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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会为了某些模模糊糊的东西选择去杀人或者自杀，有的人能够忍受自己最憎恶的东西，就像能忍受一切，然而事实是这两件事通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故事发生在2005年11月的一天上午，主角名叫帕普，墨西哥人，是名摔角手，梦想成为一位诗人。三天后他的汽车和尸体在悬崖底下被人发现。新闻播报说他死于一场事故。疲劳。夜里星星太过黯淡。或者夜幕闪烁过于频繁。人们普遍怀疑汽车摔成碎片前已被火焰吞噬，这是一起政府主导的谋杀，原因是当事人将作为证人，指控政府在八十年代犯下的一场罪行。很不幸，对于这件事人们只猜对了一半，和所有无痛无名的事实一样，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了，不见了，成了宇宙的某一组成部分。如果你对摔角有些了解的话，一定不会对新闻播报里这张红色面具感到陌生。帕普七十年代在CMLL联盟崭露头角，在瓜达拉哈拉完成首秀。他的终结技是翻转飞踢———从擂台一角像鸟落下———在空中翻转一周踢中对手。首次出场他败给了超级明星米尔.马斯卡拉斯，但输的不难看。过程中帕普一度占据优势，脚步灵活、拳头敏捷、受招老练、招式完整度很高，一次次冲撞将对手体力耗尽。最终因为经验不足吃了亏，米尔.马斯卡拉斯用一个角度刁钻的高扫踢踢中他的下巴。帕普的教练兼经纪人卡拉马罗没有责怪他，反而马不停蹄地给他约了与组合恶棍三兄弟的老大恩里克.格雷罗的单人赛。这场比赛恩里克.格雷罗被帕普打得下不来台。比赛完卡拉马罗很高兴。人们说卡拉马罗个怪人，不喜欢睡觉，能在任何时刻把计划弄得一团糟，有时他一整晚仅仅只是走路。沿起义者大道从北到南走到大学城，或者在独立纪念碑来回绕圈，浑身湿透，不停抽烟。但他从不去特拉特洛尔科的三种文化广场。据说这是他受雇于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时期养成的怪癖，在街面游荡，寻找感官迸发的瞬间迷惑。像一只迷失在冰河世纪的可怜虫。在夜晚所有冰面都被反射成为黑色。1968年的广场事件卡拉马罗对抗议政府腐败的人群开枪，可能杀了几个人，这件事没有谁能够挖出真相了。总之，无论如何有了卡拉马罗的帮助帕普渐渐把名气打响。1970年革命纪念日当晚，帕普跟风头正盛的“黑山”比尔在维拉克鲁斯这座距离墨西哥城四百公里的港口小城压轴登场，这场比赛被何塞.艾米利奥.帕切科写进短篇小说《快乐法则》中。主办方把一个电影院改造成摔角场，座位又低又密，关灯后只能看见擂台，人们半身陷入阴影里，仿佛从地底捧起自己的脸。开始前几回合帕普占尽优势，把“黑山”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回合快结束时，帕普用他的终结技翻转飞踢一脚把“黑山”踹下擂台，接着抓住“黑山”比尔的头发，一下一下把他撞在立柱上。就在帕普做出庆祝动作的时候，“黑山”从擂台底下抽出铁椅，把帕普敲翻在地。顿时，帕普后背被鲜血染红。摔角的规则是必须在擂台上分出胜负，所以纵使二人在台下斗得昏天黑地，裁判也不会判罚。裁判警告“黑山”违规使用道具，要求二人回到台上。愤怒的“黑山”一把将裁判推倒，然后跳到帕普身上，二人扭打在了一起。这个举动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情绪。黑压压的人群冲到铁栏旁边给选手加油鼓劲，解说员声嘶力竭，警察和医护人员来到场上，场面大乱。当然啦，这些都是演的，台下帕普和比尔是朋友，裁判被攻击也是提前说好的，摔角是半真半假的游戏，跟电影一样。比赛过程被制成录像带，卖到索诺拉沙漠最腹地的城镇，还卖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几个月后一个叫勒内.