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沙里波夫回忆录
第一章 我的大学
要是谈论起我的人生经历，那一定离不开三个地方：喀山、基辅，当然还有莫斯科。喀山是我的家乡，我与1941年11月2日出生于喀山——那时候隶属于鞑靼共和国。而乌克兰对我来说，那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十八世纪时，由于叶卡捷琳娜女皇颁布的移民政策原因，不少乌克兰人受到政府鼓励，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其中有军人、商人，甚至是政府官员，总之不少人搬来喀山地区。之后，基辅战役打响了，德军火速占领了那里，许多乌克兰人被紧急疏散至东部。总的来看，我在喀山度过了人生的前半部分（现如今又回到了这里）；而在莫斯科度过了后半部分；除此之外，由于教学培训和后来工作调度等原因，多年的时光就如河水般流向了基辅。
从我能记事开始——那大概是卫国战争末期了——我们一家住在距离父亲上班的那间军工厂不远的郊区，母亲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我儿时的记忆力不算很好，对那间木屋唯一的印象停留在严酷的冬季。从年底开始，一直到第二年春，近乎四五个月都笼罩在鹅毛飞雪之下。有些时候，还会遭受可怕的暴风雪，气温降低至零下三十多度，一夜之间便会夺走数十万只家畜们的生命。那时的早晨，每家每户都会拖出死牛。
后来的日子好过了太多，战后恢复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母亲也进入了工厂劳作。我们全家搬进了工业区的住宅，在楼房里过冬时，就算是不烧煤炉子，也比前些年住在木屋里舒服多了。距离我家不远处有个文化社区，聚集着不少乌克兰人。我只是远远地观察着他们，从未走进去和任何一位成人或孩子搭话，像是在路边看蚂蚁搬家。除了乌克兰人，我们的邻居还有几个来自波罗的海的家伙。他家统共有四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长得白白净净，十分机灵；老二总是显得闷闷不乐；老三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性格腼腆又有礼貌。据说最小的孩子是领养的，我和他接触不多。联盟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合而成，是个多元化的地方，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碰撞，如炸开的烟花，从童年时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1958年春，天空中的雪粉洋洋洒洒，冷空气丝毫没有消散的意思。父亲火急火燎地叫我去听电话，在三人紧张的心跳中，那头儿宣布了我被莫斯科大学录取的消息。十七岁的少年要离开家乡，乘坐着咳咳直响的柴油火车踏上求学之路。那会儿柴油车正逐步取代蒸汽车，在从喀山到莫斯科这一条干线中已经开始投放使用。母亲给我的口袋里塞了两颗鸡蛋，不知何时被压成了饼状，我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桌板上，慢慢地剥皮。鸡蛋被煮熟后的臭气弥漫在空气中，四周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那会儿正处于斯大林执政后期，工薪阶层还不能够每日都能吃到鸡蛋。
也许是我的学生气太重，邻座的男人朝我搭话，“小同志，是去莫斯科读大学哩？”
“没错，” 我梗着脖子咽下干涩的蛋黄，“莫斯科大学，法学专业。” 我懒得等他一个一个问，那样时间就太长了。男人见我没什么谈论自己的欲望，嘀咕了几句称赞的话后，靠在窗边眯上了眼。列车轰轰进站，预计停留十分钟，乘客们纷纷探出身去，从蜂拥而上的当地人手上买腌黄瓜吃。鸡蛋的腥臭被周围的奶酪和腌菜味遮住、被那些小贩的叫卖声填满，人们的注意力就如此轻而易举地从我身上转移走了。
