣传部里。”贝尔塔认真地看着魏斯，直视他的眼睛。这个青年工人有着深色头发和宽阔额头，容貌端正，身材瘦削，戴一顶圆弧形的帽子，当他也看向她时，贝尔塔被他藏在帽檐下的明亮又安静的灰眼睛吸引了。
离开港口区后，魏斯就与两人告别，沿一条小路往他工作的地方走去。分别前，海因里希拉着他的手记下了他的地址，许诺说一定再来找他聊天。
“真奇怪，海因里希。你的朋友有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贝尔塔轻轻地说。
“你很喜欢他吗？”
“我可不知道。”她摇摇头，“地区会长的小团体就要把又一个好德国人变成令人厌烦的法西斯主义者了。”
“哪有你说的这样严重。”海因里希不以为然，地区会长塞巴斯蒂安.冯克确实把里加的侨民联合会变成了国家社会党的分支，但参加几场文学讲座能有多大影响呢，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师常说，年轻的新工人阶层通过各种社会途径学习和提升自己是自律和负责的好品质，“我觉得魏斯看起来挺好的……我父亲也说他是个很聪明的小伙子。”
贝尔塔忽然生气了：“是呀，我看他比你聪明多了。”
说完这句话，她就毫不留恋地转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海因里希坐在孔茨修理店里，对正工作着的魏斯抱怨了这件事。
“你说，她在生什么气？”
他没得到回答，魏斯不能像他一样无所事事，正忙着修理一件故障的电加热炉，他把准备更换的铜线的一端咬在嘴里，再用带有弯弧头的钢丝钳剪断。他做得很专注，以至于海因里希怀疑他根本没听见他的诉苦。
他早上出门，想着邀请昨天新结交的朋友一起去海湾里划船，顺便巩固一下友谊。魏斯看上去对他的提议很是心动，却还是拒绝了。“对不起，施瓦茨科普夫先生，我还有修理店的工作。”
“星期天还要工作，这是剥削！”海因里希抗议道，“而且你干嘛不叫我的名字呢，‘施瓦茨科普夫先生’，听起来像我父亲。”
魏斯微笑地看着他：“海因里希，你是怎么过来的呢，这里离工程师的房子可有些距离。”
“走来的。”海因里希闷闷地说，“我原本有一辆‘宗达普’，可是出了点故障，给送到修理店去了。”
“也是星期天吗？”
海因里希反应过来了，他盯着魏斯看上去十分无辜的脸。“你在暗示说我也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对不对？”
“没有这回事。”魏斯立刻辩解道，“我想说的是，总有些活儿是不会有星期天的。”
“可是你也许是对的，魏斯。如果不是明天要参加竞技俱乐部的比赛，我倒也愿意在街道上多散散步。”
“原来你还是个挺专业的运动员，海因里希。”
“我只是喜欢冒险的感觉。”海因里希耸耸肩，“让人不用思考。”
“可惜，我不常有这种好运。”魏斯盯着工作台上一沓手写的订单，“祝你冒险愉快。”
海因里希却改变了主意。此刻，不知为什么跟约翰.魏斯待在一起聊天比帆船竞赛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干活？”他拉过一张供顾客休息的手工椅子坐下来。
“就像你说的，因为是星期天。”
魏斯钻到店铺后面去，那里用胶合板隔开了一个空间，用作他的住处。片刻后他从里面出来，给海因里希端来热的饮料。
魏斯接通了电源，刚修好的电炉就放在两人之间的木板订成的工作台上，散发出融融的暖意。海因里希靠得近了些，“约翰。”他亲切地叫他，忽然忘了方才打算说的话。
“怎么了？”
“我……”海因里希不确定自己想问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努力？这是你的理想吗？”
魏斯拧开旋钮，伴随着电流通过的滋滋声，罩在纺锤形状的磨砂玻璃里的电炉丝发出暖色调的光。
“我是珍惜这份工作。”他说着，看了一眼海因里希，隔着灯泡，他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透明，好像夜里漆黑一片的湖面被灯塔上的探照灯点亮了。他稍微眯起眼，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从去年开始，侨民里的许多人开始返回德国了。孔茨先生有一次提起过，如果他也要走，会考虑把修理店留给我。”
“所以，你是想经营这样一家店铺，然后过一辈子？”
“这种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幸拥有的。”
“那我‘有幸拥有’什么呢，等一毕业，就向贝尔塔求婚，然后进父亲的公司工作，当个受人尊敬的无聊的施瓦茨科普夫先生。”
“我觉得，”魏斯斟酌着说，“戈德伯拉特小姐是位很有主意的女士。”
“难怪她说你比我聪明呢。”海因里希挖苦道，“我说，约翰，你自己想过回国吗？”
魏斯沉默了，反问他，“你要回去吗，海因里希？”
“我有个叔叔在柏林担任公职，他来信说，我学的知识能在帝国里派上大用。我不知道。”
海因里希忽然抓住了魏斯的手腕。
“我觉得里加很好，但柏林说不定也不错。我只在很小的时候回去过，几乎没有印象了。”他慢慢地说，“我叔叔就喜欢讲，我们德国人是要在自己做主人的土地上生活的，但什么才能算是做主人呢？——贝尔塔是绝不可能和我回去的。”
魏斯把电炉一下子关掉了。
“对不起，海因里希，你待在我这里一定很无聊。”
他取来钥匙，对还发呆的海因里希笑着说，“作为补偿，让我请你吃顿午饭吧。”
