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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很好奇，你第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
吴邪死狗一样仰面瘫地上，浑身像是被水洗过，问话时还没喘匀气。齐没回应，只将烟递过去，吴邪张嘴衔住，在火苗上深吸一口，引燃了烟草。
齐又划亮一根火柴，自己也点了烟，抽到大半时才像是又想起吴邪的问题，于是笑了一下：“是个很长的故事，可以给你讲一讲当下烟菜。”
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动荡而纷乱。齐辗转在德国留学，也不是没吃过五十万马克一个的面包。他于三十年代初从海德堡大学毕业，又辗转去往柏林。大萧条之下魏玛政府无力挽回任何工业产量，街头巷尾都是失业的工人在漫无目的地徘徊。万事凋敝至此，齐也只能勉强靠着打零工和国内的汇款度日。
“后来我在一家报社找了个打字员的工作，当然很累，他们恨不得拿我一个人当三十个苦力那么使。没办法，我只能在报社附近重新找住处，”齐说到这里，还始终是笑嘻嘻的，毕竟往事时隔久远，他早已没什么多余的情绪，“然后，我就搬进了位于娜斯佳住处三层的阁楼。”
娜斯佳，这个沙俄贵族出身的女人时年三十四岁，父母双亲早早死于革命清算，她独自流亡，最终在柏林定居。起初齐与她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接触，只在每月付租金时才会走进她的客厅；直到又一次，他起身准备离开，却被女人出声叫住。
“Arnold*，”娜斯佳坐在茶桌边的沙发上，丝绸制的黑色裙装在灯光底下飞着繁复花纹。她并不佩戴多余的首饰，浑身上下只右手中指有一枚祖母绿戒指，“如果你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请不要感到羞赧。我可以将租金减免至每个月五十马克，毕竟你比我更需要这些废纸来维持现状。”
于是从那天起，齐开始时不时得到娜斯佳的接济——比如十几块乳渣煎饼或是一锅红烩牛肉，并在每个月初象征性地递给她一堆零零散散的纸币。娜斯佳离开俄国时携带了大量的财富，可她却没有雇佣任何仆从，全部家务亲力亲为；还经常出门去做针织的活计，赚一些连买蜡烛都需要积攒好几天的可怜工费。
那时齐的眼睛还没有坏，坐在灯烛前替娜斯佳认上针，便继续埋头誊写新闻稿。几个月前报社给他升职，做小编辑，他拿到薪酬后，如实地告知了他的好心房东，但娜斯佳依然没有将租金涨回来。
“现如今外面都在议论国会选举的事，”娜斯佳低着头，一点点缝补衬衣的袖口，“社民党眼看就要下台了。”
齐只是平淡地“啊”了一声。
扪心自问，他对这里并无什么所谓的归属感，因此始终任由自己如同孤魂一样，游离在时事政局之外——毕竟，世道对于无国可奔、无路可走、无家可以归的人也总是冷眼相待。
“党派争权，这些都是常事，”齐继续在纸上划出单词，“今天又有自称是你父亲表兄的信使来过。你不在，我把他打发走了。”
娜斯佳被拢进烛光里，半侧的脸在夜色中影影绰绰，看不清神态：“谢谢你，Arnold。”
“该说谢谢的是我，夫人，”齐收起钢笔，娜斯佳也抬起头看向他。壁炉里的火在柴堆上跳着脚，噼啪作响，“多谢你冒着风险，把我从大街上拖回来。”
今年四月，一封来自蒙东的信件不知如何辗转寄到柏林。齐拆开一看，书写此信者是乞颜氏一族的长辈，血缘上讲与他并不算十分远。此人不知从何处取得了齐的身世下落，故而寄送亲笔书信。字里行间的意思，竟是力邀齐归国，并承诺将保举他以贝勒尊荣，出任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的重要职务。
齐通读过后，将那洋洋洒洒的几页纸连同信函，全都撕了个粉碎。当天他在酒馆买醉直到深夜，烂泥一样倒在路边；彼时冲锋队总趁着人静夜深镇压反对派，因此没有人胆敢在太阳落山后出门，但是齐已经不在乎了。
国破家亡，山河不在，一肚子蝇营狗苟、男盗女娼的人却还在发着复辟的癔症，更要把他也拽进漩涡里去。天下之大而无立锥之地。他油然感到一阵悲凉，时至今日自己匆忙地活着，却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甚至都差不多要忘记了——他是从哪里来的。