卡多纳的古巴人找上门来，此人是导演兼编剧，留着小胡子，很有风度，他邀请帕普参演埃尔.桑托的系列电影。收到这个消息帕普和卡拉马罗惊呆了。那可是“圣徒”埃尔.桑托!史上最伟大的摔角手———墨西哥人的守护神！帕普意识到自己马上就会获得成功，所有来之不易的幸福都会在未来兑换，像在梦里。卡拉马罗告诉他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梦境具有现实可行性。随后几年间帕普参与拍摄了《桑托大战猎头土著人》、《桑托大战黑魔法》、《桑托与蓝魔大战德古拉与狼人》、《桑托大战异星杀手》、《桑托大战弗兰肯斯坦之女》等多部影片。这些影片现在看充满时代痕迹，布景粗糙，剧情不合逻辑，表达的是对殖民主义的不满，简单说，就是对美国和好莱坞的不满，不过却有着一种质朴的人文关怀。故事中美国人像小丑，苏联人又蠢又坏，小杜瓦利埃的阴谋接连失败，桑托面对金钱、女色的诱惑不为所动，跟外星人、伏都教巫师、发疯的麻风病人战斗并且获胜。就像童话故事里正义总能战胜邪恶。但我们成年人都知道，正义和邪恶这两件事本身就有点超现实主义。帕普在影片里面扮演一些次要的反派角色，有时很吵闹，喋喋不休说着谜语，有时是沉默的杀手、枪手。他在一部影片中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帕普绑架了桑托的妻子，把她放进一副棺材，导演用又红又绿的烟雾烘托出墓地阴森森的氛围，二人随即在墓地展开了一场大战。飞踹，飞扑。帕普用毒蛇将自己缠绕，撞向桑托。背景音效越来越大声，有雷声和压缩的大提琴声。大提琴像是在拉一把断掉的椅子腿。阵阵呼啸。令人不寒而栗。影片结尾展现了一个拉美孩子最后的尊严。帕普带着烂掉半边的脸在风中跟埃尔.桑托说再见。多年以后，一些邪典电影爱好者把这个电影系列称为墨西哥新电影运动的b面，月亮的暗面。片子的导演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艺术家。这些怪品味、稀有的恐怖片跟意大利同时期的铅黄电影一样，是反好莱坞的本土电影工业悲歌。我想，这话听起来怪可怜的，但是，如今除了这些喜欢怪诞元素的精神变态，没有人会看这种电影。而在当年，这些电影给卡拉马罗赚了很多钱，足够有一天他像飓风那般消失。我们永远无法弄清卡拉马罗到底是真的消失，还是在某个晚上彻彻底底走入黑暗。有人说他在皮诺切特政变的时候死在了圣地亚哥。那之后帕普感到有什么东西永远变了，时间越来越短，日子在跳跃，原来快乐的事变得很痛苦，幸福没有更近。帕普一年要拍十几部影片，电影像生活，生活不知道像什么东西，狼人、木乃伊和杀手就是现实。正义与邪恶也变成了现实，既残酷又丑陋。
在这里故事迎来转折。
那是1973年的1月份，新年刚过，帕普到一个叫里奥布兰科的小城拍摄。此地位于墨西哥危地马拉两地交界，现在你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地方了。他们来得真不是时候。当地的纺织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与改善劳动条件发起罢工，陆陆续续其他行业响应号召，穿着工作服的人们走上街头。游行开始了。军队进入城市。一部分人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保持专注，继续工作。一部分人被逮捕，遭受迫害。政府怀疑有革命分子混入工人队伍。白天工厂主的打手联合警察把里奥布兰科围得水泄不通。夜里你能听见哗啦啦的脚步声、飞驰而过的汽车声、警察的广播声、呼喊声。最后是黎明的煎熬声。
这一切一度让人们以为连沉默都会发出声响。