窗外的风景如黑影般快速掠过，我捧起那本《静静的顿河》，垂下脑袋开始阅读。就和大多数苏联青年人一样，我年轻时爱读那些出名作家们的书：托尔斯泰、普希金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而苏联解体后，我最近又迷上了白银时代的诗歌，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和爱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他狂热又痛苦地爱着莉莉，我如饥似渴地窥探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感情世界——虽然信中的每句话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体验——我还没爱上过谁，也没人这样爱着我。难道说痛苦是爱、爱也是痛苦？他的笔尖轻如鸿毛，其中蕴含的感情却有千斤重，他柔柔地写道：“莉莉，你的小狗儿是哪一个？” 那时候，他的这些信件还未曾公之于众。代入当时的自己，我那时一定不懂他所表达的“爱是万物之心”。人们沉重且疼痛的依恋，带有嫉妒与讨好的爱，可不是一个孩子能明白的……
言归正传，由于我中学成绩过分优异，且是工农出身，不需要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入学前最后的一轮面试考核。我本以为自己是个独一无二的天才，直至我推门而入后，看到已经躺在床上读小说的舍友——他翘着二郎腿，一条腿抬得很高，见我进来后与我简单地打招呼。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奥列戈维奇•科斯特列耶夫，来自基辅。我起初用名字加上父名称呼他，后来他让我叫他萨莎。我与他一同参加了新生审查和欢迎仪式，他表现地出彩极了，很快和其他大城市的孩子打成一片。我本打算不经意地转过身去，然后四处逛逛，却不慎平地摔了一跤。同学们笑地直不起腰来，我羞红了脸，并不想豁达地与他们一起笑。其实我脾气挺暴，碍于同学情分忍着没有发作，于是快步跑回了宿舍楼，听着身后的笑声愈来愈远。就这样，萨沙成为焦点，我沦为众人的笑柄。从那时起，我开始讨厌他了。
要是详细谈起与萨沙的故事，也许要写一本书才能写完。大概是因为他来自大城市，营养摄入都比我们那儿的人均衡许多，所以他个子很高，我就算踮起脚尖也要比他矮一点。其实，我指的不光是在身高方面。他比我更配得上“天才”的称号——几乎不用上课听讲，每次系里的法学课程考试都能拿到第一名：婚姻法、行政法、农业法、教育法，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他拿不到满分的。我牺牲了大多娱乐时间奉献给学业，并能在农业法与社会主义理论这两门科目中表现得与他不相上下。来自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比如列宁格勒）的同学却看不到这一点，总是热衷于取笑我。他们在他附近围坐成一个圆圈，七嘴八舌地说些奉承的话，类似于：丹尼斯再怎么刻苦，也始终落后你一名。
“他比你们这些家伙强多了，也并不比我差。” 萨沙皱着眉头说着维护我的话，不耐烦地哄走那群同学。
同学们说的这些话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我刻苦学习又不是为了赶上萨沙。我喜欢听教授们讲课，他们无一不是全国顶尖的法律人才，除了课本里的知识以外，他们说的每句话都令我受益匪浅。其中与我关系最好的那位教授叫做安德烈·阿列克谢耶维奇·戈罗坚斯基，你能从不少书籍和教材的编写者那栏看到他的名字。作为班级里的前两名，他很器重我与萨沙，安德烈教授曾说：我能看到未来，你们俩都能越走越远，就如那雄鹰般飞上最高的山峰。我没忍住笑了，原因是想起来斯大林青年时期受高加索文化影响，曾称呼自己为“雄鹰”；萨沙的脸上也荡起涟漪，嚣张与自信杂糅在一起，好像在说：老师，我现在难道不是吗？
我俩几乎每时每刻都呆在一起，我后面才知道原来我不是讨厌他，相反的，我还挺好在意他。萨沙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称得上好朋友的人，其他同学不过是点头之交。我们课余时间会一起坐上地铁，去莫斯科的每个角落探秘。有时我们会去城市公园里散步，叶卡捷琳娜与高尔基公园是首选；有时是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表演，他原本不爱看，“这是假娘们儿才爱的东西”，他说。后来，他也喜欢上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与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改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萨尼亚，你讨厌黑天鹅吗？” 我们跟着散场后的人群，一摇一晃地走在剧院门口的马路上。
“不讨厌，我更讨厌那个王子。”
“为什么啊，其实王子也是受害者吧。” 我不解道。
“因为他蠢啊，连最重要的人都认不出来。” 他挤着眼睛说：“ 如果有人冒充你，我绝对看一眼就能发现。”