齐躺在冰凉的砖地上，直到娜斯佳提着一盏风灯匆匆而来。她并起冰凉的指尖，使上点儿劲，在齐的脸颊上拍了几下。他不想理会，索性闭着眼，却不想娜斯佳直接将风灯悬在臂弯，吃力地把他从地上抬起半个身子，拖动了几寸。
“起来，Arnold，”娜斯佳咬牙说道，她一定走过了许多个街区才找到齐，此刻依然喘着粗气，“不要到天上去，那不是活人的去处！”
齐立刻浑身颤抖起来。他战栗着，却只撑到清醒着听见女人又一次喊自己的名字，再睁开眼时，已经躺在了娜斯佳客厅的沙发上。他的房东太太坐在旁边的椅子里，伸手递过来一条拧得半干的热棉巾，示意他先擦把脸。
“实在抱歉，夫人，”他昨夜饮酒过量，又躺在冷风里好几个小时，嗓子哑得像吞了两升沙砾，“我一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娜斯佳擦亮火柴，点燃了香烟——她似乎永远用不惯打火机。齐从她手上的烟盒里又另拈起一支烟，于是天涯路远、却同病相怜的两个人沉默着，在昏黄一室的灯影里，直到烟雾散尽。
“Arnold，帝国的皇朝终将覆灭。属于我们的所谓荣光也早已烟消云散，”娜斯佳的脸上不见悲喜，“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和你。”
娜斯佳起身时，齐才发现她的腰间还系着围裙，接着后知后觉地闻到一点蜂蜜的味道。马上就是八月中旬的节日，娜斯佳一定煎了不少蜜薄饼。
1932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飘雪长街上张贴的标语倒比行人还多。齐没有过多地停留，站在路口与娜斯佳挥手，转头朝报社的方向走去。
世道时势不过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新年过后的二月仍然满天地落雪，并没什么好事。齐工作的报社面临着政府收购，加之他无意与任何党派有牵扯，政治高压下，随时都会被解雇。
随着气温回升，沙俄保皇党往来骚扰得也愈加频繁。到最后，不得不由齐出面挡在门前，他身材高大，俄语也进步得很快，足够指着来人大声斥责，叫他们立刻滚蛋。娜斯佳站在门廊上，手里紧握着一柄厨刀。直到齐将大门“砰”的一声紧闭、反锁，回身望着她摇了摇头，才终于像是松了一口气，缓缓跪倒在地。
齐从她的手里轻轻接过刀，掷向一边。他半跪着，将娜斯佳慢慢搂进怀里。这个正在掩面哭泣的女人身形单薄、面色憔悴，齐用臂弯圈着她，像是怀抱一具温热的骷髅。
十月份新颁布的《编辑法》导致齐彻底失业——他被解雇了，没有任何补偿。但他依旧住在娜斯佳的寓所，并从阁楼搬进了门廊边上的客房；他的床边长久地立着一根壁炉里用来拨火的铁棍。后来齐又想办法，使了点手段，从黑市买来一把手枪和十几发子弹，交给了娜斯佳保管。
可命运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该来的总是要来。齐从外面回家，一进门就被盖世太保击倒在地，冰凉的枪口抵住了他的后脑。娜斯佳立刻从不远处站起身，她的情绪十分激动，极力想要撇清齐和这一摊烂账的关系。
“夫人，”在场唯一一个没有动粗的，是这帮秘密警察的头子。他坐在那张几个月前齐醉酒后躺过的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根用铁片包裹两头的警棍，“这不是靠您一面之词就可以认定的事实，我们需要证据，希望您可以谅解。”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清楚，他不是犹太人，”娜斯佳挥手挣脱了试图上前来拉扯她的盖世太保，“如果中国没有改了共和制，他至今仍是贵族。你们伟大的元首眼看就将承认那个满洲里皇帝，我也希望您不会给他增添任何不必要的麻烦。”
她的争辩也只不过是让盖世太保在哑口无言后更加恼怒。齐眼睁睁看着那个穿着黑皮衣的男人走向娜斯佳，女人仰头直视着他，却在下一秒被警棍打翻。银亮的铁上沾着血，滴滴答答落了一地。