一天早上，在里奥布兰科中心的广场花园，剧组正在拍摄一个帕普在林间追逐的镜头，一个军官打扮的男人带着大批手下闯入片场，打断了工作。他把所有在场的人召集起来，手拿扩音器，恶狠狠地开始喊话：“所有人呆在这，不准离开，这不是劝告，注意，我只说一次，谁也不准离开，越界的人必定会付出代价，不要让我崩了你们谁的脑袋。”说完他匆匆离开了。人们炸开了锅，荷枪实弹的士兵就在眼前，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他们刚从电影里走出来，大家制造电影就是为了弄出这么个场面。状况变得很紧张，士兵举枪对准在场的众人，示意不要喧哗，也不要走动。公园外面是山呼海啸般的口号。一些好奇的人趁守备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帕普也跟着来到大街上。他看见此生难忘的场景。游行的队伍从遥远的公路一路延伸过来，各个从前不曾引人注意的角落，不断有人加入，队伍里有妇女、老人、孩子。有女人喊道：“要坚强！要勇敢！”一边举旗。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聚集在队伍的前方。就在这时候，忽然几声枪响，末日来了，士兵和警察们发疯冲向人群，见人就打。士兵对逃跑的人开枪，人群像麦子俯倒，一大堆没穿制服的警察跑出来袭击。帕普混在人群里，把两个警察撞翻在地上。“点子硬，来人！”七八个警察围了上来，帕普身上落下无数棍棒，他左突右撞，直到筋疲力竭，越来越多人围了上来，最后，他被抓到了警车上。警察们在车上狠狠把他毒打一番。接下来的记忆就不太美妙了。等他再次看到光亮的时候，已经被带到一个光线清冷的过道上，三个男人押着他，过道两侧是一个个带铁门的小房间，惨叫声此起彼伏，味道非常难闻。一个穿军靴和皮夹克的男人在帕普身后叫他。
“喂...喂....喂。”
帕普转过头来，面前的男子迎面跳起，一脚把他踢到铁门上。
“好球！”
军靴男的同伴握拳叫着，走到帕普身边，也踢了几下，蹲下来对他说：“喂，这个房间可晦气了，完事赶紧出去吧，赶在咽气之前。”
他试图跟警察解释。自己的身份，误入的队伍，跟游行绝无关系。可是又想到自己已经脱下面具，这张脸没人认识。令人绝望。
警察把他的衣服扒光。房间里除了他还有一个看不清脸的大胡子，趴在角落里，没有动静，一个瘦弱的亚洲男人坐在墙边，一直哭，但是已经流不出泪来了，呜呜叫着。他们把男人抬上一张金属桌子，用皮套固定住手脚，塞了一个白布条到他嘴里。
“我让你尝尝厉害。”
说着军靴男拿出表，按下开关开始倒数。男人的身体猛然抽搐起来，死死咬住口中的布，拼命大叫、摇头。他们用电线缠住的是男人的阴茎。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知道，我真的回答不了。”男人说。
军靴男不耐烦的戳了戳他的额头。“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然后用一块布蒙住了男人的脸，把一壶热水浇到他的头上。
“停一会。”水壶快倒完的时候一直旁观的人开了口，掀开布他盯着通红着脸的男人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好了，我们只是领薪水的，能痛痛快快的解决问题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你说对么，我们知道有苏联人混进来，说吧，告诉我们乌利亚娜.马特维芙娜.格罗娃到底在哪儿。”
“我求求你们。”男人哭着回答。
问他话的人盯了他好一会儿。
“你他妈的找死。”
警察们没再说什么，不停把男人摁在水里，等不怎么挣扎时拉他起来，过一小会再压进去，如此往复。中间来了个医生给他们打针。
两天以来帕普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有时候帕普认为房间外面是白天，惨惨的白，划过天穹。有时他想来里奥布兰科那天晚上居然如此寂静，在这里外面一颗陨石坠地也不会发出声音。睡不着。桑托不会来救他。梦魇在一个没有梦的双眼上闭合。他多么渴望桑托像电影里救别人那样来救他，闭上眼睛就被带到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可当他睁开眼，只能看见那个大胡子和亚洲人，趴着，不成人形。不该是这样子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这让人害怕的气味，连同锈蚀的时间。
