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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祖上来自闽南，我却确确实实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身侧，柯克兰先生金发碧眼的外表引来不少瞩目，但他看上去适应良好：这倒也不算令人惊讶，在我还会在炎夏午后对着彩电观看BBC儿童教育卡通片的孩提时代，他就曾为了殖民地事务的争端随撒切尔夫人一同来华多次，更别提更久远那些明面公平贸易、暗地倾销劫掠的海盗经历。话是这样说，云南这座并不出名的小城想必对他来说也是首次到访。这里并不临海，以旅游业、农业为主的特征也决定了它算不上极显赫的经济中心；此刻，我趁着陪同先生等待行李的功夫打量着这座装点着鲜花与热带阔叶植株的小型机场，心情轻快地回想起新加坡的樟宜。不多时，两只黑色皮箱从运输口转出来，一同出现在眼前的还有在检察口之外冲我们缓缓招手的一位本地青年。四月份，终年如春的丽江已经暖得过分，他却仍然着长袖长裤，披一件与皮箱一般黑至沉郁的风衣，冲淡其眉宇间温吞如水的意味。
“下午好， Wang. ”我听见柯克兰先生这样说，内心不可避免地小小起了一阵波澜。我本科就修习的是政治科学专业，从二战直至现今，这名字作为北京之后第二个对这个红色国家的通用指代实在是如雷贯耳。上机之前，弗朗西斯正与柯克兰先生通着电话，抱怨着共和党上台后有如连环炸弹般把全球股市变作废墟的关税政策。恐怕去全球化的时代真的要来了，从泄露出来的免提里我听见法兰西如此感叹，哪怕是你一手教出来的好孩子如今也不再笃信亚当.斯密。亚瑟只是心不在焉地冷笑：真遗憾如今我不在其位，早不用与你们一道哀悼西方一体化之梦的再度离场。再者，把民主的终极化模型全数寄托在美利坚一国之上，这是学界的悲哀。那时，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望着琼斯先生——哦，当然，中间名是Freedom（自由）的那位琼斯——在盖特维克机场被静音的大屏上针对王耀新颁布的104%关税侃侃而谈。China, China, China。我用唇语重复摹仿他的口型，终于对他背后那位满脑私营经济利益与短期保护主义的房地产商人感到一种无可救药的厌烦。阿尔弗雷德难道从来不觉得这种对王耀的不信任，在他需要依赖对方为自己的债务永无止境地买单来维持消费的境况下显得尤为荒谬？然而此刻这个在地球上或许是最接近阿尔弗雷德的命脉也最容易被对方所扼喉抚背陷入溃退的国度化身就这样和气地站在我面前，分别与柯克兰先生以及我握手。
这种反差致使我直到上了车，仍然有些微的恍惚。“在想什么？”先生仍然是一贯的敏锐，用英语直截了当地切断了我开始乱飘的思绪。“哦！没什么。”我下意识地否定，而后意识到自己掩饰得有些太假了，于是大着胆子，纵使有些失礼也选择继续往下说，“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对你…朴素的形象有些吃惊。”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媒体——我是指，也包括the Canary*在内不息地用铿锵字眼歌颂社会运动的那些——都把王耀侧写得过于戏剧化了。亲眼目睹，我才明了他身上有一种天然不适合被现代媒体过度着墨的淡薄气质。比方说，冷战时期，被刻成版画，筑为铜像的布拉金斯基抛却了斯拉夫文学赋予他在皮肉之上浮现的悲悯柔和，因而只会显得更冷酷、更决然、更适应把某种政权传递给他的意志贯彻到底；波诺弗瓦的性格在短诗中被提纯，琼斯是广播与电视的宠儿，柯克兰先生从15世纪起就活在议会至军团的一切讲话里。而王耀…实在太平和了，我想。无论想着重去刻画他身上的哪一种特质，仿佛都即刻失真而使他身上存有的一切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连带着消逝了。
“这样说大抵有些东方主义。”在前座驾驶位的王耀自然地接过我的话头，他浓重古板得仿佛自小在西敏寺长大的cockney口音又让我惊讶一瞬，“你是英国人对吧？总归该读过赫胥黎。人若是太相信媒体里描绘的形象——无论其在价值观下的优劣——会沉溺其中而麻痹至死。这道理无论在哪种意识形态下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