在我们读大二时，科索科利尼基公园举办了一场展览，主题和美国有关。那会儿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铁幕”或“冷战”时期。作为从一个小地方来的家伙，我从未见过如此多插电的玩意，儿时的夜晚里甚至都没有电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是尼克松，他正与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辩论，两人从远处看就像是话剧里的人物。我听不懂英语，台上配备的翻译员声音又太小，被下面争先恐后去看那些设计巧妙的厨房电器的民众声浪所淹没。
萨沙低下头搂着我的肩，贴心地在我耳边小声地翻译着每句话。是的，他还会说英语，只是在当时，说英语是“美国间谍”和“思想不端”的表现，人们也只能在私下悄悄地学英文。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可以用通电的铁箱子烤面包，而不是用炉子；吃完饭的餐盘居然可以放进洗碗机中快速清洁，电视机能播放彩色的画面。我感到一阵窘迫，被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震撼。于是我抬起头，寻找萨沙的目光。我想看到他游刃有余地看着我，拍拍我的手作为安慰，因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当我们在人挤人的展台前四目相对时，我第一次在他身上读到好奇与无措。萨沙扬起脑袋，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原来他也没见过这些新奇玩意。
台上俩人剑拔弩张，辩论着各自国家制度的优越之处。我们离开了展会，漫步在公园的鹅卵石小径上。“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人民呀，可都能得到政府分配的房子住。” 听到赫鲁晓夫如此说道，身后展会的方向传来一阵阵掌声的浪潮，如乌云里蕴藏的闷雷。他如幽灵般走在我身旁，一言不发。只有偶尔相碰的指尖和手肘，提醒着我左手边还有个人。
“丹尼斯，你觉得联盟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吗？你打心眼地说。” 他突然开口，我吓了一跳，如条件反射般跳在他前面，去捂那张危险的嘴。“你说什么呢，知道这会儿公园里有多少人吗？” 我听到自己的嘴里不经思考地吐出这么一段话，大骂他“胆子太大”和“不知感恩”，类似于设置好报时程序的小布谷鸟儿摆钟。他没理我，大步向地铁站走去。我承认自己那时反应太过度，忘记现在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了——用于推崇个人崇拜的雕像，早就绑着绳子被汽车拉着轰然倒塌、要么就是被炸成碎片——意味着在公共场合谈论些政治问题，不再会面临恐怖的惩罚。甚至在几年后，民间衍生出了一大堆有关党政建设纲领方面的冷笑话，玉米种植和党纲是笑话繁衍的重灾区。
从那之后，萨沙变了很多，即使是大家都会打瞌睡的拉丁文课程，他都不会像原来那样吊儿郎当的对待。这么看其实是好事一桩，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对我的话。然而事实是，自从那日我们不欢而散后，他就很少同我说话了。我不想两年的情谊就要如此终结，趁着周三下午的空闲时间，我去到东方学系的学院等他下课，萨沙在那里上汉语语言研究的选修课。他一看见我就笑了，而我则是瞪着眼睛不理他。我们最终还是来到了高尔基公园，一人霸占长椅的一边，中间构建起看不见的墙。青草的边缘被阳光融化，草尖迎着风朝后仰，瑟瑟作声。
“你还在生气？” 他碰碰我的肩膀，另一只手从地上拔了几根草，手指灵巧地翻转、捻动，那些翠绿的针尖在他手中交错成环。
“先和我甩脸色的不是您吗，亚历山大·奥列戈维奇先生。” 我故作生疏地叫他的父名，“我那天只是好心提醒你，还好现在不是斯大林时期。”
“我知道，丹尼斯。我只是想不明白，斯大林用过空调吗，赫鲁晓夫家里有没有烤箱？人民至上的联盟，为何人民不能随意呐喊？美国人说的自由是什么，就像你那天捂住我的嘴巴一样，这真的是正确的道路吗？” 他嘴里吐出一颗颗葡萄似的话语，我呆愣着盯着他的脸，眼睛像波光粼粼的伏尔加河。“我理想中的联盟，没有吸干村民血液的集体农庄，农民也不是奴隶。丰收的季节原本充满是喜悦的，但不少人却因此愁眉苦脸——斯大林逼死了多少乌克兰人，我听过父亲讲大饥荒的故事：秋天充满了交不上的粮食，还有对如何过冬的忧愁。这是人民想要的吗，租赁不起的拖拉机和被压弯的脊柱？” 他继续说，脸上挂着痛苦的裂纹。