大胡子男人被拖走了。他们在地上揍帕普，他们抽烟，笑嘻嘻的，用烟头烫他的背后，然后电他。警察来来回回问的都是那些问题，怎么认识的谁谁谁、谁谁谁在哪里、在哪里看到谁谁谁。帕普回答他们是或者否，他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有一天军靴男跟他说那人全招了：从香港来的赤色分子。跟萨帕塔地区支持区域自治的恰帕斯原住民有联系。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他们已经成功策划了革命。新年前夜跟工贼领袖谋划罢工等等。可是，那个柔弱的男人甚至会祈祷，甚至会念诵诗歌尽管很小声，一遍又一遍，他嘴里有亚洲的河流与地平线上升起的泪水，上帝、大诗人在他那里没有区别，痛苦来袭时在这蒙受苦难折磨的牢房牺牲是不可思议的幻觉，是梦境。爱失去了目标，无法解释新年的欢乐，人们之间的祝福遥远而把人吞噬。帕普想象拼凑起的这个男人鼓动工人暴动，这很难，真的，警察让他对其指认，他全部同意。签字的时候他哭了。他感觉自己快要变成聋子，鼓膜突突响，耳朵里是纳粹在轰炸伦敦。
一天后帕普被放了出来，电影剧组的人通过关系给他做了保释，他在医院呆了一年。官方报纸上纺织厂重新开工，游行死了200人，400人被逮捕，1500多人失去工作。他不再想里奥布兰科。警察承认抓错人，他得到一笔赔偿。伤养的日子里，他不能讲话，电视上经常有节目介绍波洛克的画，他很喜欢，那些画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画在整面公寓墙上。他开始读马拉美和瓦莱里。读得很快总是睡得很晚，不做梦。一天晚上他正在阅读，抬头发现胡安.赫尔曼就倚靠在病房门口盯着他，胡安.赫尔曼抱着一条睡着的小狗，小狗呼吸平稳、均匀。一开始两人谁都没讲话。等到帕普想起自己张不了嘴，胡安.赫尔曼才告诉他他与一只隐秘的动物住在一起。谁？帕普心中问。是我还是你？第二晚塞萨尔.巴列霍来了，他在走廊来回踱步，发出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巴列霍走到了医院的花圃丛，夜色下，铅黄的月亮悬在诗人头顶，给诗人巨大的身躯蒙上一层破碎的阴影。这是什么意象？这代表什么？帕普看见眼前的黑影有诗人描绘的时间、空间，一切诗意显露的冰山一角，仅仅如此。一个企图撕裂灵魂的恐怖场面迸发出艺术光芒。他冷得发抖，坐在床上，心中颤动不已。整个房间浸在黑暗之中。帕普认为这个场景具有典型性，能够代表人们生活经历的共性，不过也许这是错觉，一种幻想，转瞬即逝，一种想象力贫瘠的可悲表现，诗人都想写下一个能让他人流泪的故事，但现实的可悲程度无法让人领悟表象下面个人的内心，那里一片混沌，满是杀意。帕普无法分辨这些东西是幽灵还是他已经疯了。可是这些诗人都还活着，如果这能证明他疯掉的话，他无法忍受埃内斯托.萨瓦托望向他的目光如此悲伤，如此心碎。不！只有一位，聂鲁达几个月后死在去诊所的路上，他听广播听到这个消息，电台里是皮诺切特轰炸总统府、越战停止、赎罪日。智利有传言聂鲁达死于忧郁，然而他真的死于忧郁，就不会每晚带上这张身处何地都陷入炽热情感的脸来到这个房间。这张他写《漫歌》时的脸，一半蒙蒙亮。帕普觉得《漫歌》写得糟透了，聂鲁达把数年累积的坏习惯展现出来，一叠厚厚的垃圾纸，矫揉造作到了极点。聂鲁达是最坏最坏的诗人。可帕普又觉得《绝望的歌》写得前所未有的好。他无法接受聂鲁达现在的样子，这个肥胖的小巨人，站在他床前，活像是桑托电影里跑出来的小怪物，他希望聂鲁达最好把什么书烧掉，别神经兮兮的。他开始写诗，准备重新踏上摔角台，重新拍摄电影。他发誓一年读一百本书。而实际情况是他把赫尔曼的诗歌读了一百遍，咬着牙，孤军深入，探寻诗意中疯狂的线索。他结了婚，又离了婚。女人叫安妮可.东科斯，拥有硕士学位，四分之一的血统来自比利时，为公司做市场调查工作，业余时间搞艺术。两人没要孩子。安妮可.