林娜向海因里希讲述了她的故事。
“我没来得及和魏斯见最后一面。那时候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们一家要搬走的消息。”
伴着她的声音和白兰地酒，海因里希回忆起他在里加的港口上见到魏斯的样子：当时他确实在为什么人送行，也许在那之后他提到了一位去了挪威的朋友，不过，时间过去很久，他们聊天的细枝末节已经无迹可寻了。
林娜.约尔德与约翰.魏斯的相识十分简单：在联合会俱乐部定期举办的关于时下帝国新闻和思想动态的演讲上。她参加这种活动纯粹是抱着一种承担家庭义务的心理，当区分会会长帕普克在小讲台上读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时，她宁愿去看力学课本。
这类集会总是在傍晚开始，有一次，讲座出奇的长，大概是种族生物学家们又发表了什么关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创新观点，等到结束时，外面已经完全暗下来，还下起了雨。一个穿短上衣，戴着深灰色帽子的年轻人站在门廊下躲雨。
林娜注意到他的与众不同。来联合会俱乐部的德国青年无论身份阶层，总是三五成群，与朋友们走在一起。“魏斯是不一样的，我几乎没见到过他身边有亲近的朋友，”她说，“这倒不是说他性格孤僻。他挺愿意和人聊天，对每个人都友善又谦虚，连奥斯卡.帕普克那样的盖世太保都很难挑出毛病，只是，他似乎没有对那群人里的任何一个展现出深交的兴趣。我当时认为，这个人说不定和我一样，打心里对这一套法西斯的理论并不相信。”
“我对他说，我把雨伞借给您，作为报偿，您送我回家，怎么样？——他看起来十分意外，但还是同意了，彬彬有礼地向我道谢。就这样，我认识了约翰.魏斯，就好像在每周不得不忍受的法西斯聚会上找到了一个秘密战友。他年纪与我们差不多，却比学校里的许多男学生都显得成熟和有礼貌，喜爱干净，总是表现出十分乐意倾听姑娘们说话的态度……您能想象，对那时候的我来说，魏斯这样的小伙子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更何况，他也有一副好相貌。”
“您爱上他了？”
林娜微微笑了，眼里流露出怀念的情绪。“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我对他很有好感，即使在当时，感情也不是模模糊糊的，我一度认为，这种好感不是一厢情愿的，只不过是他太害羞和内敛，出身使然，不愿意坦言自己的思想。”
“离开里加后，我有时会想起他，后来，这种想念变成了反思。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他常常扮演一个谦和的聆听角色，极少主动发表看法，辩论的时候总是客气地引用别人的观点。即便一开始不是这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与那些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也许他终于觉得和我们一家这样的德国人里的‘异己分子’继续打交道会影响他在联合会那群人眼里的形象，妨碍他回国后谋求一个好的前途。我不再去演讲会上装模作样后，就再没有见过魏斯了。”
“1940年的新年刚过，我们家搬到了奥斯陆，住在阿克尔码头附近工业区的一幢小房子里，我的父亲在德国企业的油船上当机械工。当时，英国已经对德国宣战，所有人都在担心皇家海军会将舰队直接开进巴伦支海和挪威海，打破欧洲北方岌岌可危的中立。从德国国内传来的新闻一切如常，但我知道事实不会这么简单，我当时正忙着申请在奥斯陆大学继续中断的学业，这件事办得很不顺利，不仅仅因为我的德国人身份，教会代表对拉脱维亚还抱有另外角度的偏见，觉得里加理工学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大学……无论如何，我不时需要到大使馆去，有一次听见办公室里的接待员说，从年初开始，外交部一直在通过公使先生向挪威政府提出抗议。我告诉父亲，和德国商船上的雇员们期待的不同，挪威政府恐怕希望一个受同盟国保护的‘中立’。”
“‘这不会太久。’父亲说。当我问他希望谁先到来时，他却不肯再多说了。”
1940年4月，纳粹德国的登陆部队和空降兵比春天更先一步来到了这片还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土地。林娜和母亲在院子里撒下欧石楠花的种子的时候，“斯图卡”飞机正将沉重的炸弹投向城市和海港。船舶机械工古戈.约尔德干活的商船恰巧停泊在纳尔维克港里，乱战之中被德国人自己的鱼雷击沉，船员们纷纷逃到岸上，混在军队和人群里，几天以后又被反攻的英国人俘虏，在临时的营地里听到国王哈康七世拒绝承认吉斯林政府的广播。
就这样，一直到两个月后，挪威抵抗宣告失败，英国人的军队最终撤退了，随着军事占领下的首艘满载着铁矿砂的货轮从纳尔维克港起锚，在U型潜艇的护航下，约尔德回到了妻女身边。他在交火中被炮弹灼伤了眼睛，凭借这个理由拒绝了驻挪德军的招募，不再登上任何一艘轮船。北方的石油和铁矿从此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大陆，运往第三帝国的中心，投进它野心勃勃的，猛烈燃烧着的战争机器里。