“我一开始还以为，那个时候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在柏林杀掉盖世太保，”吴邪说着，又点起一根烟，解雨臣没制止，只是默默将抽烟机的风力又调高了两度——齐偶尔会像今天这样下厨，而且并不喜欢厨房里有烟味：“他那会儿估计连枪都使不明白。”
吴邪看着铸铁珐琅锅里的红烩牛肉，还是咽了咽唾沫。他已经快好几个月没吃过新鲜现煮的东西了，躺在地下室像是死人；解雨臣叫伙计把他接来家里，还系上围裙亲自下厨，他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没哄你，娜斯佳…”解雨臣停了停，还是说出了她的本名，“阿纳斯塔西娅·尤苏波娃确有其人。她手中握有巨额的遗产，但始终不肯与保皇党媾和。希特勒上台后那些沙俄贵族又倒向纳粹，她实在难逃一死。”
有时连解雨臣也不得不真正相信一次命运使然的不可违逆。尤苏波夫家族的祖先属于钦察汗国乞颜部的军事贵族，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的分支。十五世纪末，金帐汗国瓦解后，整个家族融入帝俄，成为著名的“鞑靼亲王”之一。
“后来的故事，我和你听到的版本没什么差别。毕竟我没有那么大的能为，连国家机密档案也能调阅。”
吴邪用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盯着解雨臣看了半天。因为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娜斯佳的死亡迎来结局，而是走向了更离奇的终焉。
在那个暮春的黄昏里，盖世太保将娜斯佳的尸身连同寓所一并焚毁，而齐则被押进了党卫军的监狱。在那种鬼地方当然没什么好待遇。据解雨臣透露，至今齐的右肩和后背上仍有许多长约两三寸、形状怪异的伤疤，没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但大部分的时候，党卫军只会更乐意选择一些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施刑手段。
无论如何，谁也没能撬开齐的嘴。盖世太保很快对他失去了兴趣，大街上有的是犹太人等着他们抓；在年底时，齐和另一些政治异见者被一起扔进了达豪集中营。
繁重的苦役一直持续到1937年。
“原来他们真的派了考察团去西藏，”吴邪像是喃喃自语似的，他有些出神，差点将烟灰掸进炖锅里。
1937年，动物学家舍费尔向希姆莱提出全面考察西藏腹地的计划，但此行的目标单纯是为了印证所谓“西藏是雅利安人迁徙途中的避难所”的可笑猜想。他们自然需要一个中国人做掩护，于是，齐得以离开集中营，并接受了一定程度上的训练。他没有宁死不从的权利，于1938年4月随队前往印度。
“现存的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提及他，”解雨臣将一小碗酸奶油倒进锅里——这是最传统的俄罗斯做法，自然是齐教给他的，“估计是当年二月纳粹德国刚刚承认伪满洲国，多少顾虑到他的身份问题，所以将资料隐藏了。”
吴邪从解雨臣手里接过小碟子，尝了尝肉汤，又把盐罐找出来搁在台面上：“把人当一次性的使，死了也无所谓。”
解雨臣未置可否，只磨了一点海盐胡椒进锅里，关了火，将珐琅锅挪到隔热垫上，又把一口铸铁煎锅端出来。齐出门前已经做好了乳渣煎饼的生胚，只需要煎熟就可以开饭。
“不至于吧，煎个饼而已，”吴邪看着解雨臣戴好口罩又扣上帽子，才肯热锅煎饼，不由得翻了个白眼，“怪不得他轻易不让你进厨房。”
考察团于同年五月抵达加尔各答，英方在锡金边境设卡，最终通过希姆莱的外交干预获得了通行许可。齐跟着他们从甘托克出发，经春丕谷进入西藏亚东，途径帕里、江孜，最终于1939年初抵达拉萨。
齐将这段往事讲得讳莫如深，或许连他自己也无法清楚地解释明白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最终在雅砻河谷地带遭遇意外。
这片河谷在传说中是藏族先民“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的源地，或许并不欢迎擅闯的外来者。考察团在进入河谷后突然迷失了方向，二月的高原上狂风四起，他们不得不一直朝前走，好不容易才摸进了一个山洞。