东科斯为帕普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有的照片是他在片场拍片的闲暇，有的是他在擂台上挥汗如雨。天气晴朗，路上没有车，帕普飞在沙地上影子拉得老长，远处一条公路、一个山丘，照片发表在杂志《像素》上。有时看着这些照片我就仿佛身处沙漠，浑身火烧那样疼。梦里我走到悬崖边上，鸟不停掉落，一颗一颗星星像裹尸布那样张开，远方万福的圣母玛利亚在牢房里生下耶稣，世界都在燃烧。醒来时我把火焰纹在身上。我想自己经受了炼狱的考验，很难有什么再吓到我。我不知道帕普如我这般年纪时是否同样醉心于幻想与体验幻觉。三十岁的帕普没有出版一本诗集，他打赢了初出茅庐的胡克.霍根。三十岁的“黑山”比尔猝死在特拉尔潘某个汽车旅馆，死因是用药过量。三十岁的恩里克.格雷罗死于枪击。皮扎尼克.班瓦自杀了。1984年埃尔.桑托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上当众摘下面具，与观众告别，两周后他因心脏病与世长辞。这些和帕普同一时代的摔角手，有的年纪与他相仿有的比他大上两轮，因为药物滥用的时代原因，或多或少都消失在历史中了。我找遍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垂垂老矣，每一个人都有一双浑浊的眼睛，这双眼睛有不甘、失落、悔恨、麻木、愤怒、恐惧、平静、不安，唯独没有火焰。我亲手送走不少人，从他们口中我找到曾经只在幻想中出没的黑暗，无疑，那是绝对的幻想———如果诗歌真的能够容纳那黑暗的话。终于有一天我去见了帕普。经过20个小时的颠簸，从香港飞到墨西哥城贝尼托.胡亚雷斯国际机场。此时，帕普已经退役多年了，一个人住在一幢没人造访的大房子里，我在玛丽.奥利弗开设的诗词研讨会上见到他。玛丽.奥利弗是美国人，没有正式文凭，却可以在各个大学开设讲座，这世道这种事没有什么稀奇的。研讨会的地点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间闲置的物理教学室。教室里没有桌椅，没有书籍，墙上挂了一张笛卡尔的肖像。参加诗歌会的人有学生和老人。因为没有座位，大家站着。有几个家伙坐在地上，底下垫着书。书由玛丽.奥利弗分发，进门人手一本。那是她曾经发表过的作品，叫《诗歌阅读与创作指南》，一本蓝色封面的小册子，很薄，在俄亥俄州的几个小镇少量出版。实话说，这种随性的上课方式很有嬉皮士的风格，也符合玛丽玛丽.奥利弗的年龄经历。一个和艾伦.金斯堡和格雷戈里.科尔索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在七十年代伤心而绝望，在九十年代想要自杀，或者尝试自杀，但失败了。假如她出生在美洲，如今大概率死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了，而不是现在这样用一个美国诗人的方式去阅读、写作，偶尔略带悲哀的审视自身。会上我们读诗和讨论。
我们在光线充足的房间度过一个早晨。玛丽.奥利弗举例埃兹拉.庞德，他的早期诗作模仿中国古代诗歌、日本俳句。接着，讲了艾略特文本的引用方法。一种文本跟文本的联系方式，层层叠叠构筑出的美妙迷宫。
一切都息息相关，玛丽.奥利弗说。是的，一切息息相关。
如她所说，我想，庞德是法西斯，艾略特不是，庞德有精神病是真的，笛卡尔出现在这间神秘的房间聆听感性的诗人经验也是真的。就在这时，门被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话语在道歉，声音存在于很远的地方。过了一会，由远至近，声音停靠了过来。是帕普。他看起来比照片上衰老得多了，不再拥有曾经引以为豪的力量，肌肉松弛，像变了一个人。后来，很自然的，话题从整个世界的英语诗人被引到了墨西哥城本身。大家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墨西哥城。谈论革命。革命和革命的文学。在他们口中，那是一个充溢激情，和打破障碍的年代。