我那时还无法完全消化这一大段话，只感觉汗毛竖起，有种难言的无奈与痛心。我鬼使神差地覆上他的手背，“那我们一起，携手来改变它，将它变成人民想要的联盟。那里没有大饥荒和冻死的人畜，暴风雪来临时，孩子们可以躲在水泥钢筋大楼里吃烤面包。”
他拉起我的左手，挑选出无名指来，给那根手指套上一枚草叶编成的戒指。我瞪大眼睛，甚至能听到他均匀健康的呼吸声。阳光如箭般穿过指缝，青草上的露水还未完全蒸发，湿凉的触感环绕着指根一圈。接着，他像模像样地说道：“我接受你的邀请。那么，你是否也愿意接受我的求婚，我亲爱的丹尼斯·科斯特列耶娃。”
“你的什么，你再敢说一次？” 我大声指着他鼻子骂，好像还夹了几句脏话。
“在列宁时期，男人和男人是可以结婚的，你随夫姓有什么问题吗？” 他笑地很欠打，但恐怖的是笑容里居然夹杂着些许真诚。我数着他侧脸上的青春痘，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算可以，我可没说要嫁给你吧。”
“无趣，就不能配合我一下？”
“好吧，好吧……” 我清了清嗓子，“我要嫁给亚历山大·科斯特列耶夫，成为您的妻子。” 他的眼珠变成暗色调的灰，紧紧盯着我看，眼睛里闪着戏谑与温情。“但条件是，我可不要叫什么科斯特列耶娃。如果我是女人，我会给自己取名为伊莲特·洛妮卡。”
“好吧，好蠢的名字。” 他站起身，如群山般沉默且高大。“真不愧是你想出来的。走吧，如果今晚我的妻子为我端上已经凉了的炖菜，”他眨眨眼，“我会抽下皮带揍你的。”
风起得猝不及防，扬起他黑色大衣的衣摆，带着无声的戏谑，比他嘴里吐出的嘲讽的话语更气人。衣角在空中扭了一圈，结结实实地拍在我脸上。我揉揉眼角和眉心，面颊的温度在飞速上升，然后气急败坏地去打他的肚子。在我完全站起来之前，这家伙却转身快步逃走了。
萨沙走在我前面，挡住了炎热的太阳，我则是躲在他的影子里。身侧的河水平坦且慵懒地流淌，被风扯出层层银灰色的波浪，水叩击着河畔，淙淙作响。我抬起手去看那只草戒，接着想起刚才的那句玩笑话，嘴角跟着也扬起来了。
第二章 莫斯科——基辅
原本以为毕业后，我与萨沙的人生轨迹便再也不会相交。我俩都没有读研究生，他选择回家乡发展，而我则决定留在母校任职。我接替了安德烈教授原本的职位——他现在不再讲课，而是去教务处担任着一官半职。三年过去了，我也有了四个不错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小伙子比萨沙还高出半个头——是叶夫根尼•列别杰夫与彼得•博雷舍夫。1965年春，作为一个资质不够深的新教师，校方要求我前往基辅大学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教学培训。临走前，学生们主动要求送我上火车，直到售票员臭着脸来查他们的票才恋恋不舍地下去。我承诺会给他们多多写信，并叮嘱他们要努力学习，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彼得扑哧笑出了声，“您只去三个月，写信什么的有些太夸张了吧！”男孩的如往常那般眯着眼睛，树枝般纤细的胳膊紧紧贴着叶夫根尼。
“您之前所在的教授办公室，这个月尾就会安装上电话，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便捷哩。” 季穆尔笑着补充道，笑起来的样子可真像只狗儿。他在其他三人背后站着，踮着脚尖与我道别，金色的长发被火车离站的风带起，让人不禁想到秋天的麦穗。
我将整个上身探出车窗外，指尖在他们的眉心轻轻点过，点头示意他们快些回去。细细想来，原来这些年我还从未和萨沙通过电话，就连这次我要去基辅培训的消息，也是通过写信告诉他的。对了，那时他已经通过良好的政治背景、莫大全科五分的漂亮成绩单、以及父亲打点好的关系——我才得知萨莎的父亲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猎狼者”，在东线各个战场累积狙杀超过五百名德军的天才狙击手——从而进入了乌克兰共青团担任中央书记，那时他刚满22岁。对此我倒是并不觉得奇怪，他本身就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毕业后，我们常常会互通信件，前些日子他写信告诉我，他已经被列入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的备选名单中。每次在结尾处，他都会在信纸上画上只企鹅给我，像马雅可夫斯基画小狗那样——俩人竟然跨越时空达成共识。至于为什么是企鹅，大概是因为那几年南极洲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在刚上大学的那几年，联盟陆陆续续地在南极高原、南极磁等多个地点设立科考站。关于企鹅的插画，也开始在不少儿童绘本和邮票上出现。萨沙曾送我一张印有卡通企鹅的明信片，他用笔加了两条麻花辫和一段话在上面：写给丹尼斯·伊莲特·洛妮卡小姐——她就是这只企鹅，会梳着小辫子跳芭蕾舞。