尽管从未对纳粹统治表达支持，约尔德一家拥有的‘种族合格’的德国人身份仍然在占领初期带给他们些许优待。奥斯陆大学最终通过了林娜的学习申请，毕业之后，她决定继承父亲的专业，继续与轮船和海运打交道，先是在码头港务局见习，后来进入一家船舶企业做技术员，在那里，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弗雷迪是挪威人，我们一开始只是工作伙伴，当他发现我对纳粹深恶痛绝后，想办法让我参与到奥斯陆的地下抵抗活动中去，我的德国人身份发挥了不少作用。”林娜说，“在这之后，我们成为了真正的秘密战友，就像我学生时代在尚且和平的里加幻想过的那样，效仿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了社会理想而自由斗争的真正的德国人。这份鼓舞人心的工作花去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我不常有空闲想起里加，想起消失的约翰.魏斯和没有结果的感情。到1944年底的时候，所有的地下电台都在广播法西斯的溃败。一条五十万吨级的轮船就在奥斯陆港里被炸沉，连带着唯一一架能拉起重型火炮和坦克的吊车报废，因为这桩事故，柏林派了专员来指导调查，这位帝国党卫队军官带着的几张过期的帝国报纸，在他抵达后随手留在了我们的轮船客舱里。我阅读了它们。”
林娜深深地吸气，确信自己的陈述已经接近尾声，这两张报纸眼下就躺在小桌上，铺陈在她和海因里希之间：约翰.魏斯这个名字以一个小有成绩的纳粹分子的身份死在战争的某个角落里。她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颤抖了。
“他最终还是个纳粹混蛋，是这样吗？”
海因里希把烟卷捏在手里，没有点燃。“说实在的，”他仿佛舒了口气，指指报纸上模糊的照片，“我先前还在担心，您是不是打算用这条旧新闻指控我过去是法西斯的一员。”
林娜皱着眉毛，“我见过几个为同盟国工作的前纳粹分子，在我看来，您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
“您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她犹豫了一下，显露出一种谨小慎微的神情，“特别是，您留下来为苏联人工作。传言里他们并不以宽容著称。”
我是为新德国工作……不过，也许还是在苏联人的指导下。海因里希伤感地想，事情是循序渐进的，理解需要时间，他把烟放回到烟盒里，顺带摸到了口袋里几张相纸锋利的边缘。
“魏斯是我的朋友。”他慢慢地说，没有去看林娜的眼睛，“他的墓地就在柏林，如果没有在空袭中被炸毁的话——您想去看看吗？”
在1940年以前，弗雷德里克.奥尔森才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进入船运公司里实习，没多久，年轻的奥尔森就意识到了一个迫近的现实：此时的欧洲并不像夏季的松恩湖那样宁静。随着英法对德国宣战，挪威的航运生意变得越发难做，企业主们像他们的政府一样，面临着在英德之间选边站的问题，而且很快，抉择的结果究竟如何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六月挪威沦陷后，船运公司迁往伦敦，仅在奥斯陆阿克尔区的造船厂附近留了一间办公室，用作处理那些被扣在各个港口的船只和其他来不及搬走的东西。
然而，奥尔森本人却不合时宜地展露了惊人的管理才能。他恰好被任命为这间奥斯陆办事处的经理，不知通过什么方法，他从驻挪德军的长官那里弄来了继续经营的许可证，以低价为帝国运铁矿为条件，不仅赎出了自己公司的资产，还得到了另一批从丹麦缴获的商船用于扩大业务——与纳粹合流带给了他商业和职业上的双重成功，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实际上，弗雷德里克.奥尔森在回国不久后，通过他过去的同学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招募，时间不会晚于1939年。在伦敦求学期间，奥尔森曾经参与过分发宣传费边社会主义的印刷品，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有任何明确的政治倾向。整个军事占领期间，他那间在吉斯林政府和纳粹德国特派顾问眼皮子底下的办公室为许多途经此地的同盟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提供了掩护，同时，英国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也沿着铁矿运输线交到了各地区的抵抗组织手里。
一位从柏林来的贸易代表团成员把这些情况粗略地向海因里希作了说明，“他要是我们的人，应该被授予勋章。不过，也许他已经有一个了。”
“英国国王的，还是挪威国王的？”
贸易代表只是耸了耸肩膀，转而介绍起另一位从法兰克福来的犹太人，商人打扮，身上却有着军事训练的痕迹，连海因里希都能看得出来。他逐渐意识到，莱比锡的和平博览会上，这些天南海北的，身份各异的客人既是观展人，又是展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