一个锻造学生、工人和边缘化的城市贫民联合阵线，以及挑战政治体制的年代。挑战权威，寻求变革。那个年代充满希望。诗歌走向大众。没有人不知道尼卡诺尔·帕拉和他的反诗歌。仿佛诗歌神明一直在星球表面流浪，如今回到起点。看上去，在那时变革似乎就在眼前，就是说，走向人民。谈到这里，大家都兴奋起来了。一个矮个男人讲他十七岁时旅行环绕美洲，一路乘坐货车，跟一个乐队各地演出。从危地马拉出发，抵达厄瓜多尔，接着去秘鲁，再从智利绕了一个大圈子，去美国最后回到墨西哥。从美国和墨西哥进进出出的日子他领悟了诗歌真谛。在这里，有两个世界，旧日世界和现实世界，旧日世界里面有纯净的湖泊与西班牙最壮硕的牛。现实世界犯罪率年年攀升。听完他的话大家面面相觑，都笑了，矮个男人也在笑，笑得像个傻瓜。整个场面就像一群火星人在讨论遥远地球海上的幽灵船。飞翔的荷兰号。在火星的光年中航行。有时候你不得不觉得这群沉浸在文学力量里的人就是这样让人发疯、让人想哭。帕普在会上没有说话。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话题他会有很多话想说，讲那些工人运动啦、自杀发疯的人们啦、左派青年的传奇故事啦，或者讲讲他自己的故事。但他真的只是沉默。飞翔的荷兰号在墨西哥的夜景中远离的沉默———背景是昏黄色。现在确实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都像傻瓜。见讨论冷下来，玛丽.奥利弗提出大家写一首主题是梦的诗歌。童年的梦，爱情的、友情的梦，光怪陆离的梦，什么都好，写下来。
于是，我讲起一个有关牺牲精神的梦境故事。
哲是香港人。他跑去印度教书，去过刚果、上沃尔特共和国。他抗拒暴力，不能说勇敢。当时他站在路边，因为想要救人，喊着“不许打人！”把两个孩子护在身后。他面前的警察给了他一肘，他倒在地上。人群推推嚷嚷的，到处都是叫喊声。挣扎着哲想爬起来，他看不到身后想保护的孩子，只能用力把身后的人往后推，一边推，一边喊“不许打人！““警察不许打人！”一边哭。他听到头顶上有一个人在对说：“你很厉害嘛。”还用棍子敲他的头。混乱中他的手被踩了好几脚。这时一个女孩从身后抱住他，把他整个扶起来，拨开人群，逆着人流往后走。整个场面乱作一团。又有更多的警察在周围出现，他们散开包成一个网，追上想要逃跑的人，使劲踢他们的膝盖，挨打的人被放倒后被按在地上。有的人嘴里不停咒骂。有的人求饶，在哭。警察抽那些嚷嚷的最凶狠的人的耳光。出现枪声，车喇叭声。哲和女孩没有跑多远，被好几个人拉住，拖到车上，警察随后给他们所有被抓的人带上黑色的头套。不断有人倒下和被捕。血流到地上。在黑暗中哲觉得难以呼吸，他坐在车里又害怕又自责。
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为自己流泪，同时，也为那名为保护他勇敢站出来的女孩流泪。当他被带起时他觉得女孩的整个身体在熊熊燃烧，把他也点着了。火从脚心开始往上窜，穿过胃袋，顺流血液的路径抵达心脏。他模糊意识到，自己也是勇敢的，他知道自己已为毫不相干的人做了能做的一切。同时，他什么错都没犯，是无辜的，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平白无故抓一个他这样外国游客。不过，他还是觉得很害怕。他哭得更厉害了，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事情的发展早已超出预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场上剩下零星几个警察在聊天。晚上到了。从场外开来几辆白色厢车。停下后司机把车厢打开，警察往外搬出一箱箱热腾腾的饭菜，他们高强度工作一整天，饿得厉害，就地吃了起来。场上弥漫起香蕉和煎鱼的味道。晚餐时间结束得很快。警察收拾一番，随后坐上车，经过一地垃圾，车子摇摇晃晃驶离现场。
“真正的惊悚诗歌啊。”一位年轻的女孩对我说。
“有时做这些或者做一些和文学无关的事情，还是有些意义的。”玛丽.奥利弗眨了眨眼睛。
“梦中的人是你吗？”