于是我在回信中给他画了只北极熊，并且赠予他一罐蜂蜜：送给萨尼亚的蜂蜜，祝你一切都好。我曾在连环画书后面的科普知识部分里读到，一头成年雄性北极熊，站立起来时身高能达到惊人的两米七（比萨沙还要高出许多），所以我认为将他比喻成北极熊恰当极了。而在他的下一封回信中，他却坚决地否定了这事儿：我不要当北极熊。因为北极熊和南极的企鹅天各一方，永远不会相见。
基辅的天比起莫斯科要蓝许多，就如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掩藏于正红色之下的那一抹青。本来打算在大学附近租一所公寓落脚，反正总共就住三个月，而萨沙坚持让我去他家中借住。他身着宝石蓝色的格子衬衫，半袖的设计，还像以前那样环抱着手臂站在月台上。虽然三年未见，倒也不觉得生疏。他走在前面，我就像大学时那样跟在后面，好像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变。这三年的堆积的思念，形成了一道只有我能看到的地下河。那些平均到每个具体的日子里却感觉不到的想念，此刻正击溃着我的心灵。我拼命忍住跑上前去，从背后拥抱他的念头。在无数个夜晚里，我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从基辅寄来的每一封信件，落款处所留下的名字却并不相同：萨沙、萨尼亚、阿列克——都是亚历山大的小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像察觉到了什么，慢下脚步等我。我们并排走着，他用胳膊圈住了我的后背。火车随着一声尖锐的笛鸣缓缓启动，车轮滚动、车厢震颤，扬起灰蒙蒙的尘雾。我跟着萨沙回到他的公寓，他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餐食，是那个年代庆祝节日或参加婚礼时才能在餐桌上见到的：一整条鲟鱼和烤牛肉、烤香肠、黄油面包、俄式土豆沙拉，当然少不了红牌伏特加。这些简直是六十年代的每个普通人能拿出来的一切，作为莫大的正式教授——算是相对而言的高收入人群——整月工资也仅仅只有四百卢布，买上一条鲟鱼便能花光我整月的薪水。
虽说我买的是直达快车，列车只用在大站停靠，但总归还是经历了数小时的火车旅行，我又累又饿。饱餐一顿后，萨沙将面前的酒杯倒满，推到我面前。汗液蒸发后使得额头的皮肤紧绷，我搓了搓眉心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让夏季的午后更加炎热，让我们的脸都变成桃红色。我们互相诉说着工作上的事，向他讲述了我那如四兄弟般的、可爱的学生。他也同我抱怨繁琐无聊的党内会议，嘴角始终噙着一抹笑。
“你说，你算不算乌克兰最年轻的共青团第一书记？” 我问他。
“不算吧，在我之前有位第一书记，任职时才仅仅二十一岁。”
“因为你读完了大学，已经算很年轻了。” 原来，萨沙这样聪明的家伙之外还有天才。
“不过他仅仅在位不到九个月，” 他神秘兮兮地凑近我，“因为受了底下人的贿。” 我感到一阵恐惧，想起刚刚下肚的那条鲜美熏鱼。据我所了解，共青团干部的工资最多不超过六百卢布。
“你不会也……可千万不要这样做，太冒险了！” 我提醒道。
“想什么呢，” 他敲了敲我的鼻子，“我可是要当总书记的，我指的是苏共中央。” 他的眼珠里荡漾着具象化的野心，坚定中带着不容置疑。他心中那个更辽阔、级别更高的世界，如蓝图般在我眼前铺开。即便是过去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依旧令人感到无比震撼。
饭后，我坚持要帮他收拾碗碟和桌子，我将抹布浸润在肥皂水里，擦洗着黄褐色的污渍，冰凉的流水是夏季最好的降温剂。萨沙站在我的身后读报纸，他用拳轻轻砸着我的头顶，莫名地提起那个夫妻玩笑：“吃饱喝足后，我的妻子在厨房洗碗。真是梦中的日子啊。” 瓷制餐具碰撞发出风铃一般清脆的声音，我羞愤地甩头，萨沙朝我抬了下眉。我们就如此对视着，嘴角忍不住发抖，犹如雕鸮捉住田鼠，两人在同一秒中大笑起来。
我被安排睡在客房，床铺总是散发着被太阳暴晒过后的温暖气味。除了去基辅大学参加培训，剩下的时间我几乎都在这座房子里呆着，不过读书是每天的固有行程。有天晚上，萨沙像平常一样坐在书桌前办公，旁边点着两根蜡。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行走，发出令人安心的擦擦声，他突然和我说：
“丹尼斯，明天晚饭你一个人解决。因为会议结束后，有个宴会需要我参加。”
“有人要结婚啦？” 我问。