即便早在离开集中营时，齐便打算在进入中国境内之后寻找一切可以脱逃的机会，但他更清楚仅凭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活着走出西藏。而进入山洞后的事情比所有人想象当中都更加棘手，吴邪百般追问，连解雨臣也只能摇头。
“他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长生，”解雨臣将煎饼翻了个面。他之前从来不做这种事，因此手上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吴邪不得不用布垫着手，心惊胆战地替他稳住锅，“还有那种恐怖的身体机能。那五个党卫军被他全部杀死，但结果——就像你当时在秦岭那样，考察团安然无恙地回到德国，而他则从西藏入川，最后消失在内蒙古草原上。”
吴邪沉默着，一转头，倒被站在厨房门口的齐吓了一跳。他没声响地倚着门廊，不知道多久，目光却始终落在解雨臣的身上；看着他有些手忙脚乱地用木铲和筷子翻动薄煎饼，神情温柔而怀缅，直到解雨臣也扭过头来看他。
解雨臣在三天前终于松口，同意了齐给吴邪做鼻腔手术。因此齐出去又回家，手上多出来一只塑料袋，里面是医用消毒品和一瓶高度白酒。
“狐朋狗友的茶话会还没结束吗？”这是齐最近新给解雨臣和吴邪取的昵称，单纯的字面意思，念出来就像是两只犬科动物在草原上闲逛，“我都有些饿了。”
齐并不是爱追忆往昔的性格，因此这些事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再被任何人提起过。直到解雨臣亲身站在俄罗斯的雪里，才又一次想起两个人久远的一次争执。
百年长命种在偶被神力抚摸前，仍是凡夫俗子一芥。在党卫军的暗牢里，他朝着盖世太保的脸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死生一线处他已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尊严被踩在地上，却仍坚决地维护着娜斯佳死后的声誉。
“是你太肮脏，”他的耳道和鼻腔里淌着血，眼前也是一片昏花，“她和我什么也没有，你们可以剥夺她的生命，但不能辱没她的灵魂。”
几十年来齐从未忘怀过娜斯佳，可他无有遗物或是相片，一切都已葬送在了那场大火中。五十年代后，北京的两处东正教堂被拆除、改建，齐便只能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拉多尼察当天一早，往安定门外的圣母堂俄侨墓地去，徘徊直到日落。文革时期，墓地三次被砸毀；直至1987年，青年湖公园彻底覆盖了这里。
他实在无处可去了。
这个于他有着再造之恩、半师之分的女人，从此便将墓志永远地铭刻在了他的肉身上。过往遭际中，所有人都可以遗忘，唯独阿纳斯塔西娅·尤苏波娃不能被丢下。
跨越过两个世纪，齐并没什么多余的戒律，但十分严苛地恪守着拉多尼察节的一切规则与禁忌。每一年节日，他如常地于家中的至西处洒下圣水、点燃蜡烛，把水和面包摆放到窗台，夜晚时将干净衣物留在浴室。
俄语中，“拉多尼察”意为喜悦，因此在节日期间哭泣、或在田间劳作都被认为是“扰乱逝者灵魂”的大禁忌。齐同样谨遵告诫，于是选择在祭奠结束后步行出门，周济乞讨者，直到口袋里的钱散尽才会回家。
两个人就是在某一年的拉多尼察节发生了争执。解雨臣在那天临时通知齐出城一趟，郊外农田里淘出来几个瓷器，需要有懂行的去看着。齐破天荒地回绝了指派。彼时两个人尚未有那些后来的情事，解雨臣又年轻气盛，什么事都要个理由，加之齐不愿犯忌，一时僵持难下。
直到当夜过了十二点，齐给解雨臣办公室的固定电话拨了过去，铃声响了七下，还是被接起来。那是解雨臣第一次听到娜斯佳的名字。
而今齐陪他一起站在圣彼得堡的雪里，却始终沉默着，望向莫伊卡运河的对岸。
终于在启程离开俄罗斯的那天，解雨臣突然问向前来送行的郑景银，如果从伊萨基辅大教堂远眺河岸，能看见什么景色。
“运河对岸都是十八世纪遗存的贵族庄园和剧院，”郑景银并不明白解雨臣询问的前因，但仍旧一一如实相告，“最奢华最富丽堂皇的一处，是尤苏波夫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