“不是我。”我说。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大概就是这样了，模模糊糊的。”
事实是我在撒谎。我知道哲从地里挖出来骨头都烂掉了，能够辨别身份在坑里他算幸运的。那个勇敢的女孩喜欢巴黎，喜欢戏剧，她最喜欢的作家是贝克特，最爱的女演员是毕比.安德森和安娜.卡里娜，在这两个中选择的话，是安娜.卡里娜，安娜.卡里娜是她的神。她被强奸，折磨致死。而梦的结尾哲和女孩结了婚，他们游历欧洲，生了四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女儿成为跳高运动员，没人惨死也没人过得很差，就是那样，生活而已。亲爱的朋友，在会上讲故事时，我表现得得体又冷静，很有礼貌，甚至心中充满怜悯。可二十几岁的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难过得想死。我哭泣，脸是干的，心想，加油！你能行！发生的和未发生的都将过去，真实与虚假不过一念之间，人出生就是受苦！我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一遍遍在沙漠中爬行，一遍遍，在沙漠中忍受永恒、希望的。听起来这不太可能可我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漂亮。我能若无其事的说：是啊、不知道、就是这样、我不记得了、让命运来决定吧这些话。我能紧盯帕普这张悲哀的脸，对他说，啊，朋友，讲讲你的事吧，等待其中闪烁奇异的火光，而结果令人失望，这张紫黑色的脸只是在风暴中茫然失措。我相信夜夜出现在他床榻边的埃内斯托.萨瓦托会理解的，这种失望，由一连串不可理喻的期待构成，不可理喻的期待让宇宙坍塌的防空洞里挤满了无助而年轻的肉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发烫，等着被碾碎、被抛尸、被吸引到一个跑都跑不了的空间。他们飘来忽去的绿色小瞳孔，死鸟般湿润，无辜而呆滞。他们个个都是一等一的做梦好手。他们因躲避而逃过一劫的身躯腐烂生蛆，比死还恐怖。研讨会结束。我告诉帕普我是记者，为写一篇墨西哥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报道，从香港来。我知道你的一切，帕普。我对他讲起那些遥远的作品。《查诺克与桑托之子大战嗜血吸血鬼》，桑托之子真的是桑托的孩子吗？我问他。不，不是的。吉娜.罗曼德美极了。《桑托大战恐怖骑士》里坏警长掉出的眼珠子跟真的似的。我知道，1973年1月9日，里奥布兰科，你们没拍完的那部《红魔鬼的圣.巴托洛缪之夜》是你的专属电影，我说。这部影片后来有补拍，导演和女角色的演员都换了，帕普回答我，不过，最终电影没有发行。他耸了耸肩，笑得很开心。下午，车子停在帕普房子前。果真是一幢大房子，安静得吓人，许久没修缮了，很破，台阶两则杂草丛生，穿过长廊的土地塌陷了下去。帕普带着我进了门。我们穿过一个花园，一个大客厅。客厅是黑色的，家具器物裹着白布，白布上落满灰尘，白布也是黑的。声音空空荡荡。厨房很久没有使用了，只有洗手池一小块是属人的。在书房，我看到那张红色面具被裱起来挂在墙上，旁边还有一张帕普同桑托、蓝巨魔、米尔.马斯卡拉斯的黑白合照。四个人裸露上身，带面具摆造型的样子很滑稽。问题是，这像个学者的房间。书籍从地上垒到天花板，地上几乎没有落脚位置，我们两个坐的沙发将被淹没。这不像是个脑子里只有肌肉的摔角手的房间。第二个问题是，这堆书海中，摔角手找到了诗歌隐藏的秘密了吗？在这个破败得仿佛是世界上最后一间的屋子里，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真的能够找到那该死的秘密吗？在被生活拖着滑行的河流，在该死的、可怜的、烧光的灰烬中，如果没有所谓的秘密，这一切又算什么？我闭上双眼。我告诉帕普他出事那天，同一时间，南非德班，上万黑人在罢工，神奇的巧合！妈的不可思议！