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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的签证还剩最后九个月时，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打工大王。正规的咖啡店店员、奶茶店摇杯子、非法的中餐厅后厨等等都已做过一轮。彼时的我已经实在厌倦这类餐饮业的打工生活，但又苦于找不到愿意为我提供正经工作签证的机会，便开始打我一向擅长的歪脑筋。长这么大以来，我自以为资质平平，唯一算得上傍身的技巧，除了我从大学里苦苦念出来却并无几分用处的文学硕士，就剩下钢琴这一项了。当然，我的水平并不足以支撑我靠钢琴演奏吃饭，须得加上一点花头才能吸引到人。我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患了胰腺癌，余命只剩短短的七个月，把自己的悲情故事编得绘声绘色，终于打动一家……中档餐厅，愿意提供我一份在餐厅晚间营业时为客人演奏钢琴的工作。
虽然兜兜转转不免又落回餐饮业，但店家给我想出的“余命七个月的年轻女钢琴家”这一称号倒是让我感觉充满诗意，颇有几分“海上钢琴师”的韵味。况且，去掉最后收拾行李、退租房子、回国的一个多月，我在英国的时间也的确只剩七个月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怎么能算我在骗人呢？
我小时候学钢琴，是被迫的。
那时我每周六上午去上课，带着一个黄色塑料文件夹，里面夹着上课用的钢琴谱。家里没人真正在乎我弹得怎样，甚至没人听我弹过一首完整的曲子。我妈只在缴学费的时候显得格外上心，其他时候只是随口问一句“你学到哪了”，语气就像在问家里厕纸还剩多少。
学钢琴也是她突然决定的事，说家里总不能养出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我爸对此没有任何意见，我学了几年、几级一概不清楚。比起陪我练琴，他们更愿意让我待在琴房别出来，别吵他们的生活。
我考八级那年，按照规定准备了三首曲子，其中一首是指定曲目，我只把前半段练得极熟，后半段我几乎没练，节奏总出错，左手还常常抖，但我赌考官不会听那么长。考试那天，我穿最普通的白衬衫和黑裙子，琴房空调太冷，冻得我手指发僵，坐在考级专用的黑色硬椅子上，脚尖刚好够到踏板。那位年纪有点大的考官在曲子中段时点了一下头，然后在我准备进入最不稳的部分前，举起手说：“可以了。”
我愣了一下，脑子一片空白，我这就考过了？
Lucky。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所谓的“钢琴天赋”不过是个笑话，充其量是表面功夫做得还不错。学钢琴于我是完成任务，于我父母亦是完成一项任务。后来随着学业变重，我便顺着以此为借口彻底搁下了琴。久到有一回，我在图书馆旁边看到一架公共钢琴，想坐下试试看，结果弹得磕磕绊绊，连半首曲子都没弹完就落荒而逃。
但人在英国待久了，哪怕是文学硕士，也终究会混进“必须赚钱”的那一类里。父母自毕业之后就不再给我打生活费，想要吃饭、租房、生存，就得生出办法。我知道我不可能靠琴艺吃饭，如果不想继续打工生涯，就只能靠故事来补漏洞。我选了几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不用难度太高，只要普及度高，又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就行，只要能让普通听众觉得“哇你好厉害”，就算符合标准。然后就是疯狂练习了，我找遍全曼城所有不用预约的公众钢琴，在百货公司大厅，在火车站里，在市政厅外的小广场，有一回手都麻了才发现自己已经弹了两小时。
第一次面试的那家餐厅坐落在曼彻斯特市中心偏西的一条老街上，门口挂着黑金相间的标牌，玻璃橱窗擦得一尘不染，路过的人只看得到里面吊灯的光影在墙上摇晃，看不清楚里头坐着什么样的客人。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是九月，穿了件我觉得质感不错的黑色风衣，里面搭了件深蓝色毛衣。那天在街口过马路时，我心跳得特别快，像小时候作弊前的那种节奏——怕被识破，怕这荒唐的故事没能骗住人。
结果居然顺利得出奇，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苏格兰女人，短发、干练，听完我讲的“故事”之后眼眶都红了，说自己父亲也曾在抗癌路上挣扎多年，能理解我这样的“坚持”。我有点愧疚，但很快又说服了自己：只要我弹得还行，就算不上太彻底的欺骗。
于是我就开始了这段“艺术人生”的最后篇章。餐厅每晚五点开始营业，我的工作时间是每周三、五、日，从七点十五到九点整，中间可以中断两次，每次十五分钟休息。我在大厅角落里坐着，背靠落地窗，面前是一架擦得锃亮的立式钢琴。琴音刚响的时候，没人注意我。客人们都忙着点餐、说话、拍照，只有偶尔几个上年纪的老头老太会回头看看我，像是在回忆什么年轻时候的东西。
那天他第一次来，是个周三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正弹到《月光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后半段我一向弹得磕磕绊绊，那天却罕见地弹得还行。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终于进入了什么心流状态，后来才发现那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注视——不是打量，也不是欣赏，而像是某种打量之后却不想被打量回去的、退缩着的凝视。
我趁着休息间隙，偷偷回看过去。他坐在靠墙的位置，身形高大，穿一件灰黑色夹克，帽子压得低低的，却让我觉得害怕。他点的什么菜，我已全然忘了。我只记得他点了杯餐厅特制调酒，那杯酒从我开始弹琴一直摆在桌上，金黄色的液体如毒蛇的眼睛，看得我心里更加发颤。我照常弹完那晚的曲子，准备站起来活动手腕，结果经理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有位先生让她转交。
我接过来，是一张用水性笔写的小纸条，字体又直又硬，只有一句话：
“你的左手明显更紧张。”
我愣了两秒，然后猛然想起，今晚我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左手在几个低音段落里抢拍了。我一向靠右手撑场面，左手不过是跟着混混，居然被人听出来了。我有点恼，又觉得好笑，把纸条折起来揣进口袋。
那一晚之后，我以为他不会再来了。
但他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不固定的日子，也不是固定时间。点的东西也不同，有时候点酒，有时候只点菜，但始终是一个人坐着，看着我弹琴，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经理后来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说他总是坐那儿盯你，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说可能是癌症主题打动了他，她就点点头，没再追问。
再后来，我开始习惯他的存在了。有些曲子弹到一半，会下意识地在错音前稳一下节奏，好像不是为了演奏本身，而是为了不让他抓到破绽。我有一次甚至在弹完一首舒伯特之后，悄悄地望了他一眼，看到他把帽子压得更低了。
直到那个下着小雨的晚上，他终于开口和我说话。
那天晚上我收拾琴谱准备离开，他起身跟在我身后出门，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淹没：
“你其实没病吧。”
我心下一惊，我才维持这个谎言一个月不到就要被揭穿了？于是停下来回头看他，他站起来的时候更有压迫感了，又戴着黑色口罩，看起来真的像个图谋不轨的歹徒。我忍不住退了一步，又往后缩了缩。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没有笑，也没有质问，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像是在等我自己开口。
我没敢说话，只好轻轻耸了下肩。
他叹了口气，说：“你骗人，但弹得不差。”
我抬头看着他深棕色的眼睛，大脑里飞快转着，是要先道歉求饶？还是死不承认？结果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倒是先潇洒离开了，我松了口气，又忍不住在原地陷入沉思。
那晚回去后，我用在网上买的便宜手卷钢琴弹了一首没谱子的曲子，断断续续，却意外地顺耳，那还是我第一次弹给听众之外的人听。