“不。” 他放下手中的钢笔，“南斯拉夫派来了新的驻苏大使，说是想来基辅看看。”
“是参加了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位吗，还是米丘诺维奇？”
“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尼古拉·科维奇。” 他顿了顿，“同行的还有他母亲与表哥——维德拉·科维奇与内马尼亚·科维奇”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感叹了一会儿人才辈出。直到门铃响起，穿着灰色套装的两人架着喝醉的萨沙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一位司机和女士。他们将萨沙交给我，其中金发浅瞳的微胖青年悄悄告诉我：“您的朋友喝了三四瓶，就变成这样了。”
“丹尼斯·沙里波夫。真是麻烦各位了。” 我猜测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南斯拉夫代表，于是邀请他们进屋来。
“不用了，感谢您的好意。我们也该回去了。” 深发的那位和我握了握手，并告诉我他叫内马尼亚。
“今天可是多亏了您朋友，那里的保安不认我们的代表身份。不放行不说，还要问我们要好处。”
“于是，我弟弟就联系了共青团第一书记，也就是亚历山大先生。他出面，什么事儿都摆平了！”
“是啊，两位都是那极好热心肠。” 金发青年指了指靠在我身上的萨沙，“尼古拉·科维奇。我哥饮酒之后会变得十分话多，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我送走了科维奇们，将萨沙安顿与床上。刚开始责备他，为何开始酗酒了。他便咧嘴贼笑起来，收起那副醉得不省人事的样子，换上一个清醒又嘲弄的表情。
“只有四瓶而已，怎么可能喝成这样。” 他拍了一下我的头，“你简直就是那个《天鹅湖》里的王子，这都看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装醉？”
“他那哥哥真是太爱喝酒了，我不装怎么回来？” 他摆出一副厌倦的神色。“你不是快回到莫斯科去了，谁知道下次再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在床的另一边躺下，他向我抱怨着现在社会中，贿赂与索贿盛行的坏风气——前面那位因受贿而被免职的第一书记，家里藏了好几瓶香奈儿和巴尔曼绿风。这种隐秘而普遍的现象，被短缺的物资、六十年代粮食危机、以及在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行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中急剧膨胀。
“这些阻碍进步发展的东西，都该被铲除：官僚主义、腐败滥用。”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恨死这群蛀虫了。丹尼斯，我会尽力去改变这情况的，就像列宁同志那样。”
离别的早晨，天色尚浅，树枝躲在灰色的雾霭里。走廊里的熟睡的声控电灯被我们的脚步声吵醒，忽明忽暗地向墙壁投射出蟹青色的光晕。光斜斜地洒在墙上，凹凸不平的表面如皮肤上颓然长出的丘状寻麻疹。离别的哀伤在沉寂的空气中弥漫，逝去的夏天比眨眼还快。萨沙提着我的行李走在前面，驾车送我到巴萨然卡火车站。我们如两颗桦树般立在月台上，没有过多煽情的动作，不舍的情感埋藏一个拥抱和握手中去。
他没有像我的四名学生那般送我去车厢里，依旧保持着笔直的站姿目送我远去。火车开始滑动，我与他挥手告别。不远处的树上停落着两只红隼，看样子是一公一母，公的那只头顶发灰。车开始加速，摇晃着前行，周围的一切快速向后退去，只剩红隼夫妇还在静静地眺望远方。我扭头看着萨沙的身影越变越小，直到缩减成一个戴着帽子的横杠，像个倒过来的感叹号。最后，整个车站都化成一个小小的黑点，逐渐消散在晨雾之中，我却还未放下那只挥动的手。
我至今都会常常回忆起这段从喀山到莫斯科，又到基辅去的青年时光。有时能连成一篇故事；而有时却只能想起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赫鲁晓夫将皮鞋摔在联合国的木桌上，桌面被鞋底拍地砰砰响；美苏展会后的萨沙野心勃勃，我们一同编织起未来的美梦；季穆尔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剪短了他金如稻谷的长发，脸上那两颗冰蓝色的忧郁水洼也被阳光晒干，展露出蓬勃的生命力。这便是我最爱的、最怀念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