我紧紧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好像暴雨来临。但愿我露出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庞。帕普并没看出什么。有时，当他讲话时，他陷入沙发——或者陷入一个地洞里——忍受颤抖。（那种无法形容的颤抖，只发生在小说里，你真该亲眼瞧瞧。）有时他只是坐在那，听着我口中他那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比赛。后来，我睡着了，睡在沙发上，几乎来不及想这好不好。我梦见帕普对我说：走！我们去里奥布兰科！我们立即上了车，车子是一台白色的桑塔纳。一边抽烟一边讲话，半个小时后我们离开墨西哥城。窗外从街道退化成荒漠，宽广的红褐色山丘代替了地平线。应该是你很少见的景色。帕普转过头来对我说。是的，没见过。几辆车接连擦过。天气很热，车子卷起灰尘，肮脏的大巴车轰隆隆开过，像一副钢铁棺材。窗外只有黄色。我晕乎乎的，只想在颠簸的摇晃中睡觉。谈谈你的诗吧。我说。车子开到一道悬崖边上，悬崖往下看是没有尽头的戈壁，太阳在另外一个方向，在后面。我下车，吐了。帕普指着悬崖底下一大团会动的阴影，问我：你看，那是什么。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黄昏降临。我们自己的影子膨胀变大，慢慢扭曲。笔直的道路像一条黑色的阴茎插入遥远的未来，令人恶心。我和帕普静静站了一会。忽然，他念起诗。一开始，他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像个被叫起的学生背诵课文那样，喃喃自语，几乎分辨不出来念的什么。周围如此安静，似乎只能听见风滚落的声音还有他的声音。过了一会，帕普的声音慢慢变大，我猜那是他自己写的东西，有些句子很长，有些只是词语。那样子显得有点伤感、有点笨拙，不太自信，平静且忧伤。天一点点暗下来，天空由红转黑，一团微弱的火，快熄灭了。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帕普前面一道长枪般的铅云坠入地面，被枯萎的荆棘碎片掩盖破碎在尽头。埃内斯托.萨瓦托又出现了，在帕普不远的一旁，模模糊糊的，像是一道神奇的微光令人吃惊的摆荡，神秘非凡。萨瓦托看帕普像在看星辰。真是可怕啊。帕普肩膀抖动，双手微微张开，松弛的双腿如此沉重。唉，老兄，拜托。我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我的脚趾头全是汗水，感觉自己再不做点什么，马上得崩溃。巨大的荒漠寂寥无人。诗人笼罩在永恒中。猛然，帕普身后黑色的双翼振起，准备从三米高的擂台上一跃而下，跳进黄昏整张嘴里。我摘下眼镜，用手代替了眼睛，就一会，接着用嘴巴。很快，天完全黑下来，我们回到车上。收音机里电流乱串，在播放沙滩男孩的歌曲。荒野多出了很多很多声音，偶尔有灯光从离得很远的地方出现，以接近静止的速度。移动。拐角。消失。
没有烟了，渴得要命。帕普睡在驾驶座上，已是午夜。睡不下，我琢磨了很久，帕普不在玛丽.奥利弗的会上谈论梦境的原因，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过梦了，我猜的，不值得做梦。我打开车后备箱，拿出自己的东西。萨瓦托用那种小狗一样湿漉漉的眼睛目视我，没有动作，又欠揍又可怜巴巴的。后备箱我的行李旁有一个正方形的纸箱子，是帕普的，里面有一些蓝色的塑料文件袋，底下是垒在一起的文稿，厚厚一大叠。我打开箱子的时候东西散了一地，收拾起来很累人。是诗。帕普为下次诗歌研讨会准备的。“所有人都是可怜的。”萨瓦托忽然小声对我说。整片天空都在叫。这幅画面———坍塌的污秽层层掉落———淹没了我的脖颈。“所有人都是可怜的。”萨瓦托小声对我说，真像狗。我离开了车。两天后我返回香港，中途途经旧金山。离开时，我去听完了玛丽.奥利弗的最后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